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张伟然：杨公敏的出国梦魇

张伟然：杨公敏的出国梦魇

　　杨公敏自从踏上国门，就进退失据。后来的十几年，他一直为重新出国而苦苦挣扎，然而，就像玻璃瓶中的一只飞蛾，看得到光明，却怎么也出不去。

　　百余年来，每一个有抱负的中国人，大抵都怀着一个出国梦。杨公敏自然未能免俗。

　　此公为湖南名士杨度之子，1915年生。他的两位兄长公庶、公兆都是1913年出洋的留德生。受家庭熏陶，杨公敏1938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就一直梦想出国。几经周折，直到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底才得以成行。他先是去了英国，在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留学，两年后移居法国。在巴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饭店，并有一位法国女友。

　　正当他在巴黎与“爱人”卿卿我我之时，神州易帜。迁延一年后，杨公敏听从姐姐杨云慧的劝告，回到祖国。他取道香港从广州入境，然后到北京，其时已是1951年初。“爱人”留在巴黎。据事后讲，这是一个预留退步之举：如果情况好，就让“爱人”过来，否则他就再出去。

　　可是他就没想过，现实跟设想全然不同。自从踏上国门，他就进退失据。后来的十几年，他一直为重新出国而苦苦挣扎，然而，就像玻璃瓶中的一只飞蛾，看得到光明，却怎么也出不去。

　　笔者通过偶然机会接触到杨公敏的个人档案，共三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材料与此相关，包括日记、书信、申请报告、“文革”中的交代、公安部门的调查、同事的揭发、邻居的密报等等。由此可以透视那个特殊年代的离奇世相，令人感喟。

　　回国后杨公敏来到上海，住在同学兼二姐夫董寅初家。董寅初其时负责华侨建源公司的重建，请他帮忙筹建中国酒精厂，后改为上海溶剂厂，杨公敏也就一直在该厂当工程师。杨公敏在董家一直住到1959年。这期间，他自己没出去，那位法国“爱人”曾要求来中国，他也没同意。到后来，他在国内还找起女朋友来了。据董寅初后来在“文革”中交代，杨公敏回国后最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女朋友，二是出国。1960年他跟一位中俄混血儿李群珠结婚，从此其人生大事也就只剩下了出国。

　　据后来不同场合的多次坦白，杨公敏在回国之初本没有作长期定居打算。但到了上海之后，工作环境着实不差：董寅初是建源公司总经理，给他的待遇堪称优厚。这一点，资料中虽未明言他刚进公司时的具体薪给，但据邻居1960年向公安局密报，杨公敏为一级工程师，月薪两百二十元。又，杨公敏的二嫂葛敬安在“文革”中写的材料对此也有所提及：“听说待遇较高，可能对这点上他满意了，才一直工作到现在。”

　　归来未久，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中，杨公敏的一位侄女起来揭发自己的父亲，这件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他发现，国内的环境和他之前的想象是“完全二样的”，以致“讲话一说错，就会给你戴上帽子或把你抓起来”。好在这场运动与他本人相距尚远，因此他一方面继续观望，一方面打定主意：“不叫我法国的爱人来。”

　　可是，与李群珠结婚后，又增添了新的烦恼。最直接的，是经济压力。杨公敏工资不低，李群珠却因心脏病而不工作，只是偶尔替人补习英文赚一点零用钱，偏偏两个人“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方式，很洋派”。特别是李群珠，她生活理念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喜欢购物，喜欢看电影、跳舞、照相，逢年过节就搞派对。家里人就两口，自己不工作，还要请佣人。总之开销很大，入不敷出。杨公敏工资不够用，不止一次向董寅初借钱。董寅初在“文革”中写材料讲，杨公敏婚后曾向他借了两千五百元。而亲戚间知道有一年李群珠去董家借钱，董家不借，李就跪在地上哭，那一次借到一千元；之后过了两三年又去借，这一次没借到。

　　杨公敏结婚时已届中年，他年轻时体气较弱，此时更自感大不如前。况且从“三反”“五反”以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对杨公敏的影响一次比一次深刻。他感到“在中国搞科学也没时间，都要搞运动”；单位上“领导都是解放军来的”，他们“对工程、技术方面是不懂的”，只好“完全相信工人经验”，知识分子“不能表示自己的做法”。他在结婚前后曾对李群珠说：“在中国搞工作也不行，也不可以有自己的创造。在这里书比较少看，也没什么书好看。”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不少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向组织上申请出国，获得批准。杨公敏、李群珠的交往圈中也有不少人得以出境。受此激励，杨公敏于1962年也正式提交了出国申请。

