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签证照片:草莽元帅林--张作霖的空穴及故宅- -

2004年03月24日18:02 《人物》杂志

　　辽宁省和抚顺市的地图上，都没标“元帅林”。

　　地图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圆圈，元帅林不是圆圈，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所以若不是当地人领来，我很难走到这个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阳的“袁林”，抚顺城东这片草莽里的“元帅林”也是陵园，是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惟此一座。在墓主殒命后的第七十三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走进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张学良与其父的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于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间空荡且落寞的圆型墓室。没有棺椁，没有殉物，偌大的汉白玉棺床一直没等来墓主人。

　　墓室内，穹窿内壁上绘着令人眼眩的海蓝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云与天下的一片片波涛都绘得十分俗气。最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墓门上方竟塑着两个背生双翅却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来，这粗俗的雕塑实在与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张学良当年为何会选择这种不伦不类的图案！西洋化的雕饰与中国化的色彩十分难看地拧在了一块儿，让人十分费解。天文台一样的圆顶罩着一个令我感到悲怆的故事，尽管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属于戏文里的白脸人物。我蹑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历史的幽幽的回音。

　　也许这样对比不恭——但张作霖的这座墓室确与我数度谒过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实中山先生墓室的设计也非首创，凡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医院看过拿破仑墓室的人都知道，南京钟山上的那座墓室几乎就是前法国皇帝墓室的翻版。张作霖死于孙中山之后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园时，正是中山陵刚刚竣工之际，张学良已经让东三省统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无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还是追附当时的审美观，张学良把先父的长眠处建得与中山陵相似是很有可能的。

　　而张墓的外型又与安阳的袁陵相近，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个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圆顶，墓道径直通进墓室。没有清室皇陵的那种朱墙金瓦峨楼巨碑，只有洁白的石头与靛蓝色的琉璃瓦。民国初时崇尚全盘西化，仅从这些风云人物的归宿设计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个“林”都与“国父”陵园无二致：正门也在山下，也是必须登一级级石阶才能到达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帅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级石阶，现在大部分已沉于深不可测的水中，成了陆地通向水里的码头；而石阶尽头的元帅林正门，更早沦为鱼鳖之宅了。两幢带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独特的石柱，孤零零分立水中，不复有王陵前望柱的威严，倒像西子湖里的“三潭印月”一类的建筑小品。正门成了泽国，旁门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后门”从陵墓背面绕过圆墙进入陵区的。前后错位，上下颠倒。

　　我禁不住走下残破的石阶，伏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凉。

　　张氏陵前的这一泓大水，是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儿的一段河汊。狂热的1958年，高唱着大跃进歌谣的人们，在努尔哈赤一战功成的萨尔浒古战场上建成这座泱泱水库(总蓄水量二十一亿立方米)。从此，这一方的黑土地饱受滋润，但也从此，一座完整的陵区成为孤立于半岛上的半拉子风景。自从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库大坝，铁骑山与元帅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两个景点。

　　身后，一位租望远镜的老汉指点着对岸的铁骑山说：“瞧见了吧？对面山顶上有块大石头，叫晃荡石，平常老晃荡，可就是掉不下来。不信，你花两块钱看看。”我眼力尚好，极目对面山顶，果见中央凹处有块巨大的石头。我笑着拒绝了老汉的怂恿。我知道，把寻常的景物说得神乎其神是旅游景点的人对外来游客的一种商业性诱惑，如同长白山人士坚称天池里有个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几十吨重的“晃荡石”显然不可能摇晃，无非因为它身陷两峦之间，旁有疏林遮挡，加上相距遥远,时有山岚漫漶，才让人偶会产生视觉上的误差而已。

　　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坛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时以“奉张”称雄于北方。这位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是惟一不得好死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众所周知，民国十七年 (1928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京撤回东北的张作霖在家门口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毙命于两声惊天骇地的巨响之后。因事发当地皇姑屯火车站外的一座铁路桥上，故史称“皇姑屯事件”。

　　从民国元年(1912年)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只十余个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马灯似的换过七位国家元首。七位中，数首任的袁世凯和其老友徐世昌干的时间最长，都当政四年；数他张作霖最惨——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宣誓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到转年的 6月4日上午殒命于沈阳家中，还未满一周年。

　　来元帅林之前，我曾在沈阳仔细浏览过三洞桥——那个因张作霖被炸而名载史册的铁路桥。

　　我不是头一回来看三洞桥。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间，我与三洞桥是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阳，乘出租车偶过此地时，无意间瞥见高高的路基上有块高不过膝的肮脏的水泥牌，上面极不认真地嵌着几个小字：张作霖被炸处。，没待回过神儿来，车已驶远。两年后我随单位领导谭先生路过沈阳，借转机飞延边的空当又打车来看旧地，却道光景依旧——还是那块蒙满尘埃的简陋水泥牌，还是那六个毫无怜悯心的铭文，如同标明此地埋着一条脏狗一样的不屑。那一次我还是连车也没下。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访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庆祝中国男子足球队入围世界杯的大型演唱会之机，我第三次来到沈阳，也第三次来看三洞桥。

　　所谓“三洞”，说的是桥下由两座水泥桥墩隔成的三个通道，两“洞”依然跑火车，一“洞”为公路与人行道。史籍称此处为“老道口”，指的是它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两条铁道的交叉口——桥上的铁路北接长春南通大连，桥下的轨道由沈阳铺到北京。当年，日军就是在这座桥上预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药，待凌晨五时三十分大帅专列如期而至时，五百米外瞭望塔上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队长狠命扭动了开关，三洞桥那极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桥面就准确地砸在了第四节车厢上……

