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信管家:反经(6-10)

察相第六

　　为在用人之前就能知人，作者从源远流长的相人术中摘其实用而合理的经验，分类予以概述。清末儒将曾国藩结合他阅人无数的实践和二千多年的相术理论，总结出二句经典性的相人总则，可作为本篇的提要：“端庄厚重、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心存济物是富相。”

　　【经文】

　　《左传》曰：“周内史叔服如鲁，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

　　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杜预曰：

　　“丰下，谓方面也。”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子也。请皆赋以卒君贶。”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人，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汉书》曰：“高祖立濞为吴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非汝耶？天下一家，慎无反。’”

　　[《经》曰：“眉上骨斗高者，名为九反骨。其人恒有包藏之志。”又曰：

　　“黄色绕天中，从发际通两颧，其两眉下各发黄色，其中正上复有黄色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贱有此色者，能杀君父。”

　　《春秋左氏传》曰：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后谋反，以宫甲围成王，缢之。

　　又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人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后果反，攻主，楚王鼓而进，遂灭若敖氏。

　　又曰：晋韩宣子如齐，见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预曰：“言子雅志器亢也。）后十年来奔。

　　周灵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期闻其叹也，入以告王曰：“不泣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杀佞夫。

　　齐崔杼帅师伐我，公患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人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果弑庄公。

　　鲁、楚会诸侯而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鲁大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预曰：“设君报也。”）此年子围篡位。

　　卫孙文子来聘，君登亦登。叔孙穆子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俊容。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后十四年林父逐君。

　　初，郑伯享赵孟，七子赋诗，伯有赋《鹑之贲贲》。享卒，赵孟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戳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魏时管格相何晏、邓扬当诛。死，辂舅问之，曰：“邓扬行步节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碜。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谓之鬼幽。鬼碜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蔽也。”

　　宋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圆，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须柱粱。四渎欲明，五岳欲强。此数者，君无一焉。又君之眸子脉脉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声嘶散而不扬。其唯失其福禄，将乃罹其祸殃。”后皆谋反，被诛杀之矣。]

　　由此观之，以相察士，其来尚矣。

　　【译文】

　　《左传》上说：“公元前626 年，周襄王派内史叔服到鲁国去参加葬礼。

　　公孙敖听说他很善于看相，于是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谷和难引见给他。叔服看过后说：“你的儿子谷可以供养你，名叫难的这个儿子将来可以安葬你。

　　谷的下额丰满，他的子孙一定会在鲁国兴旺起来。”

　　[郑简公在垂陇（今郑州市西北）宴请赵孟，有七个人跟随着简公。赵孟说：“有七个人跟随着君王，这是对我的宠幸。请让他们诵诗助兴，以示我对大王恩宠的感谢。”子展诵了《草虫》。赵孟说：“好啊！这表示可作者百姓的保护人。可我还不够当君子啊！”印段朗诵的是《蟋蟀》。赵孟说：

　　“好啊！这是能守成的象征。我有希望了。”后来事实证明了赵孟的预测：

　　子展亡在最后，身居高位而心情安宁；印段后来喜好歌舞而不荒废时令。乐舞本是用以安定民众的，不过分侵害百姓，亡在最后，不是很应该的吗。]

　　《汉书》上说：“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之后对他说：“看你的相貌，有谋反的迹象。这以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东南方向将有大乱，难道会应验在你身上吗？天下都是我们刘姓一家的，你一定注意不要这样做。”

　　[《相经》上说：“眉上的两块骨头太高，叫‘九反骨’。表示这种人常常有反心。”又说：“上额正中头发边线处的骨头叫天中，如有黄色沿着头发边一直通到两太阳穴，或两块眉骨上发黄色，或黄色从天目穴（这里的骨头叫中正）直通鼻梁，这都是位至三公的贵相。如身为下贱的人有这种骨相，那就是弑君杀父的表示。”

　　《左传》中记载了这样几件事：

　　楚成王想立商臣为太子，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商臣这个人两眼像胡蜂，声音像豺狼，这是生性残忍的标志。这样的人不能立为太子。”

　　楚成王不听他的话，后来商臣果然谋反，率领太子东宫的甲士包围了楚成王，并逼他自缢而死。

　　楚国的司马子良生了儿子越椒。他的兄长令尹子文说：“一定要杀死他。

　　这小子长得像熊又像虎，声音如豺狼，现在不杀，将来必然会使若敖氏一族灭亡。民谚说：‘狼子野心。’这孩子就是狼，怎么能收养他呢？”子良不同意，后来果然造反围攻楚庄王，被楚王击鼓进军打败，若敖氏因此被灭族。

　　晋国的韩宣子出使到了齐国，齐大夫子雅让他儿子子旗见宣子。宣子看了子旗的面相后说：“他不是能保护家族的人。他的相貌很不温顺。”（杜预注释说：这里的意思是韩宣子看出了子旗器宇高傲。）十年后子旗果然因犯罪而投奔晋国。

　　周灵王的弟弟儋季去世，他的儿子儋括要去见灵王的时候发出一声声的叹息。单公的儿子公子愆期听到儋括的叹息声，入宫对灵王说：“儋括这人，父亲死了不哭泣，表明他心愿不小。看人的时候烦躁不安，趾高气扬，证明他心思在别的事情上。不杀他今后肯定要为害国家。”灵王说：“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后来灵王一死，儋括就想立王子佞夫，周朝的大夫一致起来杀了佞夫，儋括逃到了外国。

　　公元前548 年春，齐国的崔杼率领军队攻打鲁国，鲁襄公很忧虑。孟公绰说：“崔杼有更大的心愿，志不在鲁，很快就会班师回国，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崔杼这次来，既不攻掠，军纪也不严明，与往日大不相同。这说明他的目的不是要攻打鲁国。”果然崔杼空跑一趟，率兵回师。回去后就杀了齐庄公。

　　鲁国与楚国约会各国诸侯结盟。楚公子围使用了国王的服饰和仪仗离开卫国去会盟。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真威风啊，俨然像个国王！”

　　这一年公子围真的夺权篡位。

　　卫国的孙文子访问鲁国，鲁襄王上一个台阶，他也上一个台阶。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他说：“诸侯会盟的时候，我们大王一向走在你的国君前面，今天你总是走在我们大王前面，不知我们有什么过错。请你慢一点儿。”孙子无言以对，也没有悔改的表示。穆叔说：“孙子肯定要灭亡了。身为大臣却要摆出一副君王的派头，有了过错又不知悔改，这就是灭亡的根本原因啊！”后十四年文子继位，被林父驱逐。

　　郑简公宴请赵孟的时候，七子赋诗，当时伯有也朗诵了《鹑之贲贲》。

　　宴会结束后，赵简子对叔向说：“伯有恐怕要被处死了。诗以言志，其志在诬蔑国君，还公开表示了他的怨恨，以此来恭维客人。这样做怎能长久的了？”

　　魏时管辂给何宴和邓扬相面后认为他俩将会被诛灭。等到何、邓死后，管辂的舅爷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邓扬走起路来节奏约束不住骨头，筋脉约束不住肌肉，起立坐卧就像没有手足，这种命相叫做‘鬼碜’。何宴看人，魂不守舍，面无血色，神气飘浮，相貌有如枯木，这种命相叫做‘鬼幽’。有‘鬼碜’相的人，将会被风收去性命；有‘鬼幽’相的人，会被火烧灭。这都是自然界物质相生相克的征兆，是遮掩不住的。”

　　南北朝时宋朝的孔熙光对姚生说：“相面要首先看额头是否饱满，下额是否丰厚，眼神是否灵光，鼻头是否挺直，两眼、人中和嘴要棱角分明，五官要圆满完整。这几样你一样都没有，而且你的眼神流动不止，好象老在观望什么。走路曲曲折折像羊，说话声音嘶散低哑。你不但没有福禄，而且要遭殃。”后果然因谋反被杀。]

　　由上述这些历史事例看来，看相论人由来已久。

　　【按语】

　　在我国，相术之道源远流长，至晚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很流行，即使在儒家如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中也多有所见。上面作者引述的这些例证也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相面术，最初实际上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俗语所说的“见面识高低”

　　的经验总结。人常说：“看样子就不是一个好人。”这里就包含着很多实用的相面经验。然而由于相术家把自汉代以后兴起的阴阳五行术与相人经验杂揉、结合之后，使相术梁上了神秘色彩，因而也招致了人们的鄙薄。可是也不能因此而说相术完全是无稽之谈。

　　相人术是根据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以及声音、动静、威仪、清浊、精神等等来预测人的吉凶、祸福、贫富、贵贱、穷通、荣枯、得失、寿夭、休咎等等的一种方术，其中又以相面为主。上面作者所举的这些事例也说明，古人用以预测人的前途命运的方法很多，有时从服装、诗词方面都可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

　　古人的脑子是“一锅粥”，对听腻了“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科学与迷信不共戴天”的我们来说，别说对古人的东西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太难，就是按现代观念予以分类都不大可能。但这个领域，混沈也自有混沈的妙处，不仅研究宗教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人绕不开，就连讲科学技术史的人也得上这儿来淘金。

　　在浩如烟海、灿若星汉的中国典籍文化中，最古老最悠久，历代都风靡朝野、深入人心的其实正是这些被称之为“方术”的书籍。方术总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术数”（亦称“数术”），以研究“大宇宙”亦即“天道”

　　为主，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学、气象学等学科，实际上是研究宇宙自然规律的；一是“方技”，以研究小宇宙即生命和“人道”为主，内容涉及医药工生，动植物学等，实际上古代的科技史大多囊括于其中。然而无论是哪一类“方术”，都以阴阳五行理论统筹，其中的特殊用语既无法翻译成符合现代现代规范的语言，也难逐字逐句解释明白。所以我们这一章有的采取“译文”的体例，有的只用“译注”的方式，将注释和翻译交错揉合，以说清楚为准。

　　【经文】

　　故曰：富贵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

　　[《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

　　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死囚者凶。

　　魏管辂往族兄家见二客。客去，辂谓兄曰：“若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定，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后果溺死。此略举色变之效。]

　　【译注】

　　依《相经》的说法：“看一个人的富贵，主要是看他的骨骼。有喜有愁主要是看他的容色。”

　　[不过这里应该先说说观色的依据。根据五行说，世界物质可分五类：木、金、水、火、土，五物又与五种颜色对应：青、白、黑、赤、黄，反映到人的身心上，又分别与忧愁、哭泣、疾病、惊恐、喜庆对应。五行中的木、火、金、水各主一季，比如春季是草木生长期，所以木气最旺（即王），木所生的火次旺（即相），而金却处在被囚禁的状态，因为次旺的火克制着它。被最旺的木克制的土和因生木而被消耗的水就处在死地上。其它以此类推。五行所对应的颜色和人的身心所处的状态也与此相同：青色（忧愁）王，赤色（惊恐）相，白色（疾病）囚，黄黑两色（喜庆、疾病）死。其它类推。

　　下面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如何用观色来预测人凶吉的。三国时的著名相术家管辂有一次去他族兄家，看见两个客人。客人走后，管对其兄说：“这两个人的脑门上和口耳之间都有凶气，预示要发生怪异的变故。且其魂魄游移不定，可能要丧身于水里，但其尸骨会回到家中。”后来这两人果然双双被淹死。]

　　【经文】

　　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经》曰：“言贵贱者存乎骨骼，言修短者存乎虚实。”

　　[《经》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条条，状长而缓者，长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短命人也。”又曰：“骨肉坚硬，寿而不乐。

　　体肉软者，乐而不寿。”

　　《左传》曰：鲁使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后果然。

　　郑伯如晋拜成，授玉于东楹之东。晋大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预曰：“言郑伯不端谛也。”）

　　六月卒。

　　天王使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为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

　　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卒于瑕。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

　　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乎？”明年程郑卒。

　　天王使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绘、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视不过结、绘中，所以导容貌也。言以定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导容，而言不昭矣。不导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此冬单子卒。

　　宋平公享昭子，晏饮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炎，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孙、宋公皆卒。

　　邾隐公来朝，执玉高，其容仰。鲁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死亡乎？”此年，公甍。

　　哀七年，以邾子益归，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而免之。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后卒死于楚。

　　鲁公作楚宫，穆叔曰：“《泰誓》云：‘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不复适楚，必死是宫。”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于卫。卫侯飨之，苦成叔傲。卫大夫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飨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故诗云：‘兕觥其觓，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十七年，郤氏亡。

　　齐侯与卫侯会于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二十五年，齐弑光。二十六年，卫弑剽也。]

　　言性灵者存乎容止。斯其大体。

　　【译文】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能不能作出决断，往往表示他能不能成就大事。所为“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以这样的原则再参之以他的相貌，就能做出万无一失的判断。

　　《相经》上说：“一个人的贵贱取决于骨骼，而寿命的长短则取决于其精神气质的虚实。”

　　[《相经》上又说：人活的是一口气。凡呼吸均长缓慢的就寿长，相反则寿短。骨肉坚硬的人寿长但一生欢乐少，骨肉柔软的寿短但一生很快活。”

　　下面引述的《左传》中的这些故事可以作为以神情举止来预测命运的参考和例证。

　　鲁国的襄仲出使齐国，回国后说：“我在齐国听说他们准备来吃我国的小麦。以我看他们做不到。齐王说话吱吱唔唔、吞吞吐吐。臧文仲说过：‘作国王的说话吱唔含糊，就快死了。’”

　　郑悼公前往晋国拜谢结盟成功。在举行授受玉璧的礼仪时，两国地位相等本应站在两楹柱之间的正堂，不相等时为客的一方应站在东面楹柱的西边。郑悼公却快步走到了东边。晋大夫贞伯见此情形后说：“郑伯恐怕快死了吧？他是在自己抛弃自己！他目光流散，脚步匆匆，不安于自己的位置，大概活不成多久了！”郑悼公真的死在当年六月。

　　公元前578 年春，周简王命令刘康公和成肃公会合晋厉公去攻打秦国。

　　成肃公在土地神庙中接受祭肉时，态度很不恭敬。刘康公说：“我听说人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这就是命。因此产生了行为、礼义和威仪的准则，为的是巩固这命。能遵守这些准则并维护它的人就可以得到福禄，否则就要遭殃。因此有德行的人对待这些准则总是很勤谨，老百姓也是尽力而为。勤谨莫过于恭敬，尽力莫过于老实。恭敬在于供奉神灵，尽力在于安守本分。

　　国家中的大事，就是祭祀和作战。祭礼时供献熟肉和作战前接受生肉的仪式是人神交接的重大环节。现在成肃公那么懈怠，这是不要自己的命了。恐怕他再也不能回到本国了吧？”当年五月，成肃就死在瑕这个地方（今湖北随县境内）。

　　晋平公宠幸程郑，让他担任下军的输佐。郑国负责外交的官员公孙挥出使晋国，程郑问他：“请问怎样才能降低自己的官位？”公孙挥（字子羽）

　　回答不上来。回国后对然明讲起这件事，然明说：“程郑要死了吧？不然就得逃亡。高贵而知道害怕，害怕而求降职，不会没有办法，位居人下就是了，有什么好问的？身居高位而求下放的人是有智慧的人，程郑不是那样的人。

　　恐怕是碰上迫不得已要逃跑的挑战了吧？要不然就是有老疑虑别人要迫害他的精神病，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害死吧？”第二年程郑真的死了。

　　周景王派单成公到戚邑去会见韩宣子。单成公目光低垂，言语迟缓。叔向说：“成公快要死了吧？大臣上朝都有一定的位置，会见诸侯时进退有一定的秩序。上衣的左右襟要在胸前交会，腰带的结子要打在前面。会见和上朝时所说的话，一定要让大家都听到，这是为让讲的事明明白白，有条有理。

　　目光不能超出腰带结和衣领之间，这是为了让容貌端庄。用语言明确自己所说的事情，再用容貌加强它，丧失了这些准则就会有损形象。现在成公作为周王的特派长官，在朝会中传达周王的命令时，目光高不过腰带的部位，声音传不出一步远，神情委靡不振，言语含糊不清。神情不振就无法让人敬重，言语不清就无法让人遵从。这都表明他已经没有守护身体的生气了。”单公果然就死在当年的冬天。

　　公（应为元公。译者注）宴请鲁国大夫叔孙昭子，酒喝得很快乐，两人说话中间又哭了起来。当时乐祁陪宴，退下来后对别人说：“国君和叔孙昭子今年恐怕都活不成了吧？我听说，该悲哀的时候却快乐，或者该快乐的时候却悲哀，都是丧失心志的表现。清爽的心志才有魂魄，现在他们的魂魄都不在了，怎么能长久得了？”就在这一年，叔孙昭子和宋元公真的相继去世。

　　邾隐公前往鲁国朝见鲁定公，隐公拿着玉圭的手抬得很高，脸向上仰。

　　定公接受玉圭的手放得很低，脸向下俯。如果按照礼仪观察他们，这两位国君皆有死去或逃亡的征兆。脸仰得高，是骄傲的表现；身体俯得低，是衰颓的标志。骄傲近于昏乱，衰颓近于疾病。我们国君是主人，恐怕先死的是他吧？”鲁定公真的死在这一年。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 年），鲁国放回了被俘的邾隐公。卫出公与吴国在鲁国的郧邑（今山东莒县南）会见。吴国人包围了卫出公住宿的地方。

　　子贡向吴太宰嚭求情，才放了卫出公。出公回国后学着说吴语。子之年龄尚小，说：“君王你一定不免于灾祸，恐怕要死在吴国吧？你被人家抓起来关在那里，还要喜欢人家的语言，说明追随人家的志向是很坚定的了！”后来卫出公终于死在他国。

