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世界大穿越笔趣:“雾失楼台”恨终生

             “雾失楼台”恨终生

巴山蜀水，物阜民丰，我就出生在民主主义革命家杨沧白的故乡四川巴县木洞镇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

一九五一年我父亲调任四川仪陇县邮电局长，我随任就读于朱德曾任教的仪陇县“金城小学”。童年的我体验了富家子弟、乡吏公子的优越，经历了川陕苏区红色风暴余波的洗礼，也接受了大巴山淳朴民风的熏陶。

在大巴山麓，那青松掩映的崖壁上，“赤化全川” 的铭刻早已成为现实，师长们对共产主义的讲述使我对美好的明天有了许多，许多的憧憬……

风云突变，一九五五年春，我父亲被“请”进了县府大院，隔离反省了几个月之后。他被“清洗”押回原籍监督改造。这样，在仪陇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就只留下了我在学校教书的母亲，她靠着每月二十元零八角的微薄工资来养活我们五兄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历史问题才得以平反昭雪）

家境一落千丈。祖父母为了家族的复甦，千方百计把我这个“长房长孙”接回到重庆，将我安排给了还不满十八周岁的幺姑抚养。春寒料峭，仪河苍茫，母亲含泪把我托付给货车司机石叔叔。于是，我便带着无限的迷惘，走上了崎岖山道上的未来之路。

这时幺姑林克庄刚从重庆市一师毕业，初为人师的她，为了亲情，毅然接受了我这个侄儿生活、读书的一切负担。

家道中落，男儿自强，在重庆曾家岩小学毕业之后，我被选送进了重庆三中（南开中学）。窘迫的处境逼使我发奋攻读，长辈们希翼我 学业有成，将重振门楣的愿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五五年学校学生每月伙食费7.5元，（后涨为8元）大甑子饭随便舀，晚上两菜一汤，顿顿见浑。女生席常有剩菜满桌，当日虽不似今日之奢华，但确可说丰衣足食。乡镇大街上八分钱一碗“冒儿头”，足有半斤米。“衣食足而礼仪兴”，我们昂首挺胸，迎来了“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的“伟大”时代。

一九五八年，热闹的一九五八年！

十五年超英赶美，钢铁年产量一O七O，“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社会主义好”的歌声响彻云霄。千百万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丢下一切不顾，欢欣鼓舞地投身到了大炼钢铁运动之中。

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政治压倒一切。我们在五八年国庆后全校停课，校园内土炉群立，风机轰轰，炉火雄雄，捷报纷纷，喜气融融，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学生开矿队爬上了歌乐山，学生们用娇嫩的双手，拿起锄头二锤，挖凿下了一块块红褐色的岩石，然后由一个个腰细腿纤的女生担回学校，倒进土高炉，欣喜地看着流出含有“铁元素”的岩浆。

群众运动，智慧无穷，各式原始而又奇特的土炼钢炉应运而生。

一天半夜，我们高六一9班的男女生从床上叫起，先去食堂随便加餐，然后拿起扁担竹筐，集合去石桥铺运原料，大家走去才知是一些旧锅铁门锁、鼎罐瓢铲。人们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后，再加冶炼，一团团铸铁“钢锭”就熔炼出来了。

啊，“精神原子弹”威力无穷！夺了高产，又放“卫星”，学校社区通通成了不夜城。子夜不寒，飞鸣镝镝，好一派激动人心， “欣欣向荣”的跃进场面。

那阵子，经常在子夜忽然传来急令——沙区学生钢铁军团“三中”支队紧急集合，长幼不分，群情激昂，口号震天，鼓乐声喧。报喜队浩浩荡荡走出校园，各级领导星夜接待，一番打气，干劲更添。当时如果肚子饿了，到处可吃不要钱的饭。学校食堂随时准备有二、三尺长的“杠子馒头”，任何人都可随便去拿一截，吃不完随地可扔。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升温，升温！一九五八年隆冬不寒。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农村伙食团吃饭不要钱；城市设立了许多无人售货站、进馆子也是吃了“自觉”付款。我们信心百倍，干劲冲天。

为了维护“三面红旗”，我们中学也常开思想讨论会，稍有落后的学生，都会受到严厉的批判。学校要坚决拔掉白旗，让“红旗永远漫卷西风。” 我当时任学生会宣传委员，学校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我也是重要角色。为了光辉的事业，我特别积报、自编自演了许多节目，多次受到校方表彰。当时我踌躇满志，清纯如水，忘记了父亲的丢官弃职，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满怀着无限美好的向往。

