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字的词牌名:矿业凶险1

　　 一个每年都会造就无数巨富的产业，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层出不穷的陷阱与纷争？其中的风险能得到控制吗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合俊企业宣告倒闭。当时获悉这个噩耗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是正在蔓延的全球性金融风暴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敲响了丧钟。一些经济观察人士甚至不假思索的把合俊之死归咎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出口退税调整等等这些在珠三角地区耳熟能详的不利因素。

　　合俊是怎么死的

　　然而，时隔不到１个月，随着合俊企业的财务黑洞被渐渐揭开，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导致7000人丢掉饭碗的破产悲剧其实缘于合俊老板投资福建矿业的巨额亏损。就像广东许多地方官员对于珠三角企业所谓“倒闭潮”不以为然一样，一位负责处理合俊善后事宜的政府人士对合俊死于金融海啸的传言同样嗤之以鼻：“毫无疑问，合俊是死于盲目投资。”

　　对于一直依赖出口维系其繁荣的广东来说，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灾难引发的全球消费市场低迷肯定会使成千上万的企业举步维艰，但合俊公司不在此列。作为美泰等世界级玩具商主要代工工厂的合俊，直到陷入风雨飘摇之前，其手上的订单仍然有增无减，工厂也一直没有停产，况且与合俊同在东莞而规模却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很多玩具工厂，现在还有滋有味的活着，合俊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倒下呢？

　　“偏离主业发展，过度扩张，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合俊的资金链就断了。”一位长期与合俊高层保持密切关系的人士说，合俊投资自己根本不熟悉的矿业，差不多是“找死”，他们对矿业投资的巨额回报垂涎三尺，而公司决策层中却没有一个人看到其中隐藏的巨大风险。

　　2006年，合俊的老板在福建大安买下了一个银矿的探矿权，到2007年年底先后投入的资金达到了４亿多元。这个一度被寄予厚望的银矿正如一台欲壑难填的抽血机器，不断地吞噬着合俊的现金流，而两年过去了，不怎么走运的合俊老板们在大安那个地方却没有挖出来半两银子。截至今年６月底，合俊企业不仅债台高筑，集团总负债超过5.3亿元，净负债比率高达71.8％。一直到这个万户萧疏的秋天，合俊的老板才如梦初醒——砸下数亿元资金掘开的一个个矿洞，竟然成为曾经在整个玩具行业声名显赫的自家公司的坟墓。

　　这位人士说，即使没有面临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合俊企业也将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关门大吉：“为了赚快钱，他们拿出全部本钱，兴冲冲的跑到那个矿业赌场上，但在赌桌上却输得精光。”

　　如今，挂在合俊公司大门上那把锈迹斑斑的铁锁，固然令人扼腕叹息，而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合俊找银子的故事都将成为中国矿业界的一个笑柄。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场民营资本甚至工业资本蜂拥而至矿业投资的大潮中，合俊并不是唯一倒下的企业，深陷矿业风险泥淖的公司列出来将是一个长长的清单。

　　11月1日，由法制日报《法人》杂志和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矿业投资开发与法律风险防范”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多位专业人士在论坛上披露的个案令人震惊，发人深省。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圣明长期致力于矿业投资风险研究，他的调查结果表明，看上去高深莫测的矿业每年尽管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巨富，但在每100个矿业投资个案中，能够获得相应回报的不到８个。这就意味着，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行业，大部分参与者的投资很可能付诸东流。

　　寻宝的几大误区

　　“参与这个行业的人风险意识太差。”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族春说。吴族春曾经拥有10多年的地质工作经历，至现在也已做过10多年的专业律师。据他观察发现，很多风险往往来源于一种极其简陋的“寻宝模式”：发财心切的老板，带着司机和一两个已经退休的地质工作者，开着奔驰或者宝马，满世界找矿，到处寻找投资机会。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地质工作者，其专业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懂煤矿专业的不一定懂金矿，懂铁矿专业的不一定了解铜矿原理，这种专业的隔膜往往导致自然风险，最要命的是，他们还完全无视矿权交易中的法律风险，而法律风险恰恰在矿权交易中无处不在。”面对前赴后继的矿业投资人，吴族春一脸的无奈。

　　在矿业投资开发中，经验常常是一种被高估了的东西。吴族春几个月前接手的一个调查个案事实上证明了那些老生常谈的经验完全靠不住。

　　一年以前，浙江前卫公司经过初步考察，决定买下位于云南香格里拉的一个钼矿的采矿权，通过多次谈判，敲定受让价格为6500万元，先付定金1500万元。此前有过钼矿开采经验的前卫公司一位专业人员认为，钼矿储量丰富，这已确定无疑，付了定金就算大功告成了。

　　幸运的是，前卫公司的老板在支付1500万元定金之后，香格里拉如诗如画的风景忽然让他对即将降临的巨额财富开始半信半疑。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吴族春。老板相信，只有当律师就整笔交易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才能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兼具地质经验和律师素质的吴族春于是拟定了40个问题，并且围绕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几乎让前卫公司的所有股东大惊失色：受让的钼矿矿区正位于雅鲁藏布江、怒江和澜沧江三江源头，并且处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范围之内。在这样的区域采矿，不仅违背了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诺，与云南省人大的有关法规也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的矿权交易显然是非法的，尽管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办出了采矿的各项证照，但要是进行开采，引发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吴族春的调查结论虽然终止了一桩看起来利润丰厚的生意，却避免了前卫公司6000万元打水漂的可怕后果。谁都明白，一纸无效合同是不能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况且这些纠纷还会耗费无数的钱财与时间。

