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癌症发病率:孔子的伟大人生及其人生悲剧

孔子的伟大人生及其人生悲剧（主讲人：杨逢春 ）

　　孔子是一个伟大人物，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有其社会性，是中国一切志士仁人的悲剧，是他们的写照，所以孔子的悲剧人生也是伟大的。

　　孔子的伟大首先是他创立了儒家学派。

　　儒，作为一种社会职业，或从事于一定职业的人群，在孔子之前，在孔子当时早已存在。儒这群人众：一、他们可能是从古代巫、祝、史中分离出来的一群从事婚丧喜事的“宾相”、“鼓乐手”一类人物，是一群底层的小知识分子，是属于“小市民”范围的人群。《墨子·非儒》讲：他们是“富人有丧，乃大喜，曰：‘此衣食之端也’”。二、他们有一定的服饰以表明自己的身份，犹如今天还能从着装上可以看出，那是和尚，那是道士，那是基督教传教士，那是白领阶层，等等。古代用着装来区别不同职业身份，是没有问题的。《诗经·郑风·子衿》有“青青子衿，忧忧我心”的诗句，《诗经·豳风·七月》有：“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诗句。知识青年穿青色衣衫，劳动人民则是短衣布褐，大概这群儒者常常穿戴的是：逢衣、博带、高冠、扌晋笏这样的儒衣儒冠，所以鲁哀公对孔子有儒衣冠之问。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荀子·儒效》中说他们是“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先王之法以乱世……是俗儒者也。”三、孔子晚年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第13章）。看来孔子在世时，已不满意儒者停留在小市民范围，他们应当有更高的抱负和社会责任。在孔子看来，儒家应当以国计民生、解民于倒悬为已任，这才是儒的本色，才是君子儒；而热衷富贵、见利忘义、苟活贪生则是小人儒，是应该鄙弃的。孔子勉励子夏应当成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儒。

　　孔子的儒家学派，有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这个体系，是对夏商周三代文化成就的总结，是对自古已然的传统的承继，重视教育和伦理道德，可以说，这种重视教育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派的特点：一是它的入世性。关心人民生活，关心社会安宁，关心统治者的德政和吏治的清明。应当说关心人民的生活，是儒学的核心，是孔子“仁爱”学说的根本。处处不忘要让人民有饭吃，能过正常的生活。例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跟关心人民生活相连的是关心统治者的德政，中心也是要惠民，孔子肯定子产的重要一点是“其养民也惠”强调对人民要“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又：“修已以安百姓”。又：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二是它的相信教化力量和道德力量。孔子和他的门人都坚信，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还是出身高贵的或是出身贫穷的，都是可以教育的，通过教育和道的感化，可以改恶从善，激发出人身固有的良知和善心，从而社会混乱的状况也可以得到改善。对于这一点，孔子和他的弟子有言有行，坚信不疑，百折不挠。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虽不被当权者重用，他却仍然不怕失败地滔滔不断地向他们宣传行施仁政的必要。他遇到老百姓，不论大人和小孩，只要愿意学和虚心问，他总是不遗余力地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论语宪问第32章》有这样的记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亻妄乎？”孔子曰：非敢为亻妄也，疾固也。又孔子的高足曾参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史记·孔子世家》还有这样的叙述：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和他的门人为了弘扬仁者爱人的学说，坚毅不拔、百折不挠，虽然到处碰壁像丧家之犬，但并不灰心，死而后己。三是儒学有着完整严谨的体系。这体系可用五个字来概括，即仁、义、礼、知、信。它以“仁”为核心，“仁”是儒家的思想基础，也是追求的最终崇高目标。什么是“仁”，最核心的内容，大概就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又：“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是一个立身处世、事业成功的基础，是片刻不能离开的，所以，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贵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它以义为行为价值的标准，“义”是“仁”的外在标准，或者可称为采取行动的价值趋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行义以达其道”。“见义不为，无勇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它以“礼”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体的行为规范，是具体行为的准则。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达到“仁”、“义”的阶梯、道路，“克已复礼为仁”，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受“礼”的制约、规范，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事、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关键，子曰“立于礼”。又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不学礼，无以立”。又曰：“为国以礼”。孔子认为，要使人们（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知识的和愚昧无知的）追求“仁”的境界，有“义”的行为，按“礼”来生活，必须先要使他们知“仁”、知“义”和知“礼”，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持久的教育，使大家“知之”。同时，人们相互关系中要有充分的信赖，有忠恕之心、礼让之行和中庸之道，宽厚待人。所以，儒学中的“知”和“信”是用来保证实现“仁”、“义”、“礼”的思想内容和行为规范的两种方法，前一种是知识教育，使人“知之”，后一种是道德教育，使人们诚信相待，不为已甚（这两者在后面的文章中要作进一步的展开）。可以说，“仁、义、礼、知、信”构成了儒家体系的大框架，而在“仁、义、礼、知、信”的各个方面，孔子及其门人又有着丰富的论述和内容，甚至可以构成一个体系，这就形成了2500年前蔚为壮观、体系绵密、思想传统而又新颖的当世“显学”即“儒学”。

