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ity zinta 电影歌曲:中国医改，为何如此之难？

2007 医改转折年

国家重新审视当年“将包袱甩给市场”的医改方向,酝酿医改新方案过程中政府主导派和市场主导派发生激烈论战

2007年前后,医患关系非常紧张,深圳、镇江等地先后出现医护人员佩戴头盔上班的景象。

图为2006年底,深圳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戴着钢盔上班。本报记者陈以怀摄

医生和病人应该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战友，单纯以损害一方的利益来扩大另一方的利益，都会适得其反、两败俱伤。

———“医生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博客名）

1993年5月，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他说:医疗服务若成为开放的市场，将导致医生为所欲为，而且是赚钱的就多做，不赚钱的就少做或不做。医疗改革要大胆，也要慎重。殷大奎的表态在当时被认为是“思想保守，反对改革”。

郑筱萸的罪与罚

该案将医药监管改革推向前台，掀起社会各界对于医疗改革的新一轮思考

这一年7月10日，在位于京郊的秦城监狱，郑筱萸62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注射死刑，罪名是“受贿”和“玩忽职守”。

这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首任局长，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4位因为腐败犯罪被处以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前3位分别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和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

处决郑筱萸案的判决，体现了党和政府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分子的坚强决心和对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及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关心。在郑筱萸被执行死刑半年前的1月24日，温家宝曾就此案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将郑筱萸案定性为“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认为郑筱萸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会议一方面对进一步查处案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另一方面对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和政府廉政建设作出了部署。

郑案处理过程再次证明了一个涂抹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任何一次体制变革，都必须辅以指向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然而境外媒体围绕此案进行的解读，与执政党整肃吏治的决心和措施无关。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判处郑筱萸死刑，“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最为果断的决策，以回应国内外就中国食品药品质量问题日益产生的不安情绪。”

这一年3月，美国发生宠物食品污染事件，那些狗粮、猫粮的原料含有三聚氰胺，分别来自位于中国山东和江苏的两家公司。两个月后，《纽约时报》曝出巴拿马有毒糖浆致死事件，当地药厂使用的冒牌甘油中含有二甘醇，来自江苏泰兴一家小厂。没过多久，中国生产的牙膏也被检出二甘醇成分，美国、新加坡和日本相继作出停用、停售中国牙膏的决定。

接二连三发生的安全事件，使2007年成为“中国制造”迎战信任危机的一年。

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分析说，置身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风险社会中的核心标靶之一，中国政府必须面向世界证明加强监管的能力和决心。

在位7年、推崇西方社会先进的治理经验、并将GMP认证体制引入中国的郑筱萸，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漠然。

在这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中，人们只是看到郑筱萸在《悔过书》中重复被其他贪官提到过多次的套话:“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信任了我，把我放到这样重要的岗位上，而我却辜负了党的培养，思想上放松了要求，犯了罪，对此自己后悔莫及”。

在国内，郑筱萸案掀起社会各界对于医疗改革的新一轮思考。

“医改基本不成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近一次引爆这个话题的，是2005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判断，几个月后，哈尔滨发生“天价医药费事件”。在央视《新闻调查》的报道中，病人翁文辉住院76天，竟然发生费用550万元。

2007年前后，医患关系似乎也异常紧张，广东深圳、江苏镇江等地先后出现医护人员佩戴头盔上班的景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分析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句断语让人想起1979年元旦，新华社播发对时任卫生部长钱忠信的采访。后者提出“要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自此吹响了卫生体制改革的号角。

不过对于医改启动年的界定，一般是从1985年算起。这年4月，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业内对医改的通俗说法是:给政策，不给钱。

此时包产到户早已风靡全国。农民纯收入连续6年高速增长。集体经济则迅速衰落，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之瓦解。

在城市，国企改革推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职工医疗保障水平因为企业效益差异而分化，困难企业无力支付职工的医药报销。

当这场改革走到第8个年头的时候，卫生系统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93年5月，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

殷大奎说:市场不能保证公正，起跑线可以一样，但终点或结果绝不相同。社会主义国家要让人民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其价格就不可能完全随需求的增高而提高。

他还说:检查、诊断、治疗都由医生决定，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动甚至垄断地位。医疗服务若成为开放的市场，将导致医生为所欲为，而且是赚钱的就多做，不赚钱的就少做或不做。

这位副部长告诫卫生系统:“医疗改革要大胆，也要慎重。否则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是医政部门的失职，甚至犯罪”。

时隔15年，重温这番讲话，仍然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然而这并未阻挡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步伐。事实上，殷大奎的表态在当时被认为是“思想保守，反对改革”。