　　一个有可能改写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强人消失了。

　　我是一个对历史遗迹有盎然兴趣的找寻者，我对所有影响过历史的人物都怀有一种敬意。所以，我第三次来沈阳之际，专程来到这里，找那块萎缩的水泥标牌。

　　从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身后绕过，登上斜斜的路基，却只见一方新砌的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标志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哦，奉天遗民们对前朝的本土首领有了起码的敬意。

　　张作霖虽为万人唾骂的“反动军阀”，但他主政东三省时，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却是事实，仅以脚下的铁路为例：在没有发达的航海与航空运输业的时代，张氏自建铁路达十一条之多，里程总数竟占了当时全国自主铁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凭这个纪录，东北人也不该忘记这位先人啊！

　　碑阴是一篇记载事件发生过程的铭文。不过，还是直呼“张作霖”大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将军”更不承认他是“大元帅”。上前摸一摸，尽管每个字窝都黏着金粉，但还是挺脏。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幅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艰于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而致尘土纷纷扬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积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面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扬不止。

　　200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桥上忽生感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不可能不灰头土脸。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外乃至国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不是他，南京城外那个著名的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是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杀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近现代中国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实，更为高兴的是两个强邻，两个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各自利益的强横邻国。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逸仙先生确是神仙！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提前被中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苏联人更是欢天喜地。他们一直把中国的“东北王”张作霖视为中国第一仇敌，他们认定张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备日本人的抄后路，必先打倒奉系张作霖，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苏联人全力策动的中国南方的“国共合作”和北方的冯玉祥的“北京革命”，其实质盖出于斯。苏联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留给他们的耻辱：中国军警突然闯进苏联使馆及相关办公室，起获了七卡车干涉中国内政的材料(李大钊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从而使苏联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丢了一回脸。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疆界上没了这个强人，“老毛子”岂不快哉？

　　而且，北京东交民巷里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等对张的毙命似也有些释然，他们对一直周旋在日本人与俄国人中间的张作霖并不了解也就不太感兴趣，去年张的就任大元帅仪式，西方使节们居然违反国际外交惯例没有到场祝贺，现在当然也就更不会为其丧生而哀伤。国际社会不讲道义只认实力。

　　死了张作霖，居然会让各方都开心！呜呼！该死的张雨亭！

　　张雨亭是张作霖的字，是他1875年3月19日生下来后就有的称谓。待他升任“东北巡阅使兼满蒙经略使”后，人们便以“雨帅”称之，及至其长子张学良长大成人开始带兵后成了奉系的“少帅”，他则升格为“老帅”。

　　张老帅的身世很惨：一个从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流浪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十几岁上，爹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娘不得不带着他哥儿几个改嫁外乡的一个兽医。他虽天资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土匪)。再后来，当了大清国的兵勇，在日俄战争期间，替两个在中国东北土地上作战的外国军队当过双重间谍；大战结束后，他回乡娶妻，因家中太穷又不得不“倒插门”入住岳丈家，不料又蒙冤入狱，出狱后一气之下落草于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动荡的成长岁月，使这个生情机敏的小个子拥有了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拥有了宁肯亡命也不肯认输的倔强性格，拥有了胸怀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鸿志与耐力。

　　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在北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最后出场的主角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仅复述两个早年张作霖的故事，即可窥其为人。

　　一个说的是他少年时代的一次赌博，遭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悟出被诈，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我坐庄，赌这块肉！” 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做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本人性情也刚烈，遂惹得岳父村里的富户们暗自担忧，一个叫李老恒的乡绅竟向县衙诬告张作霖“通匪”。张作霖与其兄因之蒙冤被逮，关进县狱，一番磨难自不待言。由于查无实据，关了一段时间后，县衙便将张氏兄弟释放。出狱后的张作霖才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胡匪。后来越干越大，成了头目，但又不甘为匪，便设计劫了东三省最高官员盛京将军的小妾，请其为桥，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摇身成为官军里的中级军官！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通匪”的张作霖一跃成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全省的一把手！就在张督军衣锦还乡回到岳父村时,吓破了胆的李老恒与老妻前往督军行辕请罪。谁知督军大人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日。说罢，反掏出二百块大洋塞给李老恒，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喏，这样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头地？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张作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成为上世纪初期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能说没有其缘由？

　　那天，站在那个终结了他生命的铁路桥上，我的目光顺着两道泛着阳光的锃亮的轨道滑得很远，直至渺茫的北洋时代……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望着一旁甚嚣尘上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当地有关这座立交桥开工时的报道，人们显然没有考虑要为一个坏人殉难处追加点预算——

　　1999年9月28日的《沈阳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9月27日,位于当年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区三洞桥附近,鸣响了兴建立交桥的哨响。

　　这一开工兴建的群体式立交桥,位于和平区与皇姑区交汇处，该地因历史上曾发生张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闻名。此处地处交通要道,道路狭窄,车辆拥挤,经常发生交通堵塞。由沈阳铁路局设计院和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的这一组大型立交桥,将从地上穿越沈吉、长大铁路……

　　显然，没张作霖什么事儿。

　　走下“三洞桥”，我走进了大帅府。

　　“大帅府”是一座总面积为三万千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的总称，位于“少帅府巷”。所谓巷，可想而知，是条不宽的路。《沈阳晚报》的同行刘禾把她的白色富康从矗满广厦的喧闹的大马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后，一片异国情调的红砖楼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门高墙便缓缓驶入我眼中。车拐进了张作霖时代，我的思路一时却拐不过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吗？

