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期货手续费怎么收的:誓死服从法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21:07:57
誓死服从法律作者：吴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1 12: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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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沿着时空隧道，回看两千多年前国外一场比较正式的庭审，——地球上至今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大国的法庭难望其项背。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人称“西方孔子”。他很豁达，安贫乐道，认为理想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他很大方，虽然生活清苦，但他教人哲学从来不收钱;他很雄辩，热衷于在大街上运用自己的智慧挑战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他很有风度，一辈子笃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笔”，只做演说辩论，从不著书立说，他的启发式教学等言行由高徒柏拉图等人记录汇编得以流传;他很有涵养，娶泼妇为妻却时常自我解嘲，从不和她一般见识。相传有一次他和朋友讨论人生哲学，她老婆在旁边拼命骂他，他置若罔闻犹如东风过耳，继续高谈阔论。悍妻一盆水泼来，他成落汤鸡，苏先生抹抹脸，笑着对友人说：我早就知道一场炸雷之后，定会有一场及时雨。
苏格拉底卓尔不群。在大多数雅典人的眼中，民主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是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苏格拉底偏要对着干，认为绝大部分人都是群氓阿斗，因此他公然攻击、嘲笑雅典的民主政体、人民大会以及抽签选举官吏等民主制度，主张精英治国。这让视民主自由为最高价值的雅典人无法容忍，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前399年，正值华夏战国初期，70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诗人迈雷托士、修辞学家赖垦和公务员安匿托士。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腐蚀青年。
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比现在的大陪审团还大，由500人组成。雅典法庭陪审团喜欢搞人海战术，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苏格拉底还是中等案子，较大的案件是多达2000人陪审团，重大的案件则是6000人的大陪审团甚至是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雅典审判是公开的。通常陪审团举行两次投票，第一次投票是定罪;一旦定了罪，举行第二次投票，量刑。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是“广场民主”以简单多数决定。每次投票前，都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
一场千古流传的审判就此拉开序幕。年届古稀的苏格拉底站在雅典阿瑞斯山的天然半圆形剧场中央。风吹仙袂飘飘举，他慷慨陈词，锋芒毕露，将法庭当成了自己的讲演场，将原告控诉的的罪名一一驳斥。然而，他这种过于张扬的作风没有博得“法官”们的好感，定罪阶段，以280票对220票通过罪名成立。在量刑的法庭上，苏格拉底口若悬河辩解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对自己提出的量刑又近乎玩笑，仅希望罚款100元了事。此外，他对定他有罪的陪审员非常不屑，不但大肆批判民主制度，还嘲讽根据民主原则选出的陪审员。藐视法庭怎么会有好果子吃?“法官”们被彻底激怒了，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判他无罪的人中居然有80个仅仅因为哲学家的狂妄就改投了他死刑票!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不成立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两千年前的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雅典人每年依法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任何一个公民不喜欢哪个领导就投他一票，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流放是有期徒刑十年。这可真是莫须有。但此法儿据说对防止个人独裁起过重要作用。
死刑没有随即执行，推迟了一个月以后才执行。
苏格拉底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深为不平，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生命。在临刑之前，他的好友克力来探监，告诉苏格拉底大家决定帮他越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克力非常不解，遵守如此不公的判决，不是愚蠢之极么?苏格拉底却反问：判决是不公，难道越狱就正当么? 他给出了两点理由说明不应该越狱：
第一，法律是神圣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判决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判决本身是一种误判，人们也没有权利逃避法律的制裁。公正不公正，并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人人都以判决不公正为借口而随意地加以否定，判决没有威慑力，那么国家哪里还有什么规矩和秩序可言?国家又将如何存在下去? 如果那样，谁都可以不遵守法律，国将不国了。