在一片“跃进舞”的狂热中，我们迎来了更加“光辉”的一九五九——难忘的一九五九。

这年的料峭春寒似乎持续得很久，很久。我们复课了。去年的土高炉群变得冷清，一堆堆登上了国家统计表的废铁、废矿象是被人甩弃的婴儿似的被零乱地搁置在荒野中。甑子饭变成了一人一份的小盅盅，伙食明显地孬了好些。噫！不是说共产主义已经来到了吗？为啥又没“永驻人间”呢？

我的母亲这时已调回巴县，在长生区天文乡白沙村小任教。长生区曾誉为巴县的“粮仓”。假期，我到母亲乡下才知道，这“粮仓”里“吃饭不要钱的伙食团” 吃的却是白鳝泥糠粑粑和野菜汤。看到整日战天斗地的农民以此果腹，我愕然而不知所以……

农民家的锅盘碗盏都已在成立伙食团和炼钢时给收尽。饥饿的农民们即使东刨西弄搞点吃的，无非是苦菜树皮，权充饥肠。

田边土角，老农们纷纷议论“这年成……”，山岗上每天早上的土广播里却高喊着“人定胜天！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少年不知愁滋味”，“口粮”成了敏感词，我们那里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气势汹汹地向我们扑来。

学校仍然如期开学了。中学生原定量三十二斤，减了二斤叫做 “节约”二斤。三十斤中还搭配了许多粗粮。蔬菜减少，肉食定量每月一斤，植物油每月仅有半斤。

同学们的饥饿感一天天在升级。每天下午六时吃了五两（十六进制）的东西，晚自习一下就已饥肠辘辘，怎么也难以入睡。一些人憋不住，爬起来出去刨地里的生红苕来吃。有被群众提住的，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斯文扫地不说，还要受到校方严厉惩戒。特别是每天那个早晨啰！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根本打不起精神做早操。早自习时更难过，那四十分钟啊，为啥那么长？盼那顿二两粮的稀饭，比过去盼过年过节还迫切。那有心去俄文、背“子曰”哟！只待铃声一响，学生们如饿虎般冲向食堂，我们这些正 “吃长饭”的十六七岁的青年，其饿痨之状，可想而知。

可怜一些娇弱的女生，等他们走进食堂，自己那份口粮早已成了“不良之徒”的腹中之物。她们只好哭丧而去，因饥饿而心力交瘁， 当场昏倒者也屡见不鲜。此种偷饭现象学校屡禁不止，时有发生。

尽管这样却不准谁说吃不饱，说吃不饱叫“闹粮”，就是攻击“三面红旗”，就是污蔑“大好形式”。一旦告发，轻者班级开你个批判会，严重者保卫科找你谈个话，“态度不老实”的，好几个都被大会批斗后，送去歌乐山“劳动教养”了。

我怎么也不相信，无边无际，烧心刮肠的饥饿，怎么会出现在这 “阳光灿烂”的共和国天地之间！

冬天，我又到了乡下。眼见农舍凄凄，十屋九空，难得有炊煙袅袅。前些年的氤氳祥和早已不见踪影，一团团乌云在南山腰上盘绕不散，几只昏鸦在废弃的土高炉上呱呱乱叫，偶尔有几个黄皮寡瘦的农民怀抱锄头，有气无力，默默地坐在田边土角。

田园荒芜，一片凄凉。一年一度的春节，没有成群结对的走亲访友，却有死于“水肿病”的人被无声的埋葬。

乡下人都进伙食团。不能东走西走，城镇人走亲戚必须按标准自带口粮，哪怕只吃一顿饭也要用手娟包三两米。我去看望祖父祖母，不提点口粮去也是不行的。

农村许多地方交了公粮统购后所剩无几，政府按人头每人每日供应二两粮食，芭蕉头、蕨箕头、野菜吃尽就剥树皮。当时人人争当炊事员，可是这个美差却要官官们指派，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没后台是干不成的。在农村，当时有个一官半职的人，他的家庭成员几乎没有水肿病人。但是，六二年和后来“四轻”却垮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农村干部还是难逃此劫。

又开学了。在城市街头， 许多农民涌向城市当了游民。然而，城市也被饥饿笼罩着，老师们虽然个个强打起精神，上起课来却总是“中气不足”。

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词章；

叙衷情·回乡路

高炉如堡布蓬蒿，稻菽半枯槁。一日三餐苦粥，饥腹盼“太牢”。    童心苦，神州寥，万民焦。仰盼甘露，起凤腾蛟，圣恩何遥？                                   

我同桌的女同学王娟是一位资本家的小姐，容貌较好，品学兼优，而且是学校舞蹈队的台柱。我和她很是友好，课桌抽屉互相都可以随便翻弄。她喜欢我弄文舞墨，常常点评我的拙章碎句。一天，她偶然间看到了我这首词，读了后感到我这首词对当前“大好形势”有所抵触，鉴于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她要“帮助”我了。于是，她将我这个日记本交给了班主任敖晶绪。第二天它便到了党委办公室的桌上了。