　　儒学，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伟大的。这不仅在于孔子开创了一个儒家学派，在继承历史传统和总结文化成就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在社会生活中，至今有着影响的许多概念和论述，都是首创的，许多佳言警句仍然是今人努力向上的座右铭，激励着人生奋进；更在于孔子首创地提出了至今发人深思的许多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往往仍是烦恼着今人，并为今人致力于确立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孔子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孔子时期还没有今天民族国家的概念，但国家概念的雏型思想是有的，例如《大学》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法，当时的国是统治者的私产，是“家国”，老百姓只是“国”中的群氓、奴隶、劳动力而已。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一个世道混乱、战争连年的苦难社会。据统计：在春秋241年中，各国发生篡弑王位的有36次，平均7年有一次，发生兼并灭国的有52次，平均每5年有一个小“国家”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方案，以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比如老子，一方面提出对统治者批评，一方面企图躲开这个乱世，主张恢复过去“小国寡民”的社会，他自己也西出函谷关，隐名埋姓，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孔子则相反，主张入世。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以仁爱为中心的“大同”社会。他不辞辛苦，到处奔走，积极展开的以“仁”为核心的游说和宣传活动。孔子一方面看到统治者腐败残暴，只顾私利，毫无仁爱之心，批评他们为“斗筲之人”不能实行仁政。但同时认识到解救时局还必须依靠当权的统治者的力量，也可以讲，孔子是第一个自觉地认识到改造社会要依靠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所以，他无论在鲁国，还是在齐国，都想通过说服统治者来推行他的以“爱人”为中心的政治主张，后来周游列国十四年，也是在鲁、齐不得意时，想在卫、陈、蔡诸国兜售他的政治主张，甚至大夫的家臣夺了权的公山不扰和佛，要招孔去当政，孔子也想去试试。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已也，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又：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孔子对自己的从政能力是很有信心的，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也讲到孔子“为贫而仕，不卑小官”，“为委吏，必求全计当；为乘田，必求牛羊茁壮长。”由此可见，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依靠当权人物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但是儒家对于君王，又不同于墨家。墨家主张“尚同”，要以统治者的意志为意志，儒家则主张“事君以道”。“事君尽礼”。对他们要说直话，好则好，坏则坏，对他们的错误要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子路问如何“事君”，孔子对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儒家是有原则的，用是否有利于人民这一个标尺来衡量统治者实行的是德政还是劣政。孔子一方面要依靠统治者，另一方面要使人民百姓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他的“足食”、“足兵”、“民信”之论，他的“富之”、“教之”之论，都有他的政治主张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孔子在评论子产时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一方面是“其事上也敬”，一方面“其养民也惠”，他正是从这两方面来肯定子产的，而这两个方面的实质，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虽然儒家学说中没有这两个现代政治学的名词和概念，但孔子已经实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统治者、国家，另一方面是人民百姓、社会，两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悖论，如何掌握适度，恰到好处，在我们科技、文明都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今天，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但在2500年前，孔子把这个问题事实上提出来了。这是孔子思想的深遂和中国社会的早熟，当然，这也是孔子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第二，孔子第一个提出了积极人生观问题。在儒家看来，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一是要为国家出力，有所作为。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话时，就这样讲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而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修养正是一个人能否为国家有所作为的基础。一般地说来，儒家学说就是关于仁爱的学说，在这个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有因果关系的，没有个人的高尚道德，也就没有国家的治理和天下的太平。孔子说：“孝慈则忠”。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有若讲：“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门弟子中一些大弟子都有着以宏扬仁义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的事业的言论。例如曾参就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迹远乎！”。孔子更是把这个责任放到人生第一重要的位置上，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第26章）。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第9章）。这些话几乎成为一切临危不惧的爱国志士者的座右铭，这些话也激励和造就了古今多少英雄豪杰。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百姓，命都可以不要。在儒家人生有作为的追求中，为国家，就是要为社会，就是要为老百姓。如何使老百姓富裕、安居乐业，始终是儒家人生的一个中心。孔子初到卫国，看到人民众多，就产生了要使他们富裕起来的想法，可见当时卫国老百姓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子张问老师从政如何才能做到“惠而不费”，孔子回答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当子贡问如何为政的问题，孔子把“足食”放在第一位，首先要做到老百姓有饭吃，而且很富足。孔子在与学生们聊天谈理想时，孔门善于政事的大学生冉求只讲一件事，就是他的为政，“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孔子把“惠”作为“仁”的五大要素之一来肯定。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可见孔门中人是把为了老百姓作为人生奋斗目标，并努力为之实现奋斗不息的。这是何等积极的人生观。