　　鲁襄公按楚国宫殿的风格建筑宫室。穆叔说：“《尚书·太誓》中说：

　　‘人们所欲望的，上天必定听从它。’大王是想到楚国去了吧，所以才修建这楚式宫殿。如果不能再去楚国，也一定会死在这宫殿里。”六月二十八日，襄公真的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晋厉公派郤犨送孙林父去卫国和他见面。卫定公宴请苦成叔（即郤犨），苦成叔很傲慢。卫国大夫宁子说：“苦成叔要灭亡了吧？古时候设置宴席，是为了观察威仪和思虑祸福。所以《诗经》中有诗说：‘牛角杯弯弯，香甜的酒绵软。彼此交往谦恭温和，种种幸福自然光临。’现在他这么傲慢，这是要自取灭亡了！”过了三年，郤氏灭亡。

　　公元前552 年，数国诸侯在商任（今河南安阳境内）相会的时候，齐庄公和卫国国君公孙剽都不恭敬。叔向说：“这两个国君必定不免于灾祸了！

　　会见和朝见，是礼仪的经纬。礼仪，是政治的车辆。政治，是身体的守卫。

　　怠慢了礼仪，政治上就会有过失；政治上有了过失，就不能安身立命。因此必定要发生祸乱。”四年后，齐国发生了弑君事件，接着卫国的公孙剽也被杀害。]

　　以上这些发生在春秋时代的真实的历史事例，都说明了人的内心灵气的征兆一定会通过形容相貌、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从而可以作为预测一个人命运的依据。上述事例，大体上可以说明这一道理。

　　【经文】

　　夫相人先视其面。面有五岳四渎；

　　[五岳者，额为衡山，颊颐为恒山，鼻为嵩山，左颧为泰山，右颧为华山。

　　四渎者，鼻孔为济，口为河，目为淮，耳为江。五岳欲耸峻圆满，四渎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丰则贫。四渎成者，贵人也。不成则贱矣。]

　　五官六府；

　　[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一官好，贵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贵无已。左为文，右为武也。]

　　九州八极；

　　[九洲者，额从左达右，无纵理，不败绝，状如覆肝者为善。八极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倾者为良也。]

　　七门二仪；

　　[七门者，两奸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二仪者，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头小足薄，贫贱人也。七门皆好，富贵人也。

　　总而言之，额为天，颐为地，鼻为人，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天欲张，地欲方，人欲深广，日月欲光。天好者贵，地好者富，人好者寿，日月好者茂。

　　上停为天，主父母贵贱；中停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停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

　　【译注】

　　相人先相面。传统的相面术对人的相貌做了这样的划分和定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九州八极、七门二仪。首先用五岳来分别形容额头、下颏、鼻子和左右颧骨。用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来分别形容耳、目、口、鼻。

　　又定双眉为保寿官，眼是监察官，鼻是审辨官，口是出纳官，耳是采听官，总称为五官。两辅骨、两颧骨、两颐骨共为六府。双眉后、额角处为闭门，太阳穴下、颧骨后为命门，双耳下为奸门，再加面正中之庭中，共为七门。

　　一头一足即为两仪。这些部位的完美与否，都关系到一个人的富贵与寿命。

　　下面要一一讲到，这里就不细说了。

　　【经文】

　　若夫颧骨才起，肤色润泽者，九品之侯也。

　　[又曰：腰腹相深称，臀髀才厚及高视广走，此皆九品之侯也。夫色须厚重，腰须广长。故《经》曰：面如黄瓜，富贵荣华。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广面长，腹如垂囊，行如鹅龟，此皆富贵人也。凡论夫公侯将相已下者，不论班品也。]

　　注：古代官衔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官是最小的官员。这类人主要看颧骨和肤色，其次从走路的姿态也可判断。看肤色无论是白净或紫黑，一定要色正。

　　辅骨小见，鼻准微端者，八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微丰，手足悦泽，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侯也。夫鼻须洪直而长，胸脾丰厚如龟形，手足色须赤包此皆富贵人也。故《经》曰：手足如绵，富贵终年。手足厚好，立使在朝也。]

　　注：辅骨是双眉与上发际中间的额骨。八品官主要看鼻端。次看手足、步态和胸背。下面再一一论述。

　　辅角成棱，仓库皆平者，七品之侯也。

　　[又曰：胸厚颈粗，臂趾匀均，及语调顾定者，此皆七品之侯也。夫颈须粗短，手臂须纤长，语须如簧及凤，此皆贵相也。故《经》曰：额角高耸，职位优重。虎颈圆粗，富贵有余。牛顾虎视，富贵无比。天仓满，得天禄，地仓满，丰酒肉也。]

　　注：仓、库是指额头宾角处和下颏处。七品官除辅角和仓库外，还可参看脖颈、手臂、说话音调、眼神。上额饱满表明是吃皇粮的人，下颏丰满表示一生有口福。

　　天中丰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侯也。

　　[又曰：脑起身方，手厚腰圆，及声清音朗者，此皆六品之侯也。夫人额上连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环者，名曰天城，周匝无缺者大贵。有缺若门者为三公。夫声者须深实，大而不浊，小而能彰，远而不散，近而不亡，余音激沏，似若有篁，宛转流韵，能圆能长，此善者也。宫声重大沈壅，商声坚劲广博，角声圆长通彻，徽声抑扬流利，羽声奄蔼低曳，此谓正声也。]

　　注：相术家把人面从中线自上到下划为十三个部位，从发际到眉心分为五等分，依次为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六品官主要看天中和印堂，次看额头其它部位和五音是否齐全。

　　伏犀明峻，辅角丰秾者，五品之候也。

　　[又曰：颈短背隆，乳阔腹垂，及鹅行虎步者，皆五品之侯也。夫人脑缝骨起，前后长大者，将军二千石，领兵相也。出发际，为仗犀，须耸峻，利公侯相也。不用宽平有坎者，迍剥有峰者，大佳。宽平者，犹为食禄。夫腹须端妍。故曰：马腹庞庞，玉帛丰秾也。]

　　注：伏犀骨由鼻骨直上到天庭，再由天庭直贯到头顶。其状如隐伏的犀角，故称。凡此骨隐线分明，辅角丰满者，可官至五品。次看腹背与步态。

　　边地高深，福堂广厚者，四品之侯也。

　　[又曰：头高而丰，长上短下，及牛顾龙行者，此皆四品侯也。边地，在额角近发际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头须高大。故《经》曰：牛头四方，富贵隆昌。虎头高峙，富贵无比。象头高广，福禄长厚。犀头嵂崒，富贵郁郁。狮头蒙洪，福禄所钟。虎行将军，雁行大富也。

　　注：官位可至四品的，从额头就能看出来。要点是发际边缘隆起深广，太阳穴处饱满。次看头形与牛、虎、象等哪种兽头相仿，以及步态象虎还是象雁，可以预测其是文官还是武将。

　　犀及司空，龙角纤直者，三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极厚，头深且尖，及志雄体柔者，此皆三品侯也。司空从发际直下，次天庭是也。龙角在眉头上也。]

　　注：龙角骨即辅骨。三品官看伏犀骨、辅骨及司空部位的气色。次看体格。

　　头顶高深，龙犀成就者，二品之侯也。

　　[又曰：头角奇起，支节合度，及貌杰性安者，此皆二品之侯也。夫容貌慷慨，举止注翔，精炎清澄，神仪安定，言语审谛，不疾不徐，动息有恒，不轻不躁，喜怒下妄发，趋舍合物宜，声色不变其情，荣枯不易其操，此谓神有余者，主得贵位也。]

　　注：官至二品者，除看龙角和犀骨是否完满标准，额头是否高广有韵外，还要看通过言谈举止、喜怒哀乐渲泄出来的气质——神。

　　四仓尽满，骨角俱明者，一品之侯也。

　　[头颈皆好，支节俱成，及容质姿美，顾视澄澈者，此皆一品之侯也。]

　　注：官至一品的相貌特征是：五岳四渎、九洲八极、十三部位、九种骨相都完善无缺，无可挑剔。神情气质就更不用说了。

　　【经文】

　　似龙者为文吏[似龙者甚贵。龙行者为三公也]；似虎者为将军[虎行者为将军。驿马骨高，为将军也]；似牛者为宰辅；似马者为武吏[似马亦甚贵也]；似狗者为清官、为方伯[似猪似猴者，大富贵。似鼠者，惟富而已。凡称似者，谓动静并似之。若偏似一处，乃贫寒者也]。

　　注：驿马骨是指颧骨稍向上翘，至眉尾。所谓似牛似马等，既要看形似，更要看神似。

　　【经文】

　　天中主贵气，平满者宜官禄也。

　　[天中最高，近发际，发黄色，上入正角，至高广，参驾，迁刺史牧守。

　　黄色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黄色出天中，圆大光重者，暴见天子，有功受封。经年及井，灶恒有黄气，如悬钟鼓，三公之相也。又发黄气如龙形，亦受封也。四时官气发天部如镜光者，暴贵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气[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市死]。

　　司空出天宫，亦三公之气[司空直下，次天屯，色恶，主上书，大吉]。

　　中正主群察之气，平品人物之司也[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迁宫转职，若司空中正发赤色而历历者，在中正为县官，在天庭为郡官。州县、兰台、尚书，各视其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缓，掌符印之官也[印堂在两眉间微下，眉头少许次中正。

　　发黄色，如连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为县令；直阙庭，发色者，长史也。

　　如车轮与辅角相应者，大贵。印堂一名阙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为婚连帝室，公主婿也[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势无势也]。

　　高广主方伯之坐[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名高广位在第三。高广忽发黄色如两人捉鼓者，将军相也]。

　　阳尺主州佐之官[横次高广，位在第四。阳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气忧，远行也]。

　　武库主兵甲典库之吏[横次阳尺，位在第五]。

　　辅角主远州刺史之官[横次武库，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黄门舍人之官也]。

　　边地主迁州之任[横次辅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落难为奴也]。

　　日角主公侯之坐[从天庭横列至发际，凡八，名曰角。位在第一，平满充直者，宜官职]。

　　房心主京辇之任[横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为文，右为武。骨起宜做人师。黄色见房心，上至天庭，为丞令。直见房心而光泽者，召为国师也]。

　　驿马主急疾之吏[横次，位在第七。驿马好色应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额角主卿寺之位[从司空横列至发际，凡八，名额角。横次，位第一，色红黄，大吉昌也]。

　　上卿主帝卿之位[横次额角，上卿跃跃，封卿大乐]。

　　虎眉主大将军[从中正横列发际，凡九，名虎眉。横次，位在第二。发青白色者，应行也]。

　　牛角主王之统帅小将[横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禄。成角者更胜于肉也]。

　　玄角主将军之相[横次，位在第五。无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得官在任久不，先视年上发色长短，发色长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则可知也。

　　有恶色间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丧，赤色弹夺，黑色病，青色狱厄。天中有气横干者，无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间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连山出云雨，处处皆通，则无处不达。发际有黄气，为已得官；若黑气，未也。有黄气如衣带，发额上，迁官益禄也]。

　　【译注】

　　从额头发际到眉心的五个部位，上从天中向外横排，依次为大岳、左厢、内府、高广、阳尺、武库、辅角、边地；从天庭向外横排，依次为日角、龙角、天府、房心、父墓、上墓、四杀、战堂、驿马；从司空依次向外横排，为额角、寺篆、少府、心交、墓道、墓交、杀堂、圣贤；从中正往外排，依次为虎眉、牛角、辅骨、玄角、华盖、福堂；从印堂向外，依次为交锁、蚕室、精舍等；内眼角间鼻凹处则为山根。根据这些部位的形状和颜色可以预测一个人富贵穷通以及凶吉寿命。经文讲得较为清楚，故不逐条复述。

　　【经文】

　　夫人有六贱：

　　头小身大，为一贱[又曰：额角陷缺，天中洼下，亦为一贱。《经》曰：

　　额促而窄，至老穷厄。蛇颈薄曲，糟糠不足。蛇头平薄，财物寥落。格头尖钝，穷厄无计也]。

　　目无光泽，为二贱[又曰：胸背俱薄，亦为二贱。《经》曰：陷胸薄尻及猴目，皆穷相也]。

　　举动不使，为三贱[又曰：声音雌散，亦为三贱。《经》曰：语声喷喷，面部枯燥，面毛戎戎，无风而尘，皆贫贱相也。夫声之恶者，鹿浊飞散，细嘎聊乱，声去则若尽，往则不还，乱涩细小，沈浊痿弊，舌短唇强，蹇吃无响，此恶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忧戚，容貌缺乏，如经痫病，神色凄抢，常如有失，举止张皇，恒如趋急，言语涩缩，若有隐藏，体貌低催，如遭凌辱，此并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狱厄。有官隐藏而失，有位贬逐而黜者也]。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为四贱[又曰：眇目斜视，亦为四贱。《经》曰：

　　人中平满，耳无轮廓，皆贫贱相也]。

　　脚长腰短，为五贱[又曰：唇倾鼻曲，亦为五贱。《经》曰：蛇行雀趋，财物无储。鼻在薄，主立诺。鼻头低垂，至老独吹。摇腰急步，必无所使。

　　腰短者则被人夺职也]。

　　文策不成，唇细横长，为六贱[又曰：多言少信，亦为六贱。《经》曰：

　　口薄人不，提携僻侧，为人所毁。口如吹火，至老独坐。舌色白，下贱人也。

　　舌短，贫贱人也。凡欲知人是贱者，贵处少而贱处多，多者广也，少者狭也。

　　六贱备具，为仆隶之人也]。

　　此贵贱存乎骨骼者也。

　　[论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舜耳四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人亦时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垣，天辟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鳞交映。井宅既兼，仓匮已实。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长颈，颓颜蹙頞，蛇行鸷立，虾喙鸟啄，筋不束体，面无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篷之悴，是则穷乏征验也。

　　昔姑布之卿谓子贡曰：“郑东门有一人，其长九尺六寸，河目而龙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垒然若丧家之犬。”[河目谓上下匡而长焉。颡，额也]。汉高祖隆准而龙颜。[准，鼻也。

　　颜，额颡也。两角为龙角，一角为犀角。]言高祖似龙而两眉颗骨高而鼻上隆。

　　魏陈留王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陈宣帝颈填，貌若不惠。初贱时，杨忠见而奇之曰：“此人虎头，必当大贵。”后复果然。此贵贱之效也。]

　　【译注】

　　人有六种贱相：

　　一、身体发育不匀称；

　　二、目无光泽，背胸单薄；

　　三、一举一动，力不从心，颠倒失常，或者声音、面色、神情都有缺陷；四、鼻子发育不涟全，鼻头低垂；

　　五、脚长腰短；

　　六、口形（文策）不好。

　　以上大体上都是从骨骼来预测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的。文后所附的几则历史事例，说明了相面术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要从身体结构的整体上把握、预测一个人的命运，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大凡人的姿容，都以“整”为贵。这里所说的“整”，指的并不是整齐划一，而是人体的各个部分都要匀称、均衡，从而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比如就身材而论，个子可以矮一些，但是绝不能矮得象一头猪在那里蹲着，也可以高一些，但是绝不能高得象一棵茅草在那里耸立着；就形体而论，体态可以胖一些，但是绝不能胖得象一头贪吃的熊那样臃肿，也可以瘦一些，但是绝不能瘦得象一只寒鹊那样革薄——这就是所谓的“整”。背部应该浑圆而厚实，腹部应该突出而平坦，手部应该温润而柔软，手掌应该弯曲如弓。足脚应该丰厚而饱满，足心应该虚能藏蛋——这也是所谓的“整”。五短身材者大多地位高贵，两腿过长者往往命运不佳，走起路来如背负重物者必定会做高官，走起路来象老鼠那样步子细碎急促、两眼左顾右盼者必定贪财好利。这些都是命相的固定格局，百试百验。其他命相格局，如双手长于上身，上身超过下体，只要再配上一副上佳的骨相，一定会有公侯之封。又如皮肤细嫩柔润，宛如绫罗遍布周身，胸部骨骼隐而不露，文秀有致，只要再配上一副奇妙的神态，日后即使做不了宰相，也一定会在科考中一举夺魁而高中状元。

　　孔子的两个弟子所说到的郑国东门的那个人，正好从反面说明了这一原则：那人虽然有尧一样的头颅，皋陶一样的颈项，子产一样的肩膀，然而由于腿太短，所以象一条丧家之犬。这就是因为此人的相貌违反了“整”的原则。

　　【经文】

　　夫木主春，生长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长敷荣者，施恕惠与之意也]；

　　火主夏，丰盛之时也[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礼。丰盛殷阜者，富博宏通之义也]；

　　金主秋，收藏之节也[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收藏聚敛者，吝啬悭鄙之情也]；

　　水主冬，万物伏匿之日也[冬主肾，肾主耳，耳主智。伏匿隐蔽者，邪谄奸佞之怀也]；

　　土主季夏，万物结实之月也[季夏主脾，脾主唇，唇主信。结实坚确者，贞信谨厚之理也]。

　　【译注】

　　我国的哲学思想在以天人合一的大原则下，将四时、五行与人体相对应。

　　在这一点上相学与中医学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的五官、五脏与四时、五行以及先天秉性有如下对应关系：

　　木主春，肝属木，目通肝，主仁，性好施善；火主夏，心属火，舌通心，主礼，性喜宏广；金主秋，肺属金，鼻通肺，主义，性好敛聚；水主冬，肾属水，耳通肾，主智，性喜隐匿；土主季夏，脾属土，其窍在唇，主信，性情忠厚。

　　如果人体的各部分相互照应、匹配，彼此对称、协调，就会为人带来福分。相反，如果各部分相互背离，或彼此拥挤，相貌显得散乱不正，其命运就不值得说了。

　　【经文】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瓜者，庶几好施人也。

　　[肝出为眼，又主筋，穷为爪，荣于眉，藏于魂。《经》曰：凡人眉直而头昂，意气雄强。缺损及薄，无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识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脸外，不散不动，又不急不缓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脸蹇缩，精无光者，愚钝人也。眼光不出脸外者，藏情也，加以脸涩盗视者，必作贼也。

　　指者欲纤浓如鹅有皮相连者，性淳和人也。指头方怼者，见事迟人也。

　　妍美者，嘱授人信之，恶者，人不遵承也。]