“噩运”接踵而来。

傅震垣校长下令：“认真检讨，严厉批判。”学校保卫干事找我谈话，我“据事实而力争”，结果是“态度不好”。我被推上了校学生会和团委员会的专题“辩论会”，过去一些生活琐事也被揭发出来上纲上线了，大家都以“雄辩”的事实驳诉了我“攻击三面红旗、污蔑大好形势”的言行，我被责令停课反省，我只有愕然，忿然，默然，怆然。

幼稚单纯的王娟与我疏远了，同学们象怕瘟神一样躲避我，投来的是一束束鄙夷的目光，我明显感觉到了其中迸射出的愤恨。

我弄不明白：明明大家都在受着饥饿的煎熬，可为什么都说吃得很饱、很饱——大家都用扭曲的心理来对待现实的一切，正如他们批判我的那样“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的社会“。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无法忍受这一切的打击、凌辱， 浑浑噩噩地吞食了过量的安眠药。

我被抢救回来后，学校把我送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祖父母、幺姑和长辈们殷切的期望化为泡影，我这不争气的“东西”让亲人痛心。从此，我的户口由市中心迁到了巴县，从此开始了我一生的苦斗。

母亲每月三十来元的工资，兄妹无人，每人每月定量十五斤，蔬菜市价暴涨至每斤三至五元，粮票五至十元一斤，我们一家不管怎么节约都是难以度日的。

我，一个雄姿英发、纯朴憨直的高中学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抛开斯文，走向坠落。

那时，乡间时有人因偷别人地里的小菜被发现而遭打得半死，但“枵肠辘辘，饥不可堪”，我仍壮着胆试着出去“吃露水”（偷菜）。那时候，如果将白菜、萝卜和着几颗米煮粥，再洒点盐，尽兴地灌上一顿，简直叫做奢侈，因为一般人是苦菜树根都难以果腹的。

偷几棵小菜难以为继，为了谋生，后来我只好去当挑夫。从凉风垭担白泡石到南岸龙门浩，我一次担四、五十斤，来回二十几里山路，能挣七、八角钱。可是，随着物价一天天上涨，我们这样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的跑一趟却换不回一顿最廉价的午夕。

万般无奈，旺盛的生命需要能量的补给，我的理智战胜不了胃液对机体的肆虐，虚空的自尊心在残酷的现实里再次跌价。一天下午，我交了货担，领起二弟，带着汗水换来的二元多钱过望龙门到了市中心。入夜，两囊空空，肠肚空空，看到餐厅里的那些“高级菜”，（当时除了黑市外，由商店出售的非定量物品，统冠之以“高级”之名，以区别于平价。）我和二弟真象当年的“三毛”一样，馋涎欲滴，在餐桌边驻足留连。一位好心的太太看着我两个的可怜样儿，也动了恻隐之心：“眉清目秀的娃娃，造孼，拿去吃吧！” 说着她把两盘大肉推了过来，兄弟俩忙不迭谢就狼吞虎咽起来。大家子弟的我，这的已和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乞丐为伍，开始在重庆的夕厅里“添盘子”（吃客人的剩菜剩饭）了。什么尊严？只图一饱！可是，这年头进馆子的又有几人能剩下许多。

有时候天晚了不能渡江回家，我索性就露宿街头。反正回去也没饭吃，也无脸面去亲戚家，我终于加入进了流浪大军。——淌着眼泪，我悲呤起了愤世疾俗的“拉兹之歌”。

一天晚上，我混进了和平电影院。（抗战时的国泰大戏院）晚场的电影散场后，我没有出去。待到半夜，我爬进小卖部，将里面的高级点心偷吃一空。第二天，我被发现后，逮进了派出所。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到了“邮局巷”收容所。

这里是重庆市中区“收容遣送站”。它所在的这栋房子恰好是我父亲早年供职的“东川邮政管理局”旧址。

夜十时，我被推进了收容所二楼。这二楼约莫百十来平方的大屋里， 在昏暗的灯光下，黑压压地许多人挤在一起席地而生。游民大组长对我进行了一番讯问登记之后，讪讪地对我说:“高中生……也来尝尝收容所的滋味？”。