　　事实上，杨公敏此前一直在寻求出国机会。早在1958年，他就曾试图通过专业进修的途径去瑞士一家公司，然后准备从瑞士转法国。为此他多方努力，均告失败。婚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偷渡和以其他方式出境的暗潮涌动，杨公敏从朋友圈中获悉各种信息，曾规划多种出境线路。

　　第一条线路是通过旅游去苏联，然后去捷克、波兰，再从那里进入西方世界。这个主意是一个邻居给的。他对杨公敏说：苏联“那边很好，工作很容易找”；杨公敏、李群珠两人掌握多国语言，同时杨又具有专业技术，“苏联人很欢迎这样的中国人”；成本并不高，只需“一千五百元去旅行三个月”。杨公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只是这一计划并未进行，李群珠对此强烈反对。她的设想是去香港。

　　第二条线路是先到香港。具体走法，杨公敏在“文革”中写的一份材料有详细交待：

　　先要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发给的通行证（即是出境许可证），然后假如你有护照，就可以去英国办理侨务的机构办理入境签证。假如没有护照，就只能走较非正式的办法（所谓偷渡）。这桩事从前华侨旅行服务社是协助办理安排的。需要一些费用，也有相当危险。

　　摆在杨公敏面前的，只有偷渡。方式有多种。他曾听说有人钻在货笼中或菜筐里过去，这当然风险极高，且有伤自尊，犯不着。比较靠谱的是李群珠有个妹妹在香港，夫妻俩曾设想过叫香港妹妹“打假电报来说有急事，就用这电报到公安局去申请”。此计尚未付诸实施。1962年，他们听说“有大量的人由我们这边涌进了香港”，杨公敏也有两位朋友厕身其中，于是他们也提出申请。

　　手续分三大步，首先是取得单位同意，然后向公安局申请出境许可，获准后再跟华侨旅行社接洽。第一步非常顺利。5月25日，杨公敏向单位递交书面材料，提出“请假半年至一年以出国料理个人事务”，内容含三点：“（1）先去香港，转欧洲，取回一些个人的钱财、书籍和衣物；（2）考察一下人家的科技新成就，可以作为我们自己以后工作的借镜；（3）我的爱人患心脏病很严重，送她到香港去疗养。”不到一个月，厂长签字批准。

　　6月26日，杨公敏向派出所递交办理赴港通行证的申请。不料，这一步竟成为他人生梦魇的开始。从这一天直到1965年8月，他至少七次向公安部门递交申请书，用尽各种办法，挖掘所有资源，均无功而返，直到1965年10月遭明确拒绝。

　　杨公敏眼看个人申请不成，便寄希望于借助统战部门的力量。1964年10月，他两次给化工局总政治部统战处写信，由单位张科长转交，随后，他亲自去跑了五趟，到1965年2月，得到明确回复：“退交厂办理。”之后，张科长拿着杨公敏给化工局政治部统战处的信又去找公安分局，他本人也去谈过一次，4月，派出所两位民警上门谈话，告知“必须再填具申请单”。杨公敏以为看到了希望，5月又递交第六次申请。随即趁热打铁，又是托人，又是亲自去跑，一个月之内，去了四趟，到7月中旬，得知申请仍被否决。

　　据“文革”中形成的各种材料显示，在申请赴港通行证的同时，杨公敏调动了一切社会资源。他有个哥哥叫杨公素，1932年失踪，名字被同学四川巫溪人佘贻泽借用，此杨公素解放后任外交部门高官，1963年、1964年两次到上海，见面时杨公敏都请他帮忙。杨公素没有帮忙，回北京后还写信批评杨公敏思想落后。董寅初其时任上海侨联副主席，杨公敏曾多次请他给有关部门打招呼。此外他还直接给廖承志以及中央侨务部门的领导写信。这些都没有发挥作用。

　　杨云慧的丈夫郭有守从抗战胜利后一直旅欧，此时任台湾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杨公敏当然也想过利用这一海外关系。可是1966年4月郭有守起义回国，对此杨公敏很失望，认为他很傻。不过，郭回国后经常接触到一些地位很高的人，杨公敏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觉得对他申请出国会有很大帮助，多次请求姐夫帮忙。当然，这一切最后均归于无用。

　　此时已经是“文革”前夕。到1966年9月，工作队进驻杨公敏家，他开始写交待材料。至此，他的出国梦应该说完全破灭了。

　　不知杨公敏自己意识到出国梦醒究竟在何时，通过现存的案卷分析，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出去的可能。在那个年代，他的努力从一开头就注定是白费。

　　至迟在1953年，杨公敏已成为公安部门注意的对象。缘由是他与美国人休曼的交往。休曼曾与杨云慧在美国同学，时任美国《中国评论周报》驻沪记者。杨公敏回国后在上海认识他，因二人办公地点相近，时常在一起吃饭、喝咖啡。但是不久该报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休曼也就回国了。