　　【译注】

　　相术书上把双目称为日月。眼神、眉目在相术中非常重要，其主要原则是：

　　一、相目法：左眼为日，为父象；右眼为月，为母象。寐则神处于心，寤则神依于眼，所以眼是神魂游息之宫。观眼之善恶，可知其神之清浊。眼长而深，光明滋润者，大贵；黑如点漆者，聪明有文彩；含薄不露，灼然有光者，富贵；细长而深者，长寿；突暴流视者，淫盗；浮而露睛者，夭亡；大而凸，圆而怒者，促寿；嘴上答应而心中怒恨者，不正之人；赤缕贯晴者，恶死。视定不怯者，其神壮；狗眼者孤而狠；短小者贱愚；卓起者，性急；眼下卧蚕者，生贵子。妇人眼白分明者，貌重；眼下赤色者，忧产厄；偷视者，淫荡；神定不流者，福全。大抵眼不欲怒，缕不欲赤，势不欲偏，神不欲困，眩不欲反，光不欲流。或圆而小，短而深，不善之相也。两眼之间，名子孙宫，欲丰满不失陷。相眼的秘诀是，目秀而长，必近君王。目似鲫鱼，必定家肥。眼大而光，多进田庄。目头破缺，家财减灭。目露四白，阵亡兵绝。目如凤鸾，必定高官。目三角，其人必恶。目短眉长，益增田粮。目眼如凸，必定夭折。赤目侵瞳，官事重重。目赤睛黄，必主少亡。目光如电，贵不可言。目长一寸，必佐帝君。龙睛凤目，必食重禄。目烈有威，万人皈依。目如卧弓，必是奸雄。目如羊目，相刑骨肉。

　　二、相眉法：眉者为两目之翠盖，一面之仪表，日月之彩华，主贤愚。

　　故眉欲清而细，平而阔。秀而长者聪明。粗而浓，逆而乱，短而蹙者，性凶顽。眉盖眼者富贵；短不覆眼者乏财；穷逼昂者气刚；卓而坚者性豪；尾垂下者性懦；眉头交者贫薄，妨兄弟；眉逆生者不良，妨妻子；眉骨棱起者，凶恶多滞；眉中黑子者，聪明而贤。眉高居头中者大贵；眉中生白毫者多寿；眉上多直纹者富贵；眉上多横纹者贫苦；眉中有缺者多奸诈；眉薄如无者多狡猾。是以眉高耸秀，威权禄厚；眉毛长垂，高寿无疑；眉毛润泽，求官易得；眉交不分，早岁归坟；眉如角弓，性善不雄；眉如初月，聪明超越；垂垂如丝，贪淫无子；弯弯如蛾，好色唯多；眉长过目，忠直有禄；眉短于目，心性孤独；眉头交错，兄弟各屋；眉毛细起，不贤则贵；眉角人鬓，为人聪俊；眉毛婆娑，男少女多；眉如高直，身当清职。

　　【经文】

　　毛发光泽，唇口如朱者，才能学艺人也。

　　[心出为舌，又主血。血穷为毛发，荣于耳，藏于神。《经》曰：野狐鬓，难期信。羖■鬓，多狐疑。唇急齿露，难与为友。唇宽端正，出言有章。唇口不佳，出言不信。口边无媚，好扬人恶。口啄如鸟，不可与居，恶心人也。

　　急缓如鸟，言语撮聚者，此人多口舌。缓急不同，少信人也。]

　　【译注】

　　口为语言、饮食之门，又为心之户，赏罚之所出，是非之所会。端厚不妄谓之口得，诽谤多言谓之口贼。方圆有棱主寿贵，形如角弓主官禄，口如四字主富足。尖而偏薄者寒贱，不言口动者贫苦。有黑子者主酒食。口如含丹，不受饥寒。口阔而丰，食禄千钟。为人独语，其贱如鼠。唇如口舌之城廓，舌如卫城之锋刃，舌大口小，贫薄夭折。口色宜红音宜清，口德欲端唇欲厚。口垂两角，衣食萧条。口不见唇，主有兵权。口宽舌薄，性好歌乐。

　　【经文】

　　鼻孔小缩，准头低曲者，悭吝人也。

　　[肺出为鼻孔，又主皮肤，又为气息，藏于魄。好鼻者，有声誉。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无媚，憨蠢人也。蜣螂鼻，少意智人也。]

　　【译注】

　　鼻为中岳，其形属土，鼻通肺，故鼻通塞可知肺之虚实。准头圆，鼻孔不露，富贵。鼻主寿之长短。光润丰起者，隆高有梁者寿，若悬胆而直者富贵。准头丰大，与人无害。准头尖小、为人奸诈。牛黑子者多坎坷。牛横纹者，主车马伤。有理纹者，养他人子。鼻梁圆而贯印堂者，主得美貌之妻。

　　鼻孔仰露，夭折寒索。鼻有三曲，孤独破屋。鼻头三凹，骨肉相抛。准头丰起，富贵无比。准头带红，必走西东。准头垂肉，贪淫不足。准头圆肥，足食丰衣。准头尖薄，孤贫削弱。鼻耸大庭，四海驰名。准头常欲光润，山根不得促折。鼻准拱直，富贵无极。鼻上黑痣，疾在阴里。鼻上横理，忧危不已。鼻柱单薄，多主恶弱。鼻高而昂，仕宦荣昌。鼻上光泽，富贵盈宅。

　　【经文】

　　耳孔小，齿瓣细者，邪谄奸佞人也。

　　[肾出为骨，又主髓。髓穷为耳孔，骨穷为齿，藏于志。《经》曰：耳亢深广者，心虚而识玄。耳孔小者，无智而不信神理。耳边无媚，鄙拙人也。

　　耳孔小而节骨曲戾者，无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杀人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盗者也。]

　　【译注】

　　耳通肾，肾气旺则清秀聪明。耳厚而坚，耸而长，皆为寿相。轮廓分明，聪悟。垂珠朝口者，主财寿。耳内生毫者，寿。耳有黑子，主聪明。耳门阔，主智远大。红润者，主官。白，主名望。赤黑，贫贱。耳薄向前，卖尽田园。

　　长而耸者，禄位厚。润而圆者，衣食足。人有贵眼而无贵耳，非贵相。或有贵耳无贵眼，善相。两耳垂肩，贵不可言。耳白于面，名满天下。耳薄如纸，夭死无疑。轮廓桃红，性最玲珑。耳如鼠耳，早贫死。耳有刀环，五品高官。

　　耳门垂珠，富贵长久。

　　【经文】

　　耳轮厚大，鼻准圆实，乳头端净，颏颐深广厚大者，忠信谨厚人也。

　　[ 脾出为肉，肉穷为孔，又主耳轮，准鼻粱、颏颐等，藏于意。《经》曰：夫头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头卑弊者，性随人而细碎。故曰：鹿头侧长，志气雄强。兔头蔑颉，意志下劣。獭头横阔，心意豁达。夫颈细而曲者，不自树立之人也。若色斑驳或不洁净者，性随意而不坚固。夫手纤长者，好施舍。短厚者，好取，舍则庶几，取则贪惜。故曰：手如鸡足，急智祸促。

　　手如猪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俩。夫背厚阔者，刚决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华人也。故曰：牛腹婪贪，财物自淹。蛤蟆腹者，懒人也。大腰端美者，则乐而能任人也。蜥蝎腰者，缓人也。夫臂脾厚广者，可任安稳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与之共事。鸟行跄跄，性行不良，似鸟鹊行也。鹰行雄烈。豺狼行者，性粗觅利人也。牛行性直也。马行猛烈人也。]

　　此性灵存于容止者也。

　　【译注】

　　相学家认为，身相可分为上中下三分，此即所谓“身相三停”。其中，头为上停，身肩至腰为中停，自腰至足为下停。相术要求上中下三停匀称合度，即大小与长短相互匹配、彼此协调，符合这些要求即为合相，合相者福寿双全，大富大贵。

　　胸为百神之掖庭，万机之枕府，血气之宫室，宫庭平广则神安气和，府库倾陷则智浅量小。因此，胸方正广阔，主智慧荣昌，凹凸狭薄，则主劳碌贫贱。

　　腹部包藏六腑，为身躯的炉冶，故以形圆、皮厚、下垂者为贵，而以扁而短者为贱。皮厚者少疾而富，皮薄者多疾而贫；近上者贱而愚，悬下者富而寿；圆如玉壶者巨富，窄如雀肚者至贫；如抱儿者贵，如蛤蟆者贱；如牛肚者积财，如狗肚者穷寒；如猪肚者贱，如羊肚者贫。

　　腰为腹的依托，以端正、直阔、丰厚为佳，以偏陷、细窄、单薄为次。

　　腰主中年运气，为贵之表征，所以相术中有“无腰不贵”之说。故端而直，阔而厚者，福禄之人也；偏而陷，狭而薄者，卑贱之徒也。是以短薄者多成多败，广大者禄保永终，直而厚者富贵，细而薄者贫贱，凹而陷者穷下，袅而曲者淫劣。就形状论，有晰蝎腰，主性情宽和善良；有黄蜂腰，主性情卑劣邪恶。

　　背为一身之基址，供负重之用，所以贵厚实丰隆，看上去如龟背。前看如昂，后看如俯，为长寿厚福之相；若偏薄如坑，短狭如驼，成佝偻之状，则为短寿贫贱之相。

　　“足者，上载一身，下运百体。”足象征地，虽位居最下，而功劳无比。

　　相学家认为，足宜平厚正长，忌侧而薄，横而短；脚底凹人能容鸡卵者大富，脚板厚达四寸者富贵双全。总之，脚小而厚者富贵，大而薄者贫贱。

　　上述有关方面都是从人的形体来预测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以及如何通过容貌、举止推测人之性情的大体方法。

　　【经文】

　　[范蠡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尉缭曰：“秦王始皇，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信，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久游。”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

　　晋叔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物，名曰玄。妻乐正，后娶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止。

　　汝何为哉？天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乃止。

　　魏安僖王问子从曰：“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节，吾欲为相，可乎？”

　　答曰：“长目而豕视，则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万不失一。臣见回非不为伟其体干，然甚疑其目。”

　　平原君相秦将白起，谓赵王曰：“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下，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下者，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

　　王莽大口蹷颐，露目赤睛，声大而身长七尺五寸，反膺仰视，瞰临左右。

　　或言莽所谓鸱目虎啄，豺狼之声，故啖食人，亦当为人所杀。后篡汉位，后兵败归果被杀也。]

　　【译文】

　　[曾帮助越国雪耻复国的范蠡说：“越王这个人脖颈长，嘴长得象鸟啄。

　　这种人只能与共患维，不能同安乐。”

　　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秦始皇鼻梁高，眼睛长，胸膊象老鹰，声音象豺狼，寡恩薄信，心如虎狼。处境困难的时候甘居人下，一旦得志就会杀人如麻。这种人不能与之长期相处。”

　　叔鱼出生后，他母亲看了看说：“这孩子眼睛如虎目，心口象猪胸，鹰肩牛腹。山谷可以填满，而他将来却贪得无厌。”

　　晋国的叔向想娶巫臣家的女儿，她母亲不愿意。她说：“从前有仍氏生了个女儿，虽然肤色很黑，但长得很美，光彩照人，取名叫玄。后来嫁给了专管音乐的后夔，生下伯封，胸如猪腹，生性贪婪，取名叫封豕，整个氏族后来被后羿消灭，再没有人祭祀他们的祖先。三代人全部灭亡，都是因为娶了玄。你为什么还要重蹈复辙呢？上天生下绝世美人，足以改变人一生命运，假如不是有德性的人娶上，则遭祸患。”叔向害怕了，没敢娶巫臣家的这个女儿。

　　魏安僖王问子从：“马回性格梗直，有大夫的气节，吾想提拔他当宰相，可以吗？”子从说：“马回眼睛细长，视人象猪，长相虽然方正，但内心却很狡猾。我用这一经验相人，千万个人没有看错一次。依我看，马回不是长得不魁梧，然而我对他的双眼很怀疑。”

　　平原君看了白起的面相后对赵王说：“白起头小下巴尖，双目黑白分明，看东西目不转睛。头小下巴尖，说明这人行动果断；两眼黑白分明，说明他见事明白；目不转睛，说明意志坚强。这种人只能与之打持久战，不能与他针锋相对地抗衡。”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晶体血红，声音粗大，身高七尺五寸，挺胸仰视，高高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又有人说王莽眼睛象猫头鹰，嘴巴象老虎，声音象豺狼，所以能吃人，将来也会被人杀死。后来篡夺东汉政权，兵败被杀。

　　【经文】

　　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也。声动平凡响，穷乎应，必然之理矣。虽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传》称：“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乐，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早隶晚侯，或初刑末王。铜岩无以饱生，玉馔终乎饿死。则彼度表扪骨，指色摘理，不可诬也。故列云尔。

　　【译文】

　　命运和相貌的关系，就好象声音与回响一样。声音从细微之处开始，回音在呼应后消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虽说根据言语和相貌判断一个人就会发生象冤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子羽那样的错误，然而《左传》上说：“没有忧虑却心情悲伤，那么忧愁一定很快到来；没有快乐的事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欢喜起来，那么快乐也会马上降临。”这就是说，人们的心理和神志对即将来临的忧与喜有一种超前的感应，心神预感到后，就会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来。

　　因此扁鹊见到蔡桓公就知道他不久就要死去，楚国大夫申叔见到巫臣后就知道他会偷偷地娶亡了陈国后又被楚国俘获的夏姬。有的人生来高贵，骑着高头大马，吃着美味佳肴；有的人却象猛禽一样，飞来飞去找肉吃；有的人早年给人当奴隶，晚年却封侯称王；有的人起初对山珍海味不以为然，后来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对于这些情况，相面的人一方面要揣度准他的相貌，另一方面还要摸清他的骨骼，根据他的神情，再按照相术原理进行预测，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富贵凶吉。所以对于察相一法，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因此单列这一章，作为知人的参考。

　　【按语】

　　既然用人以知人为先决条件，所以《反经》的作者为后世提供了一整套知人的方法和经验，将这一问题作为全书的重点，给予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述，源远流长的相术自然就咸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然而相术是一个极其庞杂专题，作者只能摘要迷之。至于后来出现子明清之际、托名陈拎秘籍的《神相全篇》当然不是作者所能得知的了。集相术之大成的《神相全篇》把相面术的要则归纳为“相人十法”，足以作为相术之经典性的概括，特录于此，作为本篇的补充，以便读者参考。

　　其法云：一取威仪。如虎下山，百兽自惊；如鹰升腾，狐兔自战。不怒而威，不但在眼，亦观颧骨神气取之。

　　二看敦重及精神。身如万斛之舟，驾于风浪之中，摇而不动，引之不来，坐卧起居，神气清灵；久坐不昧，愈加精彩。如日东升，刺人眼目。如秋月悬镜，光辉皎洁。面神眼神，俱如日月之明。辉辉皎皎，自然可爱；明明洁洁，久看不昏。如此相者，不大贵亦当小责，富亦可许，不可妄定。

　　三取清浊。人体厚者自然富责；清者纵瘦神长，必以责推之。浊者有神谓之厚，厚者多富。浊而无神谓之软，软者必孤，不孤则夭。

　　四看头圆顶额高。盖人头为一身之主，四肢之元。头方者顽高，则为居尊天子。额方者顶起，则为辅佐良臣。头圆者富而有寿，额阔者责亦堪夸。

　　顶平者福寿绵远。头扁者早岁艰难。额塌者少年虚耗。额低者刑克愚顽。额门杀重者早年困苦。部位倾陷、发际参差者，照依刑克兼观，不可一例而言，有误相诀。

　　五看五岳及三停。左颧为东岳，俱要中正，不可粗露倾塌。额为南岳，亦喜方正，不宜撇竹低塌。右颧为西岳，亦与左颧相同。地阁为北岳，喜在方圆隆满，不可尖削歪斜，卷窍兜上。土星为中岳，亦宜方正耸上。书云，五岳俱朝，贵压朝班，亦且钱财自旺。三停者，额门、准头、地角，此面部三停也，又为三才，又为三主，又名三表，俱要平等。上停长少年忙，中停长福禄昌，下停长老吉祥。三停平等，一生衣禄无亏。若三停尖削、歪斜、粗露，俱不利也。可照流年部位气色而椎，不可一体而断。

　　六取五官六府。眉为保寿官，喜清高、疏秀、弯长；亦宜高目一寸，尾拂天仓，主聪明富责，机巧福寿，此保寿官成也。若粗浓黄淡，散乱低压，乃刑伤破败，此一官不成也。

　　眼为监察官，黑白分明，或凤眼、象眼、牛眼、龙眼、虎眼、鹤眼、猴眼、孔雀眼、鸳鸯眼、狮眼、喜鹊眼，神藏不露，黑如漆，白如玉，波长射耳，自然清秀有威，此监察官成也。若蛇、蜂、羊、鼠、鸡、鱼、马、火轮四白等眼，赤白纱侵，睛圆黑白混杂，兼神光太露，昏昧不清，此监察官不成也。又且愚顽凶败。

　　耳为采听官，不论大小，止要轮廓分明，喜白过面，水耳、土耳。金耳、牛耳、圆棋耳、贴脑耳、对面不见耳，高眉一寸，轮厚廓坚，红润姿色，内有长毫，孔小不大，此采听官成也。或鼠耳、木耳、火耳、箭羽耳、猪耳，轮飞廓反，不好之耳。或低小软弱，此采听官不成也。不利少年损六亲。

　　鼻为审辨官，亦宜丰隆耸直有肉，伏犀龙虎鼻，狮牛胡羊鼻，截筒、盛囊、悬胆鼻，端正不歪不偏，不粗不小，此审辨官成也。若狗鼻、鲫鱼、鹰嘴、剑峰、反吟、复吟、三曲、三弯、露孔、仰灶、扁弱、露骨、太大、孤峰，况又凶恶，贫苦无成，刑恶奸贪，此审辨官不成也。