后来在网上开博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写道: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以解决国家负担过重为初衷的，其二是解决资源缺乏所致的低水平看病难（真正的缺医少药），但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逐渐减少，医院趋利行为日益凸现，导致新的“看病难”、“看病贵”。这就是目前我们医疗改革面临的现状。

国研中心的报告则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公布的两个数据。在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4.在卫生总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

以药养医的困境

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较1978年增长近50倍，而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于这个正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坚定前行的国家来说，药监大案的意义并不止于毒药注入郑筱萸静脉的那一刻。

2007年，中国人已经不满足于从太空俯视地球，“嫦娥”在这年10月踏上了38万公里的星路历程，带我们去看月球的日升日落。而8个月前，搁置了20年的“大飞机”也被人重新提起，一切顺利的话，它会在2020年跻身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长期霸占的天空。

国际社会对此习以为常。吴晓波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中写道:年初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预言，2007年结束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不出意外地超过德国，成为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正是有了这些辉煌成绩和乐观预期的衬托，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才显得尤其刺耳。

郑筱萸对此难辞其咎。可兹为证的是: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期仅受理了148种。

不少药品生产企业通过“剂型”、“名称”和“包装”的排列组合，创造出“新药”，以此摆脱国家对既有药品的价格管制。而他们要想拿到批文，必须将药监部门拿下。

院士钟南山早在2006年“两会”时就严厉谴责说，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不仅坑害了病人，而且还养肥了蛀虫。

收受贿赂600多万的郑筱萸被看成官商共谋推高药价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客观审视药业乱局，这笔账似乎不能完全算在他头上。

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统计为9843.3亿元，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只有其中18.1%.而在1978年，这个数字是32.2%.同一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则从1978年的20.4%，上升为49.3%.

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较1978年的1000多亿元增长了近50倍，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一年，医生掌管的处方，仍然是医院运营、发展和医生个人薪酬的主要来源。

向左还是向右

2007年，在酝酿医改新方案过程中政府主导派和市场主导派发生激烈论战

2007年，国家决定重新审视当年“将包袱甩给市场”的改革方向。

这年年初的时候，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委托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6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开展独立平行研究，分别提出医改方案。

此时，距离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成立已经过去了5个月，发改委、卫生部、社保部和财政部在内部的激烈论战、相持不下。中央决定将医改方案起草权暂时“外包”，被看成打破僵局的一个措施。后来，草案又增加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个版本。

当年5月，8套方案接受协调小组内部评议。从钓鱼台国宾馆紧闭的大门中透出的消息，与此前各界的预测相左:重视发挥市场活力的方案颇受青睐。

政府主导派认为，医改必须纠偏、转向，突出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主导作用。这种观点在公众当中产生共鸣。很多人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但他们同时怀念计划经济时期公平的社会权利，并由此对现实产生不满。

市场主导派仍然坚持既定的方向。他们说:在医疗向市场化迈进的20多年中，诸如先后20次强制药品降价这样的具体操作，却是以妨碍市场化的形式运行的，因此市场化目标并未实现，又何来市场化之祸？

江苏宿迁为双方提供了一个争鸣的舞台。

这场局部改革是以产权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始于2000年。5年后，宿迁几乎成为一个没有公立医院的城市。市政府的自我评价是:“医疗事业基本实现政府资本完全退出”。

2006年6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发布《宿迁医改调查报告》，认定“卖光式”的医改，未能解决“看病贵”的根本问题。报告负责人李玲后来被看成“政府主导派”的领军人物。

3个月后，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魏凤春公布了由他执导的考察报告。清华的报告赞赏宿迁的医改方向，并且认为阶段性成果显著。魏凤春说，他给宿迁医改打了70分。

世界卫生组织课题组的组长白海娜对这一系列争论的评价说:“大家都过多地关注在宏大的主题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细节更有效的讨论”。

2007年即将结束时，广东的珠海走上了和宿迁不同的道路。市委市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医疗保障方案，其中3个层次被简称为“小病治疗免费，中病进入保险，大病统筹救助”。

《财经》对此评论说:这次改革无疑代表了中国医改正在努力的方向，但该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他地方所借鉴，仍然有待论证。一个对比是:2008年珠海投入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财政预计达到4.03亿元，而之前，这个数字维持在2亿之内，占财政支出比例不超过4%.

