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世之符篆传说谁是攻:从北大社教到“马列主义大字报”

从北大社教到“马列主义大字报”

管风琴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写出一张炮轰北京大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几天以后，这张被毛泽东称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大字报成为正式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很多，还记得或者说还知道这张大字报具体内容的人却不多，有必要再全文“复习”一次，领略它背后隐藏的政治博弈。

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的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　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这张大字报的攻方以聂元梓为首，被攻方是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北大校长）等，而这一对攻防矛盾组合，实际上形成于两年前的北大社教运动。

共产党起家靠两条，对外是打仗，对内是运动。打仗有内战有外战，运动有群众运动有党内运动。夺取全国胜利，打仗暂时搁下了，但还有运动，只是把运动扩展到生产建设上。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即使身处二线，也依然把握着主导权。阶级斗争要有特定的舞台和形式，以前是肃托、肃反、土改、反右，1963年起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成为新的阶级斗争形式。

毛提出社教，具体落实仍是处于中央一线的刘邓以及掌握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等。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推出了以“桃园经验”为标志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扎根串联、人海战术、甩开原单位党组织，工作队直接领导运动，领导生产，俨然是第二次土改。为了在农村、工厂、城市机关院校等推广社教，中央书记处决定于1964年7月派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率调查小组进入北大了解情况，“摸底”。调查组找各方面人士了解情况，听取他们对校领导的意见。一般来说，只要征求意见，意见总是会有的，没有意见才是奇怪的。比如，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就对校长陆平有意见。

聂元梓在文革以后回顾当时的情形，说：“就拿陆平来说，我认为他有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基层的情况，下达指示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上级有什么指示，他都是召集各系的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一起开个会，在会上讲一讲就完事了，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怎么落实，他就不够关心了，事后也很少听汇报，很少到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问题。

我认为他还有宗派主义。在北大，党委会是领导核心，常委会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是正常的组织机构；可是，在常委会里还有一个小核心。陆平是从铁道部调来的，组成小核心的这些人就是他从铁道部带来的，是陆平的‘亲信’。这使人们工作有矛盾，心情不舒服。陆平对党外人士也有宗派主义。例如，副校长周培源本来是党外人士，后来入了党，而且成为学校党委常委，可是，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得不到尊重，没有实权，陆平还把他当党外人士看。陆平对各系的党外人士和教授也是尊重、信任不足，党外人士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全校似乎形成一种风气。”

聂元梓还承认她也提了一些“左”的意见，如对红楼梦的教学不满等等。如果她没有撒谎，或者没有隐瞒其他内容，这些意见（红楼梦等具体事情除外）至少角度是正确的。但是以张磐石为首的工作组也许是受了当时农村社教扩大化、神秘化的影响，也许是受了“宁左勿右”传统的影响，对所搜集的情况和意见做了不符合事实的夸张处理。调查组1964年8月29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将北大干部队伍说成“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严重”、“特务间谍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根据这种调研结果，1964年11月，以张磐石为队长的工作队正式成立，书记处将北大作为高校社教试点，形势紧张起来。北大有些系支部被认定为“阶级报复”、有些系支部被认定为“两面政权”。北大被当成了“夺权单位”。此时，正是刘少奇亲自抓社教运动，大力推广“桃园经验”的高潮时期。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央和北京党政军机关领导干部做长篇报告，对社教运动做出指示。刘少奇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他还说，对于这些阶级敌人，要追他们的根子，“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刘少奇说的这番话和后来毛泽东文革前后说的话差不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原来阶级敌人在中央的“根子”竟然是他自己！

刘少奇最犯忌的话是：“现在，调查农村的情况、工厂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刘少奇大概是想推广他的领导干部下乡蹲点指导运动的主张，强调必须下去蹲点，但却将毛泽东亲自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法否掉了。

张磐石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恰是在刘少奇这篇讲话的近三十天以后。不能不说那个报告的基调受到了刘讲话的影响。1964年8月，刘的权力达到顶峰，而顶峰正是下坡的开始。

聂元梓回忆当时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形：“张磐石把陆平找来参加会议，要他听取群众意见。人们发言的态度很激烈，陆平一听就受不了了，直出汗，手直哆嗦。陆平很难受，我心里也不舒服。我和陆平无冤无仇，说起来,我还是通过哥哥聂真找到陆平调来北大的,先后安排我担任了经济和哲学两个重要系的领导工作,陆平对我个人确实很好。我本想善意地给陆平提意见，希望他改进工作。事情搞起来了，火药味很浓，和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对比聂元梓后来的言行，这段表态有些言不由衷。