　　口为出纳官，唇红齿白，两唇齐丰，人中深长，仰月弯弓，四字口方，牛龙虎口，两唇不反不昂，不掀不尖，此出纳官成也。或猪狗羊口、覆船、鲫鱼、鼠食羊食、唇短齿露、唇黑唇皱、上唇薄下唇反、须黄焦枯粗浊，此出纳官不成也。书云，但一官成者，掌十年之贵禄富丰；不成者，必主十处困苦。

　　六府者，天庭、日月、二角为天府，宜方圆明净，不宜露骨，天府成也。

　　或倚削低塌偏尖，天府不咸也。主初年运蹇。

　　两颧为人府。直方正插鬓，不粗不露，齐揖方拱，此人府成也。若粗露高低，尖圆绷鼓，此人府不成也。主中年运否。

　　地角边腮为未景地府，喜府地阁悬壁，不昏不惨，不尖不歪，不粗不大。

　　地府成也。书云，一府成掌十年之富盛，相反者主十年之凶败。

　　七取腰圆背厚，胸坦腹坠。三甲三壬，体肤细腻可也。背厚阔。腰硬腰圆。体嫌背脊成坑，背薄肩垂，肩昂颈削。腰宜圆宜硬，宜大宜平，不可细小软弱，崎弯无屁股，臀薄尖削露。臀宜平厚。不宜大窍。胸宜平满，骨莫粗露。项下双绦，心窝不陷。腹宜有囊如葫芦。脐下肉横生，不宜尖削。或如鹊肚、鸡胸、狗肚，此不堪也。

　　八取手足，宜细嫩隆厚，掌有八卦，纹路鲜明。

　　九取声音与心田。书云：要知心里事，但看眼神清。眼乃心之户，观其眼之善恶，必知心事之好歹。印堂，福堂之位，纵相貌不如，其心田好，终有富贵。若相貌堂堂，心事奸险，纵然富贵，不日贫穷。声音宜响亮，出自丹田，声响如雷灌耳，或如铜钟玉韵，或如瓮中之声，或如铜锣铜鼓，或如金声，或声长尾大，如鼓之响，俱要深远清润，丹田所出，此富责绵远之相也。

　　十观形局与五行。形局者，乃人一身之大关也。或如龙形、虎形、鹤形、狮形、孔雀形、鹤形、牛形、猴形、豹形、象形、凤形、鸳鸯、鹭鸶、骆驼、黄鹂、练雀等形，此富贵形相。或猪形、狗形、羊形、马形、鹿形、鸦形、鼠形、狐狸形，此凶暴、贫薄、夭折之相也。五行者，金木水火上也。书云：

　　金得金，刚毅深；木得木，资财足；水得水，文章贵：人得火，见机果；土得土，厚丰库。金形白色喜白：木形瘦喜青，水喜肥黑；火不嫌尖，宜赤色；土喜厚色宜黄，此五行正局也。合此者富贵福寿，反此者贫贱夭折。便学者凭五行兼骨格推断，相法多端，理居总断。

论士第七

　　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刘备三往隆中之志，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经文】

　　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

　　之。桓公曰：“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

　　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做霸王乎？”五往而后得见。

　　《书》曰：“能自得师者王。”何以明之？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

　　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触为慕势，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责乎？”对曰：“昔秦攻齐，今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百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言之，生王之头，曾不如死士之垄。”

　　宣王竟师之。

　　[宣王左右曰：“大王据千乘之地，而建千石之钟，东南西北，莫敢不服。

　　今夫士之高者，乃称匹夫，徒步而处于农亩，下则鄙野、监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触曰：“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舜起农亩而为天子。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当今之世，南面称寡人者，乃四世。由此观之，非得失之策与？稍稍诛灭，灭亡无族之时，欲为监门、闾里，安可得哉？《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其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其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掘。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夸其名华而无其实德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十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而成其道。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夫孤寡者，困贱、下位者也，而侯王以是谓，岂非下人而尊贵士与？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名，实以明乎士之贵也。”]

　　【译文】

　　我听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大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颜触也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说明他礼贤下士。]

　　宣王一听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西南称王的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戳，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元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净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如果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这样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不是表示谦居人下而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经文】

　　谚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何以明之？淳于髡谓齐宣王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

　　好。”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悦之。”髡曰：“古有骅骝，令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有豹象之胎，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有毛嫱、西施，今之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

　　[鲁仲连谓孟尝君曰：“君好士未也。”孟尝君曰：“文不得士故也。”

　　对曰：“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岂皆骐骥、騄耳哉？后官十妃，皆衣缟纻，食粱肉，岂有毛嫱、西施哉？色与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好士未也。’”

　　张敞《与朱邑书》曰：“饥者甘糟糠，饱者妖粱肉。何则？有无之势异也。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何而后信。故士各达，其及时之宜。若待古之英隽，必若伊尹、吕望而后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淮南》曰：“待腰袅、飞兔而后驾，则世莫乘车矣；待西施、洛浦而后妃，则终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隽而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语》云：“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分絮而无政事者，非拨

　　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理者，非翼亮之士。”何以明之？魏无知见陈平于汉王，汉王用之。绛、灌等谗平曰：“平盗嫂受金。”汉玉让魏无知。无知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闻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陛下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哉？”汉王曰：“善。”

　　【译文】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盂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与朱邑书》说：“饥人糟糠都是美味，饱人美味都厌食，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必须依靠萧何而后才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之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等有象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才推荐他，那么这些人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

　　汉王说：“说得好。”

　　【经文】

　　黄石公曰：“有清白之士者，不可以爵禄得；守节之士，不可以威胁。

　　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守节之士，修其道。”何以明之？郭隗说燕昭王曰：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厮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受

　　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

　　黄石公曰：“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矣。”何以明之？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而子方不为札，太子不悦，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乎？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贫贱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乎？”

　　【译文】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帝王者与老师相处，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会得到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放纵暴戾，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候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经文】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谓诸大夫曰：“有能与我赴诸侯乎？”皆执杖排班，默而不对。燕曰：“悲乎，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陈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君不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于己而责诸人也。”燕曰：“其说云何？”对曰：“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过一也。果园梨栗，后宫妇女，以相提挃，而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过二也。绫纨绮縠，美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过三也。夫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犹铅刀畜之，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曰：“是燕之过也。”

　　【译文】

　　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后，对手下的官员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它诸侯？”大家都整齐地站在那里，谁也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易得而难用呢？”陈饶答道：“并不是士大夫易得难用，是做人主的不用啊！人主不用，士大夫就会怨愤。你不会任用人才，反而要责备他们，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宋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国王的仓库却满满的，这是国君的第一个过错；园子里的果子多得很，以至于后宫的妇女们用果子互相投掷来嬉闹，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国君的第二个错误；后宫里漂亮的绸缎堆得部腐烂了，见风就散，士人却无法得到一件，这是国君的第三个过错。

　　财物是国君轻视的，而对于怎样死，为谁死，士是很着重的。国君不能赏给他们自己轻视的东西，却希望他们为自己卖命，这就好比把这些士人像铅做的刀子一样存放着，却幻想有朝一日有一个干将那样会使剑的人出来，让他们发挥利剑的作用，这不是太难了吗？”宋燕说：“是我错了！”

　　【经文】

　　《语》曰：“夫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德合则未见而相亲，声同则处异而相应。”韩子曰：“趋合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何以明之？

　　楚襄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驶？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宋玉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皇上去九万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暮宿于孟津，夫尺泽之貌，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

　　有鲸，士亦有之。夫圣人瑰琦意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议曰：世之善恶，难得而知，苟非其人，莫见其际，何者？夫文章为武人所嗤，未必鄙也；为扬、马所嗤，此真鄙矣。夫人臣为桀、纣所毁，未必为愚也；必若尧舜所毁，此真愚矣。世之毁誉不足信也。故曰：不夜出，安知有夜行人？太公曰：“智与众同，非人师也；伎与众同，非国工。”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曰：凡人所贱，圣人所贵。

　　信矣哉！]

　　【译文】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嗤笑，不一定就不好；被扬雄、司马迁所嗤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被尧，舜否定，才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千真万确是这样啊！

　　【经文】

　　《语》曰：“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何以明之？汗明说春申君，春申君悦之。汗明欲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意矣。”汗明曰：“未审君之圣孰与尧？”春申君曰：“臣何足以当尧？”汗明曰：“然则君料臣孰与舜？”

　　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请为君审言之。君之贤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后乃相知矣。今君一时而知臣，是君圣于尧而臣贤于舜也。”

　　《记》曰：“夫骥唯伯乐独知之，若时无伯乐之知，即不容其为良马也。

　　士亦然矣。”何以明之？孔子厄子陈、蔡，颜回曰：“夫子之德至大，天下莫能容。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故曰：

　　文王明夷则主可知，仲尼旅人则国可知。]《谷梁传》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羁贯谓交午剪发；成童谓八岁以上]；就师学问无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罪也；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孔子曰：“内行不修，已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

　　【译文】

　　孔子说：“知人不易，人不易知。”为什么？汗明游说春申君，说得春申君很高兴。汗明想谈自己的观点，春申君说：“我已经知道先生的意思了。”

　　汗明说：“不知道你和尧相比，准更圣明？”春申君说：“我怎么比得上尧？”

　　汗明说：“那么你看我和舜相比怎么样呢？”春申君说：“先生你就是舜。”

　　汗明说：“不是这样的。请让我为你细说。你的贤明不如尧，我的才能比不上舜。象舜这样贤能的人服事圣明的尧，三年以后才能了解舜。现在你顷刻之间就了解了我，这就等于你比尧圣明，而我比舜贤能。这可能吗？”

　　《礼记》说：“良马只有伯乐认识它，如果当时没有伯乐的相马能力，它就不会被世人当作良马。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一样。”怎么见得呢？孔子在陈、蔡受困，颜回说：“先生的德行太伟大了，天下容不下。但是先生推广它，实践它，却不被世人采纳，这是当权音的耻辱。先生有什么过错呢？”

　　[从文王在羡里韬光养晦，以避纣王的迫害，就可以明白他的君主的昏庸；从孔子的流离在外，就可以知道他的国家的黑暗。]《谷粱传》说：“孩子出世后，不能避免水人之害，是母亲过；到了八岁还不拜师学习，是父亲过[古代习俗，六岁剪发叫“羁贯”，“成童”指到了八岁]；拜师学习，求教不得法，心志不通，知识不长，是自己的过错；志向和学识都有了，名声还不大，是朋友的过错；名声大了，上司不举荐，是上司的过错；上司向君王举荐了，君王却不任用，是君王的过错。”孔子说：“内在的品行不好，是自己的过；品行好而无名声，是朋友的过。”

　　【经文】

　　《论》曰：“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何以明之？公输子能固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于历山，恩不及州里；大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于妻子。及其用也，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大公固之周文，君子能修身以假道，不能在道而假财。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矣。”

　　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有势之与无势耳。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轻而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娄易于百涉而难于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道不可也。”

　　【译文】

　　孔子说：“走远路的人，要借助于车马；渡江海的人，要凭借船只。贤能的士人要立功成名，就需有资产、财物的援助。”何以见得？古代最好的木匠公输盘能用国王的木材建成宫室、台谢，却不能为自己建一间小屋，这是因为木料不足；善铸剑的欧冶子能用国王的铜铁铸成金炉大钟，却不能给自己做一些日常用具，这是因为没有用料的缘故。君子能够通过君主的朝政，使百姓和睦，对百姓施恩，却不能使自己的家庭富有，是情况不允许的缘故。

　　所以舜在历山耕种，却不能给州里的人带来任何恩惠；姜太公在商朝的国都朝歌宰牛，却不能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得到什么利益。等到他们有了实权后，他们造福于民众的恩泽遍布四面八方。所以舜只有通过尧，太公通过文王，才能恩流八荒，德溢四海，造福于民。有道德的人只应借助大道来修炼自己，而不应当打着行道的旗号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腾蛇驾雾，飞龙乘云，等到云开雾散时，它们就和蚯蚓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失去了它们所凭借的东西。”韩非子说：“千钧的重量有船的支撑就不会沉下去，细小的东西没有船的承载也不会浮起来。这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锱铢重，是有依托和元依托而造成的。所以失去了依托，事情就不能成功。秦国的大力士乌获能举起千钧重物，从而使自己的身体也显得很沉重，然而却不能使自己的身体变轻而使千钧变重，因为他不能形成那样的依托。离娄走一百步轻轻松松，却无法在睫毛上行走，不是百步的距离近而睫毛的距离远，是因为从道理上就行不通。”

　　【经文】

　　《语》曰：“夫有国之主，不可谓举国光深谋之臣，合朝无智策之士，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审与不审耳。”何以明之？在昔汉祖，听聪之主也，纳陈恢之谋，则下南阳。不用娄敬之计，则困平城。广武君者，策谋之士也。

　　韩信纳其计，则燕、齐举。陈余不用其谋，则泜水败。由此观之，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覆败者无深谋之臣。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灭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济崤渑之覆；赵括之母，不能救长平之败。

　　此皆人主之听，不精不审耳。天下之国，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

　　[议曰：天下无灾害，虽有贤德，无所施材。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淮南子》曰：“未有其功而知其贤者，唯尧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陆机云：“飞辔西顿，则离朱与矇瞍收察；悬景东秀，则夜光与碔砆匿曜。是以才换世则俱因，功偶时而并劭。”以此推之，向使殷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媵臣；周无牧野之师，则大公渭滨之渔者耳。岂能勒石帝籍，策勋天府乎？故曰：“贤、不肖者，才也；遇与不遇者，时也。”诚哉，是言也。]

　　黄石公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译文】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函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的母亲，也不能挽救长平之战赵国的失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

　　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

　　《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殷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陪嫁到有莘国的陪臣；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渭水河畔钓鱼的人，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是机遇。这话说得对啊！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楝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楝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千万谨慎啊！

政体第八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

　　【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俺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年，故立三公丸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於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

　　“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候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於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渭之文诛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

　　“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经文】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放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

　　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於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译文】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汉景帝下诏说：“制作只供玩赏、装饰一类的东西，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将影响成衣制作。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大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晁错写的《盐铁论》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而田野却荒芜了；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

　　【经文】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慑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经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

　　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译文】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以顺应民心，方才有效。

　　曾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三心二意，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书中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会照办，有的却不会。比方说命令他：‘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肯定会照办，因为他想再娶新欢；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

　　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不听。因为这无法做到。由此可知，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

　　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

　　【经文】

　　使士於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译文】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流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器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子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经文】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札也。”故三军大败，不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

　　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译文】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孔子说：“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队大败，不斩将领；有法不依，不能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戒民众，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行不通，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那就证明世风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迁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云从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义作为断案依据。

　　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经文】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

　　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于《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虽日用斧钱放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译文】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里说：“上天孕育众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体受到伤害，人人都感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犯罪的人还是层出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做好事。”

　　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放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吴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译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新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经文】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放义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译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

　　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晏子说：“依照正义来谋划，定有所得；根据仁爱去做事，定能成功。

　　违背正义和仁爱去行动，没听说过有能成功的。”

　　《吕氏春秋》说：“树木茂盛，禽兽才会来栖息；水流深沉，鱼鳖才会来归依；帝王贤明，豪杰才会追随。”所以，圣明的国君不刻意要求归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来归依的那些事情。强迫让人笑，笑了也不快乐；强迫让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强硬地推行某种政策，只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

　　【经文】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娱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译文】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说：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经认为，匈奴人凶暴、倔强，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议制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

　　晁错劝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使之得以做官或赎罪，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苟悦说：“圣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和义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变故，不应当这样做。]

　　【经文】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容不可强成。”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译文】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范蠡说：“节令未到，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形势不允许，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管仲说：“圣人只能捕捉时机，不能违背时机。”《论语》说：

　　“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只等时机的到来。”]

　　【经文】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为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霜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宫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译文】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

　　[荀子说：“盗窃了帝王的治国方法，要与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盗窃了称霸者的治国方法，能与称霸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盗窃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修积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选择这三种情况，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说：“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又说：“会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荣；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都市与郡县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径共有六种：第一，如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地方官吏的业绩，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如以清正廉明来考察官吏的本职工作，官吏就会对其言行谨慎；第三，如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官吏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如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官吏就会处事谨慎；第五，如以农业发展情况来考察官吏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生产；第六，如以执法情况来考查诉讼，官吏就会认真审理案件。”这样做，使用官吏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经文】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综上所述，户籍管理清楚，村社组织建全，限定每人占有的田亩明确，惩罚与罪行相符，设立行政长官，加紧农桑的种植，抑制工商业，注重教育事业，考核士人的才艺，精简政府机构，做好兵器的制作，严明法制，核实赏罚的信誉，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刻的官吏，这十五条，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一定要这么说。

　　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基本的总则。

君德第九

　　当皇帝的不论是明主还是昏君，都想叫百姓做良民、顺民，可是在老百姓眼里，皇帝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经文】

　　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蜗、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

　　赏功，美而无害。

　　[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颛顼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著，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译文】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莹的鬼魂，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显得道德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象神明一样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象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

　　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暴露，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经文】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议曰：韩信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特劫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诸葛亮曰：“荆州之名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今将军诚令猛将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势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设矩备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译文】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韩信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诸葛亮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也可以达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彩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象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走了一个圆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经文】

　　霸主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士疏，赏毁士不为用。

　　[《左传》曰：“楚围宋，宋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使郤縠将中军。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徽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恭。’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人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免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议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之所贵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译文】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

　　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 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大规模地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师，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国名），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撒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这时才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

　　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

　　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其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以此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经文】

　　或曰：“王霸之道，既闻命矣。敢问高、光二帝，皆拔起垅亩，芟夷祸难，遂开王业。高祖豁达以大度，光武谨细于条目，名擅其美，龙飞凤翔，故能拔乱庇人，拯斯涂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为优劣乎？”