　　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时代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属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人李顿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中日战争起因，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建完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呆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在内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中共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的二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豪宅保持了文化场馆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1957年，图书馆中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革”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呆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白纸黑字”。到 1970年，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领导干部，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大帅府里的居民。

　　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数算着。

　　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文化部门清退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在管文化的人手里，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 “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其实，张学良只是这座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现在还登录着“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的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的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 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几年外，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其实与他当土匪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弹压“乱党”之举，本来他是驻扎在远离省城的洮南府里的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率部赶至奉天城弹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了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这种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人所诟病。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清时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换汤不换药。

　　从张作霖头回晋京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一见到袁大总统，便跪地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道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后来，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宣统逊帝时仍翻身便拜。

　　在《我的前半生》中，末代皇帝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之岳父——引者注，下同)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像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颁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包括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门子忠孝节义，是一介只认实力的草莽英雄，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民国元年时的张作霖已经三十七岁了，该考虑安家置业的事了。所以，进入沈阳后，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地区行政一把手)的一套旧宅住下，后又买了下来，过了一年，又购得其西侧的原江浙会馆，然后，将两处老房子统统拆除——嘁！如此破费，却不过是为了买块地皮而已。穷苦农民的儿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长官只想张扬不羁的个性。他命工匠按所见过的奉天城里前清王府的样式来建他的师长私邸。经一年多的建设，这座颇有些规模的三进四合院于民国四年(1915年)秋落成。因妻室太多，不能都挤在三进院里住，所以，他又在后花园建起一座二层的青砖小洋楼，人称“小青楼”；后随着势力增大，二进院里的那排正房(办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务，他又在假山之后建成一座三层高的青砖大楼，即当时沈阳城里最高的“大青楼”。民国五年(1916年)的那个春天，张作霖一脸春风，因为四十一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此时他已荣升奉天督军兼奉天省省长。他以省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与众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军署与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这一带自然也就成了戒备森严的特殊地区。

　　当时，奉天城里人稀车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车更寥若晨星，不像现在，几辆旅游大巴就把帅府路塞死，惹得过往的骑车人啧有烦言。

　　话说此宅初建成的那些年里，有一个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着书包从这大院儿身后的督署街经过，也许坐在洋车上，也许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总之，他常常边赶路边怯怯地打量路南的这座庞大的灰色建筑群。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当年奉天洋学堂的学子以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尊走进这所庞大的宅第后，才第一次见识了灰色高墙里面的一切——1962年6月某日，受人爱戴的周恩来先生边细细参观，边向身旁的夫人邓颖超讲述着当年经过此地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时，这儿真是神秘威严得不得了！

　　威严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有历史学家写过：

　　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

　　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极少数领袖人物与生俱有的内在气质，威是当权者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

　　这里有一段轶事。

　　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落魄时投靠奉张，张作霖曾天天供钱任他赌，对其宠爱可见一斑。后来，这位山东大汉也真争气，凭战功一跃而为奉系骁将。某次他从黑龙江省驻地来沈阳谒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去，边走边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高出大帅整一头的张宗昌登时目瞪口呆！好在这家伙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军法森严，公私分明，有张有弛，无论亲疏，这才有了近百万奉军当年的不可一世。

　　说到治军严明，突然就想起一个极有趣的轶闻，即，被毛泽东反复推荐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竟是当年苏维埃土地上的子弟兵们从东北大地上学来的！已经有耄耋之岁的东北人回忆过了，比共产党的军队更早唱响这段旋律的，是张作霖的奉军。

　　亲历者不光知道此歌原名叫《大帅练兵歌》，而且还能唱下第一段歌词：

　　2•3 5 5∣353120∣

　　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好，

　　6 3 6 3∣2326 10∣

　　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225321∣21236276∣

　　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

　　5•7656∣2•12320‖

　　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唱的是民国共和，夸的是本军统帅，说的是当兵意义。这首简单明快的“丘八歌”，真是奉军的一首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不知原创者姓甚名谁了，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是否也是抓来一首好听的曲子新填的词儿。令奉军官兵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首本军练兵曲，日后竟一度成了中国大陆上唱得最响的歌曲之一，毛泽东在生前最后一次列车巡游的途中，在提醒登车参拜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司令要与林彪划清界线后，曾亲自指挥人们同唱此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说过：一首好歌等于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和文化课。这话说得真对，你看，无论张作霖，还是毛泽东，都把这首军歌当成了重要的政治课和文化课。

　　如今，我等普通游人来也，既无需等一进院里的“承启处”的官员发问(现在性质一如从前，原承启处成了导游姑娘们的休息室)，更不必列队唱那首熟悉的军歌，只要在售票口花上几块钱，就可以比张宗昌还踏实地大步往里面走。

　　第一眼就让我暗吃一惊——这道典型的中国明清式的“广开大门”上的横匾，竟写着“治国护民”四个大字！封建军人通常标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区区一个中将师长却不说“保境”而志在“治国”！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张作霖！不知这“逾制”的牌匾是何人所题？又是何时所悬？天高皇帝远，师长也忒大胆，他竟然不管官场与社会上的繁文褥节，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表露，就像早年他拜倒在盛京将军脚下时的回答一样干脆利落——人家问这个自请招安的土匪头子：“为何求抚？” 他朗朗回答：“为了升官发财！”难得他这么直率！

　　直率无羁的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把一腔远大的政治抱负都筑在了自己的家中。往院里走走，才知道，“治国护民”只是封面，二进院里的那几方墙上的石雕画和主人自题的字幅才是内文。

