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名门盛宠:解放前房山境内几股反动武装的历史演变及其活动

解放前房山境内几股反动武装的历史演变及其活动史长义国民党联合地主豪绅组织联庄自卫民国十七年后，国民党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依靠当地的反动势力，组织“农民协会”，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当时西北区(原属房山四、五区，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三、五区)的重要人物是殷耀东。殷耀东系东庄子村人，祖父是满清时代的大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又成了国民党的红人。家族中有两人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一个是殷子固，解放前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秘书；一个是殷祖豪(殷耀东的亲哥哥)，系国民党中央委员。由于殷家在政治上极有势力，在经济上也就成了西北矿区的统治者。吃干股(势力股：不拿本，赔了不管赚了使)、开公司(矿产物归公司统收统卖)是他们统治西北矿区的重要手段。而东北区(原属房山三区，良乡县成立后归良乡一区)的统治者，是晓幼营的王凤来。王凤来家是几辈的大地主，有花果树园二千余亩。他奴役东北区百姓的手段是包干枝(先拿出很少的钱，五年或十年后，树上结的果实均归钱主所有)和指树借钱。除了殷王两家外，西南周口店的常家也因作过满清的功臣，在国民党中有势力而统治了周口店地区，垄断了周口店地区的商业。像这样一些地主豪绅，为了保护剥削来的利益，就要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国民党正是利用地方势力的这种心态，组织所谓的“农民协会”，在各村抓派青年壮丁，强迫买枪进行武装；并且经常集中几百人的队伍到各村游行或训练，实行所谓的联庄自卫。这便构成了房山反动武装的雏形。生活窘迫 土匪四起由于有了国民党这个政治上的靠山，王凤来就加紧了对东北区人民的压榨统治，他强迫本主把所有指树借钱和典当手续都给他写成死契，使本主很难摆脱他的剥削。于是当地的人民生活无着，只能出卖劳力，走窑修堤，聊以度日。在冬天，不能出卖劳力时，就背些砂锅到外乡去卖。长期下去，这个地区的百姓就具有了很强的流动性，也练就了小商人般的世故和圆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白土面子，沙锅片子，荒河沿子。”民谣的意思是讲东北区的百姓不好惹，其实也正说明了东北区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形。于是，一部分青年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便形成各地土匪四起的局面。当时东北区有刘老虎集中100多人在戒台寺、金蝉洞一带盘踞，经常到平郊和东北区一带绑票和抢劫(这支土匪后来被王凤来找来廿九军剿除，刘老虎被捕)。西南则有娄子水的胡振海集中一部分人到处挖蘑菇(盗坟)、劫道和绑票，造成社会的极端动乱。抗日初期各统治代表的动态及矛盾抗日开始时，殷耀东以东庄子村大商会为基地，王凤来以常乐寺、王佐为基地，仍以自卫的名义继续强迫各村买枪，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西南地区土匪头子胡振海、周文龙、张胡子等抓紧这个机会，把中央军扔下的武器和一部溃散成匪的中央军，连同投奔的土匪纠合在一起，组成一支几千人的匪帮。羊耳峪村苏志超(大恶霸地主)也组织起一支联庄自卫的武装。当时这几支武装的矛盾和活动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东北区因靠近平郊，王凤来又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最招日本人喜欢，当时日本派宣抚班四人经常驻在王凤来家中，给他撑腰。他一面驻在坨里封锁西北，一面与西南的红箍对立。殷耀东比王凤来顾虑多，为了保存并扩大他的势力，一方面联合西南的红箍，一方面和驻长操村的抗日民主专员公署合作，借抗日的名义续继收集枪支，扩大势力。但西北区粮食困难，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经常要到东北区抢粮。殷耀东部下一到东北区就乱抢乱闹，带不走的粮油就扬撒在道边或街道，造成西北区与东北区的对立。西南胡振海的土匪，先叫复仇军，后又叫人民抗日军；胳膊裹红箍，专干抢劫绑票的勾当，老百姓都叫他们红眼军。为了便于在平原上绑票和抢劫。他们联合西北的殷耀东，到东北地区活动。日寇的进攻与各部的分化日寇为了在良乡境内伸张势力，首先给王凤来戴上剿匪司令的头衔，同时派大批日军到西南地区，一面扫荡，一面秘密拉拢殷耀东。