第二，公民要讲信义重契约。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就是和这个国家订立了一个契约。国家制定法律，人民享受权利，公民就应当同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否则就是毁约。他已经在雅典生活70年，早就与雅典城订立了牢不可破的契约，宁死也不会做出越狱这种毁约的下贱勾当。末了，苏格拉底说：“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恶人的蓄意。如果我无耻逃亡而破坏雅典的法制，那是以错还错、以恶报恶，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最终，苏格拉底按照雅典的法律，仰头毅然吞了毒酒，从容自尽。
在古代希腊，个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去神庙时，说了让人觉得对于神不尊重的话，好像是神未必有他自己聪明，这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大罪一桩，就像布鲁诺和张志新一样;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以历史的眼光看，他的被处死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苏格拉底的待遇也还不错。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苏大侠可以滔滔不绝地对着法院演讲;他的学生柏拉图依然可以记录现场和演讲词，使得雅典的法庭受到几千年的诅咒;饮鸩之前，他的学生、朋友还可以到床前探望，讨论生死，送行;妻子儿孙安然不受牵连。而在2400年前的华夏战国时期或者说240年前的东方帝国，一个老人言辞获罪，很可能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襁褓里的婴儿也不能幸免的。
雅典民主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其民主制度表现常见的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在整个雅典民主政治中，没有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仍有一席之地。法庭对苏格拉底审判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苏格拉底言行超越时代，罪固当诛。有些大师也这样认为。据说中国民国时期，当政的大军阀准备抓一个反对当局的革命党，大家都认为犯了法的革命党应该逃跑，因为军阀政府昏庸无能当推翻之。但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却出来说：这样是不对的，如果犯了法就三十六计开溜，那么以后就没有人尊重法律了，这位大学老师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可不是是昏庸的书呆子，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苏格拉底自己对死怎么看，评说很多。一般看法是：他不怕死，未必想死，既然判死，从容赴死。绝对不想逃跑苟且偷生。毕竟是大哲学家堂堂男子汉，而且已风烛残年，死得其所了。 1789年法国画家达维德创作了著名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展现了苏的伟大形象。
苏格拉底该不该死，历来众说纷纭。但他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却为许多人欣赏。有人评价：苏格拉底慎重的选择是一次伟大的抉择，他的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第一死，以死捍卫法律尊严，标志着人类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虔诚服从。两千多年后，就有人公开不服从法律。请看下篇，不服从与非暴力抵抗。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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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人称“西方孔子”。他很豁达，安贫乐道，认为理想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他很大方，虽然生活清苦，但他教人哲学从来不收钱;他很雄辩，热衷于在大街上运用自己的智慧挑战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他很有风度，一辈子笃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笔”，只做演说辩论，从不著书立说，他的启发式教学等言行由高徒柏拉图等人记录汇编得以流传;他很有涵养，娶泼妇为妻却时常自我解嘲，从不和她一般见识。相传有一次他和朋友讨论人生哲学，她老婆在旁边拼命骂他，他置若罔闻犹如东风过耳，继续高谈阔论。悍妻一盆水泼来，他成落汤鸡，苏先生抹抹脸，笑着对友人说：我早就知道一场炸雷之后，定会有一场及时雨。
苏格拉底卓尔不群。在大多数雅典人的眼中，民主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是完美无缺的政治设计。苏格拉底偏要对着干，认为绝大部分人都是群氓阿斗，因此他公然攻击、嘲笑雅典的民主政体、人民大会以及抽签选举官吏等民主制度，主张精英治国。这让视民主自由为最高价值的雅典人无法容忍，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前399年，正值华夏战国初期，70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诗人迈雷托士、修辞学家赖垦和公务员安匿托士。他们依法提起公诉，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腐蚀青年。
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比现在的大陪审团还大，由500人组成。雅典法庭陪审团喜欢搞人海战术，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苏格拉底还是中等案子，较大的案件是多达2000人陪审团，重大的案件则是6000人的大陪审团甚至是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雅典审判是公开的。通常陪审团举行两次投票，第一次投票是定罪;一旦定了罪，举行第二次投票，量刑。无论是定罪还是量刑，都是“广场民主”以简单多数决定。每次投票前，都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