　　杨公敏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他去码头为休曼送行时，竟有人在暗地里跟踪监视。厂党委副书记在“文革”中写材料揭发杨公敏，引述工厂所在地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的话：“据云该外国人休门（即休曼）回国时杨公敏还去码头送行，曾秘密地讲了不少话，说‘等你回来’等等。”从那时起，杨公敏已被内定为“特嫌”。现存案卷中存有一张1956年的《职工港澳台社会关系登记表》，表中杨公敏的社会关系只填有“休门”，“何关系”栏为“朋友”，而“反动身份”栏中“美国间谍”四个字赫然在目。该表左上角盖着一个醒目的“密”字，从笔迹判断，显然是组织上代为填写的，估计杨公敏本人一直没见过。

　　1954年4月，杨公敏受到住地派出所两位户警的调查。此地与工厂所在地隔着一个公安分局。据称是“在户查时发现有些情况，即与其谈话”，事后形成了一份“查明杨公敏的政治身份及组织系统由”的报告。这份报告也保存在其个人案卷中。1959年底，杨公敏搬出董寅初家，暂时跟母亲住在一起。此地属另一个区。但是才过新年，他的日常活动就被邻居汇报到了当地公安分局：“晚上九点以后打电话出去，口里讲的是英文”；“晚上九点时多外出时蓝布衣服不穿了，穿了较考究的衣服外出”；“桌上放的书很多，内容大部分是有关无线电知识。他的工作性质是化工一类，似乎不甚吻合。”这一报告五天后又转到了杨公敏的单位。显然，他钻进了一张天罗地网，身后随时都有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

　　杨公敏很快就搬出母亲家，为了和李群珠结婚，他又搬到了一个新的区。在此地，杨公敏受到的监控有增无减。公安部门和单位条块分工，密切配合。公安局向厂方“一再明确杨是特嫌对象”，要求对他“注意控制”。1964年，公安局曾对杨公敏家实施秘密搜查，事先跟厂方研究：“有几天内不要杨在晚上早回家，有可能最好把他的老婆李群珠也引出来，以便于公安机关工作。”厂里当然“根据要求做了一些工作”。

　　明眼人都知道，在“特嫌”没有洗清的情况下，杨公敏要想出国，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悲的是，他自己还屡屡向组织上宣称自己负有特殊任务。1954年公安人员第一次跟他正面接触时，他口口声声自称“是通过组织关系来沪的”，但对究竟是什么关系不肯暴露，并称“是保密的”。在办理赴港通行证的申请书上，他劈头就讲：“我是一个留学生，也是一个华侨。解放前已在国外参加了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解放后抗美援朝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的需要回国来一行。”在1965年8月的申请材料上，他甚至写道：“在国外，我具备着一些并非一般同志都能具备的优越条件，我当然一直希望能予以利用来为国家服务，使自己能做一个对国家远较有用的人。”后来到了“文革”中，他在交待材料中仍坚称，是“党将我从国外叫回来”的，“要赋予我一些特殊的任务”。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杨公敏是否真的负有某种特殊任务？这一点从案卷中得不出明确结论。衡之以从事秘密工作的普遍情形，恐怕属于无风不起浪。他在公安人员面前自称有“保密”的组织关系，这应该是不可以随便乱说的。当时他透露：“归国后曾供献了一些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给外交部。”后来在“文革”初他写信给杨云慧，也说到：“我们始终只抱有完全爱国的初衷，期望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作出贡献，十几年来我始终忠实于此。这次迫于形势才不能不在检查里露出了一点。”个中含义似乎也耐人寻味。

　　一次次申请，一趟趟找人，一轮轮拒绝，现在无由得知杨公敏在这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不知他是否清楚自己的处境。就在上述给杨云慧的信中，他写到有个归国华侨“连他在家里雇的保姆也是从公安局派来”，由此他体会到“华侨受到的怀疑，有时真是令人吃惊的”。不知此前他有否意识到，自己也正如此地不被信任。

　　笔者认为，杨公敏很可能是有所觉察的。他曾对李群珠说：“我们出去批不准，我们只有自杀，留在这里也没有用。”这，可以解释他为何不屈不挠，一次次硬着头皮去碰壁。

　　1968年7月，杨公敏被隔离审查；1969年5月解除隔离，继续审查。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73年复查，改定为“政治错误，仍属人民内部矛盾”。1976年退休。写本文前，笔者曾往其住地调查，早已物是人非。派出所户籍卡犹存，显示杨公敏退休工资一百八十元，最后一笔记录是李群珠的：1982年8月21日“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