　　曹植曰：“昔汉之初兴，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后嗣，帝王之元勋，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纯德，行不纯道，身没之后，崩亡之际，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娶妾被人彘之刑。赵王幽囚，祸殃骨肉，诸吕专权，社稷几移，凡此诸事，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

　　然其袅将画臣，皆古今之所鲜；有历代之希觏，彼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蹈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精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奋武略以镶暴，兴义兵以扫残，军未出于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丸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僭，言行则无秽，量事则势微，论辅则臣弱，卒能握乾图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迹，金石铭其休烈，诗书载其懿勋。”

　　故曰：光武其优也。

　　[荀悦曰：“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士，龙兴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字，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荷天衍，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抵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鱼断蛇，异物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

　　《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斯之谓矣。

　　夏尚忠，忠之弊野朴，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汉承其弊，得天统矣。

　　孔融曰：“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相承积十五世，但有鱼鸟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关，五星聚。又武王伐纣，斩而泉之。高祖入秦，赦子婴而遣之。是其宽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汉高之臣，三杰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将是也。岂得以邓禹、吴汉匹于张良、韩信者乎？然汉高功臣皆强盛诛灭，光武佐命悉用。优秩安全，君臣之际，良可称也。绝长补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汉高克平秦、项，开创汉业，衣冠礼乐，垂之后代，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也。]

　　【译文】

　　有人问：“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问，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曹植说：“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元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赵王如意被幽囚，最后毒杀。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象刘秀这样的人，安邦定国的大计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

　　象虞舜一样，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象羲皇一样，有高尚纯朴的品质。

　　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留心事务象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尊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东汉末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奋剑而取天下，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

　　《尚书》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夏代崇尚忠诚，其流弊是粗野、简陋，因此殷代用崇敬来纠正；崇敬的弊端是迷信，因此周代用文明礼教来纠正；可是礼教又带来了虚伪的流弊，补救虚伪弊端最好的办法是忠诚。结果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转了一个圆圈，走到终点却又回到了起点。周秦之际，经过春秋战国六百年的战乱，可以说是文治流弊日益严重的时候，秦不加以改革，反而推崇酷刑，使其流弊更加严重。到了汉代，鉴于法治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革，于是取得了政权。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

　　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

　　【按语】

　　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25 岁上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漂亮， 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他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精减政府机构和膺员；招纳、起用人才..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刘秀确实是一个开明、仁总的好皇帝。

　　他在位30 余年，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酒，不喜欢珍玩。在他临终的遗诏中还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象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二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员来吊唁。”

　　刘秀常常表现出一种恢宏大度、平易谦和的雅量。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自小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了皇帝后，他 隐名埋姓不愿相见。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刘秀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你不能帮帮我的忙？”严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秀跟他谈了好几天，请他出来做官，他持意不从，后来隐居富春山。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后，请好友柳亚子出山，柳想效法严光。毛泽东的“莫道昆明湖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就是典出于此。

　　刘秀对臣僚要求非常严格，对贪赃枉法行为决不宽容。对皇亲国戚一般也能理智对待，严加约束。他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有一次大白天行凶杀人后，躲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门，驾车的正是那个奴仆，就在半道截住了公主的车子，当面将那个奴仆正法。公主立即回宫向刘秀告状，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当面就要打死他。董宣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你不用打，我自己死吧。”一边说，一边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刘秀赶紧叫小太监抱住他，但要董宣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叫人按着脖子强叩。董宣两手撑着地，就是不叩。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指刘秀）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常藏匿逃犯，官吏都不敢上门 追捕。如今当了天子，都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些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的不同啊。”刘秀不但没有怪罪董宣，反而褒奖了他，给了他一个“强项令”

　　（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事后刘秀一直记着这个七品芝麻官，在董宣死于任上后，刘秀派专人去看望，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刘秀感慨他说：

　　“董宣如此清廉，死了才知道啊！”

　　问题是象刘秀这样的好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中国几千的历史，这样的皇帝屈指可数。所以现在政治学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机制才能保证每一个即位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能成为老百姓理想的人主？总不能让百姓用生命和血肉为代价，千年万代地去碰运气吧！

　　【经文】

　　或曰：“班固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斯言当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之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赢之弊，犹有存者。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吴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

　　[《汉文赞》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官室园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有不便，辄施以利人。南越尉伦，自立为帝，召贵伦兄弟，以德怀之，伦遂称臣。与匈奴结亲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或问傅子曰：“汉太宗除肉刑，可谓仁乎？”对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济者也，非小不忍之谓。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赞》曰：‘孔子称：“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信哉！周秦之弊，纲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苛烦，与人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人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译文】

　　有人问：“班固赞颂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赞美汉朝，推崇汉文帝、汉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确吗？”

　　虞世南说：“周成王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传统，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能象疾风吹荡草丛一样，自然会同泰民安，这并不值得眩耀。至于汉高祖，登基之后，日理万机，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以清静怡淡为法，扫除了秦始皇、项羽残酷暴烈的作法，恢复了黄帝、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很少使用刑法，这样治理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动；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

　　[《史记》称赞汉文帝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车骑服饰；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为人民谋福利；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各给厚赐，以德感化，赵陀大为感动，于是改帝称臣。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但匈奴背约入侵，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只守不攻，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并传语吴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不采纳。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被文帝发觉后，不但没治罪，反而赏赐他，让他心怀惭愧。凡此种种，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国家繁荣的景象。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

　　“另一方面，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很少使用刑罚。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问傅玄：“汉文帝废除了断趾、割鼻等肉刑，这可以说是仁政吧？”

　　傅玄说：“这是匹夫之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正因为如此，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他在《景帝赞》中说：‘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确实是这样啊！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尽管如此，奸臣、内乱仍然层出不穷。汉朝建立后，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与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五六十载之间，便做到了移风易俗，民风醇厚，谈周必称成康，言汉必称文景。美啊！’这才是真正的王道！”]

　　【经文】

　　或曰：“汉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阀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法，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译文】

　　有人问：“汉武帝雄才大略，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相助，总揽英雄，驾驶豪杰。内政方面，提倡礼教，外交方面，开拓疆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至于骄奢淫佚，残暴肆虐，也仅次于秦始皇。功劳有余，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赞）说：“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注重养民，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还很缺乏。汉武帝一登上宝座，就高瞻远瞩，罢黜百家，推崇六经，独尊儒术。接着在全国访求、推荐优秀人才，使其建功立业。兴办太学，修建祠庙，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确定历法，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禅台，顶礼各种神灵，封地给周朝的后裔。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光彩焕然。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风范，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变‘文景之治’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诗》《书》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断，秦皇汉武，都是创业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经文】

　　昔周咸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海，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膝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诫。岂将启金膝，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牟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译文】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国叛乱；汉昭帝八岁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二人谁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认为：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继承了贤母的胎教，召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会说话的时候，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能走路的时候，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即便如此，他还误听管、蔡对周公的诽谤，迫使周公率兵东征，去平定叛乱，致使上天震怒，显出凶兆来，然后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这不是很糊涂吗！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母亲“拳夫人”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与生俱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不但不怀疑霍光，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换个时代，换了辅臣，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

　　[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昭帝没有相信。]

　　【经文】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侍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痰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贵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侍。”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恙缓刑之美也。

　　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日：“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时耳。严刑恶足小哉。

　　【译文】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说过：‘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败名裂。’汉光武大仁大义，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将此二人相较，恐怕不能类比。”

　　[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宣帝提意见，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

　　“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满意。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左传》说：“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说：“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说：“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时机适宜，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经文】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萧，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多艺，善鼓琴瑟，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令，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

　　匡衡《谏元帝改政书》曰：“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好邢未禁者，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此守文也。”]

　　【译文】

　　有人问：“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华，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论文则应体察、把握自然法则，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论武则应制止暴乱，平息战火，稳定社会，团结人民。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萧，和诗谱曲，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员们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琴弹得很好，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中论》讲过：“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边的人事清楚，长远的规律糊涂，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不亡国的。

　　这里所说的‘详小事、察近物’，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美妙；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对于射击、驾车、书法、术数很有技巧。所谓“远数、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托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武勇足以平定暴乱。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明白兴废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线。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

　　历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于是国人写了《蔽笱》一诗来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改政书》说：“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务必要继往开来，创立功业，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同时要发扬广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经文】

　　或曰：“观伪新王莽，谦恭礼让，岂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骄淫暴虐，何先后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惨酷，诈伪人也。未达之前，徇名求誉；得志之后，矜能傲物。饬情既尽，而本质存焉。愎谏自高，卒不改察，海内冤酷，为光武之驱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哀成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国必闻，在家必闻，色取仁而行违之’者也？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业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意，以成篡夺之祸。推此言之，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及其篡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谓黄、虞后出也。乃矜其威诈，滔天虐人，是以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内外怨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今天下城邑为墟，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声，余分润位，为圣王之驱除云。”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在有扫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而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此驱除之意也。]

　　【译文】

　　有人问：“建立过伪政权，改国号为新的王莽，起初谦恭礼让，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等到他当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残暴，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权力搞到手之后，称能据傲，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狱重重，怨声载道，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说：“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最初纡尊屈贵，身体力行，企图沽名钓誉。当他在汉成帝、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勤勤恳恳，为人处事正直谦恭，处处被人称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国有名，在家有誉，口头上仁义厚道，行动上背道而驰’的伪君子吗？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虚伪奸诈之术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凤、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他凭借父辈的势力，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皇位三次虚设，而王太后寿命又长，长期作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由此推论，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南面称王之后，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纣王还要险恶，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无法元天，茶毒生灵，因此全国哗然，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朝野怨恨，众叛亲离，四处举事，各地城池失守，国家分崩离析，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有史以来，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秽声淫，气数短命之辈，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吕蒙年轻的时候，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果敢有为罢了。长大以后有了学问，长了智慧，谋略奇至，仅次于周瑜，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胜过鲁肃。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帝王兴起之际，都要有所驱除。除去关羽无需顾忌。’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对外说大活罢了。我也原谅他，没有随意责怪他。”]

　　【按语】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蓄。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有名的七律，说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给一个人棺盖论定，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作谦恭的正人君子了。

　　相传，刘邦斩白蛇时，蛇曾对刘邦说：“你将广有天下，贵为天子。但我决心跟你作对。你斩我头，我闹你头；你斩我尾，我闹你尾。”刘邦想了想，就把它拦腰斩断。结果，大汉帝国的江山一头一尾都没有出乱子，而从中间横插进一个为时17 年的新朝。传说这个短命王朝的在位者王莽，就是那条白蛇转世。

　　王莽长相口大下巴短，眼球突出，两眼血红，声音粗大沙哑。他虽身高马大，却爱穿高跟鞋，戴高帽子，挺胸昂首，远远地向下看左右两边。当时有个会相面的宦官说王莽“眼睛象猫头鹰，嘴巴象老虎，所以能吃人，将来也要被人吃掉”。王莽听到后，杀了这个人，以后经常用云母屏风遮掩自己，不是亲近的人不让人看见他。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致君的侄子。他父亲王曼死得早，未能封候，而他祖父、伯父、叔父八人都是列侯。因此，他的堂兄弟都依仗父辈的权势，过着奢靡的生活，争相以声色犬马夸宫斗胜，而他却孤苦伶仃，生活贫穷。然而他并来因此而垂头丧气，相反从小养成了折节求名、匿情钓誉的本事。长大后，为了让伯父大将军王风提拔自己，王凤病重时，他主动悉心照料，亲自尝药，故意弄得一连几个月蓬头垢面，衣不解带。王凤果然被他的孝心打动，临死时请太后和成帝关照他，使他当上了黄门郎、射声校尉。

　　他对其他叔父也很孝顺，同时百般殷勤地结交当世英豪，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他的官也越做越大，然而他官越大，地位越高，干事就越谨慎，待人也越谦虚。他还把皇帝赏赐的车马衣物都送给宾客，甚至卖掉自己的财产赈济穷人，家中一件多余的东西都不要，以至不少名士投奔他，朝中权臣都愿意和他交往。当权的人称赞他，说客游士到处宣传他，此时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他的几个叔父。

　　王莽善于脸不红心不跳地弄虚作假。公元前8 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在重病中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做大司马。成帝接受了王根的意见。他更加克已奉公，以身作则，提倡俭朴，反对高官们骄奢淫仗的生活作风，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给下层官吏和穷苦的读书人。他母亲患病，公卿列候的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到大门外迎接，客人们看她穿得那么寒酸，还以为是王 莽家的粗使女仆，后来得知是王夫人时，贵妇们一个个惊得发呆，都夸王莽是个清正廉洁的人。

　　就在王莽为自己精心包装的时候，汉成帝却正在温柔乡中与飞燕姐姐和合德妹妹恣意纵欲，全部朝政几乎都落入了王莽手中。成帝得意他说：“汉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在这‘温柔乡’足矣。”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他就丧生在了这‘温柔乡’。哀帝即位后，外戚丁、傅两家的势力潮水般的涌入朝廷，王莽的仕途出现了波折，他采取韬晦之术，上书辞职，退居新野，闭门读书，俟机东山再起。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名家奴，王莽大发雷霆，要他儿子自杀偿命。在那混乱的世道，人们对王莽的举动充满好感，奉为楷模。王莽在新野三年，上书为他呜不平、要他重返朝纲的官吏就有一百多人。在舆论的压力下，他又回到了京城。这时荒淫无度的哀帝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王莽又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他利用阴谋手段一一清除政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心腹爪牙。他外表道貌岸然，说话冠冕堂皇，可是只要心中有什么欲求，稍稍暗示，他的党羽就会奏明太后，而到时他又故意叩头泣涕，再三辞让。因此朝野上下都被他的假相迷惑了。

　　就这样，王莽由黄门郎、射声校尉、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大司马、安汉公、宰衡摄皇帝，直到篡权成功，建立新朝。但是历史在西汉末年推出这样集伪善、奸诈、野心于一身的反面人物来，仿佛特意是为一个新时代的光明到来之前再浓浓地涂一层阴影，为孕育一个圣明的君王培植足够的罪恶的酵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哲学家黑格尔才说：恶是历史的动力。

　　【经文】

　　夏少康、汉光武皆中兴之君，孰者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兴复先绪，光启王业，其名则同，其实则异。何者？

　　光武之世，藉思乱之民，诛残贼之莽，取乱侮亡，为功差易。至如少康，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遗体，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于他国。

　　不及过庭之训，曾无强近之亲，遭离乱之难，庇身非所，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递成配天之业，中兴之君，斯为称首。”

　　[魏高贵乡公问荀顗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辑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艾夷秦、项。考其功德，谁为先后？”

　　顗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上曰：“少康先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祀 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能济斯勋乎？汉祖因土崩之势，收一时之权，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因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后，社稷凡倾。

　　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译文】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值得称道呢？

　　虞世南说：“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中兴之名相同，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生于异乡，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没有强大、贴近的亲人，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流离失所，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君王，少康应为第一。”

　　[魏文帝的长孙曹髦问朝臣荀顗：“夏商已经衰落，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复兴了大禹的事业。汉高祖崛起民间，打败了秦国和项羽，考究他们的功德，谁大谁小？”

　　荀顗回答道：“创造与继承，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不过是中兴而已，与汉世祖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于高祖刘邦，我以为更胜一等。”

　　曹髦说：“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然而他能广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图谋，最终还是消灭了过、戈两个部落，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一举取得政权。就他本人而言，为人之子，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为人之父，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后，国家几乎灭亡。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由此推论，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

　　【经文】

　　后汉哀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奋怒，诛灭梁冀，有刚断之节焉，然阉人擅命，党锢事起，非乎乱阶始子桓帝？古语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灵帝承疲民之后，易为善政，黎庶倾耳，咸冀中兴。而帝袭彼覆车，毒逾前辈，倾覆宗社。

　　职帝之由，天年厌世，为幸多矣。”

　　[议曰：桓帝问侍中爱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汉中主。”“何者？”“尚书令陈善任事则理，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发，其源可以滥筋。及其远也，方舟而后能济。元帝之时而任弘恭、石显，暨于桓、灵，加以单超、张让，既..彝伦，遂倾宗国。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荧荧不灭，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呜呼，百代之后，其鉴之哉。”

　　古语曰：“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曰：“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

　　由此言之，是知昏乱之君，将以开圣德矣。

　　【译文】

　　后汉衰落混乱，是由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胡作非为，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由此看来，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汉灵帝即位后，国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振兴朝纲。可是灵帝重蹈覆辙，又让宦官以‘党锢之祸’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终于导致国破家亡。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 岁，总算没有死于非命，也够他幸运的了。” [汉桓帝问侍从他的爱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爱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纲，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让你行仁政，也可以让你做恶事。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量只能飘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政，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汉朝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不灭，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引以为鉴啊！”

　　古话说：“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说：“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

　　【按语】

　　我国五千年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帝王千古流芳，有的臭名昭彰。

　　以“成康、文景”为代表的“升平盛世，政通人和”常被后人称誉，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雄才大略，文功武德”常被史家赞美，而西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已经成了“昏庸淫侈，政局倾颓”的同义语。所以撰写《后汉书》的班固提出，后代的人要想治国安邦，就应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鉴戒焉”。

　　后世的志士仁人每当总结历史的兴衰，谈到东汉末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无不痈心疾首。诸葛亮在他那千古名文《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

　　桓、灵二帝的劣迹太多，罄竹难书，但有两点十分突出，一是对历史遗害最大的“党锢之祸”，一是令人惊叹不已的标价卖官。

　　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全国性请愿活动的镇压和屠杀。

　　汉桓帝刘志即位时才15 岁，位卑庶出的小皇帝做不了主，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梁冀手中。粱冀本是一个缺德无才的纨绔子弟，长得耸肩竖目，说话结结巴巴，从小架鹰斗鸡，无恶不作。在汉顺帝年间，仗着姐姐梁皇后，世袭了其父梁商的大将军爵位。在刘志即位之前，两年之内死了三个皇帝（顺帝刘保11 岁即位，在位19 年；冲帝刘炳，2 岁即位，仅仅做了5 个月皇帝； 质帝刘缵，8 岁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梁冀毒杀）。汉王朝表面上挂的是刘记招牌，实际上却是梁冀的私人财产。梁冀生活上骄奢淫逸，各地进贡的珍奇，都要先送到梁府，选剩后才给皇宫。他修建的府第园林，象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占田围猎，绵延千里。掌权二十多年，拥立三个皇帝，“穷极满盛，威行内外”，有史以来，外戚权势还没有超过他的。

