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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然巴格西 益西旺秋仁波切自传
来源：格鲁修学社区作者：益西旺秋仁波切时间：2009-01-01Tag：点击：867
拉然巴格西 益西旺秋仁波切自传 我的家乡塔尔兰（塔龙），在藏语中是“解脱之道”的意思，现属云南省管辖。一般人又称它为玉兰（永宁）。
我的父亲叫南觉扎西，母亲叫卓玛拉措。他们共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孩很小便夭折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生于藏历第十六绕迥土龙年即公元1928年，在九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因而倍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我生性喜爱干净，一吃不太干净的食物就会患病。
塔尔兰有一位名叫嘉戎益西群培的上师，父母把我带到他的座前，请求他为我赐名。师傅便赐给了我益西旺秋这个名字。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家里做一些零散的家务活。约七八岁时，开始跟一位老师学习藏文。由于我们是土司家的奴仆，虔信佛教的父母和家人，为送我到塔尔兰扎美寺当喇嘛，就用钱把我从土司家赎了出来。我因此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和家人，至今仍难忘他们给予我的恩德。
我的师父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厚的老者，学问很深。父母把我托付给了他。但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一年中只能在夏季随师父学习两个月，其余时间，同其他喇嘛一样，回各自的家参加劳动。在家的时间，一般是上午读书，中午起参加劳动，晚上到师父家听课。我曾放牧过猪、水牛、黄牛、马和骡子，还耕过地，参加过收割，伐运过木头等等。八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我就是通过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形式，学完了扎美寺念诵的经文，并能熟练地背诵。
十五岁那年，已成为了土司家商人的大哥带我到了拉萨，并把我送到色拉寺麦扎仓，拜益西格桑为师。我从学习波罗蜜多经（现观庄严论）入手，但因开始不懂拉萨方言，又不习惯拉萨的生活习俗，所以困难不少，但是我并未因此间断学习正法的课程。师父授予的课文，我尽量用于辩论，这样逐渐提高了我讲拉萨话的能力，特别是讲佛学术语的能力，这样就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压力。
我在学习般若学的头两个年级里，在班内属低水平的学生，到第三年级，成绩逐渐追上了其他同学，到四五年级时，成了班内的尖子。在学习般若学和中观论时，我把主要经典都背了下来，然后到辩经院内进行辩论，我的辩论常常都很精彩。我把辩论的空隙时间都用于背诵经典，连晚上也背诵，所以在附设班级考试中，获得了背诵第一名的好成绩。
到拉萨的第四年，即我十九岁时，我的师父离开我们，去闭关修行。从此我开始独自生活。但我更多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学习，而没有考虑过生计，也没有为经济而奔波过，困难的时候连第二天的口粮都成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得到外界的布施。因为要背诵大量经书，每天休息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怕瞌睡，就只能爬到高点的树杈上背书，这样担心瞌睡掉下来，精力就会集中了。
学完中观论后，开始进入戒律的学习，在分班之前，要进行分班考试。这一年每天要到辩经院辩经，一天也不能断。扎仓的堪布和执事僧也每天都来监督辩论考试情况。到了藏历四月三日这天，考试名次排定，我考中了第一名。自此，班级也就划定了。
每年藏历的十一月，各大寺院的喇嘛都要到姜地（著名的拉萨曲水冬季辩经场）安居集会，由于天气寒冷，一次由于长时间坐在露天石板上受寒，整个下身失去知觉，差点落下终身残疾，由于上师三宝加护，之后没有对身体造成影响。在那里举行冬季因明学大辩论，我连续七年参加了这个辩论会，头两年在人多的场合参加辩论，感觉比较困难，但从第三年起，情形就有了好转，我基本上领会了大因明学的精神。
此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也能为他人讲课了。
我开始学习律学时，感到律学内涵比较陌生，仿佛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但蒙师父的教诲和自身的努力，使我没有落后于他人。在色拉寺全体僧众举行的辩经大会上，我用两年的时间，终于能在僧众中进行辩论。对于我的辩论，许多学者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因此得到了格西的学位，进入了拉然巴格西班里。在这个班里，每年要举行阿毗达摩、律学的辩论，我为此竭尽全力学习阿毗达摩和律学。初进拉然巴格西班时，我的水平仍属比较差，但后来逐渐赶了上来，能够解答各种难题，其他拉然巴格西也都开始向我请教。