殷耀东发生了动摇，怕我们改编他的队伍。便经常把队伍拉到山头上表示和我们对抗，准备投降日本。我方识破了他的阴谋，一面号召爱国人士团结起来，真心抗日，一面在河南村把殷耀东控制起来，收缴了他的枪支。对殷耀东的部下，我方指出，愿意抗日的续继抗日，不愿抗日的听其自便。当时檀木港郝绍尧、李各庄赵然等爱国人士跟着共产党起来抗日，殷耀东、殷宗虞等国民党分子，跑到房山城投降了日本。同时，西南红箍在日军军事威胁下，大部投降日军，小部分被我方缴械。周文龙等投降到涿县，孔宪江、张德详、陈亚林投降到房山。组成房山伪警备团日寇进驻房山县城时，王凤来任警察大队长，掌握整个房山境内的军事大权。孔宪江、殷耀东投降后，殷耀东等国民党分子利用党团活动，首先掌握了红箍，并且一方面把殷宗虞打入王凤来的亲信尤茂芝部下，拉拢尤茂芝；一方面把王凤来扣押起来，由孔宪江、张德祥、陈亚林等掌握起军事大权，把苏志超、王凤来全部收编到孔宪江部下，组成一千多人的房山县伪警备团，孔宪江任团长。自卫团的再次成立王凤来被推下台后，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和在东北区的统治，他的儿子王景安投靠日本人，又在坨里成立武装特务队，王景安任特务主任。武装特务专门在东北和西北两个地区破环抗日工作，阻碍我们的抗日活动：和抗日干部接近的就活埋，有嫌疑的灌辣椒水等。日本进到西北区建点时，殷耀东马上带着段治安、田耀东等回到河套沟。殷耀东当后台老板，段治安联合李各庄段福森等组织自卫团；田耀东联合河南村恶霸地主张宝宇等组织维持会，配合日本统治了西北地区。日本投降后各部武装的活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分子、大汉奸李仲三担任六县联防司令兼房山县县长。各地的伪军、警察、武装特务、自卫团等都集中到房山城内，归李仲三指挥。孔宪江被我打死后，张德祥任团长。他们依据房山县城向外活动。在军事上除包围捕捉我工作干部，以屠杀手段镇压人民复仇运动以外，还配合政治宣传；到处宣传“我们跟真八路合作，真八路军在延安，我们打的都是土匪”，借以离间抗日民主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复仇运动与还乡团的成立日本投降后，西北区全部和东北区北车营一带十几个村庄，都搞起了复仇运动。王景安、殷耀东、郑师桥(坨里大地主，日伪时的坨里乡长)、杨洪志(北车营村地主，日本的大灰厂警察所巡官)等到长辛店一带收拢被人民清算的一部分汉奸、恶霸、恐慌逃跑的敌伪人员、流氓分子、地主和流亡大乡队成员组织还乡团。他们当时的生活费和枪支费，完全依靠在芦沟桥、长辛店的交通要道上勒索东北区和西北区到北平、丰台卖山货的百姓。他们经常在夜间突然到东北活动，专门屠杀我村干部，制造了很多惨案；并利用特务活动威胁群众，威胁我村干部，诱我干部群众投降。当时有一部分认识模糊的村干部跑去参加了还乡团，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了损失。还乡团的继续发展及活动全面内战爆发后，各地还乡团跟随在蒋军的后面，到坨里、焦各庄等地安下据点，胁迫我各村干部一部分一部分地参加了还乡团。当时他们的活动，除抓紧据点附近各村征粮抓兵外，为破坏解放区工作，经常到我边沿区扰乱，特别是在每次群众运动时更厉害。1947年5月复查时，他们计划了一次大的进攻，刚走到河北村，就踏响三十多个地雷；接着又奔袭包围檀木港、北窖，突击河北，抢去北窖、檀木港、李各庄等村很多牛羊等胜利果实，并拉走一部分地主、富农和群众。后来我们逼近据点，他们又实行了一种军政经结合活动的办法，把磁家务、北车营等边沿村庄群众全部赶走，制造无人区。以后每次出来活动都把赶走的群众组织起来，胁迫他们到边沿地区抢粮，并胁迫一部分青壮年带枪保护抢粮，以此逐渐拉他们加入还乡团。此外，还乡团利用跑出去的一部分地主，做造谣宣传，制造蒋统区人民对解放区的恐惧。在他们这种活动下，又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的青壮年和被蒙蔽的农民参加了还乡团。3760部队的编成与士兵成份的改变在我军胜利进击的震慑下，张德祥把所有的伪军和十三个大乡的还乡团共三千人合编成三个团，沿用河北省保安旅的编制，组成番号为3760的部队。张德祥任部队长。这个部队在开始时，伪军还乡团合计有一千人左右。这一千多人内，敌伪人员、地主、流氓占绝大多数。这些人由于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认为我军俘虏中央军放，俘虏伪军还乡团杀，所以战斗坚决，不开小差。在西南几次伏击和坨里的歼灭战以及我们对伪军和还乡团的宽大，使还乡团和伪军开小差的增多。迫使其抓新兵充数。抓到的新兵，农民成份居多，由于被严格监视，不敢逃跑；这样，老兵逐渐减少，新兵的比例逐渐增多。1948年解放前夕，3760部队的三千人中，农民成份的新兵就占了二千至二千五百多人，大大地改变了他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