　　刘志虽然是个只知吃喝玩乐，对什么事都不过问的儿皇帝，但到了3O岁那年，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渐生不满，便与单超、左馆、徐璜、具瑗、唐衡5 个宦官密谋，用御林军铲除了梁氏家族和他的私党。粱冀被没收家产时， 财物达3O 亿，相当于全国租税的一半。

　　桓帝出于对宦官的感激，单超5 人都官封万户候，朝政由外戚之手转到了宦官之手。宦官势力迅速澎涨。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骄责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无人取碰）；唐衡为“唐雨堕”（流毒遍天下。其时单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脏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候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 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 座府第。他的哥哥候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

　　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无权无势的大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

　　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被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巨和太学生三百多人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满肚子不高兴。

　　公元159 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脏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路，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给革了职，判了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才好歹官复原职，但此人梗直的脾气顽固得很，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的死党张成的儿子（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候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

　　汉桓帝平时时这些动不动好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辑、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

　　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

　　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其端，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汉灵帝即位时才12 岁，由桓帝的皇后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窦武为大将军，手执权柄。窦武虽以外戚掌权，但他为人清正，忌恨宦官浊乱朝延，值此新帝即位，他想有所作为，整顿朝纲。他的这一想法与陈否不谋而合。

　　于是两人设计铲除宦官势力，因谋事不慎，消息走露，反而被曹节、王甫、候览等号称“十常侍”的宦官集团逐一捕杀，同时被诛杀灭族的朝臣甚众，被罢官回家的遍布全国。宦官在宫廷斗争中大获全胜，一下子有17 人封侯， 他们眉飞色舞，弹冠相庆。可对回到地方上的官吏始终不放心，因为读书人把这些失败的官僚当做英雄、领袖，联合起来抨击宦官，互相激励，闹得沸沸扬扬，与朝中的宦官成了死对头。宦官们一方面让灵帝每次下诏重申“党人”之罪；另一方面加紧制造借口，对“党人”这狠心头之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建宁二年（169 年），被誉为“八及”（令人景仰的人）之一的张俭担任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南）的东部督邮（郡守的辅佐官，掌督察所领县违法之事），宦官候览的家正在他的管区年。这一年候览丧母还家，不但为其母大起坟莹，而且预先为自己建造寿冢，规模宏大，殿堂高耸，因此毁人住宅，掘人坟园，夺人妻女，罪恶滔天。此外还先后建造住宅16 处，雕梁画栋，搂阁相连，象皇宫一样富丽堂皇。这在当时也是为封建王法所不允许的。张俭依法上奏朝廷，请求严惩候览。候在宫中截扣了奏章。张俭一怒之下，派人平毁了候家的坟莹，没收了候家的资产，又把候家平日杀害百姓、夺人田宅之事写了一份奏章送往京城，不料奏章又落入候览手中。他把张俭恨透了，唆使一个与张俭有私仇的小人，上书诬告张与同乡24 人结成朋党图谋不轨。

　　奏章这次很快就到了灵帝那里，宦官曹节也趁机把上次禁锢的党人李膺、杜密等人牵连进去请求灵帝惩治天下所有的“钩党”。汉灵帝这时才14 岁，什么也不懂，仰着脸问曹节：“什么是钩党啊？”曹节说：“钩党就是党人。”

　　“党人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杀啊？”曹节回答：“他们聚在一起想图谋不轨。”

　　灵帝又问：“什么是不轨呀？”曹节说：“不轨就是要把皇帝推翻。”灵帝想了想，就胡里胡涂同意了。

　　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的宦官死党就闻风而动，监狱为之暴满。李膺的朋友劝他快逃，李膺坦然地说：“我已经6O 多岁了，生死有命，还逃到哪儿去呢？”自己昂头走进了监狱，被拷打致死，全家被流放。凡是天下有名气的官员和儒士，统统被宦官说咸是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有些人趁机公报私仇，陷害对方；有的官吏为邀功，故意搞扩大化..被流放，处死，免官禁锢的又有六七百，太学生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整个国家成了豺狼横行的恐怖世界。

　　赶走了“不识趣”的官僚士大夫，汉灵帝感到耳根清静了，他可以纵情享乐，恣意敛财了。宦官们不但不会劝阻，还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声色犬马，花样翻新，一门心思让他玩得舒舒服服。

　　奴才们也喜欢这样的主子，只要你让他享乐，你任人唯亲也好，贪污受贿也好，草菅人命也好，他一概不管。万一被人揪住了尾巴，他还会护着你呢。主纵奴恶，宦官及其党徒可把天下害苦了。宦官王甫的养子王吉29 岁就出任沛国相，判案标新立异，要是穷人生了子女无力抚养，就把父母双双杀掉。凡被他处死的人，都分裂尸体陈列车上，标明“罪状”，巡游各县示众。

　　夏天即使尸体腐烂了，也要用绳子把尸骨穿起来，不游遍沛国全境不罢休。

　　他当了5 年官，就杀了一万多人。

　　汉灵帝使国家彻底毁灭的最“杰出”的一招就是明码标价卖官敛财。

　　汉灵帝出身于亭侯之家，与富有天下的皇帝相比，也曾经过了一段“穷苦”生活，所以怕穷之余，就对金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嗜好。放在国库里的钱他觉得不牢靠，非要攥在自己手心里不可。他的母亲董太后也是出名的财迷，自从儿子咸了皇帝，她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她让汉灵帝派出大批宦官到各地去搜括金银财宝，直接用车给她运回宫中。后来看油水榨得差不多了，又给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公开标价卖官。

　　光和元年（178 年），官职交易所在西邸开张了。价码是郡守级卖二千万，县令级四百万。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买卖做得还很灵活，有钱交现款，无钱可赊欠，到任后再加倍偿还。肥瘦不同的官职，还可讨价还价。开市大吉，生意兴隆，汉灵帝母子俩笑逐颜开。买官的人也不会吃亏，到任之后，只要狠狠搜括即可，只是苦了老百姓。汉灵帝他们才不管呢，他见买卖适销对路，急忙扩大经营：朝中三公，一千万一个，九卿五百万，如果属于按资历本该提升的，出半价即可。后来连禁卫军也上了市。除了皇帝之外，什么官都可以买到。

　　卖官的“国策”后来发展到官员调动、秀才授职，都得到西邸讲价交钱后，才能走马上任。有些正直清廉的，请求不再当官，却被强迫派遣。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因清廉有名，特别减价三百万。接到诏书后，司马直愤然说：“当官是为民作主，现在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上司的私欲，于心何忍？”他请病假，不准。上任途中写了一篇批评时政的奏章，然后服毒自杀。

　　汉灵帝用这种办法搞来的钱财怕得而复失，把一部分存放在宦官亲信的家里，一部分拿回老家变成不动产。这些亡国昏君，总以为国亡之后家尚可保，总要移国就家，准备亡国后回家好好享受去也。

　　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回天乏为了。当时有一首民谣曰：“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已经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天下苍生“与日同亡”的誓死决心。

　　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终于暴发了！

　　【经文】

　　自炎精不竞，字县分崩，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候，刘玄德凭蜀汉之阻，孙仲谋负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三方之君，敦有优劣？

　　虞南曰：“曹公兵机智算，殆难与敌，故能肇迹开基，居中作相，实有英雄之才矣！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至于杀伏后，鸩荀彧，诛孔融，戮崔琰，娄生毙于一言，桓劭劳于下拜。弃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论西伯，实非其人。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斯言为当。

　　“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吕之俦匹。臣主同心，鱼水为譬，但以国小兵弱，斗绝一隅，支对二方，抗衡上国。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骋其长算，肆关、张之武，尽诸葛之文，则霸王之业成矣。

　　“孙主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

　　[陈寿云：“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字亦狭。”张辅曰：“何为其然？夫拨乱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诸葛孔明达礼知变，殆王佐之才。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关侯、张飞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能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安强，不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间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徒二杰而已。”

　　魏帝问吴使赵咨曰：“吴王何等主也？”咨曰：“聪、明、仁、知、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对曰：“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

　　孙策疮甚，呼弟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雨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陈寿云：“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

　　【译文】

　　自从汉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挟天子以令诸候，刘备（字玄德）凭蜀地险要，孙权（字仲谋）靠江淮坚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

　　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建立了霸主宏图。三人谁优谁劣？

　　虞世南说：“曹操的军事谋略，几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虽身居朝廷相位，实怀雄才大略。然而他谲秘诡诈，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讳多，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或；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便将其杀害；崔琰仪表堂堂，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也被他杀害；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他说：‘只要长跪不起，就可饶你不死。’最后还是被杀。不讲仁德，只用刑戳，可见他暴虐极了。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实际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说得非常恰当。

　　“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做君王的，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蜷缩在闭塞的蜀地，要同时分心对付魏、吴，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使关羽、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

　　“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凭借长江天险，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来，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国志》的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晋朝的清官张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拨乱反正的国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

　　诸葛亮精通礼义，了解风云变幻，算的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豪杰，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不会互相配合，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

　　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怎会仅仅得一个‘二杰’（指刘与曹）的称号呢。”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解释道：‘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证明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拨，证明他的明达；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证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荆州，但没有发生激战，证明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证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证明他的英略。”

　　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当机立断，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才，以保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计谋，象勾践一样奇异，确是人中豪杰，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

　　【经文】

　　晋宣帝雄谋妙算，诸葛亮冠世奇才，谁为优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书生，参佐帝业，济世危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而多仗阴谋，弗由仁义，猜忍诡伏，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君子不为。以此伪情，行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侍也。”

　　[吴张微《默记》论诸葛亮、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汉朝倾覆，天下分崩，二公并遭值际会，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汉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译文】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恐怕就不是对手了。”

　　[东吴时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忧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祁山一带，意气奋发，大有饮马河、洛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兼并的大军，城垒坚固，部队精锐，不敢斩将擒敌，却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凉州、雍州（今陕甘宁一带）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战争继续下去，谁胜谁负很明白。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经文】

　　或曰：“晋景、文兄弟敦贤？”[魏明帝崩，立养子齐王芳，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宣王诛爽自专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师字子元代立辅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辅政，杀高贵乡公，立陈留王。后陈留王以魏禅，晋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吴，天下一统。

　　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乱，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凡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于早日。及诛爽之际，智略已宣，钦、俭称兵，全军独克，此足见其英图也。虽道盛三分，而终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侯服归全，于斯为美。太祖嗣兴，克宁祸乱，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时，厥功为重。及高贵纂历，聪明夙智，不能竭忠协赞，拟迹伊周，遂乃伪谤士颜，委罪成济，自贻逆节，终享恶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宝《晋总论》曰：“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应运而仕。值魏太祖创业之初，筹画军国，嘉谋屡中，遂服舆珍，弛驱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任数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达，东举公孙渊，内夷曹爽，外袭王陵，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矣。世宗承基，太祖继业，玄、丰乱年，钦、诞寇外，潜谋虽密而在机必兆，淮、浦再扰而许、洛不震，成黜异图，用光前烈。然后推毅钟、邓，长驱庸蜀。三关电扫，刘禅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当非常之礼，终受备物之锡。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节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故人咏维新，四海悦劝矣。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役不二时，江湘来同。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

　　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杨骏被诛，母后废黜，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寻以二公、楚王之变，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阅伯实沉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李辰石冰倾之放荆、扬，刘渊王弥挠之于青、冀。二十余年而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何哉？树立失权，托附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思郭钦之谋而悟夷狄之有畔，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乐声，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而临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

　　【译文】

　　西晋前夕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哪个比较贤明？

　　[魏明帝曹睿驾崩，立养子齐王曹芳，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司马懿杀了曹爽，大权独揽。曹芳在位三年，司马懿死，儿子司马师（字子元）

　　被封为景王辅政，废除曹芳，立曹丕的孙子曹髦。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字子上）被封为文王，又代其兄辅政，杀了曹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封为陈留王，他让位给司马炎（字安世）晋武帝，从此进入西晋时期。司马炎称帝即位后，灭了东吴，统一了天下。到了晋惠帝即位，天下大乱，开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何晏说：“唯有深邃，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夏侯玄（字太初）就是这样的人；唯有机谋，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知，有将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司马师镇静如常，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被他打得全军覆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虽然威名震主，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这就很值得赞美了。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在西方，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想学伊尹、周公，却诋毁有学问、有声望的人；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这就是说，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

　　[干宝的《晋总论》说：“司马懿以雄才宏量，顺应时势，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三代人驰骋疆场。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宽松容人，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审时度势，处理军务能放开手；知人善任，能采纳、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内乱有夏候玄、李丰，外乱有毋丘俭、文钦，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还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马氏镇压了。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但他们稳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后来起用邓艾、钟会，长驱入蜀，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刘禅投降，东吴灭亡，建立了晋朝，统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过这段历史，不得不相信。

　　“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导常的委任，最后获得军政大权，到了司马炎手里，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司马炎仁德厚爱，勤俭节约，平和而不放纵，宽厚而有断决，所以人人歌颂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万民拥戴，放舟三峡，驰马桂阳，劳役不失时机，江浙都来归顺，铲平了吴、蜀的堡垒，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书同文，车同轨，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满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皇陵的土还没有干，国丈杨骏被杀，杨皇后被废为庶人，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这样杀来杀去，导致了一有危险，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辅相没有尊严，不受人敬重，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荆州、扬州等地，继而刘渊在山东、河北等地扰乱，也跟着割据为王，国家开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二代皇帝大权旁落，大好河山群龙元首。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考究庾纯、贾充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钱神论》，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来治理这样的国家，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范燮也要为之请死，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更何况让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局势妮！然而司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

　　【按语】

　　封建社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因为其政治机制的桎梏，既不可能象议会制那样去选举，也不可能象多党制那样去竞争，而只能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圈子里——皇室子孙中选择，而且必须遵循老祖宗数千年不变的规矩：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可是这一原则执行起来往往变数很多，比方说，前任皇帝常常以遗诏的形式把他的宠姬或爱子钦定为接班人；或者皇帝断子绝孙了，就只能从远房同宗中找继承人；抑或是皇室衰微，朝纲被一权臣把持，那个实已虚设的儿皇帝就不得不退位——美其名曰“禅让”。这样一来，国家兴亡，百姓苦乐就不是取决于什么政治体制，而是决定于情节各各不同的争权闹剧了。

　　西晋末年的晋惠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晋惠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次子。他从小生在宫中，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又不好读书，十几岁还不识字，只知寻欢作乐，别的什么事情也不问，什么都不懂，蠢得象猪一样。有一次司马衷在御花园玩，听到一片蛤蟆叫声，他问侍从：“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侍从听了捧腹大笑，其中有个机灵的答道：“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又有一次，天下遭灾，百姓俄死不少，司马衷自作聪明地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粥？”

　　太子胡涂到如此程度，怎么能处理国家大事？不少大臣为此忧虑，晋武帝也不是不知道。尽管如此，司马衷还是当了皇帝。究其实，根源还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切身利益。看看这类历史故事，你就可以知道，不管封建统治阶级口头上说得多么漂亮，他们骨子里是从来不把民众、国家放在心上的。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前，他父母在临终时都曾拉着他的手含泪嘱咐他将来一定要把皇位传给弟弟司马攸。论才论德，司马攸都是比较理想的接班人。

　　史书说他“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

　　朝野上下，威望很高。但是武帝想把皇位传给儿子司马衷。为此，朝中大巨与皇帝多次发生争执，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支持齐王司马攸的大臣不是被贬官、免职、下狱，就是被活活气死。连齐王最后也被威逼而死。

　　武帝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虽然引起朝臣的担忧，但居心叵侧的人巴不得武帝选白痴当太子，一旦白痴即位，他们就可以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了。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289 年，54 岁的晋武帝由于多年的荒淫纵欲，一病不起。杨骏乘他病重，把原来宫中的侍从都换成了他的亲信。皇后杨芷在武帝人事不省的时候请他让扬骏一人辅政，武帝不知她在说些什么，随便点了点头，杨芷立即矫命下达了诏书。

　　武帝死后，司马衷继位，贾南凤当上了皇后，杨芷成了皇太后，杨骏大权独揽，惠帝成了傀儡，而贾南凤却没捞到什么好处。但她生来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悍妇，她和几个另有图谋的皇族朝臣串通一气，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在宫廷中挑起了大规模的、持久的互相残杀。晋武帝的尸骨未寒，在她的策划下，马上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联合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剿灭了杨骏家族，囚禁、饿死了杨芷。死于这场政变的不下万人。

　　在铲除杨家势力的行动中，楚王司马玮起了关键作用，但他没有得到实惠。很多无功的反倒加官进爵。更主要的是贾南凤也没有得到好处。于是她又叫白痴皇帝下命给司马玮进京讨伐司马亮，事成后又以擅杀之罪将司马玮和很多朝臣诛杀灭族。

　　在这场滥杀滥捕的大混战中，白痴司马衷万事不关心，不是去御花园听蛤蟆叫，就是和宫女们嬉戏打闹。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逍遥天子”。

　　贾南凤自己没有生儿子。白痴只有一个儿子还是和一个才人所生。别看老子是白痴，生得这个儿子倒很聪明，有一次宫中失火，武帝要登高观望，这时才5 岁的孙子拉着他的衣襟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现在贾南凤怕白痴的这个唯一的儿子继承皇位，用计杀害了这个孩子。她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引起了公愤，被赵王、粱王和齐王（司马懿的九子、八子和曾孙）率军攻入后宫杀死。从此统治集团的内讧由宫廷扩展到整个社会。司马懿的子孙们互相领兵杀来杀去，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在战乱中丧生的民众有数十万。历史上有名的学者、科学家如陆机、陆云等人也都在战乱中丧命，真正有头脑、有节操的如“竹林七贤”等不得不退隐山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皇室的子孙们（司马的皇子皇孙共约57 人，司马炎的儿子就有25 人）在连绵不断的骨肉相残中亡灭殆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起到愍帝司马邺，没出五代人，平均寿命不足20 岁。