　　二进院是张作霖的办公处。不等迈进去，先被那座超大垂花门吓了一跳——比我先前在北京的旧日王府里见过的所有透雕垂花门楼都有气派，虽说雕工不如京师的精细，但那种傲视一切的霸气，却不得不让你对深深庭院里的主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东、西厢房是主人的秘书长室与机要秘书室，正房自然是主人的办公厅与会客厅。整个外墙面的基础部，全被密密的石头浮雕画嵌满，浏览一圈儿，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但经人提示后，方看出主人的情趣与志向：大部分浮雕画是题材平庸、雕技质朴的装饰图，除了民间传统的花草荟萃外，便是大小骏马图。真正属骇俗之作的是这样两块：一块儿是一大一小两只狮子在吃盘中的各种水果，题字为：“大小英狮吃各果”；一块儿是一只雄狮双掌压住地球仪，题曰：“雄狮举掌握寰球”。雄狮既是自古以来中国豪门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物，更是这位志向齐天的师长的自喻；而“果”者，国也！本“师”志在吃各国，握寰球！这哪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关外师长所敢想的事哟！更意味深长的是，别的浮雕都是寻常的狮饰图案，偏偏这两方竟是蟠龙为边饰！天底下，除了皇帝的宫苑外，我只见过曲阜的孔家有资格以龙柱为饰，万不料他张作霖早就悄没声儿地躲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专用图饰镶在了墙上，且当成了本狮(师长)之饰物！清末民初，军人当道，但敢有如此狂想者，舍“张”其谁？

　　我急匆匆迈进正房，要看看企盼“吃各国”、“握寰球”的张作霖，运筹的“帷幄”是什么样。进正厅，见东西屋门口均有木栅阻拦。打眼往东屋一看，静悄悄的窗根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癯长者正襟危坐于雕花写字台前，正专注地审阅着什么。巨大的砚台干涸久矣，但桌上那座西洋钟却似乎马上就要自鸣。活脱脱一个真人！我不禁一惊，旋即释然：这是那位在历史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东北王”的蜡像呀！

　　蜡的张作霖身穿绛紫色的马褂长袍，沐着热辣辣的秋阳，纹丝不动。

　　我失声夸起来：“真像！”遂端相机调焦。快门响时银光闪。忽听屋里不知哪儿传出小女子的呵斥声：“不准拍照！”这回是真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谢绝入内”的大帅办公室里，还真有活人在值班！我一边讪讪地收起相机，一边从屋里那面老式镜子里看清，一位早早穿上长羽绒服的女工作人员正冻得缩在门扇之后盯着我呢！中国的展览几乎都不准拍照，连这只有几件明清家具的空屋子和蜡像也不例外，的确莫名其妙。

　　西屋是主人当年的会客室。紫檀木的太师椅和大小茶几虚席以待，但却一直没等到最有资格来坐的那个人——这些年，北京和沈阳没住声儿地邀请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回来一趟，但终未遂愿。那个精雕细缕的镶石屏风默默地立在原地，但已经不能再拦住任何秘密了。只是主人自题的那几帧楹联让人反复看到一颗不甘人下的强者的心：

　　智深须能忍；将勇贵有谋。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丸塞幽谷；三箭定天下。

　　最暴露了他野心的是横匾上那四个大字：

　　望重长城。

　　只念过几个月私塾的张作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自然不咋样，而且，他的书法既不以自己的字或堂号或斋名落款，也不钤印，横竖就这三个字——“张作霖”，而且，他的不讲法度的字体渗出了一股来自民间的野气，一股过目难忘的霸气。是啊，我行我素的张作霖根本不需要挂别人——哪怕再有名的人——的字画装点自己的家，要挂就挂自己的。你说谁家的手笔能写出他的远大心志？

　　看到他的字，油然记起一个关于张作霖的“黑故事”：

　　某次，张作霖应邀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都知张作霖识字不多，此招显然要出中国“东北王”的丑。好一个张作霖，竟不推辞，接过纸笔，饱蘸浓墨，一笔写就一个斗大的“虎”字，然后，题款。在众人的鼓掌叫好声中他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却瞅着落款“张作霖手黑” 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两眼一瞪笑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并会心而笑，日本名流和关东军的高官们则目瞪口呆！

　　这故事来自野史，但却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张作霖其人。

　　没文化，却不一定是老粗，正像识字人也不一定就明白事理一样。“卑贱者最聪明”虽说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奚落，但也符合张作霖这类草莽好汉的实情。

　　张作霖虽已主军主政，但少年时的理想却并未在激烈的厮杀中泯灭，从满院儿的浮雕画上，从大青楼里保留下来的壁画上，都能看出他的情趣所在。

　　浮雕上，除有牡丹、荷花、梅花等士大夫喜爱的“高贵”品种外，还有西瓜、桔子、石榴等农家欢喜的“不入流”的东西，更有甚者，他竟把土豆、大葱、萝卜等庄户菜端上了墙面！画面上的题字也很实在，没有一幅是文诌诌的酸秀才式。有幅题为“金钱草”的画配着这样两句诗：“外国进金钱，花香在中原。”整个一个土财主！在大青楼里，张作霖办公室内墙上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幅水墨壁画，画面上既不是云中飞龙、殿前仙鹤，更没有哪位在任总统的装模作样的肖像(恐怕他哪个也看不起)，而是一群肥硕的绵羊在悠闲地啃草！完全是主人梦里的田园诗嘛！这幅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壁画，是他请奉天的一位民间艺人住进帅府里画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国书画家辞典里都没名儿，但却在这不可一世的名宅里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晓坡”。而二进院、三进院里的众多浮雕画上，也都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作者的名字：“翰西作”，“铁邑水西造”，“辽阳张纪五作”……没一个是名载青史的人物。这不能不让我重温了在遥远的法国凡尔赛宫里有过的震撼：就在那座流光溢彩的辉煌殿堂里，画师与工匠的油画肖像与历代国王一样挂在墙上，国王把艺术家当朋友，把美化自己的人当人看哪！雅点说，叫礼贤下士；俗点讲，拿人当人。二十世纪的张作霖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国君竟然在这一点上“臭味相投”！

