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国际黄昏单刷:千古奇冤“富田事件”

千古奇冤“富田事件”

其实，红军中有没有“AB团”存在谁都清楚，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能杀一批，公正的说，毛泽东是“福田事件”的始作俑者，后来人们一直避讳谈及此事，甚至把责任推给半年后才开始出现的“王明路线”，都是昧着良心说瞎话，羞于认错而已。

由于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熬刑不过，被迫供出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于是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韶九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

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这时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正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作战，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立即审讯。

刘敌与李韶九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韶九不是善茬，明白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韶九，渐渐取得了李韶九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 李韶九还要刘敌好好干，示意如果听话，将来二十军军长也会是刘敌的，并派人送刘敌回营。

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

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韶九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一七四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来十二军肃反的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反倒是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被误捕。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富田事件”。

当晚，事变的领导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泽东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二十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第二天一早，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士兵大会。被捕人员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当易尔士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时，段良弼等人接受了批评，并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

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得知党中央经济十分拮据，事变领导人还决定将所有的200斤黄金由易尔士和段良弼送交中央。

1月5日，段良弼带着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段良弼就发觉情况有变，一个人悄悄走了，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这位中共江西省行委常委不幸中断了革命生涯，但有幸免遭冤杀。――这是不幸还是幸运？

段良弼走后，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面等待上级党组织的表态和处理，一面继续领导军民配合其他红军与国军作战。 　　

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成立，这时以项英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局认为事变的双方都有错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来解决。根据这种看法，项英一面责成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过赣江，去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20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叫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然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且派出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党史称“三人团”），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政治局的决议，并在毛泽东和项英的争执中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后来不久便撤消了项英的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令人叹息的是，后来项英反倒成了严打“福田事件”过火的责任人，历史这东西，说她是标准的娼妓并不为过。　　

二十军的命运就此定了！四月，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来到苏区中央局驻地青圹村。但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原定的“解决纠纷”的会议不准召开，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与会的二十军及行委人员即将大难临头，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已经组成。

“AB团”一行刚走进青圹村，立即被一网打尽，接着就召开了公审大会，虽然审判中这些被诬陷的人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AB团”，但“罪魁祸首”刘敌仍被当即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不久也先后被残杀。

解释一句：由于当时红军弹药奇缺，干掉这些自己同志是舍不得用枪打的，大多是采用刀砍、棍棒、活埋等廉价易得之手段。 　　

4月19日,实际领导已经为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这是对红二十军的初步处理，是这次在中央钦差监督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局之丰功伟绩，后来王明主持的中央为奖励毛泽东，于8月3日正式承认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可怜这时的红二十军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对敌作战，配合广西来的红七军，还打了几个大胜仗。

但是不久，红二十军奉上级命令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于七月辗转到达于都平头寨，山里的清晨特别凉爽，吃罢早饭，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奉命到谢家祠堂开会，被全部包围缴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一个个串绑起来，其中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

接着二十军的番号被宣布撤消，劫后余生的士兵们被编入红七军，至于被尽数逮捕的军官干部？不久便将这些浴血奋战过的红军将士全部杀害。

据说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一七二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军需副官杨至诚所救，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总算死得其所。

再啰嗦一句：红二十军全体将士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叛逃投敌的。

平头寨是红二十军生命的最后一站，这才是对二十军最后的判决。

但是“AB团”的事情远远没有了结：全国各苏区就此以赣闽苏区为榜样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高潮，1931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滥杀了成千上万对革命耿耿忠心的优秀儿女。

短短的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人，这十万人只仅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 　　

但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沉冤始终无法得到昭雪，凶手更谈不上被惩办，只是在1949年以后，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所谓“平反”；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又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反”。――之所以在“平反”二字上挂引号并且称为“所谓”，是因为被冤杀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是葫芦僧错断葫芦案中的“冤葫芦”。

至于“富田事件”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给予定性，成了铁案，看来游魂不知还要飘游几时！

估计形成“铁案”的主要因素是喊出了“打倒毛泽东”这个十恶不赦的口号；其次则是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后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以便离间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关系。

不幸被貌似粗鲁其实精明的彭德怀看出了破绽，结果适得其反，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尤其是身后的名声。

不过这也罪不至死，尤其是导致二十军几乎全部军官的被处决。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1978年底，终于出了个不怕惹祸上身的好汉子！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据掌握的大量资料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地道的冤假错案！连所谓“肃反扩大化”都谈不上。

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他所写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更绝大的反响。 　　

不久，《江西大学学报》编辑部收到了与戴文针锋相对的文章《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文章虽然承认以往结论中说“事变是‘AB团’领导”的确缺乏证据，但作者依据港、台的材料提出：事变领导人“惨杀了拥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干部、群众一百多人……” 　　

学报编辑将文章转给戴向青，希望他能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于是，戴向青又写了《富田事变考》，用大量事实证明：说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了一百多拥护毛泽东路线的干部与群众，是毫无根据的，这或是以讹传讹，或是敌人有意造谣(几年后中央组织部复核小组几次实地调查，也证明杀人之事子虚乌有)。 　　

1981年3月至8月，亲身经历过“福田事件”的萧克将军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部门谈了他对中央苏区肃反与富田事变的看法，呼吁彻底弄清这些历史事件。

萧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富田事变的澄清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连总书记胡耀邦都亲自过问了。

但是，事情还是有点遗憾：一直到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时，“富田事变件”的平反才以另一种形式公之于世。

这一年，经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批准出版了几本书，对“肃AB团”与“富田事变”作出了相较之下还算公正的、科学的结论――特别是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已明确地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这也算是对这一历史遗案的最高判决书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出版仅三年之后，晚年致力于此功德无量之事的戴向青就因积劳成疾，不幸过世。

最为遗憾的是，人们都是以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为正式平反标志的，这个本来该有的为“富田事件”平反的红头文件至今还未见到。

据现有史料，位居四军军长之位的林彪在“福田事件”中未闻有什么特殊举动，大概那时的林彪还不大热衷于政治内斗吧，又或是明哲保身不敢多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