　　一方面要有道德修养，一方面要有所作为，这就涉及到一个仁义和利益关系的问题。这是人生观中一个重要命题，即义利观问题。首先，当官为了什么？官是权力的象征，当官意味着掌握某种权力，这种权力本应是为大众谋利益的工具，现在不少人却把权力作为谋私利的手段，因此当今社会“以权谋私”的现象诸如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等，相当普遍，很多人违背了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孔子时代，对为什么要当官这个问题有一个精彩的论述，这是孔门大弟子子路讲的，“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当官是为了行义，是“替天行道”。孔子最怕对道义无动于衷，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之忧也”。“义”是“仁”的行为表现，所以孟子说：“居仁由义”。义的价值趋向，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不能不说我们的先人，在这点上比相当多的今人要高尚得多。其次，在义和利之间需要选择时，怎么办？不少人见利忘义，但是孔门中人是分出轻重先后的，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把义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把义看得比利重。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从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再次，孔子并不是不讲利益的，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当官也不是不要俸禄，而是先要把官当好，为民办事，所以，他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孔子认为在太平盛世，贫穷是一种耻辱，“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最后，孔子认为一味追求私利，就会产生严重的恶果，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种怨恨，首先是对贪利者个人的，严重的会引发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追求小利也往往会影响事业的成功。孔子在回答子夏如何当一个行政长官时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当然“义”与“利”的矛盾很难一下子解决的，尤其在生产水平不发达、人民生活尚处困难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财富猛增的社会，见利忘义的事还少吗？就连联合国的官员也有以权谋私被捕入狱的丑闻，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政府丑闻更是接二连三地暴露，但在2500年前，孔子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和他认为应当正确处理的方法，我们不能不惊叹孔子人生观的伟大。

　　第三，孔子第一个提出应建立以“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春秋时代，充满了混乱、战争，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暴寡，强凌弱，下弑上，几乎年年发生。孔子对鲁哀公说：“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忄瞿，则忄瞿将焉不至矣”。鲁国是一个小国，四郊尚且有不少“亡国之虚”。那么当时的吴、楚、秦、晋诸大国，他们的兼并，周围小国的灭亡肯定就更多了。据说在夏朝时中国有一万个国家，殷商建国时还有三千多个，到了殷末只有一千七、八百国。周朝建国时有盟国八百多个，到了春秋时代，只留下五霸十二大国，到战国时大的只有七个，所谓“战国七雄”。可见，当时国与国之间“兼并”、“侵吞”、“灭国”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在孔子看来，这完全是在人际关系上出现了危机，是相互间缺乏信任的结果。国与国之间缺乏信任，大夫与君主之间，家臣与大夫之间，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人与人之间，普遍出现了信任危机。他认为仁爱思想在人际关系上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要信任。如果人际之间没有信任，就什么也搞不好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也哉？”。他更是把“信”提到了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的高度。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在孔门的教学中，把关于“信”的教育，作为他四大教育内容之一来重视，把“信”作为学生培养目标来追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认为“信”功用极其巨大。人与人之间坦诚相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以忠言逆耳，直率提出建议和批评，就会竭心尽力地把工作做好。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用情”。子夏也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在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有了“信”，就可以互相放心，全身心地工作、勇于承担责任，就不会发生猜疑，即使有闲言碎语，挑拨离间也不怕。所以孔子说“信则人任焉”。