一九五八年，至尊的学业结束，来到三大寺接受考试，扎仓堪布让我在色拉寺全体僧众大会上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除了寺院全体僧众外，还有至尊本人及两位雍增（林仁布钦和赤江仁布钦）、及其他很多活佛、格西及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我在这个场合提出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法_王赐给了我一条哈达。
次日，两大扎仓一起辩论，辩论会上，我在法_王面前接受了波罗蜜多方面的提问，很多大学者纷纷向我提出难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仪式完毕之后，在色拉寺僧众集会上，我又一次进行了辩论。
在寺院学习期间，我多次接受了密宗灌顶和传承，如今回想起那些岁月，心里依旧感到高兴。假如那时没有考上格西，没有得到正法，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曾拜过十三位师父，其中最具恩德的当属格西强巴群培。我还接受过十一位上师的灌顶和传承，其中对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是金刚持赤江仁波切。我在这些大师座前共接受了四百余部四部密续的灌顶和随许。接受了两百余函大藏经《甘珠尔》部的传承，听受了《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等诸多格鲁派清净正法的稀有教授。一九五九年，我三十一岁，这一年发生了动乱，我们失去了进入辩经院的机会。三大寺的大多数僧人，纷纷离开拉萨，回到了各自的故乡。我也跑了一天的路程，躲避起来。寺内其余的僧人被集中了起来进行学习，然后去参加农牧劳动。一部分年轻的僧人被编入机关工作。这时，我住在拉萨城内，还有一点学佛的机会。当然，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但我常托病请假。这段时间，我一面继续研习佛法教理，一面专修本尊法。生活上则由阿妈次央供养。我离开寺院时，连一个饭碗都没带，但情况还是慢慢好转了。六一年，成立合作社，使得人们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有了信教的机会。这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几个月的时间参加建筑劳动。六六年，小昭寺成立了白玛合作社，我被安排了放猪的任务。尽管收入很少，但心情还比较舒畅。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文革开始，发生了毁坏、拆除寺院、佛像的现象，佛的身、语、意所依（装藏经物）都被挖了出来。金银佛像及其他金银法器都被破坏。泥塑、木雕佛像都被扔到路边，唐卡和供物被用于做鞋等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孽。由于那时我是放猪倌，所以很幸运远离了这些破坏活动，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感到幸运。那时候，佛经和袈裟都被红卫兵没收了，屋里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心情还算愉快。治安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到屋里查看。这一年的冬天，劳动任务很重，一部分人被派往波密地区。我也被派往那里，参加波密大桥的建造。 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诵经计划诵经，一刻也没有间断。当然，有时是明里进行，有时是暗中进行。人多的场合里，白天没有机会念经，晚上就在被窝里用手指计数念经。那时经书、佛珠等那时都已见不到了。和我一样的很多人被说成是“还搞不清”的人，单独编组学习，以后又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具信弟子慈乘塔钦毅然勇敢的为我承担了所谓的莫虚有罪名，为此他付出了多年的牢狱生涯。（多年后，这位已年近八旬、在当时富有崇高献身精神的塔钦仁波切每每谈及此事时都会动情的说道:“能在危难时候替上师承担磨难危险，这是我此生最值得庆幸的喜事！”） 一九七七年开始，一些原有的西藏风俗和宗教活动开始恢复，一些文物和旧的历史文献也开始恢复整理。罗布林卡宫内成立了文物管理机关。日布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工作。由于离开寺院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进过机关，所以也不希望有什么工作，但一听说是搞文物保护工作，还允许信教，所以心理上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工作伊始，感觉有诸多困难，但由于自身的努力，逐渐地开始熟悉这项工作，一些老干部也开始向我请教。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八二年，我被正式吸收为国家干部，工资定为行政18级。 