　　离开二进院时，再次回望端坐在那儿的蜡的张作霖，不禁暗自替古人庆幸：还好，没把你塑成凶恶的东北虎模样。

　　对这个一直被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反动军阀”，沈阳城里的这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把其面目丑而化之，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

　　正常人的五官俱同，只有大小搭配略有差异而已。但掺上了情感的广角镜，人的面目便有了天地之差。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此理；所谓“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亦为此理。

　　我不会相面，所以看不出张作霖有多难看——岂止不难看，他年轻时甚至称得上是眉清目秀呐！如用古文形容，算得上是“翩翩一少年”，张学良哥儿几个长相哪比得上他爹呀！眉清目秀为什么在后人眼中却成了獐头鼠目？举止得体又不失幽默感又为何成了开口只会骂“妈了个巴子”的横暴老粗？——我把大人物有无幽默感看得很重，毫无幽默感的人是不该从政的。

　　西方在华的主要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先生曾专程前往奉天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那本《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中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

　　1923年春，我访问过张作霖元帅，至今印象深刻。……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

　　我向张将军提问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他保证说，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和平，他的兴趣只在于统一中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使用武力。……

　　交谈中，我几次提及外界有关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他告诉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而且干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

　　对张作霖父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胡子。因此，我笑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的鲍威尔先生不光采访过张作霖，而且还与南方的革命首领孙中山、西北军的冯玉祥、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等人都有交往。他回到美国写在华回忆录的时候，张作霖早已过世多年，但说到这位出身卑贱的中国元帅，他依然充满敬意：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如果说，鲍威尔根据自己的好恶写下的亲历有偏颇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人出版的权威《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奉张的表述则应该更显公允：

　　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

　　你看，局外人笔下的张作霖不光不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反倒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不光不是个大肆出卖祖国利益的历史小丑，反倒是个始终保持了祖国领土完整的精明政治家！打量同一个人，映在不同国度不同政见的人的瞳孔里的竟相差如此之远！

　　就在这座名宅的一进院西厢房，原大帅府内账房，现展览馆旅游商店里，同事小军买了本最新版(2001年4月版)的《张作霖全传》，封面上分三处还写着这样几行提示：

　　一个性格奇特，身具刘邦之用人之道、诸葛之忍容之术，充满权欲的大野心家。

　　吸食毒品、嗜赌如命的小土匪竟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

　　两只狐狸眼，机警过人，天性狡黠，外表文弱，内心残忍。

　　封底，竟又把“两只狐狸眼……”一句骂人的话罗嗦了一遍。想必作者或编辑对这个俏皮的比喻自鸣得意。

　　喏，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之初人们对他的态度。

　　唉！张作霖，你究竟是黑土地的守护神还是为虎作伥的妖魔？

　　三进院最早为“后宫”，是张作霖几房妻妾居住的地方，长大完婚的张学良也曾长期住在此院的西厢屋。

　　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对矢志“讨赤”的“老帅”深恶痛绝，但对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少帅”却十分感念。我造访帅府那天，正是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岛上过世整一个月的日子，其故居的房间也就成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展室”，在一张大幅的脸上布满累累老年斑的张学良的彩照下，摆着许多簇由亲属及当地有关部门送的鲜花。在这间张学良与发妻于凤至共同居住过的房子里，我不禁想起有情有义的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那声肺腑之叹：“每次提到张将军，都不禁落下泪来……”

　　西厢屋南间,原为张学良的办公室。戎装“少帅”的蜡像也很逼真，但却不传神。蜡制的英雄毕竟没血没肉。只因他一直被当成正面人物来讲，故在此屋与之邂逅时未再觉惊奇，诚所谓“见惯不惊”也。

　　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奉张与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的良好关系。

　　尽管展览的说明文还在用愤怒的口吻说：张作霖“无耻地”称自己与孙中山先生是“老友”……，但孙中山曾接受过奉张的十余万大洋和五千支步枪的襄助一事却是有案可查的，孙中山派自己的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专赴东北为张氏祝寿的事儿也无须否认。困境中的孙中山，筹划建立孙、段、张三角同盟以南北夹击独霸北京政坛的直系。而他辞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为建立这种联盟的最后一搏。到京后，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现在我们学的近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并肩北伐时的版本，说白了，是摹仿前苏联人的口吻写成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执笔。北伐胜利了，人们便再不肯提张作霖与“本党”总理交往的事儿了。如果服从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不在西安发动“兵谏”，还当他的“副座”(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老子的功劳或可会被人提及，可惜他落了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张作霖曾干过的那点好事也一并陷进淤泥中了。

　　从三进院回廊的东北口出去，眼前豁然一亮——假山前后，一大一小青砖楼依然矗立。我们先去了小青楼。

　　小青楼是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楼，当年，主持帅府家政的五夫人寿懿就住在楼下的东屋。

　　这位少妇绝对了不起，她深得张作霖之宠，不光因精明能干，而且还胸怀宽广，从不恃宠干预政事，把这个大家庭理得井井有条，各房之间和睦相处。小青楼本是张作霖为她一人所建，但她竟然把别的妻妾生的子女也接到自己头顶上住了(张学良的妹妹们都住在小青楼的二楼)。