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方针政策和定性等问题上爆发了公开冲突，毛泽东对社教运动的人海战术、打击面过大提出了严厉批评，虽然他在不久前还赞扬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毛泽东还否定了刘少奇提出的“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交叉”的说法，第一次提出了四清运动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毛纠正刘在四清中的“左”的具体做法，但又提出了更为根本性的“左”的政治纲领，一方面纠正左的倾向，一方面却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

正是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产生了换掉刘少奇的念头，虽然对如何“换”还没有想清楚。文革中，他亲口对外宾讲了自己的想法。1965年1月，刘少奇曾主持过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检讨自己对毛主席不够尊重的问题，但为时已晚。

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发布社教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将运动重点定为“党内走资派”，但对当时越搞越左的社教运动有纠偏作用。二十三条纠正了社教中的人海战术、斗争面过宽、人人过关、抛开原党组织等错误倾向。从这时起，刘少奇开始从权力的高峰滑落，但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依然掌握着实权。

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北大工作队的做法有左的错误，应当纠偏，但是张磐石却有抵触情绪，于是，中央书记处就此开始介入北大的社教运动。

1965年3月3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北大做出了“是比较好的学校”，校长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班子问题的结论。对于前期的工作队在北大打击面过宽、性质估计错误的问题，由中央承担责任。中央书记处决定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分别开大会，向北大和工作队公布中央决定。

1965年3月9日到10日，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大会，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向北大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央决定。这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3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向北大工作队全体成员逐字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对工作队的错误归纳了五条。30日，邓小平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张磐石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彭真也做了批注：“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

看得出，当年主持社教运动的是以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而一位中宣部副部长竟然可以与书记处顶牛，也说明了当时形势的复杂。

4月2日，中宣部召开有关社教工作人员会议，张子意传达彭真指示：北大社教违背了延安整风精神，要通过这次会议纠正北大的过火斗争，使延安整风的精神在北大和全国高校传下去。会议还印发了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作为学习文件。4月28日到29日，会议对工作队负责人的顶牛态度做了严厉批评。中宣部长陆定一宣布，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代替张磐石任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中宣部理论处处长陈道、理论处干事何静修和科学处干事龚育之随许立群一起加入工作队。

彭真重提延安整风，提出以延安整风精神搞社教，不论今天如何评价，但无疑在当时环境下是最为稳妥可行的方法。书记处整顿北大社教的重点内容是“纠正过火斗争”，而且学习文件竟然是刘少奇的著作。这说明，刘邓彭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仍然认为延安整风的“老本”可以继续吃下去

通过中宣部四月会议，北大工作队做了组织变动，北大社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重新评价前一段运动的得失，纠正“左”的倾向。但是，既然是“纠正”，就会触犯某些已经“左”了的人的利益，新的矛盾新的斗争又来了。

1965年6月29日上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社教工作队及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围绕北大社教讲了八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它代表了彭真在文革前夕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可以从特定角度反映他之所以被打倒的原因。

彭真肯定北大形势是好的。彭真说：北大如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几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在研究北大问题时，我说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我这是说的错误的性质，毛主席马上说，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毛主席还注意到了错误的量，我没有注意那个量。”也就是说，对北大社教的整顿毛泽东是知道的，也是赞成的，因为这是贯彻毛制定的二十三条的行动之一。

彭真判断是非的逻辑很简单明了——北大作为高教部直属著名学府，它是资产阶级的，谁还是无产阶级的？除了毛泽东，没人可以反驳这个逻辑推理。而毛泽东也只有在下决心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时，才会推翻彭真的这个结论。这就是毛泽东将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说成“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原因。

彭真还强调，北大的问题还是要围绕二十三条，讲四清，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靠整风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弄清大是大非。彭真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解放思想，增强党性，放下包袱。他批评了那些“在个人小事上纠缠不休、滔滔不绝的争论爱好者”。彭真要求北大的社教要落实到教学上，前一段工作队的最大缺点之一是没抓教学。要重在表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社教落实到教学的提法，是有依据的。二十三条提出，四清运动搞得好不好，评价标准之一就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以此类推，到了高校，当然是看教学搞得好不好。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彭真主持制定的所谓文化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主要论点之一。但是他忽略了，他、加上刘少奇、邓小平，再加上整个中央委员会，都不可能与毛泽东有平等地位——因为“真理”永远在毛泽东手中。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解决以前运动中造成的矛盾和对立情绪，1965年7月29日，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召集北大校系两级主要干部和部分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国际饭店开整风学习会，即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主持，会期一个多月。9月4日，许立群宣布留下哲学、经济和技术物理三个系的领导和学校常委继续讨论，其余离会。这三个系（包括聂元梓任支书的哲学系）“左”的比较厉害，矛盾很深，需要继续做工作。其中聂元梓顶牛最凶，这个系的整风学习拖到1966年2月才结束，是最晚收摊的一个单位。

