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状况:《我爱北京天安门》词曲作者当年12岁、19岁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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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是亲姐妹）
《我爱北京天安门》词曲作者传奇人生探秘
2010-8-20 23:15:36 阅读6 评论0 202010/08 Aug20

你可能不知道金月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词曲作者传奇人生探秘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是一首只有28个字的儿童歌曲，因为歌曲旋律清新，节奏活泼，演唱的适应面广，富于儿童特点，让新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儿童们传唱了40年，经久不衰。每当提起天安门，人们的脑海中总会自然地回荡起那段轻快上口的旋律。日前，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金果临和金月苓接受《广播歌选》记者专访时，首次披露了沉淀在旋律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血脉亲情。

                  普通女工创作经典儿歌

    写这首曲子前，初中毕业的金月苓正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做一名学徒工。

当年金月苓在创作这首儿童歌曲的时候，只有１８岁，还没有到过北京，没有见过真正的天安门。

那是1970年，从小喜欢音乐的金月苓是上海的一名女工。她看到当时给小孩子唱的歌特别少，便开始自学作曲，想写一些给孩子们唱的歌。金月苓找来发给小孩宣传资料上的儿歌，自己开始谱曲，第一次一共写了21首歌曲，投给了上海的《红小兵》报社（现在的《少年报》社），《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金月苓脑海中的天安门形象，只来自于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家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对天安门这个祖国的心脏，她感觉“既神秘又好奇，既崇拜又向往”。

1970年9月的一天，上夜班的金月苓收到了一封信，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她拿到了两本64开的歌曲样书，在里面找到了两首她谱曲的歌，除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外，还有一首《针线包是传家宝》。

１９７０年９月，《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上海的《红小兵歌曲》上发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１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首歌。 1971年10月1日，金月苓在收音机旁，聆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她的歌曲。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同年5月1日，一群儿童在中山公园的游园会上边唱边跳，表演了这首歌曲；后来，这首歌还被录成了唱片。《我爱北京天安门》被广泛传唱起来。

1972年，国家体委编创儿童广播操，到上海征求儿童音乐作者的意见，还特意邀请金月苓到北京。11月22日，金月苓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她来北京，在全家都是一件十分轰动的大事。当时金月苓的爷爷刚刚去世，奶奶特地叮嘱她说，“白东西不要戴了，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奶奶还说北京很冷，特地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金月苓。

　到北京的第二天，金月苓就去了天安门广场，“马路那么宽，广场那么大，感觉比电影里面更壮观，真的叫雄伟啊！”那一次，她在天安门广场上拍了很多照片。

金月苓打造了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也给了金月苓信心，改变了她的命运。1978年，金月苓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学习作曲。在北京学习的那几年，她常常会去天安门，“感觉这里亲切了许多”。

毕业后，金月苓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儿童歌曲的创作和编辑工作。她一共创作了700多首歌曲，其中也有一些有影响的，但是，却没有一首能够超越《我爱北京天安门》。

2009年5月，退休的金月苓应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邀请，到北京录制节目。尽管时间很短，她却一定要再去一趟天安门广场。那一天，恰逢天安门挂上了红旗，金月苓站在广场上，仍然很激动，“这次再看天安门，感觉更加美丽了”。她不禁想起了她创作过的另一首与天安门有关的歌曲，叫做《幸福来自天安门》，她说：“用这句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

13岁小学生写出传世佳作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流传甚广，但是外人或许很难想象，歌曲的词作者金果临与曲作者金月苓，其实是一对姐弟。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们也从未主动向别人袒露过这层关系。日子久了，就变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隐藏下来的秘密。

这层特殊的姐弟关系，本身便有几分罕见的传奇色彩：他们各自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既是堂姐弟关系，又是表姐弟关系，称得上是“亲上加亲”。弟弟金果临说，按照家里的规矩，同辈人的名字里都沾个“苓”字；他原本也被起名叫做“金果苓”，但是幼年时被阴差阳错地登记成了现在的名字。 如果他的名字没有更改，或许这层秘密也就很难被隐藏得如此完好。

