中国商人“抛荒实业”？(4)

2011年10月31日 14:18
来源：中国商人

字号:T|T

3人参与2条评论打印转发

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 也就是政府的噩梦

晚间睡了一觉，问女儿饿不饿，于是去吃小肥羊[6.40 0.00%]。结账的时候，旁边一桌在结账。等我们出来，我问女儿，你有没有注意隔壁一桌结账的情况？女儿问：什么？我说：坐在你边上那个女的拿了钱出来，但是手没有伸出去，只是说说而已，她并不想付账。而对面那对夫妻，男的起身去了柜台，这是真正想结帐的。

女儿笑笑，她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关心自己的卡片。

言归正传，飞航途中，买了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直知道这本书的内涵，但是没有看过，花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八成。

这是本伟大的书，吴思把整个中国历史的大粪从美丽的躯体里剥了出来，臭不可闻，然而却是中国的本质。其中有个故事剖析民众的算计，我并不是完全描述，拆解一下其中的逻辑。

清朝某地一直有贩私盐的传统，但规模不大，只是普通民众的生计来源而已，与大盐商的利益有冲突，但并不危及到生存问题。不过，由于乾隆下江南，盐商接待的不错，因此得到了恩宠和许诺，盐商利用官场力量挤兑这些私盐贩子。这就威胁到了私盐贩子的生存，虽然那些并不能发财，但却是安身立命的生计来源。

这个时候开始计算人性命的价值，私盐贩子是饿死呢？还是奋起一搏。算计在于地方官是维护盐商的发财扩张梦还是维持一方安稳。代价是什么？双方在计量的时候，有出头者振臂高呼，于是开始大乱，围攻了衙门。

地方官很明白当地的民情，立即告示，说按原来方式继续。然后再谋划领头者的事情，普通参与者既往不咎。民众很快情绪平复下来。但是军方不肯放弃立功心切，开了队伍过来。民众感受到了生存的危险，在领头者的带领下武装攻击了军队。清朝军队腐朽不堪，被击垮了。事情闹大了，军队撤退，还是地方官来处理。地方官的策略不过是原来的伎俩。

历史上的地方官对于民众心理研究很透，无非一个生存底线问题。顺民的代价是让他活下去，而不是压榨到死。盐商和军队的做法都是逼人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就是民众算计生命的代价，民不畏死，那就是执政者的噩梦了。

这里说起一个现实中的讨论。朋友咸蟹认为私营企业做事没有底线，在达到足够强大的原始积累之后，与官勾结，就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朋友鱼头认为私企如果不能持续保持企业的道德感，就不能长久生存，会被市场淘汰。

我个人的理解是，国企管理层有卸责的本能，因此不会做恶劣的事情，但是也不会有效率；而私企出于压榨最后利润的本能，官商勾结是最迅速的一条路，没有底线是可能的，也是不能长久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私企老板都能够有长远眼光。

根源在于无恒产者无恒心，基业长青的理念不存在，都是捞了一票就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无底线反而成为常态。

但是你把所有一切寄托在国营体系上，执政者就会给自己埋下一颗炸弹：国营体系无效率，就业是不能指望的。一旦私企被压榨死光，失业者成为流民，就会计算生命的价格。

地方官的处理是到位的，事情平息，民众继续做顺民，英雄当屠。因为民众开始算计得失，把原来为自己出头的人卖掉，当然好过庇护。这个时候地方官再推一把，宣称送贼前往者，给多少赏钱。乡亲们算一算银子，就把领头者绑了送官。

上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但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资本论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席卷了全球。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国多少都曾尝试过用左翼的社会主张和治国策略，包括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

几十年后，这些国度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拉美印度等不仅仅在经济上一无建树，而且产生了社会动荡，阿根廷直接从世界第六的发达国家坠入发展中国家队列，并且再也没有回到发达国家的阵列。

哈耶克的理论不容易为普通民众和代表其选择的政府接受，而老马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很容易煽动人心。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这类理论，那就是均贫富，暴力革命的一套。