中央书记处希望通过总结北大社教经验制定一个文件，指导其他高校社教运动。许立群和高教部蒋南翔分别组织了两个草稿。许认为高校与农村不同，不会有很多烂掉的单位，主张不搞从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从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中一般不贴大字报，不开斗争会，“不打态度”（即强迫表态，态度不好就挨整）。“不打态度”据说是彭真的主张，因为这样搞历来效果不好。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提出在清华大学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是团结百分之百，真发现了敌人，再处理不迟。他主张高校社教要从抓教学入手，不要到后期才抓。许立群对蒋南翔的方案很赞赏，称赞他的勇气和见识。

可见，彭真、蒋南翔、许立群等人，对四清运动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通过整风，清理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倾向，解决违法乱纪问题，实事求是，不搞人人过关，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提出了“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对社教运动，彭真还提醒不要犯土改“搬石头”、“跳圈子”的左倾错误。不能不说，这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符合实际的思想认识，也反映了许多高级干部们的政治倾向。

但后来这个文件没有出台，因为高校师生大都到农村搞社教了，高校四清没有推开。

1966年，风云突变，彭真2月份向毛泽东上报指导“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4月就被打倒，5月，围绕北大社教的这一段反复成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背景，成了毛泽东用以点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无论怎么说，这张大字报产生的轰动效应和连锁反应是聂元梓等人事先没有料到的，他们都是“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中受压制的人，他们的直接动机是报北大社教的“一箭之仇”。聂元梓对“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她说：“会议期间，给陆平提过意见的人都被隔离，由持不同意见的人陪他们住着。我一个人住在楼道一头的房间里，有两个工作人员住在我的隔壁。吃过晚饭，到大街上走一走，背后还有人跟着，连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了。走在外边，看到别的同志身后也跟着人，就知道他也被监视了。这样一弄，把我们这些被整的人给逼到一起了。”

聂元梓的诉苦至少证明，她在北大社教问题上确实存在与中央书记处不同的立场。

《人民日报》6月2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的大字报（毛泽东6月1日批准当晚向全国广播，第二天见报）。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将曾经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打成“保皇派”。这是文革期间十分流行的政治用语“保皇派”的第一次正式亮相。社论还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定性为“围攻革命派长达七个月之久”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七个月”，就是从1965年7月到1966年2月，这正是聂元梓等哲学系少数人“挨整”的时段。

但实际上，就在那“七个月”期间，声称被围攻、被跟踪、被限制自由的主角之一的聂元梓还和一位老干部结了婚，每天从国际饭店到家里往返都是专车接送，却被说成了“白色恐怖”。

彭真被打倒，一是因为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跟刘少奇跟得很紧，二是他对批判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抵制。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一篇在毛泽东亲自策划操纵下，瞒着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发起的政治攻击行动。11月28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向彭真报告，吴晗很紧张，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答：“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22日，他还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至此，彭真仍然自信，仍然认为沿用延安整风的传统能够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

彭真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后，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质问上海市委，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为什么不提前打招呼。这通电话引致毛泽东大怒。问题在于，彭真难道真的没有想到，他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上海方面绝对不敢自作主张公开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的文章？他真的没有想想“来头”？

无论怎样看，把吴晗的《海瑞罢官》批为“为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都是无中生有的强词夺理。彭真保护吴晗的态度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既然决定批判吴晗，寻找文革突破口的是毛泽东，那麽彭真的行为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反党、反毛主席。彭真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殊不知这个说法至少在政治领域里本身就不是真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所谓“五一六通知”，正式废止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成立文革小组，免去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职务，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4年时，正是李雪峰向毛泽东表达了对刘少奇“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四清”方针的异议，为此李还不得不向刘少奇做了检讨。1966年由李雪峰代替彭真，完全顺理成章.