　　建立在“信”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在孔学中有着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对人要实行“忠恕之道”；一是处事要实行“中庸之道”。当然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国家、社会、统治者、朋友和自己的事业都要尽“忠”，忠心耿耿，一丝不苟，这是做事的态度，也是为人（对人、对己）的基本道德，所以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则明白地说“臣事君以忠”，但他所说的忠也不是愚忠，而是有原则的，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在孔子看来，对于国君真正的忠不是盲从，应当表现在对事对人实事求是上面，就是他说的“勿欺”，“犯之”，如实的说出情况和事实真相，敢于对国君、当政者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孔门弟子讲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道远，都是讲对事业、理想要忠贞不渝。同忠相连的是“恕”，这是孔子伟大学说中最富有人情味的创造，也最具魅力。恕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对别人不能提出过份要求，不能吹毛求疵；对别人的故失要宽容，要允许别人有改正的机会。他说：“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他认为好勇疾贫是祸乱之阶梯，对人苛求，对于人的缺点、错误厌恶过分，也会导致祸乱的发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子夏也认为只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孔子是不赞成爱之欲生、憎之欲死的做法的，他在回答子张关于辨惑的提问时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孔子自己也很看重关于恕的学说，认为这是他自己奉以为圭臬的信条。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曾参问题时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第15章）。孔子在《论语》中还多处讲到“主忠信”。可能都是“忠恕”的另一个说法，意思是差不多的。有了“忠”与“恕”，就可以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

　　以“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赖以建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中庸之道。在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往往都处事极端，社会上已经没有诚信可言。国与国之间关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盟会誓约刚刚签订立刻就撕毁。统治集团内部，大夫、家臣叛变主上事件屡见不鲜。人与人之间，见利忘义，以至助纣为虐，盘剥百姓。这一系列现象，在孔子看来也是长期违背了处事中庸之道的结果。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十分不满自己的门徒冉求一味迎合贵族季氏替他搜刮民脂民膏，因此气愤地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特别称颂唐尧的功业，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孔子看来尧执行了一条正确的中庸路线：“允执其中”。尧还把国家命运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人民生活困苦，你的统治就要寿终正寝。孔子也称赞舜、禹的伟大，因为他们虽然掌握了国家权力，却从不以权谋私，说他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在孔子那里，无私、关心人民生活、待人宽厚、实行中庸之道是统一的，也只有在处事中实行中庸之道，才能有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任，才会有人民的安居乐业，统治者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拥护。孔子坚持的中庸之道，但他反对貌似“中庸”的“乡愿”作风。对那种不讲原则，不辨是非，那种事事讨好，处处怕得罪人的老好人作风，孔子是深恶痛疾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搞“乡愿”作风，必然招致更多的怨恨和不信任。孔子的中庸之道，其本意在《礼记·中庸》中有很好的阐述。“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达道也”。所以，孔子的中庸之道，实际上追求的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国与国之间的和，统集团内部之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和，这就是相互无私地信任。在阶级社会尤其是春秋时代，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因为要剥削者真正关心人民，要那时的统治者克己复礼不贪欲，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孔子把尧舜禹三代原始社会理想化了，他认为既然那时可以做到，现在也应该可以做到；他还把教化的作用、道德的力量神化了，确信通过实行中庸之道，一定会建立起，以“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从而达到他的大同理想的实现。