　　白痴司马哀有如丧家之犬，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挟持他东逃西窜，最后被他的堂兄弟用面饼毒杀。

　　司马哀在位16 年，大权先是被外戚杨骏掌握，后又被贾南风劫夺，继而八王争权夺利，战祸迭起，生灵茶炭，周边各少数民族趁机深入中原参加内战。本书的作者赵莫把司马哀的痴愚换了个高雅的说法曰：“荡荡之德”。

　　妙矣哉！

　　蠢猪似的皇帝的灭亡是必然的，可悲的是大好河山先被这头蠢猪糟踏之后，继之闯入的是五头猛兽——鲜卑、匈奴、羯、氐、羌，和16 头虎狼（秦、齐、燕、赵等），在中原这块水肥草美、物阜丰饶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烧杀洗劫。

　　曹操为了劫夺大宝，苦心经营3O 多年，诛杀汉室大臣、刘氏宗室多人， 其政权维持不到百年；司马氏惨淡经营也是3O 年左右，也将曹氏宗人诛杀殆尽，政权都没有维持到5O 年，加上东晋（东晋皇帝其实姓牛），前后也才共15O 年。司马家族自杀加上他杀，最后也宗脉凋零。读史到此，不由不让人发出“天道好还”、“善恶相因’的浩叹！

　　【经文】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因瀍、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译文】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拔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按语】

　　如依史籍载，东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其实司马睿姓牛，并非司马懿的后代。李贽的《藏书》干脆称之为“南朝晋牛氏”。

　　这一谜底说起来好笑：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本《玄石图》，其中有“牛继马后”一句谶语，所以司马懿对身边姓牛的人都要设法铲除。

　　手下有一将叫牛金，一次他用一把特制的酒壶与之共饮。这酒壶设有机关，当自己喝的时候，可以倒出无毒的酒；在给别人斟酒时就能倒出有毒的酒。

　　他用这种办法毒杀了牛金。可是谁能抖到，琅琊王府中有一姓牛的小吏，与王妃夏氏私通有子，这个私生子就是司马睿。尽管司马懿机关算尽，他创立的政权还是落在了姓牛的手里。

　　由此看来。人世间的事从来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人，彼此皆知；天算人，幽微难明。

　　【经文】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

　　[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译文】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象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

　　[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这样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经文】

　　宋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其事云何？

　　虞南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禽姚绍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部，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则汉祖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补短，志未可量！此为优矣。”

　　[裴子野曰：“宋武皇帝苛迹多于魏武，大德厚于晋宣。拔足行间，却孙恩蚁聚之众，奋臂荆、郢，扫桓玄盘石之宗，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隅席卷，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羌胡畏威，反为表里，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后请呼上帝，步骤前王，光有帝图，谓之义取者也。”

　　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耻，校动离乱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啸命六合，规模进取，未及逾年，坐盗社稷，自以名高汉祖，事捷魏晋，思专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谧、桓谦以人望镇领袖，王绥、谢混以后进相光辉，群从兄弟，方州连郡，民骇其速而服其强，无异望矣。高祖于时，朱方之一匹夫也，无千百之众，纠合同盟，电击二州，未及半旬，荡清京邑，号令群后，长驱江汉，推亡楚于匪隙，援衰晋于已颓，自轩辕以来，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于是人知攸塈而王迹兴矣。”]

　　【译文】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字寄奴）灭了桓玄，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然后才称帝。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说：“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收夏侯嵩为养子，曹操是嵩的长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荣耀显贵，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乱汉，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权倾朝纲，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诏书征伐、诛杀犯上作乱的人，他的权势、地位，用高屋建领也不足以比喻。

　　刘裕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提剑首创大业，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统率着一郡之兵，攻杀四川守将谯纵；西入长安，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在岭南，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斩首。帅旗所指，攻元不克，战无不胜。观其豁达恢宏，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看他胜算在握，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大志未酬，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曹操卓越的缘故。”

　　[裴子野说：“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马懿大。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振臂摧毁了荆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双管齐下，战车长驱，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岭的大小山头都被肃清；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禹，广州遂被席卷；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四川便被收复；羌族匈奴被他的军威震摄，攻守、君臣之势很快倒转了过来；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还说：“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身处战乱之际，调兵遣将，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策划统一大业，不到一年，逼晋安帝让位，盗窃了国家权力。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功勋比得上曹操、司马懿，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桓谦，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王绥、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追随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后来纠集同盟，共谋起义，讨伐桓玄，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号令群雄，长驱江汉，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使频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自轩辕黄帝以来，还没有象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怎么能这样呢？

　　“由此可知，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

　　【按语】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辛弃疾的这篇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华章，歌颂了几位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其中浓墨重彩刻写的就是这位“寄奴”——刘裕。

　　刘裕早年丧父，家境贫寒。青年时代曾挥汗躬耕于田野，上山砍柴，下泽捕鱼，备尝生活之艰辛，因此养成终生简朴的习惯。晚年当了皇帝，还在后宫独辟一室，珍藏着他曾用过的农具。

　　刘裕在东晋末年南北朝混战之际，崛起于行武，终其一生，戍马倥偬。

　　这位靠战争登上皇位的农家子弟，胸有韬略，勇武善战，确实充满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在刘裕只是桓玄手下的一个小头目的时候，当时桓玄已经篡位，他的夫人私下对桓玄说：“我看刘裕龙行虎步，风度不凡，恐终不能为人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桓玄说：“我刚刚平荡中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非刘裕无可用者。等关、河平定后，再作打算吧。”可是等到他“再作打算”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后来刘裕南征北战，确实坐了天下，然而他为夺大室，为巩固政权，残杀了许多也许不该杀的人。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每当评点历史遇到滥杀无辜的人物时，总要在杀人的情节下加注一笔：“种毒了”或“又种毒了”，而到杀人者的子孙后来又被别人杀害的时候，他一定要照应一句：“毒发了！”

　　公元410 年，刘裕消灭了南燕，生俘燕王慕客超，送到建康将其斩首。

　　燕都被破后。南燕自王公以下三千余人金被斩杀，家属一万余人没为奴隶，燕都被夷为平地。随后，又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剪除了和他一起举事的刘毅及其部属谢混等人。

　　另一个当初与他起义的是诸葛长民。刘裕邀他畅谈。当诸葛正为刘裕能如此推心置腹而感激涕零之时，伏在帐后的武士将他刺杀于座中。

　　经文中提到的卢循、谯纵等，战败固然不免一死，但其部属、家族也被诛灭殆尽。

　　公元418 年，刘裕代晋称帝前，万事具备，只因当时有一句谶语：“昌明（晋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之后有二帝。”他想在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后再立一帝，以应“二帝”之谶。于是他派人缢死安帝，扶立恭帝司马德文，一个月后又将其刺杀。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不应否认刘裕在东晋和南北朝这一被学者称为“一体化调节失灵”的混乱时期，在五十年左右，大大小小的称帝者竟达145 人之中，确实是一位茕然卓立的佼佼者，但他也播下了诸般“毒种”。这些“流毒”之“因”，在他身后都一一有了毒“果”。

　　【经文】

　　宋孝武、明帝，二人敦贤？

　　虞南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割剪枝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乘衅，宰制天下，未逾岁稔，遂移龟玉。缄滕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社倾沦，非不幸也。”

　　[孝武名骏，文帝第三子也，为江州刺吏。弟劭既弑逆帝，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尽杀孝武诸子，务为雕饰，天下骚然，崩，子昱立，无道，萧道成杀之。]

　　【译文】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

　　虞世南说：“这二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其本性却是相同的。诛杀贤良，手足相残，朝内没有陈平、周勃那样的丞相，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元知的人，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国玺易手。这正如庄子所说，珍贵的东西，捆绑、封锁得越牢，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千思百虑，终归还是失败，千古为之长叹！至于权力的倾覆、沦丧，还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骏，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征讨刘劭，打败刘劭，并将其父子枭首示众。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骚乱。明帝驾崩，子刘昱即位，更其荒淫无道，被萧道成杀死篡位，建国为齐。]

　　【按语】

　　公元422 年，南宋开国皇帝刘裕去世，长子刘义符继位。虽然其父临终时对他说：“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志。”然而恰恰是这几个人，不到一年就把他废掉，旋即把他活活打死，又杀其弟刘义真。然后迎立刘裕的三子刘义隆，是为文帝。文帝即位不久，就把拥立他的徐、傅和谢晦等人一一诛杀，后来名将檀道济与其子11 人也一同被杀。

　　刘义隆即位初，四弟刘义康曾与之共理朝纲，对巩固刘宋政权贡献颇大。

　　他一直担心刘义康要篡夺他的皇位，一俟地位稳固，就赐药毒死了这位皇弟。

　　从此刘裕的“毒种”一发不可收拾，刘氏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延绵不断，终于导致了南宋的覆灭。

　　公元453 年，刘义隆被其长子刘邵杀害。当年，其三子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邵、刘浚为名起兵，攻克建康后将其暴尸于市。刘义隆即位后，因其父当年在考虑废长立幼时没选中他而是看重刘铄，便迁怒于彼，将其毒死。

　　后又杀叔父刘义宣、十弟刘浑、六弟刘诞。在攻克刘诞镇守的广陵（今扬州市）后，刘骏将城内士兵不论老少全部杀掉，并将死者的头颅摆在石头城南岸陈列观赏。

　　刘骏对父子兄弟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以狎侮、虐杀为一大快事。

　　长子刘子业继位后，因幼时不为父爱，一登上皇位，便大肆报复，凡是武帝信任的大臣全被诛灭九族，其中包括他的叔父刘义恭全家。这位年仅16岁的皇帝，因为看惯了他父亲草菅人命，一旦手握生杀大权，比其父更加凶残。他杀了年仅七岁的弟弟刘子鸾兄妹三人犹不罢手，还把其母殷贵妃从坟墓中挖出来侮辱。

　　刘子业排列了一下刘氏接班表，发现继位的不是长子，就是三子，于是为消除后患，毒死了三弟刘子勋。

　　综观刘宋王朝的四代八帝，自刘裕以下，无一不是宫廷腥风弥漫，岁岁骨肉相残。8 个皇帝，平均寿命不足24 岁。可悲也夫！

　　【经文】

　　齐建元、永明之间，号为治世，诚有之乎？

　　虞南曰：“齐高创业之主，知稼借之艰难，且立身俭素，务存简约。武帝则留意后庭，雕饰过度，然能委任王俭，宪章攸虬礼乐之盛，咸称永明。

　　宰相得人，于斯为美。”

　　[议曰：子言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爱为不丧？”孔子曰：

　　“仲叔圉治宾客，祝驼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爱为丧？”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

　　田单相齐，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单解裘而衣之。襄王恶之，曰：

　　“田单之厚施，将欲以取我国乎？不早图之，恐后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

　　故齐侯恶陈氏厚德，晏子谓齐侯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齐襄恶田单厚施，贯珠者谓襄王曰：“王不如嘉单之善，今曰：‘寡人忧人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人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

　　称寡人之意。’单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单之善亦王之善也。”后里闾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教之也。”

　　夫收臣下之权，宜如晏子及贯珠者。

　　昔汉祖疾甚，吕后问为相，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

　　然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宋高祖大渐，戒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常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可以会稽处之。”

　　夫任贤用能，宜如汉高及宋祖矣。]

　　【译文】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齐高帝萧道成年号）至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

　　年间（公元429——493 年），被称为太平治世。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虞世南说：“萧道成是创业之主，知道稼穑的艰难，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有失过度雕饰，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就数永明年间，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康子说：“这样的国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说：“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由王孙贾统领军队，这样，怎么会亡呢？”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有一次过淄水，有老人淌水过河，被冻得打颤，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说：“田单这样施惠于人，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不早些准备，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

　　正因为此，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晏子对齐襄王说：“从礼制上讲，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这种行为必须制止。”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下令说：‘我担心有人在挨饿，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我担心有人在挨冻，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大王能表扬他，这样一来，感激田单做好事，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谢你了。”从此以后，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

　　由此看来，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利和功德，应当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

　　从前汉高祖病危，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刘邦说：“曹参可以。”

　　又问他曹参以后呢，他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这人智谋有余，但是难以独当大任。周勃宽厚稳重，但文化修养不足，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让他当太尉，掌握兵权。”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告诫太子刘义符：“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却没有远大志向。徐羡之、傅亮按说没有野心。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颇知机变，将来有什么变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做国王的，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象刘邦和刘裕这样。]

　　【经文】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贱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责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

　　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

　　夫习与工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遹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梁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遹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

　　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想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译文】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

　　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象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

　　“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

　　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格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当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了。]

　　【按语】

　　宋、齐二代的五个废帝是指刘宋王朝的前废帝刘子业，后废帝刘昱；南齐郁林王萧鸾、东昏候萧宝卷与齐和帝萧宝融。

　　这几个皇位继承人的共同特点是荒唐淫乱，嗜杀成性。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天塌下来他都不管，杀人之外就是醉生梦死，淫秽宫帷。他爱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入宫脱得赤条条的，在他面前排列成一队粉团阵，再强令左右与之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杀人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他经常动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有时一天受刑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他看到杀人后伏尸流血便十分开心，一天看不上这种种惨状，就闷闷不乐。有一次，他用铁锤把一个人的阴囊打破，身边有人见此情景皱了一下眉头，他发现后悖然大怒，让这人立正站定，袒露上身，用短矛刺穿其肩胛。还有一次，他闻到身边一侍从有大蒜味，竟要剖腹察看。凡此种种，不胜赘述。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人不单是一个“没有人君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其中大部分属于精神错乱型的人。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为了讨爱妃的喜欢，把阅武堂改名芳乐苑，并在里面按市场的样子建造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大声叫卖。他让爱妃当市场总经理，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在岸边设立肉铺，自己操刀卖肉，让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这些身为九五至尊的人，行为乖张，各有怪癖。有的嗜酒如命，有的豪赌成癖，有的好偷，有的爱涂脂抹粉、身着女装招摇过市，有的好花样翻新地瞎折腾..总之，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就是了。

　　后人在考察这些亡国之君的人格形成原因时，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青少年时代的教育失误。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养尊处优，只知玩乐，有如白痴。

　　为其选择的师友都是名门望族的权责，加之大都是在杀人如麻的环境中长大，所以连起码的做人规矩都不懂。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父传子，家天下”

　　的政治体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又只能在这极其有限的小圈子里指定或选择，因此太子的教育就成了关系到国之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这里作者提出的教训虽然是针对太子教育一事，但其观点对今人仍感困扰的子女教育亦不无启迪。归纳古人有关教子经验的总结，主要有三点：一是择师要得人，二是交友要慎重，三是先卑方能后尊。

　　【经文】

　　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卒致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绎，为荆州刺史。破侯景，都荆州，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执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聪明伎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但国难之后，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于怀楚，蕃屏宗支自为仇敌，孤远悬僻，莫与同优，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议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智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过人之才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智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不免于乱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观其卑躬历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无闻淤天下。此猛将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观之，夫拨乱反正之主，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一身善战，不足恃也。故刘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艺善战，何益哉？”]

　　【译文】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平定祸乱，最终还是国破家亡，为什么？[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名绎，官拜荆州刺史，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以荆州为都城。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被俘后，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

　　虞世南说：“梁元帝天资聪睿，书画术数，无一不通，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继位，确有可称道之处。然而在国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弃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一旦有事，都在孤独偏远之地，不能与他分忧。结果是身亡国灭，生灵涂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确实让人叹惜。”

　　[《淮南子》说：“仁和智，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爱人；智的意思是知人。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仍然被秦人俘虏，饿死在共邑（今甘肃泾川北），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所以说，仁最关键的是爱人，智最关键的是知人，这二点不首先具备，即使明察聪慧，灵敏机智，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

　　有人问：“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岁。假如寿命再长些，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他一定能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

　　虞世南说：“周武帝骁勇无敌，果断刚强，谋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领兵打仗号令严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

　　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

　　由此看来，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正因为此，刘向才说：“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艺，英勇善战，能有多大益处呢？”]

　　【按语】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不幸不在于他们的个性，恰恰在于他们做了皇帝——

　　把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最高权力给予了他们。权力，是一根其妙无比的魔杖；政治，是一门超越世俗任何艺术的最高艺术。光有权力欲的人，很可能只成为卑鄙的政客，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其德才必须超越任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上的不少帝王，按其素质如果放在适宜的领域，很可能会成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专家、学者，然而历史的误会偏偏让他们当了皇帝，结果给人民和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梁元帝萧绎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载萧绎幼年聪睿俊朗，天姿英发，5 岁即能口诵《曲礼》，六岁时为父皇作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成人后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文不加点。军旅书翰，策令诏诰，都是自己亲自挥毫，从不假人之手。他平生著述颇丰，先后撰写编著《金楼秘诀》、《古今同姓名录》、《江州记》等书籍四十二种，共七百多卷。他还精通书画，自画孔子象，并作赞语，自己书写，世称三绝。他如改行当艺术家，也许会名垂后世，然而作为皇帝，却被后人当咸了反面教员。

　　遗憾的是类似萧绎的悲剧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依然俯拾皆是。隋炀帝且不说，宋徽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史载，宋徽宗赵佶天资甚高，可是他对皇室钦定的儒家经典和史书一概不感兴趣，但对笔砚丹青、骑马踢球却乐此不倦。高俅就是因踢得一手好球而受到他的宠幸才日见重用的。