　　出事那天，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来后，列队迎接的大帅府门前的军乐队便被遣散了，一班恭迎“当家的”回府的女眷们慌作一团。副官请寿夫人去接宪兵司令部的电话。电话报告大元帅的专车在老道口出事了，详情尚不清楚。五夫人疑为幻听。撂下电话，就见一辆小卧车急急驶来，沈阳宪兵司令齐恩铭和大帅的副官抱下了一身是血的“当家的”，径直入宅，一直放到了小青楼里的五夫人床上。因为被炸之后，大帅神志迷糊地嗫嚅了几句，副官听懂了一句，是：“我到家……看看小五儿……”。五夫人哭成泪人，五夫人声声呼唤。医官赶来，但已无力回天。血肉模糊的张作霖残喘着，说：“我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然后，命丧黄泉。距被炸时只有四个小时，年仅五十四岁。

　　年方三十的五夫人大放悲声！另位只有二十三岁的大帅遗孀马岳清更是哭成泪人！正是豁达的五夫人容忍了她，妆扮了她，她才得以从一个津门戏班女孩的卑微角色走上帅府六夫人的显贵之位。

　　哭声惊动了在场的东北军政要人。张作霖的老伙计们大事不糊涂：此爆炸定有复杂背景，且极可能是日本人所为！因为从山海关到沈阳城，京奉铁路一路都是奉军守兵十步一哨地戒备着，惟老道口一带归日本关东军警戒！而且，大帅在北京就与日本人闹翻了，日本人极可能乘乱制造事端。所以，在张学良从北京归来之前，秘不发丧！

　　这一天，恰巧是张学良的二十六岁生日，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等一班留京的奉军高官嘻嘻哈哈聚到“少帅”居住的中南海-(即万)字廊。庆贺的酒杯还未端起，噩耗已自关外传来……

　　6月6日，亦即张作霖归西的两天之后，奉天省公署发布公报称：主座身受微伤，但精神尚好。

　　大帅府安之若素。医官依然天天换处方，厨房照常顿顿来送饭。其实，小青楼内，只有大智大勇的寿懿天天以泪洗面陪着被安放在她卧室对面会客厅里的张作霖的遗体。

　　日本人狐疑：这么强烈的爆炸竟然没炸死“东北王”？他们后悔没派埋伏在两侧的日军敢死队冲上专列扫射或刺杀一番——当时阴谋策划者已经安排好三个方案：一是爆炸，二是在爆炸现场前不远的铁轨上安装脱轨器，三是敢死队直接冲锋与张作霖卫队同归于尽。按日本人的方案，张大帅必死无疑。然而，现在，张作霖居然没死！日本人心虚，便不敢再轻举妄动。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来了，但他只能在办公区域被留住，按中国人的风俗，眷属区是不容外边男人进入的；日本人不死心，又让夫人们蹀躞着赶来探看究竟。好样的妇道人家寿懿，平日一样的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在小青楼的卧室里接待了东洋女人，甚至还让副官取来香槟，宾主共同为大帅的侥幸脱险而举杯呢！送客时，五夫人让女宾们远远地看望了西屋床上纱帐里“刚刚睡下”的大帅。灯火通明的房间逸出浓浓的医药味儿，鸦片灯具、水果还摆在榻畔，头裹绷带只留眼、鼻、耳的张作霖似睡得很香。日本人亲见张作霖尚在，日本人愣是被五夫人蒙了！噩耗一直拖到半个月后的6月19日张学良回到奉天后才公诸于世。

　　一个深宅里的少妇，一个满族将军的格格，能在痛失栋梁的非常之际，咽泪妆欢从容应付危局，实堪钦敬！张作霖之死，除了使北洋政府提前折寿外，还使一个叫寿懿的不凡妇人从此湮没于尘世。“九•一八”之后，五夫人带六夫人移居天津，共和国成立之前，她自然选择了台湾，且在岛上一直活到 1966年。正是这一年，大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她和一直住在一起的六夫人马岳清躲过了大劫。

　　但五夫人毕竟是女人，她的大度是有限度的，她容了阳气甚旺的老夫搞了马岳清，却再也容不得他搞了自己身边的侍女。这桩秘闻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被侍女和张作霖的遗腹子披露出来。

　　2001年的9月18日，一个关乎张作霖的特别的日子，一位自称是张作霖第九子的古稀老人状告《北京电视》周刊侵犯了其名誉权。中国新闻社次日向全国新闻单位发出了通稿：

　　这位老人在起诉书中称自己名叫张学忠，生于1928年6月22日。其母名叫李兰玉，原系张作霖府中的侍女。临终前她说自己是张作霖的第七位夫人(未举行婚礼)，因政治原因由张的五姨太秘密安排在奉天(沈阳)悦来旅馆分娩。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遇害，张学忠于18天后出生。后日军侵华，其曾一度隐瞒身世改名张忠诚。后张学忠担任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史通化研究会会长。

　　这位叫张学忠的老人在起诉书中称，该刊第52期刊登的《假冒名人行骗案》的一文公然的侵犯了其名誉权，因为该文称：张作霖一生共有六个夫人，生有八子六女，根本没有什么第九子。张学忠向法院提交了经过公证的其母李兰玉的遗嘱、张作霖的管家、其奶娘等多人的证明文件以及他和多位张家亲属的合影，以证明其确系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在起诉书中，张学忠除要求对方承担诉讼费用外，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赔偿的要求，只是请示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不知这场官司结果如何，但我却知道精明的五夫人和她的一定也有些姿色的侍女李兰玉住过的小青楼意外地躲过劫难。“文革”那些年，住在此楼的“臭老九” 们心疼家中的精美砖雕木雕，便用白灰抹平覆盖了起来。而整个大帅府竟也幸免于难，因是档案重地，实行了军管，绿军衣的屏障挡住了“破四旧”的红色狂潮。