　　第四，孔子第一个提出了关于“知”的系统理论和一直困绕哲学界的知行问题。大家都认为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样，我们从孔子对“知”的理论中，还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他就已把认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而且有深入的论述。孔子关于“知”的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关于人的智慧和悟性问题，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关于对待知识的态度问题，关于求知的方法问题，关于知的功用问题，以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等等。在孔子看来，人的智慧或悟性是差别的。有的人悟性高，有的人悟性低，因而分出了不同的档次。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据此，有的人就认定孔子就是一个坚持“生而知之者”观点的人，并且大加挞伐。其实，孔子对这个观点是存疑的，他更不认为自己是个生而知之者，孔子说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在具体谈到“生而知之者”时，总是以不确定的口吻来谈的，说大概是有的吧，却明确地说，可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孔子要提出“生而知之者”问题，可能由于：一是他把周公以前的“圣人”理想化，认为他们是“天纵之圣”；二是可能推行自己的学说需要，让人们对儒家建立起的理想人物和理想社会产生有一种威敬心里，不使他们有产生任何怀疑的可能；三是当时社会上可能流行着“生而知之”的说法，孔子不愿纠缠这个问题，姑且存疑。当然，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可指谪的地方，不是在“生而知之者”上，而是在“民斯为下”，他看不起不识不知的老百姓，认为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孔子在谈到自己知识的来源时，强调一个“学”字。孔子的学是多方面。一、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不耻下问”。二、向古代学习、向典章制度学习，“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三、向朋友和周围人学习，“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四、向书本学习。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本之名”。五、向实践学习，“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在回答樊迟问学稼、学圃时说，我不如老家、老圃也透露了这个意思，当然孔子是看不起农事和园艺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孔子是学而知之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孔子的求知方法有五种：一是不耻下问，他不仅向有学问、比自己年长的人学，孔子赴周问礼于老聃，并“入太庙，每事问”。他还向年轻人学习，向学生学，如对子夏说“启予者商也”，所以，他的学生子贡回答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时说：“文武之道未隧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二是学思并用，他认为光学不思考就会迷茫糊涂，反之光想不学就会困顿、疲惫和空疏。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三是学习要掌握“博”与“约”的关系，一方面要有广博的知识，一方面又要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重点，什么是枝蔓。如讲博我以文，约之以礼，“博学而笃志，切向而近思”。四是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统理。孔子很多地方讲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无论做学问、为人、处事，都要有一个一贯的思想，这样做人就会有原则，处事不会矛盾，做学问就会札实、不混乱、有根柢。五是持之以恒。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对于知识的态度，就是强调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对子路说：“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自己也正是这样的，或问谛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门子弟子贡最反对抄袭别人的东西为己有，以假乱真，装不知为知，子贡说：“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有了错误不要紧，“过，则勿惮改”。但孔门子弟痛恨文非饰过。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贡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门的实事求是态度是贯穿一切方面的，如讲“无求备于一人”。当法官“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对于历史不要轻信书本，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关于学习的目的性问题。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夏明确地说：“君子学以致其道”。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要同“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联系起来。在儒门学说中，学就是为了做官，给国家办事，否则学得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读书、做官、为百姓，对儒家来说是一致的，目的是希望实现他们仁爱学说和大同理想。当然学也为当好教师，所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曾参讲“传不习乎？”。关于儒家的知行关系问题。首先，孔子在公元前五、六百年就提出了这个哲学命题，是十分了不起的，当时世界很多地方还处在蒙昧时期，中国已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其次，孔子的知行观提得很聪明，不斤斤缠绕在谁先谁后、谁难谁易问题上，像后世不少哲学家那样，有的认为知先行后，有的则认为行先知后；有的认为知难行易，有的则认为行难知易，这个笔墨官司看来还要打下去，没有一个了断的日子。孔子把知行关系转化为言行关系，因为言是知的表述，有知才有言，所谓言为心声。孔子讲：“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认为做任何事情包括做官，都应是“慎言、慎行”，强调“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强调言行一致，他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对于言行的关系，孔子有一个认识过程，原来是听其言，信其行，后来转为听其言，观其行。孔子批评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标也，于予何诛？”又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而且还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的知行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办实事的原则，至今仍不失其光辉价值。

　　第五，孔子第一个提出了人应楷模的理想的君子形象。在儒家学说中，君子和小人是两个对立的抽象概念，君子是集中了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具有非常巨大的人格力量，孔子自己也努力这样做的，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小人是一切坏品质的集中，是人们都鄙弃的形象。无论君子和小人，在上层统治者中或底层一般老百姓中都有类似的这种人。人不可能具备所有的美德，人也不可能集中所有的劣质，在一定场合，只要具有了一定的美德或劣质，就可以被认定为在这一点他是君子、有君子的风格，或可称此人为小人、有小人的劣质。君子和小人不是特指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群，而是对人具有一定品质的肯定或否定。孔子认为一个社会应当有人人可以楷模的理想形象，应当有人人愿意接近并努力照此塑造自己的完美榜样，所以，他的“君子”概念，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一个理想人物即“君子”的形象，人人应该学这个榜样，朝这个方向前进。从孔子对“君子”的论述中，就其大端，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君子”有如下品质：