十一时宣布睡觉，大家一上一下紧紧地挤着躺下，然后是四个人上面盖一床兰布棉被。

什么都顾不了，只是饿得睡不着。听人说要明早九时才吃饭，心里在企盼着，在阴红的灯光和各种汗味的伴随下，我终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混沌之中。

半夜醒来，看着身边躺着一堆堆瘦骨嶙峋的，有家难归或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想到了电影里的“集中营”。一种强大的恐惧涌进了心头，我抽泣起来——今后将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啊？离开学校才两个月，我难以接受现实中这巨大的变化。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我不得不去面对“这惨淡的人生”。

收容所一日两夕稀饭。那稀饭是加了碱煮的，米粒膨大，看起来很稠，实际上每人一顿不到三两米。菜是几撮盐渍藤菜杆。那时的饥民们绝不会挑食，舌头这时发挥了原始的功能，装过粥的碗都被舔的干干净净，如果谁掉了几滴粥在地板上，马上就会象狗一样用舌头添起来。

一粥一饭，此时才知与生命攸关。在收容所，我曾见因分饭不匀打架，抓起马桶盖就给人砍过去，伤者当场晕倒，后经抢救无效而亡。打人者就为争这么一口饭，酿成大罪被处极刑。

游民们一批批送去修铁路，修水库。在遣送路上民政干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说，到了地方，保证有饭吃饱。可当大家到了工地，几天之后，人的“第一需要”仍得不到满足。于是，三五成群又聚在一起商议逃亡。人们听说哪里能吃饱就往那里涌去，其他任何事都可不考虑，我也差点就流窜去了新疆。为了生存，盗窃、诈骗的伎俩也在游民中交流。饥饿使人们丧失了良知，只剩下动物最原始的本能。这时人性中的伦理道德早已无影无踪，那些食肉的卫道者们为虎作伥，喧染的仍是一片燕舞莺歌。

收入——遣送——逃流——再收容，我已在这个循环中往反几次了。

一次我被送往巴县接龙修水库，当晚在接龙场上吃了两碗菜稀饭后，我便溜出队伍上了运生猪的汽车。为了不被押运员发现，我只好扒躲在车箱里的猪群中，没一会手脚都被猪踩得血淋淋的。结果还是被发现了。车到南泉，司机把我丢到消防队的保管室里蹲了半夜。早上，一位消防队员赏了我两个馒头叹息着叫我去“自寻生路”。那年头能施舍这四两粮多不容易啊！世上还是有好心人。我哭兮兮的向他千思万谢之后，沮丧地又走向了无边苦海。打工无主，求助无缘，乞讨无门，“抓拿”无方。我漫无目的东游西窜，饿得没办法就诳进收容所，希图那两餐稀饭保命。

五十年代，我继曾祖母和祖父母都还健在，三个老人住在木洞老屋，依靠姑叔们从菲薄的工资中抽点钱供养。

1949年后，没有收租放田，祖父母也凑合着过了十来年，历史进入了公元一九六一年，日子过不下去了。姑叔们每月供给的三十元钱，仅够买回官家供应的每人十五斤粮食和半斤猪肉、二两植物油。至于其他所谓的“高级”物品，那是绝不可奢望的。 他们虽然居住在镇上，可生活同样难以维持，一窝小菜都要好几块钱。为了充饥也只得去刨野菜和芭蕉头。老人们难以下咽，只好终日长叹短叹，以泪洗面，他们自己也不知造了什么孽，招来晚景凄凉。

那时的人，大都面无血色，水肿病人比比皆是。大家常用几滴菜油将盐巴煎熟（应是当时的 “奢侈品——油盐巴”），然后洒点在野菜汤或白开水中，大大地灌上几碗，以此来抵消饥饿的痛苦。

继曾祖母死于非命，祖母也死于非命——准确的说是“饿死的”。尽管我们是“大家望族”后人成群，事到如今我这长房长孙和二弟都系于囹圄，其他远的远，忙的忙，奔丧的后人也没几个。老家的大姑只好草草料理，没有通知亲戚，没有任何仪式，当天死，当天埋。幸好老人们平日积德行善，左邻右舍有许多人来帮忙，大姑拿了几斤米煮起，招待了帮忙的人一顿菜稀饭，就算是酬谢。来帮忙的毕竟是相处几代人的老街坊，他们眼见钟鸣鼎食之家落得这般凄凉，一番感叹之后，免不了掉下几滴同情的泪水。

后来许久，我才在狱中得知噩耗，想起祖母为我这个长房长孙所耗的心血，和我儿时依依膝下的情景，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捶胸顿足，痛悔自己不孝，不仅没有“光宗耀祖”，反而连自己都衣食不保，沦为下流。

