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仁道”可谓“人间第一正道”，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仁居首。孔子的“仁道”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年，其间也出现了各种丰富的解释。乃至今日，有些词条把“仁道”与“人道”合并同类项，标明二者“相通”。
孔子的“仁道”内涵到底是什么？“仁道”与“人道”是不是一码事？不搞清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恐难道“长进”。
何谓“仁”？关于“仁”，孔子给出的解释是“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说文》的解释与孔子大同小异，“ 仁，亲也”。
根据这两家“权威”解词，“仁”为“亲爱”之意。如果再具体一点，从“仁”这个象形文字拆解，“仁”是指“两个人相互亲近关爱”。这里，有《春初·元命苞》的望文生义：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
而《礼记·经解》给出的拆解更贴谱：上下相亲谓之仁。
“上下相亲”——我以为这应该是孔子心目中“仁道”的“正解”。
平心而论，“仁道”的出发点没什么不好，即便在现代文明社会，“两个人相互亲近关爱”也是良俗美德。问题不出在“相亲”，而出在“上下”。“仁”中两人，一大一小，有高有低，上下有别，谈不上平等。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显然熟知的是“仁道”而不是“人道”。 他们真正熟悉“人道”这个词应该是在近代甚至更以后。
从哲学角度上讲，“人道主义”是个舶来品，它始自15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这里的“人道”与“人文”一脉相承，其精神核心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权，倡导个性解放。“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这是文艺复兴三剑客、意大利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喊出的响亮口号。
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从哲学的角度把人道主义系统化，理论化，六字以敝之：“自由、平等、博爱”。伏尔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将“人道主义”推上“立制”高度。
作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产物，人道主义的正解是“自由、平等、博爱”。“仁道”与“人道”的区别，不在“博爱”，而在“平等”。中国古代圣贤也强调“亲而不可不广者。”关键在于这种“爱”是建立在什么社会基础之上以及用什么手段来实现。
关于实现“仁”的手段，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克己复礼”。克什么“己”、复什么“礼”；“己”为君主，“礼”为周礼。可见，“仁道”是中国由奴隶制转型封建制时期的道德指南，是道德家孔子对“君与臣”、“子与父”、以及“夫与妻”的伦理总结。与中国“仁道”连体的，是中国的封建君主制。
历史与制度的局限，孔子只能把“仁道”定位为“上级对下级发善心”，君主对臣民发善心。这种善心凭的是君主“自觉”、道德自律，克己复礼，并没有制度制约，所以没有任何保障。
对于下级，受教孔子“仁道”人，是“被训化的奴”，而“非平等的人”。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无“人”，“五常”无“勇”。所谓“仁道”，中国封建君主后来心领神会，那是圣人为他们“做稳奴隶主”着想，被此洗脑的人，不会“犯上作乱”。
中国过去的词汇，虽然很早也出现过“人道”一词，譬如礼记丧服小记云：“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但这里的“人道”，其实是“仁道”的通假，与货真价实的“人道”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至于孟子所言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更与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搭不上界。
将“仁道”与“人道”划到治国当中，体现的也是两种泾渭分明的“政”。中国封建君主制，“仁政”是为主打的价值体系。儒教“仁政”虽有“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教，但它配合的是君主专制，孰轻孰重，一切掌握在皇帝手里，其本质却还是“君为重”——“天子”权威大于一切。
而西哲的“人道”，对应的是民主宪政。它的价值体制是卢梭倡导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宪政的本质是民政，仁政的本质是君政。卢梭的“宪政”是为民众服务的，而孔子“仁政”则是为君主服务。这种“仁政”的本质，主权在君不在民，所以既不能限制君主“不仁”，也不会使国民成为“大写的人”。
至此可见，“仁道”与“人道”完全是两码事，就如追求“王法”、“为帝王做杀人刀”的中国法家、与“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是两码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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