　　一、君子须臾不能离开仁。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赞美仁者，他说：“好仁者，无以尚之”。因为君子有君子之道，即君子有三达德，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爱人”。“君子学道以爱人”。君子“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二、君子事君之道是以道事君。儒家要求统治者推行仁政，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孔子说：“事君尽礼”。又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又讲“臣事君以忠”。子夏还说“事君能致其身”。但这种忠不是惟命是从、不分是非的愚忠，而是敢于谈出实际情况，也敢于对不正确的意见提出批评，所以孔子说：“事君，“勿欺也，而犯之”。

　　三、君子的交友之道。孔子强调朋友之间要有“信”，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回答子贡问交友的问题时，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曾参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反对朋友之间说假话，言不由衷，不能以诚相待。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朋友相互之间应该互相切磋，互相勉励。孔子在回答子路“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时说：“切切亻思亻思，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亻思亻思，兄弟怡怡”。

　　四、君子为理想奋斗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认为君子心胸坦荡，无忧无惧。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司马牛问君子时，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者不疚，夫何忧何惧”。正由于君子心胸坦荡，无私无畏，所以能肩负起任重道远的责任。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曾参还说：“可以托公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配得上君子的称号。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要有节气，宁折不挠，宁死不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五、君子好学，并有纯正、勤勉的学风。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甚至他对自己作了这样的描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明确地告诫自己的学生，不好学对自己的德行、学业会有莫大的祸害。他说：“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认为君子之学完全是为了推行其大道，为了爱人。他说：“君子学道则以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提倡勤勉的学风，他讲：“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他十分厌恶把道听途说当作有学问，严肃地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六、君子见利思义，安于清贫的生活。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而不忧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道得之不去也”。他自己明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他特赞扬颜渊过清贫生活不改其乐的品质。说：“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对于条件差的地方，他则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七、君子有俨然人望的君子风度。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他的弟子子夏也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孔门弟子评论孔子的为人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应该具有很强的道德影响力，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喜好和生活习惯，而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君子。孔子喜欢音乐到了痴迷的程度。“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也善射，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还善御。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他还喜欢看戏，“乡人傩，朝服而立于昨阶”。他还十分讲究饮食卫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食曷，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对于穿著孔子也很注意场合和相互搭配，如：“当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去丧，无所不佩”。“吉月，必朝服而朝”。总之，“君子”已成为有教养、有作为、品德高尚、讲求仪表、富有人格力量的代名词，是人们所追求达到的目标和榜样。

　　上述五个问题，只是从首创角度以见出孔子学说的伟大。至于孔子的伟大，古人、今人都有很多评说，其实孔门的几位高足的评论，最为恰当。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就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至于孔子学说的伟大作用，当时卫国的仪封人的一句话最为精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人们将把孔子当作醒世的导师来尊敬和崇拜。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子的人生悲剧是理论的和社会的悲剧。

　　第一，孔子的人生悲剧。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孔子的一生，在政治上的遭遇同他的抱负相比，是很不得意的。35岁前，教教书，只做过大夫家的“乘田”、“委吏”一类极低微的小官，正如孟子所说：“为贫而仕，不卑小官”。次后，在鲁、齐两国之间流浪了7年，虽然受过齐景公的招问，但终不见用。到41岁归鲁国，又教了八、九年的书。在50岁时当了一年鲁国的中都宰，《孔子世家》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大概在51岁到55岁间曾出任鲁国的司空、司寇，甚至摄行过相事，参与鲁齐两国国君的夹谷之会，政治上小试牛刀，很有作为。刘向《新序》说：“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足俞境而走，鬻牛马者不敢豫价。”《淮南子》说：“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价不豫价，田渔皆让长，斑白不负戴，非法之所能致也”。55岁因故离开鲁国，开始了他十四年的又一次流浪生涯，直到68岁，在四处碰壁之后，孤寂地重新返回鲁国。余下五年直到去世一直在山东老家努力于学问，删诗、编书、订礼、正乐、赞易、修春秋。在晚年由于爱子、爱徒的相继亡故，孤独与寂寞加上贫病交加，给孔子精神上莫大的打击，于是负手曳杖，消遥于门而作悲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礼记·檀子》。