翌年，我领到了出国护照，本打算去印度和尼泊尔，但因北京来了五位搞摄影的，于是我就陪同他们去萨迦、日喀则、江孜以及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进行拍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哥哥从家乡来到拉萨，但遗憾的是，我只陪同了他10天，便又匆匆赶往北京，去编一本唐卡画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拉萨后，又去了印度的伽耶摩诃菩提，正好赶上那里在举行长寿祈祷法会，尊者讲《入菩萨行论》，于是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色拉寺派人来接我，我便同来接我的15名僧人一起，从瓦拉那斯坐火车经过6天6夜的奔波，抵达莫索尔，然后，换乘汽车去色拉寺。到色拉寺时，很多僧人前来迎接我，扎仓和康村还设了招待宴，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以前在西藏跟我学过法的弟子。在色拉寺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宏苏尔，在该地的下密院经堂里为僧众们传了十三尊大威德本尊的灌顶，并为他们讲解了《大威德根本续七品》、《胜乐根本续》和《隐义明了》等。而后，又回到色拉寺，在色拉寺度过了藏历木鼠年即八四年的新年。 藏历1月8日，又同两名弟子一起，前往DLSL，期间因闹肚子，受了一些苦。15日早晨，参加了僧众集会，晚上又观摩了考试情况。从16日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聆听了至尊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聆听完达讲授后，我又回到色拉寺，并按着寺院的请求，为僧众讲解般若学和中观论。在讲解过程中，我首先把《现观庄严论》和《金鬘论》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每天给各班轮流上课外，还对个别成绩优异者进行了课外辅导。 讲完般若学和中观论后，我去了莫科哲，朝拜了在那里的甘丹、哲蚌二寺。期间同格西图仁一起住在赤江拉章殿，该殿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在哲蚌寺朝拜时，我向该寺捐赠了一些财物。在依怙金刚持大师的灵塔前，我向甘丹寺东扎仓僧众敬献了斋饭，并供养每位僧人五元钱，我本人还行了很多礼拜，念了很多经。在依怙孜美仁布钦处请教了《那若六法》等显密正法。此后，又同格西图仁一道返还色拉寺，并向寺院的僧众讲解了《入中论》，对帕邦喀的转世灵童等进行了单独辅导。 藏历9月起，我开始为寺院讲解因明学，每天讲两次课。这一年，正逢三大寺的冬季姜地法会轮到色拉寺，所以，因明学的辩经大会盛况空前。辩经会上主要辩论了《释量论》的前两章，所以我也着重讲了这两章。冬季姜地法会结束后，我准备返回拉萨，但寺院和僧众纷纷来挽留我，希望我在印度长期住下来，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拉萨。但回拉萨前，我同格西增巴图登仁钦、格西保布拉当曲桑保等七人一起去印度南部的巴日山、班丹哲蚌宝塔、阿龙拉、阿吉达、德里、舍卫、拘舍那城、瓦拉那斯等圣地朝拜，并在菩提伽耶接受了独勇大威德本尊、观自在菩萨和长寿佛等的灌顶，聆听了《菩提道炬论》、《缘起赞》、《中观根本颂》等的讲授。 在途经尼泊尔返还拉萨时，我听到不少传闻，但我没听信，仍旧回到了拉萨。藏历12月30日，我回到了罗布林卡院内我的家中，首先见到了有恩于我的一位老阿妈，她见到我后高兴地哭了很久，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我，对我的归来表示高兴。 一九八五年7月，班禅大师来到了拉萨，我在佛协拜见了大师，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指示要恢复拉萨的祈愿大法会。8月，班禅大师再次来拉萨时，在佛协座谈会上又一次决定要尽快恢复举行祈愿大法会。藏历12月27日，在政协茶话会上，策墨林活佛动员我参加祈愿大法会的考试，此时，其他格西都从8月份开始做了准备。但我没有细想就同意参加考试。这是1959年之后西藏第一次恢复祈愿大法会，所以从国内外来拍摄的人很多。班禅大师亲自莅临法会，其光彩照亮了远近四方。10日正式考试，早晨在辩经院考因明，中午考中观和般若。晚上考律学和阿毗达摩。考场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惯例，晚上考试时，班禅大师亲自前来监考，大师给我赐了茶叶、护身结、哈达等物，我也向大师敬献了哈达。 藏历1月7日至16日，大法会正式开始，民众十分重视这一佛门盛事，敬献钱物的人很多。16日晚上，宣布了格西学位的考试成绩。我和哲蚌寺罗赛林扎仓的梅雅衮却丹增格西同获第一名；色拉寺的哈尔东图登巴格西获得第二名；哲蚌寺果芒扎仓的根登嘉措格西获得第三名；色拉寺罗巴强巴释迦获得第四名；甘丹寺强孜扎仓的洛桑丹增获得第五名。法会奖给了我袈裟、僧裙、上衣、披衣、垫子、帽子、缎子、一包茶、五色氆氇和人民币300元。其他格西也获得了奖品。而后，按排名顺序依次进屋拜见班禅大师，大师给我们赐了茶叶、蕨麻、米饭等礼物。法会期间，我个人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五元钱，向寺院赠送了一套《甘珠尔》。 17日早晨，拉萨举行河坝建筑工程，班禅大师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沐浴、开光仪式。