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神油湿巾的功效:记者对柯云路的采访

人物观点柯云路：写“文革”是上帝给我的使命         我觉得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有问题的，我发现所有人在描绘那段历史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篡改自己的记忆，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十分可怕的事。

总是处在未完成中

　　记 者：柯云路你好，这两三年，人们感觉你重新又发出了文学的声音，最近新华出版社又要陆续推出你的多达十七部的一套文集，从你登上文坛的成名作到近年的“文革”系列作品，真是硕果累累。你被称为“最会变脸的作家”，这既指你的写作的剧烈变化，还因为你发表《芙蓉国》时用了“辛克”这个名字——这在当代成名作家中也是极其少见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柯云路：我既是一张脸，又是多张脸。就好像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个整体的基本的人格，但是也可能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角色。所以一个写作者表现出不同的写作姿态和写作面貌并不奇怪。我的爱好比较多，也可能喜欢变。 　　记 者：为什么想在这个时候出文集，是想给自己做个总结吗？ 　　柯云路：中国当代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出文集的风气，几乎和我同时代的作家，在我之前基本上都出了，我可以说是出得最晚的了。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有人建议我出，也有出版社和我联系，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必着急，原因是几个：一个是我一直在赶着写新的作品，没有很多时间能够很好地修订我过去的作品；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持自己创作生命的年轻的感觉。 　　晚出文集是不是好一点？过去好像一出文集，一个作家就觉得对自己是一个阶段性了，一个总结性了，或者说有点功成名就了。我刻意要破坏这种感觉，使得自己总是处在未完成中，老是觉得自己是一点功成名就的感觉都没有。 　　记 者：回首你的文学创作，是否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今天，你怎么评价包括《新星》在内的那批处女作？怎么看你前后期作品的对比，有什么变化？ 　　柯云路：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文学创作阶段就是《新星》《夜与昼》《衰与荣》这个阶段，那个阶段是我刚刚步入文坛，处在一种创作的锐气中，对当代社会的文明进程的热情也很高，总是想很壮阔地来做一些活儿，比如对当代社会的剖析，对人物众生像的描写等等。当时，中国文坛处在各种文学潮流中，不断有新的开拓，我自己也是随着这些潮流不断地跟进——这实际上也是在跟进世界的文学潮流。再往下写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嫉妒之研究》《陌生的小城》《成功者》《东方的故事》《超级圈套》，这个阶段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对社会的描写有了更多的距离感。一方面，对社会的热情有一种成熟和沉淀；另一方面，在艺术上更加超脱和达观。这个时候描写生活，就希望能够多角度、多层面、多方面。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写了五部关于“文革”的小说，包括《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这段历史是必须浓墨重彩描写的。

“文革”是全民族共同制造的悲剧

　　记 者：所以你说：“写‘文革’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 　　柯云路：我觉得起码说是上帝给我这一代人的使命。写这五部书也算在心里头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记 者：面对这一段不光彩的民族的历史，不少年长的人们总在控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不少年轻的人却表现出无知甚至冷漠，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柯云路：我觉得“文革”这段历史，根本不能用一个“苦”字来概括。经历的人说苦，没经历的人觉得好玩，都是非常不成熟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在里面，我觉得绝对不是某一个人造成的，它是全民族共同制造的一出悲剧。 　　记 者：为什么说是全民族共同制造的？ 　　柯云路：“文化大革命”可能跟某些领袖人物的错误判断有关，可当时普遍存在着个人崇拜，这种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几千年来旧文化的积淀。如果没有这种积淀，你想，任何一个伟大人物他能操纵潮流吗？如果一个伟大人物他一挥手、一说话，底下都沉默，他能搞成什么事呢？他搞了。所以说伟大人物能够造成一个很大的历史潮流，是因为这个历史潮流本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基础。 　　记 者：那么面对这段历史，文学能做些什么呢？你的“文革”题材的作品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柯云路：我觉得造成“文革”悲剧的历史原因不仅要从经济、政治中去寻找，更要从我们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一个作家描写那段历史，一定要深入种种活生生的人性，因为人绝对不是概念化的，也绝对不那么简单。要把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中、感情上的各种挣扎、各种活动——有的是处心积虑的活动，都表现出来。文学应该用真实的、不粉饰的、入木三分的笔墨来描写各种各样的人性。 　　记 者：对于“文革”，当下还流行着一个词——“忏悔”，不但自己要忏悔，还要求别人忏悔，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忏悔”对于反思“文革”有怎样的意义，什么样的“忏悔”才是诚实有效的？ 　　柯云路：我想通过自己的两部作品来简单说明。在《蒙昧》中，我写了一个现在已经成名的年轻诗人。他在“文革”中是一个小学生，当时顺应了潮流，参与了迫害老师的行为。但是后来这个孩子自己也破落了，因为他的父母和爷爷奶奶有问题。在极端困难的时候，这个老师收留了他。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和这样一个小男孩在一块，共同经历了一段悲欢离合的命运。最后这个老师还是由于命运的迫害死去了。当这个年轻诗人长大后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迫害的是一个非常爱护他的、养育他的女人。那么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我想让人们去体会。 　　还有一部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说的是工读学校的一群学生把他们的男老师当作流氓在“文革”中打死了。当时给他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可是事隔多少年之后，所有的人都跑到这个老师的墓前悼念他，这个时候，都把老师当作了圣人。但是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老师是如何被打死的？所有学生的说法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的说法和别人相同，所以至今还搞不清楚这个老师当时是怎么死的。也就是说，没有凶手，都是纪念他的人。 　　我觉得人们对历史的记忆是有问题的，我发现所有人在描绘那段历史的时候，都在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篡改自己的记忆，对于一个民族，这是十分可怕的事。 　　忏悔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己认识到和意识到罪恶感，起码是一种错误感。忏悔为什么发生？他是想平衡自己的心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忏悔从来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自己做的。只有强烈的不安，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才会忏悔。如果没有忏悔，是因为众多因素把人们的心灵麻痹了。忏悔是一个社会的调节机制，如果没有对错误的不安，人类社会就没救了。有没有忏悔的意识和忏悔的行动，对于一个民族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