　　赵佶对书画的嗜好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古代的钟鼎有一万余件，全都是商周奏汉之物。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三千余枚。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画家的资料加以整理，编写成《宣和书画谱》，为后世美术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科。他还对所藏古代青铜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他决心要在绘画领域“雄冠天下”，置朝政于脑后，用整整三年的功夫临摹了宫中所藏的汉代毛延寿等37 位名家的全部传世佳作。在书画造诣上，他也的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自成一体的“瘦金书”，不能不说是千古一绝。

　　除花石奇物、园林鸟兽、书画饮宴外，赵佶还有一好，即所谓“微服潜行”——偷偷溜出皇宫去逛妓院。虽然宫中嫔妃数以百计，但他为之倾倒的却是青搂粉娃，特别是自从见到京师名妓白牡丹李师师后，赵佶简直到了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的地步。为此闹得满城风雨，京都哗然。

　　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到了这种地步，亡国丧家是必然的了。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先后将赵佶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赵桓虏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不久父子二人和一同被虏掠到北地的臣民九百多人又被迁到韩州，金朝给他们拨了十五顷地，让他们耕种自给，直到父子二人老死于此。

　　如果说赵佶本应是个杰出的艺术家的话，那么明嘉宗来由校却是一个好本匠。朱由校人很聪明，手也很巧。他平生最爱搞土木建筑和木工制作，全套木工活他无一不精，油漆一行亦极奇巧。凡是他见过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一看便能制作。他酷爱营造，常在宫中亲自动手建造回廓曲室，手操斧锯，兴致盎然。可他又喜厌不恒，造好后只要有一点儿不顺眼的地方就毁掉重造，常常是造了毁，毁了造，忙得不亦乐乎，废寝忘食。朱由校尤其擅长的是精致的雕刻。他做的砚床、梳匣皆是自己雕刻、自己油漆，五彩绚丽，工极奇妙。他雕刻的八幅屏，在不足一尺的天地里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无不栩栩如生。来由校沉缅于木工制作，根本不理朝政，文武百官有时三年也见不上他一面。明代为祸最烈的魏忠贤充分利用了他的昏庸，在想干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时，专拣他忙于木工活的时候去请示汇报，每次，来由校都极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久而久之，明朝实际上成了魏忠贤的天下。

　　诸如此类的可笑人物在我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平心而论，也很难指责这些被强人所难地推上帝王宝座的人。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所喜爱的事业，也许都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都会对人类的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

　　然而历史和体制都不允许这样做。因此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历史的误会，体制的悲剧。

　　【经文】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

　　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译文】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国富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终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

　　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经文】

　　陈武帝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译文】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光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经文】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爱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译文】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

　　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已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按语】

　　隋炀帝是一个历史上最令人不能理解的皇帝。

　　炀帝杨广拥有极端复杂的多重性格。很难想象儒雅文明与残暴好战、贤良明智与无耻昏庸、极端现实与万分浪漫、对妻子忠诚的挚爱与对女色贪婪的荒淫竟能统统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如此充分的展示。这个对美好事物尤其是对美丽的女人有敏锐的审美感的鉴赏家，有成就的诗人，风韵独特的散文家，总想用带有强烈艺术性的政治个性来处理国家大事，但过分的个性色彩使他在历史上既有建树，又成了后世朝野皆知的昏君的同义语。无论是在正史、野史中，还是民间文学和传说中，他向来被描写成极端荒淫残暴的典型的亡国之君。但是如果扬广只是一个单纯的好色者和暴君，那他留给历史的绝不会是那样一幅错综复杂、悲喜交加的图画。

　　其实，杨广是一个很有创见的明智的政治家。第一，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文职和武职的分离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在隋之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长官，都是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集于一身。杨广在其父杨坚已经开始的改制的基础上，把地方的军事大权收归中央。这项改革标志着政府职能合理化和巩固中央权力的组织化、制度化，从而起码从体制上解决了历来让朝廷头疼的军阀割据这一难道。

　　第二，他恢复、完善了由秦开创后被汉废除的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加强。

　　第三，杨广完善了科举制，在他夺权继任的第二年，首先下令开设进士科考试，使官吏的任命有了考试制度的保证。历经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都没有脱离杨广所设计的巢臼。

　　杨广用写诗的浪漫情愫去治理国家，用艺术家的思维去处理政务，用放荡不羁的想象去驾驶权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除了导致灭亡，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经文】

　　或曰：“王霸之略，请事斯语矣。敢问殁而作谥，及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对曰：“古之立谥者，将以戒夫后代，随行受名，君亲无隐。今之臣子不论名实，务在尊崇，斯风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时替化，育以成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日，化生长有。]其神为五帝纬[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为金正也]，颛顼配水[玄冥为水正也]，黄帝配土[后土为土正也]。帝王改号，于五行之德，各有所尚。

　　从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义之府，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为土者，四行之主，主于四季。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汉之初，臣贾谊以

　　为汉土德，以五行之传，从所不胜[传移之传也。五行相代，常从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庖牺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得天统矣。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观之，帝王之兴，备本其所出五帝之后，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汉，尧后也。尧，火德王，故汉为火焉。袁绍时耿包曰：“赤德衰尽，袁为黄后，以为袁舜后，舜土德，君故劝进焉。”是知帝王之兴，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有自来矣。今秦，颛顼后，水德也。故秦为水德焉。]

　　以此观之，虽百代可知也。

　　【译文】

　　有人说：“王道、霸道的主张，就照你说的办好了。敢问人死后赐谥号，以及改用新的历法，改变服装颜色，从而使人耳目一新，这又表示什么？”

　　我的回答是：古代确定谥号，是为警戒后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这对国王、对亲属，都不能有所隐讳。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说：“天有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才滋育生成万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轮流主事，有始有终，相生相克，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因此生而为王的，死后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为金的正神]，颛顼配水[玄冥为水的正神]，黄帝配土[后土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号，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赤色。因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象母与子的关系]。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称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土德本应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从木开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称王，木生火，故尚赤。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汉初，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因为五行的转移，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五行的代替，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其后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这样的顺序，数到汉代，应当是属火德，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上古时的共工，以水德夹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间，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因为处的位置不对，所以都命不长。

　　[在我看来，帝王的兴起，各依其本源，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各有其承继。怎么知道的呢？汉是尧的后裔，尧以火德称王，五行转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汉朝，所以汉朝也是火德。袁绍时，耿包说：“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是舜的后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应进取。”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秦是颛顼的后裔，颛硕应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即使经历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

臣行第十

　　从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官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象枢纽，象门阀，最精彩的悲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经文】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经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

　　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经文】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经文】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译文】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 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经文】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鲸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容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译文】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经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译文】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经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经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候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候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

　　“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译文】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

　　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国领地离国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说：“按礼仪来说，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诸侯不该出国境。你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不能对燕国不讲礼节，那么从今以后就从这里算做咱们两国的国界吧。”于是以燕庄公送他所到之地为界，把齐国北边五十里以外的领土都给了燕国。

　　又因燕国是周召公的后代，桓公嘱咐燕庄公复兴召公的政治，向当时在位的周平王进贡称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时那样。诸侯听到这件事后，纷纷追随齐桓公，桓公从此建立了霸业。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商鞅，他对内立法严酷苛刻，对外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不过话说回来，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实行，商鞅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和当权者的主观愿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刘向认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术是错侯的。]

　　【经文】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来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令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

　　“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

　　【译文】

　　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按军法论斩。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晋交战，楚国因元师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得信后很是高兴。可见往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也正因为此，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图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之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

　　[还有一件战国时的故事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参考。

　　公元前597 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军与楚国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取胜之后，占领了楚军大寨，寨中屯积着大量的粮草，晋军整整吃了三天。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

　　‘楚国的元师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即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严重警告吧！再把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与其它国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称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楝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这一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经文】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

　　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粥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译文】

　　汉代的周勃在汉高祖死后，平定了吕后乱政，恢复了刘家的天下，历来被人们认为功劳很大，霍光比起他来怎么样？

　　对这两个人应当这样看。

　　周勃是刘邦的老乡，在刘邦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很受群众拥护。后来他官居太尉，手握军权，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在吕氏权臣的圈子里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为他通消息，放烟雾，由于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将辅助八岁幼主汉昭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在他独揽朝政，辅佐幼主期间，整个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国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

　　昌邑哀王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后，因无亲生儿子继位，就推拥刘贺当了皇帝。可是这位公子一进长安，登上宝座后就淫乱昏愦，令人不堪。霍光与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后，废掉了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洵为汉宣帝。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先后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满天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为汉代有贤名的辅相，从他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所做的贡献看，与周勃相比，其优劣是很明显的。

　　[关于对周勃的评价，袁盎和汉文帝有这样一段对话。袁盎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帝说：“是社稷之臣。”袁盎说：“可以说是功臣，还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主同在，与主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大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经文】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

　　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译文】

　　后汉的太尉陈蕃向汉桓帝推徐稚、袁闳、韦著。桓帝问他：“这三个人谁更好一些？”陈蕃说：“袁闳出身于权贵大家，通晓了安身立命之道后，洁身修行，品操越来越合乎圣人遗训；韦著很适于做京官，为人处事很有礼义，这种修养仿佛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是那种人们常说的‘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应当说数他最为杰出。”

　　【经文】

　　或曰：“谢安石为相，可与何人为比？”

　　虞南曰：“昔顾雍封候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称其持重，莫以为偶。

　　夫以东晋衰微，疆场日骇，况永固[符坚字也]六夷英主，亲率百万。符融俊才名相，执锐先驱，厉虎狼之爪牙，骋长蛇之锋锷，先筑宾馆，以待晋君。

　　强弱而论，鸿毛太山，不足为喻。文靖深拒桓冲之援，不喜谢玄之书，则胜败之数，固已存子胸中矣。夫斯人也，岂以区区万户之封，动其方寸者欤？

　　若论其度量，近古已来，未见其匹。”

　　【译文】

　　东晋时的谢安（字安石）作为晋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谁相比？

　　虞世南说：“从前东吴的宰相顾雍受封为侯的那一天，连家属都不让知道，前代的人们说起来都称赞他质朴稳重，无人能及。在东晋那种整个社会混乱衰败的时代，王朝日渐没落，全国战火四起，百姓常年惊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经消灭了前凉、前燕等六个少数民族国家的前秦皇帝符坚（字永固）亲自统帅百万大军，又有符融这样英姿勃发的丞相指挥精锐部队为前锋，一百万由青壮年组成的大军水陆并进，如狼似虎，浩浩荡荡，直逼江南。符坚自恃兵强将猛，还未开战，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的军事实力的强弱而论，用鸿毛与秦山来比喻也不过分。而谢安能在这大军压境、旦夕即亡的关头，依旧泰然自若，悠闲自得，下围棋，赌别墅。五州都督桓冲提出派三千铁骑支援他，他坚决拒绝；他的侄子谢玄拟定了一份详尽的作战方案给他，他阅后不置可否，围棋如故。他的这些行为许多人都不能理解。实际上对于如何破敌，如何取胜的整体构思，这时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象谢安这样的人才，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万户侯的封诰，就能让方寸大乱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养而论，自古以来，还没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他。”

　　【按语】

　　南北朝时东晋与前秦符坚的淝水之战，在我国的战争史上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极其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说：“..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走，后法制人，因而战胜的。”淝水之战之所以能大获全胜，全凭“论其度量，近古以来，来见其匹”的军事谋略家谢安指挥若定的儒将气量。

　　谢安字安石，是东晋王朝最有势力的士族。谢安自幼聪明好学，他和著名的书法家王羡之是好朋友。他们俩经常在会稽游山玩水。谢安无意于仕途，屡次谢绝举荐，但是他的才干在当时是人所共知的，当时的士大夫中曾流传着一句话：“谢安不出来做官，叫百姓怎么办？”

　　直到四十岁时，谢安因为弟弟谢万被罢官，他考虑到谢家的权势将要逐渐衰亡，这才应大将军桓温之邀，作了桓温的司马。当时的东晋王朝因为桓温的独揽朝政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简文帝去世之后，谢安等朝臣乘桓温不在京都之机，立皇太子司马曜为皇帝，并请桓温辅政。桓温见不让自己做皇帝，十分恼火，认定是谢安等人从中作崇，恼羞成怒，于公元373 年2 月亲率大军，杀气腾腾地返回建康。

　　桓温先将大军驻扎在城外，晋帝无奈命侍中王坦之和吏部尚书谢安前往城外迎接。桓温欲杀二人以泄愤，遂在帐后埋伏下武士。谢安进帐后，见营中戒备森严，杀气逼人，他从容就坐，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候为国戍边，而大司马你入朝，召见大臣，在帐后布置下人马，不知为了何故？”

　　谢安的镇定自若镇住了桓温，他赶紧令人撤走武士，并陪笑说：“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啊！”

　　于是，谢安与桓温谈天说地，欢度一天，东晋王朝的政变危机才算幸免。

　　由于谢安的极力辅佐与谋划，东晋王朝的政权巩固了。晋帝加封谢安为中书令，后又加封侍中，总揽东晋的军政大权。

　　公元383 年，前秦王符坚以符融为前锋，亲自统率骑兵27 万、步兵60万南下攻晋。这支号称百万的大军，旌旗相望，绵延千里，大有把东晋捣为粉末之势。消息传来，东晋朝野震动。

　　当时手握军政大权的谢安可指挥的只有8 万人马。在这大军压境，人心惶惶，势如危卵的情势下，谢安在干什么呢？谁也没想到，他正一副悠闲的样子，每天依旧下棋，游山玩水。谢玄向谢安问计。谢安却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说了一句：“我早已安排好了。”谢玄以为谢安还会嘱咐一些什么，可是谢安却命谢玄坐下，要和他下一盘棋，谢玄棋艺本来比谢安高，可是由于忧虑战事而分心，他连输三局。之后，谢安又命备车马，与谢玄等诸位将领一同去山间的一间别墅，整整玩了一天才返回城里。

　　五州都督桓冲深为战事忧愁，向谢安提出愿派三千精骑入援。谢安态度明确地加以拒绝，告诉桓冲：“战事朝廷已有安排，兵甲无缺，你应该原地留守，加强西线的防御。”

　　再说符坚到了寿阳，和先锋符融登上寿阳城楼，远望东晋的军事设施。

　　只见东晋军队排列整齐，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符坚眼前不知不觉的模糊起来，结果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兵，回头对符融说：“没想到晋朝会有这么多的劲兵。”但他仍然命令官兵把军队拉到淝水岸边，作好交战准备。

　　谢玄派使者对符融说：“你们远道而来，利于速战，但你们逼近水滨妄营扎寨，这是持久战的阵势，而不是速决战的阵势。请你们把阵营向后撤退一下，在水边腾出一块空地作为战场，让我们晋军渡过淝水，再与你们决一胜负。”符坚计划把他的军队向后撒退一下，乘东晋军渡河之际，派骑兵冲杀，心想这样没有不胜的。符融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下令向后撒。谁知这一撒，秦军立刻大乱，谢玄乘机率晋军渡过淝水，攻上岸来。符融来到阵前，想压住阵脚，坐骑竟被乱兵撞倒，他自己也被攻上来的晋兵所杀。秦军失去主帅，全线溃败。晋军乘胜追杀，秦军自相践踏，尸体蔽野塞川。

　　前奏其他各路军队，听说前锋溃败，都调头逃跑，听到风声鹤唳，也疑心是追赶的晋军来了，昼夜不息地逃奔，依附于前秦的各少数民族也纷纷叛离，因此秦军损失十分之七八。符坚身中流矢，单骑落荒而逃。

　　淝水一战，晋军大获全胜。当捷报传至谢安手中时，他正在与客人下棋，只平静地看了一遍，就将其随手放在了茶几上。客人知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忙问是何消息，谢安只是淡淡地说：“孩子们终于将秦军打败了！”

　　【经文】

　　隋炀帝在东宫，尝谓贺若粥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对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议曰：胆气果敢，猛将也；渊而有谋，谋将也]；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议曰：奋捷矫悍，斗将也；御军齐肃，领将也]；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议曰：领一偏师，所向无故，骑将也；包罗英雄，使群才各当其用，大将也]。”太子曰：“善。”

　　【译文】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有一次问将军贺若粥：“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誉为良将，该怎么评价他们的优劣？”

　　贺若粥回答说：“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胆量过人，果断勇敢是猛将；精通兵法，胸有谋略的才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斗志冲天，行动敏捷，矫健骤悍的是斗将；统帅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雄壮肃穆的才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只能率领一支部队，作战所向无敌的是骑将；能聚集英雄豪杰，并使之人尽其才的才是大将。]

　　隋炀帝心怀叵测地回答道：“说得好！”后来他一即位，对贺若粥非常猜忌，就借故把他杀了。

　　【经文】

　　故自“六正”至于“问将”，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语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以见擒于越；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以咸王处襁褓而朝诸候，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于沙丘，任李兑也。故魏有公子无忌，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而襄王得国。因斯而谈，夫有国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综人物，论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余议，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闻。

　　[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德也。]

　　【译文】

　　我们从六种“正臣”研究到隋炀帝的“问将”，目的在于总结当官的人品、业绩对国家兴衰之影响的经验。古人说：“大禹使夏朝兴旺，桀王却使之灭亡。成汤使商朝兴旺，纣王却使之灭亡。”阖庐使吴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而夫差却被越王勾践俘虏，国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国显赫于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却遭受了怨声载道的难民的洗劫。当皇帝的，名号、权势虽然相同，然而功过、成败却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为此，周成王即位时虽然还不过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由于有周公的辅佐，各国诸侯照样要朝拜他；赵武灵王在五十岁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兑围困在沙丘宫，活活饿死，就是由于任用了李兑这样的人；魏国因为有了公子魏无忌，被侵削的国土才一一收复；赵惠文王因为任命蔺相如出使秦国，才使秦国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楚国因为有了申包胥去秦国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吴国打败流亡他国的楚昭王回国复位；齐国因为有了田单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国，才使齐襄王得到王位。

　　总结这些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得到了国家权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领导国家移风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设，网罗、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辨别正义和邪恶的得失，综合吸取霸业和王业的经验教训，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历史上还从未听说有过这种先例。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于他能胜任的职权，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