金月苓比金果临年长5岁。从小，他们便同住在奶奶家中，整日在一起玩耍学习，姐弟情谊十分深厚，直到少年时期他们才各自分开。金月苓清楚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弟弟也深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但是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时，两人却没有任何彼此的交流，今天人们能够从词曲之中感受到的一种默契，或许更多的来自机缘巧合。

写歌时，姐弟都不曾到过天安门。金果临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清晰地标注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词创作于1969年11月29日。因为曾经被水浸过的缘故，笔记本的边角有些褶皱。誊抄诗词的笔迹看上去尽管有些稚嫩，但却十分工整。那一年金果临13岁，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他生平创作的第13首作品。

当年的金果临是学校里的墙报委员，平日画得最多的便是天安门的形象。经过了40年，至今他仍然能在纸上用两分钟的时间随笔画下心目中的天安门：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那时金果临不曾到过天安门，无数次在黑板上重复的图画，便是他对这个圣地的全部印象。

那时候他才刚开始诗词创作，并且已经在当地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首作品，热情很高。“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说，“我爱”这个句式在英语中是最最简单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天安门的热爱。

     金果临是在1982年利用出差的机会，才见缝插针得以到天安门看看。那天他穿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红毛衣。金果临喜欢红色。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因为担心胶卷相机的拍照效果，他拜托广场上的多位游客，拍了十多张照片。

歌曲诞生三年后正式定稿

《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的最初几年，经过了多次修改。1972年，这首歌曲在诞生三年后才算正式定稿，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金果临的笔记本上，这首诗词最初的题目叫做《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取了“顶针续麻”的技巧，这令他感到颇为得意。正式投稿时，他将最后两句改为“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题目也被更名为《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品第二次发表时，编辑又对最后两句进行了细微的调整，改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据说197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当时的歌词又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便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但是已经寻找不到凿实的文字记载。

和歌词一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谱也曾有所调整。金月苓至今还能哼唱出这首歌曲最初的曲调，一段体加尾句的结构，比现在的曲调更加轻快活泼。随后她又将曲子改写为“ABA”单三部的曲式，第一段活泼欢快，第二段舒展悠扬，第三段再现第一段的活泼欢快。发表时编辑又稍微更改了两个音符，使得歌曲更加容易上口。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为此两人达成了一个默契，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了炒作。”

1972年四五月间，《我爱北京天安门》突然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当时已经是一名初中生的金果临，突然被校长叫进了办公室，“说现在北京发过来一个函，就是这首歌，全国推广，要先征求对你的评价意见。”他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哎哟！中央知道了，这个事情搞大了！”金月苓并未得知任何类似的事情，但是她也已经听说，这首歌在全国的影响已经很大了。

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了１０首歌曲，其中就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自此，这首歌正式确定下来。不久，这首歌又被编入国务院文艺组主编的《战地新歌》第一辑。
为歌曲改了自己的名字
金果临的工作与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却一直伴随着金果临的人生。“有的时候自己情绪比较低落，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找回了自信。”在他看来，创作出这样一首歌，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在工厂任厂长时，企业已经出现亏损，银行贷款还不上。他拟定了一个还款计划，银行根本就信不过：“你前面那么多厂长都还不了钱，我凭什么相信你？”他说我用人格担保，对方照样不以为然：“我凭什么相信你的人格？”

于是金果临掏出名片：“你看看我的名字。”对方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弄清楚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一把拉住他的手：“事情解决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兄弟我请你吃饭去。”他明白，人家不是信任他的名字，而是信任这首歌曲的价值。

金果临说，这首歌时时刻刻鞭策着自己，平日的言行举止都要对得起这首歌。

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当地派出所，要求改名字。他掏出了一大堆登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的书刊和相关材料。原来金果临真正的名字应当写作“金菓临”，“菓”为繁体字，他的各种证件上用的都是这个字。但是当年发表稿件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报社和出版社，都将其印作了“金果临”。

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他还是决定自己删掉名字里的那个草字头，让身份证件中的名字和当初见报的名字保持一致。金果临对此态度很严肃，“我得给自己正名。”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曾经以这首歌曲揭开了那部饱受争议的电影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儿童曾用生涩的汉语演唱这首歌曲，欢迎中国贵客的到来；日本民间访华团在中国演出的节目中，曾用中日两国语言演唱这首歌曲。在这些足以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这首歌曲便是新中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