　　喜中也有悲，小青楼虽未被直接冲击，但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正面和侧面被几座七十年代才建起的五层居民楼团团包围，一面高墙死死地堵在它心口，使它艰于喘息。墙那边的数不清的自搭简陋建筑更是满目疮痍。本是大家闺秀，却不幸沦落于市井无赖之手，曾有的风度也就荡然无存。

　　被封堵在居民楼井底的小青楼的蛙鸣，还能在浮嚣的俗市里响多久？

　　隔一座重新垒起的假山，就是那座著名的大青楼。假山是新堆的，但山洞口那两块石匾却是原来的，一块写“慎行”，一块写“天理人心”，都是张作霖的手迹。

　　穿过山洞通往大青楼，但铁门锁上了。这座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著名建筑因大修而暂停开放。

　　我们还是勇敢地从一旁的通道走了过去，且无视“施工重地谢绝参观”的牌子。刘禾曾在楼里住，所以，我们也有资格来怀旧。

　　楼内的墙皮全被凿光，地板也拆净了，有些地方连粗壮的梁柱也替换下来，只有墙四周的法国瓷砖熠熠如初。大青楼只剩一个空壳子。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失败而告终，退回关外的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他把政治中心从四合院移到了新落成的大青楼。一楼西侧，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东侧三大间屋都是他的会议室兼会客室，此后，奉系的所有大事，无不是在此议决的。史料载，奉系军政高层，每每开一会儿会，抽一会儿大烟。所以，屋里应该有古色古香的烟榻，不知这次修复工程有没有考虑到再做个旧时中国特色的烟榻来。

　　三个会议室中，尤以东北角的“老虎厅”有名。老虎厅因屋里曾摆放着两尊东北虎的标本而闻名。这是张的把兄弟、奉军将领汤玉麟送来的装饰品。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摆在有些昏暗的屋里，曾让好多求见张作霖的客人自始至终心神不宁。那个美国人鲍威尔当时坐在沙发上，背后的虎须拂着其后脑，写那本回忆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令人胆战心惊！”

　　但“老虎厅”真正骇人的是在张作霖死后的第七个月里的一次谋杀：老帅的头号心腹、奉军的总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常荫槐竟被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命人枪毙在此厅！

　　“处决杨常”成为震惊一时的事件。通常的说法是杨、常二人结为死党，勾结日本人，反对张学良易帜——所谓“易帜”，即是将东北原有的北洋时代的五色旗改换为象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枪毙杨、常的第二天，即向国民政府通电，称死者“破坏国家统一”。

　　不过，事实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二人自恃资历与才气，不把张作霖的儿子放在眼里，还当他是个只知抽鸦片泡靓妹的毛孩子，这才招来杀身之祸。扣顶政治大帽子然后把人灭了，这种耸人听闻的剧情在中国和前苏联权力内部屡屡上演。以杨宇霆的从政、治军能力，也许能为统一后的国家做更多的事，但却终因锋芒毕露而夭折了性命，死时才四十多岁，想想也挺可惜。尽管张学良厚葬了这位奉系重量级人物，又优抚了其家属。但人都没了，悼词写得再好又有何益？

　　“少帅”显然没有“老帅”的雅量。出关前的张作霖，还是能容得下非议的。他眼皮子底下的《盛京时报》上就曾公然批评奉张在国内采取左右逢源的“骑墙”政策，他既没去查封人家更不用说逮捕甚至枪杀报人。晚年的张学良称自己不如父亲，看来不是自谦啊！

　　现在的“老虎厅”自然没了老虎。死了张作霖的大青楼，成了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楼。后来，南京政府颁给张学良的一些威名赫赫的官职，如“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委员”、“陆海军副总司令”等，他也都是在这大青楼的一楼里接受的。他接受了这些职务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奉军也随之消失了，成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老虎永远不在了。

　　正在大修的大青楼，所有的门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换上。透过遮在窗上的厚塑料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别有风姿的小红楼——刘禾说，那就是“赵四小姐楼”，张学良专门在帅府墙外给赵一荻盖的一座日本风格的红砖楼房。

　　我想体验一下七十多年前张大帅在大青楼上俯瞰全沈阳城的豪迈心情，想窥一眼那个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贞的赵四小姐的孤苦，还想逐屋看看当年大帅夫人们及孩子们居住的房间，便一个人迎着咚咚乱响的施工噪音，摸索着上了二楼、三楼。

　　民工们正在屋梁上轰轰烈烈地干活，一地钢架、木板让人很难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转了每一个房间，每一层阳台。直到楼下的工头显然是冲着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着宽大的老式楼梯返回。

　　大青楼东侧，有个已成残垣的西洋水池，显然是与这幢罗马式建筑同时建造的家中一景。张作霖这个最远只到过北京城的东北爷们儿，竟有建西洋式家园的审美眼光和勇气，可见思想并不守旧。

　　不过——且慢！大青楼的高台下怎会有座小庙呢？高楼与小庙，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协调。趋前去看，门口墙上有标志牌：关帝庙。