　　孔子的人生悲剧，首先表现为百姓对孔子和他的学说不理解，孔子学说中心是“仁”、“爱人”，希望老百姓过安宁和富足的好日子，但老百姓并不因为他有这个好主张就同情他、拥护他，因为他太亲近统治者了。他在周游列国时，就被匡人团团围困起来，不让孔子一行人走。《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的记载：“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又说“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忄瞿”。可见当时情况是很紧张的。后来，在陈蔡之间遭遇了更严重的绝粮之厄。《孔子家语》的记载是这样的：孔子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藿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子路作色曰：“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久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识之也，吾语汝：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某哉？”你爱老百姓，老百姓不爱你，而且甚至要来殴打你、饥饿你，这不能不是一大悲哀。其次，孔子的人生悲剧表现为他对统治者寄以了极大的希望，满腔热情地想帮助他们搞好国政，但各国君主、大夫都冷待他，拒绝他，不使用他，甚至想加害他，使他和他的门人弟子，周游各国，一路如累累如丧家之犬、郁郁不得志。早年孔子在齐国时，齐景公屡屡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并且想把尼奚谷之田封给他，但是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说了孔子他们一大堆坏话，并有想加害孔子的行动，结果齐景公变卦了，说“吾老矣，不能用也”，所以，孔子在齐鲁之间徘徊了六、七年，只好无功返国。孔子在50多岁时，在鲁国已经担当了相当高的职务，但由于政见不同，鲁定公不听孔子忠告，孔子也不愿“尸位素餐”，就又辞职不干，离开父母之邦的鲁国。孔子初次到卫国，住了不到十个月就离开了，具体原因不清楚，但《史记·卫世家》有这样的话：“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后有隙”。看来还是因为政见不同，呆了不久就走了。有的记载说得更严重，说卫灵公使公孙余假，带兵杖，在孔子住所出入，威胁夫子，孔子恐怕获罪就走了。孔子周游列国在路过宋国时，发生了桓魋之难。《史记·孔子世家》是这样写的：“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在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第三，孔子的人生悲剧还表现为，非但得不到同辈人的同情、支持，反而招来很多冷嘲热讽。又有长沮、乐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又有：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又：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得不到一点同情，只能感到孤单奋斗的寂寞和悲凉。第四，孔子的人生悲剧还表现在他死后的遭遇，统治者用得着时，大加吹捧，立庙加封，大搞祭孔活动。从鲁哀公称他为“尼父”，汉明帝称他为“圣师”，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宋太宗追封他为“先圣文宣王”，元武宗封得更高，称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一旦当觉得用不着或感到他的学说有害时，就加挞伐，甚至讽刺漫骂，称他为“孔老二”，“丧家之狗”，是“礼教吃人”的罪魁祸首，要打倒“孔家店”，把他当做一只死狗一脚踢开。大家看看，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的悲哀，难道不是个大悲剧吗？

　　第二，孔子的理论悲剧。孔子的学说中心是“仁”是“爱人”，所以又可称为“人学”、“爱的教育”。孔子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老百姓的力量，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安定，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政权统治是不会稳固的，大夫、家臣的篡权活动也有可能得逞。孔子的伟大，还在他同时看到了统治者的力量或国家的力量，他认为只有当权的统治者才可以推行他的仁政学说，才能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是人民，一方面是统治者，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在世界不少地方还处在蒙昧时期，这个问题的提出，并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加提升了孔子的伟大形象。孔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宣传他的“仁爱”哲学，企图通过对国君、大夫等封建的或奴隶主的统治者教育，唤醒他们的良知，实行“仁政”，爱护老百姓，让他们有饭吃，过富足生活，克制自己的私欲，放弃他们扩张的野心。在春秋时代，这当然只能是空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第一，孔子看到了老百姓对政权能否巩固的作用，但他根本没有看到老百姓自身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使孔子在那时不可能有这个认识。他只认为，只要实行了仁政，老百姓就不会起来造反，老百姓会拥护国家的统治者。孔子的依靠统治者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后世的“好人政府”思想，“精英政治”思想。这种好皇帝思想当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孔子的学说，只是这种产物的一个表现而已，因而孔子的爱民思想是软弱的，是祁求于权势人物的恩赐。第二，孔子认识到统治者政治力量的强大作用，便天真地以为自己的仁爱学说有利于统治的巩固就一定能为统治者接受，而且还认为统治者也是人，因此对他们进行不厌其烦地说教，一定能感动他们，从而被说服而去推行他的仁政学说。孔子根本认识不到统治者剥削、压迫、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虽然孔子批评他们，可以不跟他们合作，但不能有力地改变他们、制约他们。教育是伟大的，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改变人们的思想。教育如果没有有力的制度配合，建立起刚性的制约机制，那么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因此，孔子解决社会的办法，在春秋时代不能不说是伟大的，但这个办法的失败命运却是早就铸定了的。