古老的宗教和主义都有一个倾向，给普通民众描述天堂，只不过宗教宣称的是来世，主义描述的是现世。宗教改良后，能够一直生存发展下去的原因在于来世没办法算账；主义却给自己设了个套，宣称现世就可以共同富裕。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只能均贫富了。一旦要均贫富，那就需要牺牲一批人。

宗教和主义要牺牲异教徒时，对于神仆来说，重要的不是精神，而是这些异教徒手里的财富。夺其一百，给民众三十，自己腰包里装七十，这是可以算计得失的。

如果沿着这条路径去理解哈耶克的哲学理论，就能明白，对于民众来说，描述天堂，非常容易忽悠他们脆弱的心灵。民众从来不会思考，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命运交给一个好皇帝，一个清官体系，要公平，怎么可能做到？人性的贪婪，决定了乌托邦里划分财富的人必定要留下自己最大的那一块。

对于拿到天下的人来说，这个牧场是他的，他会考量基业长青，会维持奶牛们的生存，以方便长期挤奶。但是对于皇帝下面的众臣子来说，他们只是奴才。皇帝不差饿差，当差的压榨民众是一定的。而一个皇帝是管不了普天下的官僚阶层的。

这就是乌托邦无法实现的原因。

但是民众做顺民有自己的算计，只要不威胁到生命的价格，他们是不会起来行使暴力的。历来所谓的农民起义军都是流民占多数，因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即使如此，流民一旦有了口饭吃，队伍就垮了。所以，领袖是洞悉人性黑暗的伟大人物。

过去三十年，政府以经济发展替代自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何现在行不通了？老干部非常忧郁：我们打下了江山，为他们发展经济，建起高楼大厦，为何他们恨我们？

根源在哪里？

如果你听说国家的富人只有1成在私营体系，你会惊讶吗？从高利贷事件中，你会明白，真正有钱的是谁。在最初的二十年发展中，私营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十年这些财富已经发生了转移。现在的私营企业大多数是中产阶级。

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血酬定律，告诉我们的道理，在于一个经济发展的社会，没有自由和制衡体系，最终会变成一个财富输送沟渠。今年有可能财政收入达到10万亿人民币，这是水面上的；水下的潜流输送，大概与此数字相当。

一个国度要进入文明开放的社会，只有全民和解，建立制衡体系，人人监督人人，向上输送的沟渠才会枯竭。尊重私权，开放市场，私有企业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扎根于此，做基业长青的打算，解决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历史的轮辙告诉我：为了避免流民阶层形成，要依赖私企解决就业，所做的就是充分竞争，任市场你拼我打，资源市场上交国企。问题在于，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自由市场告诉我们，当市场被扭曲后，各类报复就以市场自己的形式展现出来。一只温良的羊，突然满身是长满獠牙的嘴巴，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金融的逻辑基于贪婪和恐惧。国有银行只有恐惧没有贪婪，他们的算计是国有体系有国家兜底，即使效率不高最终也会有人买单，因此贷款去了国企。这对私人没有好处，于是寻租者利用各种渠道把资金给高利贷者，高利贷去了私企。私企在一年前就安排了护照和签证，以至于高利贷者蹲守美欧领事馆都没有看到欠债的企业主身影，证明这些企业主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这些企业主对实业的恐惧，也就是政府的噩梦，因为他们不玩了，就业市场在哪里？

最终，这个烂摊子一定是政府出面收拾，国企不得不全面接管经济。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在全球历来的经验里，国有体系都是无效率的，无法解决就业问题。

上山下乡的源头在于当年的国营体系已经无法解决数千万年轻人的就业，留在城市里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使下乡，也没有在农业里解决就业问题。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邓公不得不在1978年稳定政权后开始改革。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路：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或者改革让所有人吃饱饭。

我非常反感现在理论界的一种说法，说邓公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产生垄断资本家。在一个体制内，邓公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以变通的合约：承包责任制，暂时解决了私权问题，激发了广大民众的创业热情，耕作农业，创立私企。

而朱相在体制内，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让国企工人下岗，促进私企发展，开拓了出口市场。

但是宿命，是一条自食其尾的蛇，封闭社会的利益输送自然而然的发生，向上的沟渠自动形成，最终形成的是倒退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