一场千古流传的审判就此拉开序幕。年届古稀的苏格拉底站在雅典阿瑞斯山的天然半圆形剧场中央。风吹仙袂飘飘举，他慷慨陈词，锋芒毕露，将法庭当成了自己的讲演场，将原告控诉的的罪名一一驳斥。然而，他这种过于张扬的作风没有博得“法官”们的好感，定罪阶段，以280票对220票通过罪名成立。在量刑的法庭上，苏格拉底口若悬河辩解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对自己提出的量刑又近乎玩笑，仅希望罚款100元了事。此外，他对定他有罪的陪审员非常不屑，不但大肆批判民主制度，还嘲讽根据民主原则选出的陪审员。藐视法庭怎么会有好果子吃?“法官”们被彻底激怒了，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判他无罪的人中居然有80个仅仅因为哲学家的狂妄就改投了他死刑票!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不成立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两千年前的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雅典人每年依法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任何一个公民不喜欢哪个领导就投他一票，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流放是有期徒刑十年。这可真是莫须有。但此法儿据说对防止个人独裁起过重要作用。
死刑没有随即执行，推迟了一个月以后才执行。
苏格拉底的朋友和追随者们深为不平，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生命。在临刑之前，他的好友克力来探监，告诉苏格拉底大家决定帮他越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克力非常不解，遵守如此不公的判决，不是愚蠢之极么?苏格拉底却反问：判决是不公，难道越狱就正当么? 他给出了两点理由说明不应该越狱：
第一，法律是神圣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判决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即使判决本身是一种误判，人们也没有权利逃避法律的制裁。公正不公正，并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人人都以判决不公正为借口而随意地加以否定，判决没有威慑力，那么国家哪里还有什么规矩和秩序可言?国家又将如何存在下去? 如果那样，谁都可以不遵守法律，国将不国了。
第二，公民要讲信义重契约。一个人自愿生活在一个国家，就是和这个国家订立了一个契约。国家制定法律，人民享受权利，公民就应当同时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否则就是毁约。他已经在雅典生活70年，早就与雅典城订立了牢不可破的契约，宁死也不会做出越狱这种毁约的下贱勾当。末了，苏格拉底说：“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恶人的蓄意。如果我无耻逃亡而破坏雅典的法制，那是以错还错、以恶报恶，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最终，苏格拉底按照雅典的法律，仰头毅然吞了毒酒，从容自尽。
在古代希腊，个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去神庙时，说了让人觉得对于神不尊重的话，好像是神未必有他自己聪明，这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大罪一桩，就像布鲁诺和张志新一样;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以历史的眼光看，他的被处死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看，苏格拉底的待遇也还不错。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苏大侠可以滔滔不绝地对着法院演讲;他的学生柏拉图依然可以记录现场和演讲词，使得雅典的法庭受到几千年的诅咒;饮鸩之前，他的学生、朋友还可以到床前探望，讨论生死，送行;妻子儿孙安然不受牵连。而在2400年前的华夏战国时期或者说240年前的东方帝国，一个老人言辞获罪，很可能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襁褓里的婴儿也不能幸免的。
雅典民主的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其民主制度表现常见的是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在整个雅典民主政治中，没有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仍有一席之地。法庭对苏格拉底审判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苏格拉底言行超越时代，罪固当诛。有些大师也这样认为。据说中国民国时期，当政的大军阀准备抓一个反对当局的革命党，大家都认为犯了法的革命党应该逃跑，因为军阀政府昏庸无能当推翻之。但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却出来说：这样是不对的，如果犯了法就三十六计开溜，那么以后就没有人尊重法律了，这位大学老师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可不是是昏庸的书呆子，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苏格拉底自己对死怎么看，评说很多。一般看法是：他不怕死，未必想死，既然判死，从容赴死。绝对不想逃跑苟且偷生。毕竟是大哲学家堂堂男子汉，而且已风烛残年，死得其所了。 1789年法国画家达维德创作了著名的油画《苏格拉底之死》，展现了苏的伟大形象。
苏格拉底该不该死，历来众说纷纭。但他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却为许多人欣赏。有人评价：苏格拉底慎重的选择是一次伟大的抉择，他的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第一死，以死捍卫法律尊严，标志着人类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虔诚服从。两千多年后，就有人公开不服从法律。请看下篇，不服从与非暴力抵抗。
(摘自《经典法治故事趣谈》 吴忠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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