此有小辞一首以抒郁愤：

《诉衷情》感放翁词，固步其韵

少年倜傥慕王候，纵情浪九州。壮志飘泊何处，彷徨一楚囚。

豪情灭，几度秋，怨江流。此生谁料，魂系荒山，泪洒益州。

痛也罢，哭也罢，走到这步田地，别无出路，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我去铤而走险。

流浪生涯，风餐露宿，我多么想有个归宿，有个安定啰。但是，事到头，不自由，除了回去抢吃弟妹们的那份口粮外，其他就只有浪荡江湖一条路。因为我刚被学校送回时，一气之下，把户口迁移付之一炬，我已成了黑人口游民了。“早岁不知世事艰”。当时仅十七岁的我，纵然知书识理，究竟嫩了点，怎么能弄的懂这风云变幻的社会？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胡乱闯下去。那天，我跟随一个与我同龄的小伙子，钻到九龙坡火车站的堆栈，偷了两口袋大米，饱饱地吃了几顿，还以每斤捌元的价格卖了五十斤。日子就这样在一天天混下去，我也在社会的大染缸中完成蜕变。

农村经济大崩溃，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重庆邮局巷收容所人满为患。当时涪陵、长寿、巴县、江津等县区的游民中也有女人。这些女人许多都很年轻。她们中也有靠偷靠骗为生的，但多是出卖色相，建国初期禁绝的娼妓又出现了。重庆人那时把这种女人叫“王大姐”（此名源于“玩家”，“玩”即“王元”，成都人叫“梭姨子”），她们每天傍晚集中于“大众游艺园”和“山城电影院”两处门前，有时一堆就有二、三十个。由于几次收容遣送的聚会，我认识她们中的许多人。当时我才出学校，涉世不深，还不谙男习女之事。日子长了，姐妹们也知道了我的一些底细，书生蒙难，气质毕竟不同于一般，这些“姐儿”大都对我很好，间或带我去吃上一顿。可惜我没遇到“李亚仙”那样的贤女，她若能劝助我重读“孔孟”，后来挣个状元郎什么的也未可知。

当时那些大姐是很拍拖的。有些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娃儿，只要给她两碗小面吃，就可以陪你一整夜，找地方偷宿、或者逛夜市“数灯”“打青山”都行。（露天野合叫”打青山“）后来，我认识了江北两路一个叫万颖的姑娘，也是高中生，遭遇和我差不多，美目皓齿，娴静雅致，可惜她也落入风尘，遭此劫难。我们相好一场，后来她被送西山坪劳教去了。哎“侯门公子”，斯文扫地，脂粉佳人、红褪香消，我们这代人啰！——“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九六二年，农村伙食团撤了。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搞了“三自一包”，农村开始出现了一点生机。

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家的意识太浓厚了，对家也太眷恋了，然而，屋盖下面有个“豕 ”才成其为家。伙食团将一切生活资料（也含生产资料）收干收净,许多地方连住户的房子都拆了，集中到一起居住，何以为家？何成其家？也难怪那几年的人要成群结伙，离乡背井，流窜四方。

灾年过去了，流浪的农民又纷纷回归故土，去分自留地，去繁衍后代，去颐养天年。然而，许多出去的人却回不来了，他们有的无家可归，有的死于非命，一些人误入歧途，陷身缧绁 ，无情的岁月给这些人留下了终生的伤痛。

一九六三年，我二十岁的生日是在大狱中度过的，不管怎么说，我的青春，我的前程就因为饥饿而断送了。

一九六二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给国家带来了生机，我出狱后，生活已经很好了。粮票已经下跌到一角钱一斤，有些食品甚至不要粮票就可以买到。以往所谓的“高级”食品，也不高级而变的廉价了。过去几乎绝迹的孕妇，而今也时时可见腆着大肚子在街上行走。 “始作俑者”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被迫检讨，退居二线去了。农民们又高高兴兴地和他们祖宗一样，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两年内就呈现出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气象。

我被安插到巴县木洞区水口乡当“社员”。从此，我又开始学做农活，生活虽然清苦，却求个安定。侥幸尚存的祖父对我说“亡羊补牢、未为晚矣，耕读田陇也是人生。” 为了弥补先前的损失，在他老人家的诲教下，这段时间我还读了不少的汉学经典。我只说不求闻达也罢，走祖上的老路耕耕山野。殊不知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革”又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浩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袭来！

“大饥荒”的惨痛，刻骨铭心。我不知道有多少死于饥饿和象我这样遗恨终身的人。后世的人们啰，请记住这段历史吧！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主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96年9月于双河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