体制内的叛逆者

“医生和病人应该是共同对付疾病的战友，单纯以损害一方的利益来扩大另一方的利益，都会适得其反、两败俱伤”

国研中心的报告公布半年后，一个叫贝汉卫的外国人通过媒体委婉的提出建议:在卫生问题上，想着病人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卫生服务的提供者。贝汉卫是当时世卫组织的驻华代表，世卫组织则是资助国研中心进行课题研究的机构之一。

这个荷兰大夫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围绕医改进行多年的讨论中，患者们对“看病贵、看病难”的抱怨总是被搜集、放大，而媒体上却很少见到医护人员发出的声音。

事实上，他们仍然在说话，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

2004年12月9日，娄底中心医院医生胡卫民向医院提出了辞职。在辞职之前，他像20多年前的赤脚医生一样，每周下社区服务，月月开科普讲座。他像几年后国家卫生部所倡导的那样，建立了一个容纳6000人的高血压防治网络。

而这一切，和院长杨志毅追求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开出的药品、检查项目和住院证比其他医生少，无法完成经济指标。辞职是他的最后一搏，他同时在辞职信中揭露了种种医疗腐败。

2006年9月，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也打算离开她工作了20年的护理岗位。这位形象气质俱佳的女士，曾经因为难以割舍的职业荣誉感，放弃了和张国立搭档出演女主角的机会。现在，她走得非常决绝，理由是不堪职业耻辱和创收压力。舆论向她致敬，称她为“逃跑的天使”。

然而沉默的大多数选择的是忍耐。那些腹诽，只在网络上流传。

一篇名为《下辈子不再做医生》的网文说:瞎子给人算命，10元一次，我看一次门诊，2元。我，大学本科，我每做一次诊断，动用了我5年的学习投入及3年的临床投入，而这20毛还不全归我，吐血！

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博客上，一名网友说:任何轻视医生利益的改革，都会以失败告终。

年轻医生听说自己被分到胡卫民的科室都会大哭一场。在那里，没有回扣，没有提成，奖金少得可怜。

共同的敌人、过去的院长落马后，当年的“战友”逐渐疏远他。同事当他是异类，担心自己的秘密被胡卫民揭发。

现在的医院党委书记也不敢当众表扬他，因为表扬胡卫民就意味着批评其他医生创造效益，不利于完成上面交待的任务。

4个月前，胡卫民又提出辞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院领导说:医改要是成功的话，我们会这样做吗？是体制把我们害成这样。

新部长，新思维

陈竺认为让国民不生病、少生病，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目标

2007年，难题交到陈竺手上。6月29日，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无党派人士。

在前一年的“两会”上，陈竺的前任、现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曾经说过:医改很复杂，“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要像中医一样，把很多味药配在一起，煎出一种药来”。

陈竺上任时，这副关在屋子里煎了1年的“中药”还未面世。他将怎么办？

9月1日，在朝阳公园，陈竺和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联手击鼓，启动北京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这个活动的内容包括:在2007年结束前，向每一户首都家庭免费发放一个限量油壶、一本《健康饮食指南》和一本《传染病防治指南》。而在此之前，数以百万计的盐勺已经发放了4个月。

观察家解读说，此举意味着赤脚医生出身的新部长，将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疾病预防上。

到了2008年“两会”的时候，观察家的判断得到了陈竺的正面回应。他在和民主党派座谈时说:医疗模式，要从目前将优势资源集中在疾病甚至是终末期的治疗，专项疾病早期的预防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上。

他还说，“健康教育、生活方式干预、疾病早期检查和干预将是成为社区医疗的重点，不要把这些当作二三流工作。”

这位部长在向社会各界传达一个常识:让国民不生病、少生病，才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目标，治疗只是无奈之举。

这是陈竺一贯倡导的理念。早在2003年“非典”平息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就曾联名21位院士上述国务院，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投入，并且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

他的夫人陈赛娟后来对媒体解释说:陈竺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国立健康研究院。

然而，陈竺开出的“药方”要想见效，那事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了。眼下，大众和舆论更关心的是“特效药”，寄予其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希望。

2008年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终于面世，并且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正如此前所预料的那样，社会舆论有赞有弹。

赞赏的对象是征求民意、广泛问计，认为这种态度严谨而富有耐性。

但在内容方面，大多数人的感受是“看不懂”。看不懂的人有华西医科大学院长石应康。他说:新医改方案就像空中楼阁，落不了地，雾里看花，下面的人不懂咋实施？

还有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他说:新医改方案到处都是模棱两可的字眼，光“完善”就出现53次，“加强”有45处、“提高”36处，诸多提法找不到两点，都是老生常谈。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后来开玩笑地说，以前一提到医改，人们马上就会想起“看病贵，看病难”，现在又增加了一项———“看懂难”。

社会反应印证了陈竺在今年“两会”上的语言:现在还不是卫生部高调的时候，要做“老黄牛”，还要准备挨社会10年至20年的批评。

此时距离世卫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5年任期结束已经1年多了。他曾经说过，“在卫生问题上，指出问题很简单，但是如何去修正它往往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