　　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历来是国家治理、国家政治学说中的根本问题。由人群组成的社会，不能没有国家，换句话说，国家、领袖、统治者是在漫长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但他们的权力不能无限膨胀，无限制扩大，形成“国家至上”的观念和治理势态，把一般老百姓看成是国家、政府的工具，无足轻重的小民。我们应当把“国家至上”观念转变为“社会至上”观念。人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人。国家应当受制于社会，政府和它的各个部门都要依照在一定制度开展工作，不能随心所欲、想当然地工作。国家政府的工作要受到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工作人员不称职，可以通过选举进行撤换；他们的工作要接受检查、审计，发现违法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的行为要受到包括舆论在内的人民监督。他们要尊重社会每一个人员的基本权利，人民权利一旦遭到侵犯，他们就要接受问责。普遍地确立“社会至上”观念，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政治理论的伟大创造，并毕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个问题在文明、科技发达的今天仍没有解决，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国家至上”观念正如它的形成一样，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肯定历史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因此，要求在2500年前的孔子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孔子把这个问题刚刚发生就及时敏感地提了出来，不能不惊叹他的睿智和伟大，而正是这个要命的问题，铸就了他的人生悲剧。

　　第三，孔子的社会悲剧。孔子的人生悲剧，也是我国的社会悲剧。孔子主张“入世”，关心人民生活，这是一切志士仁人题中应有之义，但“入世”带来的问题，没有一致的称好和赞扬，因为没有一个利益可以复盖所有人群，没有一个主张可以符合所有人群的心理，于是出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争论，以至械斗。同时，也对提出该一主张和利益的人的非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无完人”一个方面的理由。人无完人本指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对于一个主张的提出也是一样，这就是人的社会悲剧出现的一个原因，看看历史上有作为的志士仁人，哪一个没有不被指谪的。

　　孔子曾经为我们设想一个“完人”形象，即所谓“君子”。君子之风，千百年来是人们艳羡的称呼。但是，一、“君子”是抽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二、“君子”有各种优秀的品质，已成为人们向往追求的楷模，可并没有神化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犹如基督教徒之对于基督，佛教徒之对于释加牟尼。孔子不信鬼神，“子不语鬼、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他没有也不会把“君子”神化，因而孔门弟子也不会神化孔子，只是崇敬而已。对现实的人，不应该神化，神化的后果，在政治上就必然出现专断和“一言堂”，但在精神上似乎应当有一个人人敬重的信仰，并愿意为之献身的信仰。这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偶像，可以转化一种道德力量和奉献精神。孔子似乎曾经努力塑造一个神圣形象，君子的提出就是这种企图的证明，但没有成功。孔子自己也似乎努力按君子形象塑造自己，也没有成功，因为他对世务太投入了，招怨很多。我们也曾为一个理想主义进行塑造，似乎也没有满意，经过几个运动，转而变得十分“现实”了、功利了。宗教的圣洁，精神的信仰，可以纯化人的灵魂，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和人群的奉献精神，因此，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应当说入世的理论和精神信仰两者似乎不可偏废，掌握得好精神信仰可以帮助入世理论更臻完美。只讲入世，容易堕入“太现实”的庸俗的泥坑。孔子没有成为神，他的“君子”形象也没有进一步升化为“神”，这是他的“入世”社会的大悲剧，同他“仁爱”理论悲剧一样，导致了他的人生的悲剧。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这种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理论的、社会的，并且在我国一再重演。所以说，孔子的悲剧是我国志士仁人的写照，自古而今，感动着人们，让人们思索着。他是悲凉的，但也是壮美的。

　　最后，我在这里引述司马迁《孔子世家》赞语作结束。司马迁说：“诗有云：‘高山仰上，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响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一篇隽永有味、充满感情的文字，对孔氏评价客观、正确又崇高，十分富有魅力。孔子的一生和他的文章、道德、学问、人格，正如这个赞语一样，至今，对人们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主讲者简介：杨逢春，193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古汉语研究生，师从陆宗达先生研学章黄学说。毕业后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曾任《红旗》杂志社、《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副主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局长兼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社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选贤任能》、《干部工作不能哼哼哈哈》等论文，主编大型法律丛书《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主编《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知识手册》获首届全国党建读物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