同年藏历9月份，自治区召开佛协会议，我被选为副会长。会议结束后，我途经成都、昆明、鸡足山，回了一趟泸沽湖家乡，届时为家乡信众讲经说法并为一些弟子剃度授戒。 八七年，我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藏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途去甘丹寺讲授了简院哲学、心类学、因明学、般若学、中观论、阿毗达摩、律学等课程。讲完后，回到拉萨继续参加藏学研究会议。1988年，我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和钱。 藏历12月27日，佛协决定我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五十寿典。在庆典上，我向大师献了祈愿长久住世的曼荼罗。藏历元月8日我同帕巴拉活佛一起赴甘丹寺。同年3月，我去内地参观，朝拜了一些佛教圣地。藏历6月份，又赴日本进行了访问。 八九年元月18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灵塔的落成典礼。我也参加了这一庆典。我还去萨迦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一元钱。 同年2月15日即藏历12月21日，班禅大师圆寂，听到这一消息，我内心难过异常，我同其他佛教界人士一道参加了大师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应邀前往班禅大师生前创办的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任教，主讲《入菩萨行论》，并传了一些密宗本尊灌顶，传授了一些显密教法的传承。课程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拉萨。 一九九0年，我去了山南地区的一些寺院讲经，传灌顶及口授传承。我还连续几年每年都去贡布拉日寺和贡嘎谢珠林寺讲经、传法。这一年，我还到了彩曲修行寺、孜当阿乔寺、甘丹曲科孜寺、阿里扎仓寺、沃卡曲龙寺、桑林寺、仁青岗寺、沃卡电厂、塔保嘎珠林寺、邦仁曲登寺、贡布日卡寺、江达拉日寺、扎西曲林寺、功德林寺、策墨林寺等和康区的木里寺、云南的塔尔兰等寺庙及北京的佛学院以及天津、成都、广州等地讲经。 九二年，我第二次赴印度，在色拉寺麦扎仓住了一年，主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在甘丹寺嘎儿扎仓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同时在两地传了一些灌顶和传承。途经尼泊尔期间，在压囊寺、培杰林寺、夏嘎尔宝塔、曲桑寺等处也应邀讲了经、传了灌顶和传承，这段时间我还经常去北京参加中国佛协会议及佛教交流活动，届时应请求为弟子们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六加行》，胜乐身坛城等显密教法。 九四年，应弟子及旅居国外藏传佛教医药中心的邀请，经北京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讲经传法。藏历新年时，我经尼泊尔返回了拉萨。九五年，整个夏季我在拉萨各寺庙讲经，冬季赴成都治病。 九六年，应邀赴康区木里大寺讲传《菩提道次第广论》、为木里地区众多具缘弟子剃度并传授沙弥戒及比丘戒。届时应寺庙请求为僧众及广大信众传授大威德金刚十三尊、密集金刚、白胜乐、十一面观音、药师佛、施身供、胜乐供上师法等诸多显密教法传承和许多本尊灌顶加持。直到九七年2月才回到拉萨。 九七年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多次请求，开始讲解宗喀巴大师所著《辩了义不了义论》，并传授了白胜乐、白文殊等本尊灌顶。5月，应康区僧众请求，为他们传了比丘戒，并口传、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及《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生圆次第讲解》（部分）、《大威德金刚根本续一品》等。6月间接受山南地区寺庙的邀请，前去传授了密集金刚、无上部绿度母身坛城法和六分相应广轨讲解等显密教法。7月间应汉地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胜乐金刚、那若空行母的灌顶。 我曾自己编写或帮助他人编译了不少作品。如1984年，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我编著的另一本书《简院哲学》，也已列为教科书名单，此外，我还编写过《古印度佛教四流派源流》、《色拉寺麦扎仓教法传承源流》、《印藏佛教源流》等书籍。在《西藏佛教》等刊物上发表过《因明学、中观论、般若学、阿毗达摩方面的名字解释》等文章。我还编写了《吐蕃王朝历史名词解释》、《师长、善士长久住世及速疾转世祈请文》、《供物、灌顶法器介绍》、《念诵集》、《中观要义》、《道歌集》、《吐蕃王朝史》、《诗歌举要》等书籍或文章。还有大量备课记录和录音带，尚待进一步整理。 （此文汉译者是藏族学者罗珠嘉错，由跟随上师多年的弟子益西洛桑提供，并经明勇居士校对，格勒尼玛根据汉文惯例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