　　朱门紧闭，我只好趴在门缝里朝里面看去。是座极静谧的庙，只三间青砖瓦房，却是雕梁画栋，楹联完善，似刚刚修缮完尚未开门迎客。

　　相传张作霖揭竿于绿林时，曾连连失利，有几次甚至险些丧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要一生供奉关帝。张作霖立马跑到附近的关帝庙烧香磕头。打这以后，张作霖总能逢凶化吉，便对关帝愈加崇信，逢年过节一定要去关帝庙朝拜。他建成此宅后，就在大院的东北角修建了这座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过节时，才准自家人进入。他把关老爷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灵位也摆进了东殿。这里成了帅府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有本书上是这样写的：

　　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张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难处理之事，尤其两次直奉战争及进兵北京之前，一定要进庙毕恭毕敬地摆上供品，举香长跪，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还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积点阴德。您老看我还行就保佑我，帮助我铲除恶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专门扶侍您。” 张作霖这些话极为恳切、感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张作霖官运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云直上，直到坐镇北平，都是有关公的庇护。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民间传说更为离奇和神秘。有人说大帅把家搬到北京，对帅府的关帝庙有所怠慢而酿成杀身结局；有人说北京顺城王府里没有关帝庙，因而坐不稳北京金銮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张作霖传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显赫地位，崇拜关帝、供奉关帝也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关帝庙已经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门上挂着一把锁。伏上门缝朝里瞅，既无人迹，又无香火，只一伙儿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词地争辩着什么。好一道清净无为的风景！

　　故人早辞大青楼，此地唯余关帝庙。七十多年来，这里的主人一直被认定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探讨他究竟为何而殁的声音，一直如同这深宅锁里的雀儿吵，不到近前，你是听不到其声的。

　　现在的大帅府东门，已经被一堵墙拦在了院外面，出大门转过去探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居民杂院。

　　当年，张大帅的棺椁就曾停厝于大门内的东厢房里，未待抚顺那边陵园建好，“九•一八”猝发，大帅府和大帅的僵尸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日本人知道死者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阳的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其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送葬行列长达一里地，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其原籍辽南锦县的驿马坊，将其在原配赵氏墓前安葬，并将两墓合为一座大坟，植松百株。

　　一代草莽起家的历史钜子，终又回到其最初发迹的地方。

　　因此，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成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内核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殿，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这座华殿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那边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有这样一段话：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1916年5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资料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北洋人士话沧桑》里的文字所震撼，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里的榔头，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机关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道风景。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自有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 (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京城看好的是满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后，遂斥巨资购之。得了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拾掇了一番，遂建成京城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神情黯然地离开了此地，他的专车碾着太平桥大街上专为他而铺洒的黄土，驶离了一个个奉军守兵的背影，去了前门火车站，站台上，他强作欢颜地与留守京城的长子张学良军团长等要员们作别，自兹一去不复回。

　　张大元帅退出京城，标志着北洋时代已经进入弥留阶段。

　　本来，张作霖最后一次出山海关是雄心勃勃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竟夸下海口： “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但由于北洋集团内尚拥有二十万直军的吴佩孚的坚决不合作，也由于被苏俄人武装起来的冯玉祥的西北军的卷土重来，奉军南下计划泡汤。张作霖索性入京，被推举为“大元帅”，他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信奉“过激主义”的南方蒋介石军与西北冯玉祥部决一死战。搜查苏俄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赤党首领”，也正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宣称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语)。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张作霖讲话)。

　　不过，此时，蒋介石虽也开始“排除俄国赤党”并大肆捕杀中共党人，但他更看中的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诱人前景——在中国，哪个军人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道理？哪位势头正旺的成功者不渴望君临天下？北伐军步步为营，北洋军节节败退。张作霖知道大势已去，便想将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专心经营他的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待时机成熟后，再卷土重来——他已经命人将安国军大元帅和总理的印、信、旗等都带回了奉天。

　　可是，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以前答应过的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解除出关的奉军武装。

　　那本《北洋人士话沧桑》书里记得清清楚楚——

　　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公使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则回忆道：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会晤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宁肯逃亡也不愿借重日本人，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张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即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过后，张听了罗等人的解释后，破口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并嘱咐罗等人：“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议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因为，“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 “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大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几年，老迈的张学良曾颤微微地告诉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父亲“有宏才、度量大，但没有大略”，而蒋介石“有大略，无宏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不仅可以征服中国，还可以征服世界”。张学良还认为，父亲非常爱护老百姓，东北人拥戴张氏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刮地皮”。实际上父亲是爱国的，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并不真正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本人感觉上了张作霖的当，后来便下手害死了他。

　　是呀，这么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总不被权威教科书所采纳呢？一说到张作霖之死，为什么总要绕舌说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

　　然而，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凭武力和阴谋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人，把乱纷纷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为民国首都的使命也告终结，改称了北平。待“党国”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开后，中华民国的主席台上已经换了一班人就坐。易帜后的张学良被安排在了蒋中正的副座，成为威风赫赫的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回到北平继续在顺承王府居住，“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奉令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东北迅速沦丧，因而成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从二十九岁那年他率兵入关参加拥蒋战争以后，就再也没回故乡，当然也一直未让其父入土为安。

　　整整一百岁的少帅以基督教的葬仪入土于太平洋中的异国小岛上，他永远不会回家乡为父亲迁葬了。现在的大帅府里的照片告诉人们，张作霖在辽西原籍的苹果林里与他的结发妻子相会于九泉下了。

　　“元帅林”永远不会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元帅林”不是地图上的圆圈，它小得连黑点都不是。但在中国近代史籍上，它应该是个圆圈，一个虽说并不圆满但却决不能忽略的圆圈。

　　一个北洋时代的句号。

　　草莽里的元帅林告诉我，注意到这个句号的人，还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