现在再来回顾北大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其出台的过程和其中的内容就很有“味道”了——大字报“揭露”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压制”北大文革运动的一系列“指示”：“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些“压制文革运动”的“指示”，不正是纠正北大社教左的错误倾向时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主张吗？不正是蒋南翔、许立群等起草的高校社教文件的基本观点吗？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义正词严：“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问题在于，他们真的是出于直觉，误打误撞就写出了这样一张深合毛泽东之意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吗？聂元梓晚年仍自称他们写的大字报内容康生和曹轶欧事先不知道，是他们一伙受到北大校党委打压的人出于一时义愤写出来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贴出之前，确实没有给康生曹轶欧看过，但第一，曹轶欧是康生于1966年5月14日亲自派往北大“调查”的，调查的重点恰恰是宋硕、陆平、彭佩云三人。当时彭佩云在北大十三陵分校，调查组还专门派人到分校了解彭的情况。

第二，聂元梓等人面见曹轶欧反映情况，问她能不能批判北大校党委，曹告诉他们可以批判。这是聂自己说的。

第三，曹轶欧在北大调查组的助手，被称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人”的张恩慈在曹轶欧的指示下出面找杨克明商量，决定由杨写大字报。这是张恩慈本人告诉调查组的副手刘仰矫的。实际上，杨克明才是大字报的写作者，聂元梓是签名者之一。杨克明本人在1967年写给江青和戚本禹的信中也说，大字报是“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

第四，1966年5月21日，张恩慈告诉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白X，他正在组织人写大字报，写出来之后要白所在总支“支持一下”。四天以后，大字报出台。

第五，聂元梓等人5月25日的大字报贴出来，遭到猛烈反击。张恩慈说，他事先得到曹轶欧“暗里支持，有所回避”的指示，在大字报写成后没有出面。“如果我在场”，决不让聂元梓这个影响很差的人第一个署名。而康生的态度是，即使聂元梓是“混账王八蛋也要支持”。这句话康生当着张恩慈的面说了两次。康生让张恩慈告诉聂元梓他们“顶住”，并要走大字报底稿转交在外地的毛泽东。

“马列主义”，不过如此而已？！聂元梓始终否认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有直接关系，要麽是她真的不知道内幕（张恩慈交代杨克明写大字报），要麽是她不愿意把自己同康生过多连在一起。但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自己让人当猴耍还不自知的可怜可卑的老太太。

实际上，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布之后，毛泽东就对“四清”逐渐失去了兴趣。1965年5月，毛泽东重返井冈山，随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想向他汇报湖南社教的情况，毛泽东却说，那些情况他都知道，“四清”不解决问题。

为什么“四清”不解决问题？因为在毛泽东头脑中，四清的目标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实现的悖论——“四清”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却正在领导“四清”运动！文革呼之欲出，中共的内乱不可避免。说白了，刘邓彭把社教当作又一次整党，其中有左或右的偏差，纠正就是了。但毛泽东却觉得刘少奇已经对他不尊重（刘过于自信，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刘的班底已经不可靠，必须彻底拿掉，保证自己死的时候“不留修正主义尾巴”。

可以说，直到1966年初夏，认为中央常委中有修正主义分子的唯毛泽东一人。五一六通知通过后，5月22日到23日，刘少奇主持了一个批判朱德的奇怪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我猜与会者的动机大概是，既然说我们身边有“赫鲁晓夫”，那麽抓出一个什么事情都不管的朱德是最简单、影响最小，代价最小的结果。

即使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即使建立了文革小组，即使改组了北京市委，即使播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但毛泽东仍未回京，北京的文革运动仍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新北京市委根据刘邓的指示向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等单位派驻了工作组。到了这个当口，刘少奇仍然让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麻痹症。结果，他们夫妇两人不但没有“立新功”，反而又一次被毛泽东抓住把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连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一起，新帐旧账全算。

现在看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级干部，无论是“四清”还是文革初期，虽然都跟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子在走，并且在第一线领导运动，但无论从他们的经历还是从党的传统上讲，搞运动要麽依靠党委，要麽上级派工作组，没有第三条路可选。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是在反对毛泽东，是在反党——因为踢开党的组织，脱离党的领导的运动才是反党的非组织行为。这是常识。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听了华东局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大家琢磨来琢磨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这正是当时所有高级干部的心理状态。甚至连聂元梓也没明白过来，她在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知道整他们的彭真已经倒台，几晚上没睡好觉，觉得应当把她所知道的问题向“毛主席刘主席”报告。

这样看来，不搞文革，毛泽东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这就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隐含的从社教到文革的政治博弈过程。

本文参考：

龚育之：《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百年潮》2002年第七期）

《毛泽东传》1949—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

《聂元梓回忆录》（国际时代出版公司）

王效挺 黄文一：《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 第二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