　　浙江另一家民营企业就没有前卫公司这么幸运了。这家企业在内蒙古买了一个金矿的矿权，是从一个地勘单位买的，老板觉得是笔合算的买卖，就很快签订了合同，并且支付了2900万元。然后，这家企业跑到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办理采矿许可证，国土厅官员的回复对于这家企业来说几近晴天霹雳：“这个证不能给你办，为什么？这个探矿权不是这个地勘单位的，而是国家出资形成的，这个地勘单位只是承担了这个金矿的勘查工作。”

　　这位官员还给这家企业的老板打了一个比方，地勘单位作为转让人不是一个合法的转让体，它就像一幢房子的建筑承包商，把属于房地产老板的房子给卖了，这样行吗？肯定不行啊。

　　这个故事的结果可想而知，这家企业为了讨回2900万元，不只是让老板精疲力竭，而且搭上了不计其数的金钱和精力。

　　青海金鑫矿业公司董事长严志才告诉记者，青海矿产种类繁多，资源储量丰富，矿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例超过40％，青海一时间成为矿业投资开发的热土。所以，他经常能遇到总想在青海矿业开发中大显身手的老板。但根据他的估计，大发横财的不少，血本无归的也很多。而失败的原因无非是这么几条：不能辨别地质资料的真假，没有认真核实各种证照的合法性，对采矿作业缺乏管理。总之，表现出相当大的盲目性。

　　严志才还清楚的记得，在一次铅锌矿探矿权的拍卖会上，他基于自己公司深入细致的调查，确定这个探矿权的心理底价为最多150万元，而通过会上竞买，一家浙江企业居然以80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这个探矿权。“真是让人提心吊胆，我问他为什么要叫到这么高的价码，他回答说你们青海当地人敢要的矿权，我们也敢要。这太盲目了，这只是个探矿权，下面究竟有没有货真价实的矿产还是未知数呢。”一年过去了，严志才谈起这次拍卖经历还感叹不已。

　　不过，严志才还轻描淡写的揭开了一个在矿业界由来已久的惊天秘密。东南沿海的很多企业在内地买下矿权，并不是为了真正开发，而是要把它包装成一个融资平台，再把融资所得投入回报更为丰厚的投机生意。一家企业买下矿权后，一般不急于开采，首先要做的是向更多的企业进行推销，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各种形式介入，介入的企业越多，融资金额也相应巨大。

　　“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很多风险”。严志才分析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个整体矿权是不允许拆散零卖的，零散式的开发一方面可能破坏整体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不利于生产安全和管理，对环境也极易造成负面影响。

　　浙商在山西的最大败笔

　　“浙江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大省，民资发达，投资矿业的步伐迈得比较早，也比较快，所以在这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浙江省矿业协会会长汤文权告诉记者，这个结果主要缘于以下需求：浙江省省内经济的发展对矿产资源产生强劲的需求，同时，浙商企业本身资本的积累和跨行业发展的需求，也促使浙江矿业立足本省，开拓国内，走向海外。因此，现在研究浙江矿业，不能仅从浙江省的行政范围来考虑。

　　据介绍，就浙江省内而言，由于市场需求的推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矿业从探矿到采矿及矿产品销售，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浙江的矿业企业和其他有意于投资矿业的浙籍企业均走出浙江，甚至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矿业，形成颇具特色的浙商投资矿业的热潮，这支力量已成为浙江省矿业行业中的新兴生力军。因此，现在浙江的矿业不仅是指省内矿业企业，还应当包括浙商在省外甚至国外的矿业企业。

　　汤文权说，资本与资源的对接是浙江矿业的一大特色。浙江企业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传统行业的发展空间日益变小，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成为资本的共同命题。汤文权认为，当人均GNP达到1000—2000美金时是对矿产品需求最强劲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时，拥有丰厚资金的浙江，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大省，如江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山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新疆和西藏等省区，资金相对缺乏，如果资本与资源能够很好的结合，就能出现双赢局面。

　　汤文权还痛心的描述了浙商在山西的一个最大败笔。浙商投资外省矿产资源是由温州商人打前站的。2000年，温商携带大量的资金进入我国的煤炭大省山西，大举收购当地的中小煤矿。这是浙商较大规模到省外投资矿业的第一波。据不完全统计，到2005年，浙商拥有山西省中小煤矿采矿权中煤炭储量的65-75%。2005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山西省开始了对煤矿关、停、并、转的治理整顿工作。

　　据统计，在短短两个月内，山西省共取缔关闭非法违法煤矿1304处，停产整顿1510个矿井，暂扣或收回1010个采矿许可证、1333个生产许可证、1077个营业执照、45个安全生产许可证和883个矿长资格证件。2005年底，浙江省政府不得不出面与山西省政府进行协调，但挽回经济损失很有限。浙商第一波矿产资源投资遭遇重挫。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少守法的浙商矿业主的小煤矿经过整合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慢慢熟悉了矿业权市场的运作规则。

　　带着山西的经验和教训，浙商现在又融入到广大的中、西部省份勘查、开采各类矿产的洪流中，并在其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的统计，有不少于100家企业，已经涉足邻国蒙古、朝鲜、缅甸和东南亚老挝、柬埔寨、印尼、菲律宾等以及非洲大陆多个国家。

　　风险仍然可控

　　汤文权告诉记者：“人们说矿业是高风险、高效益的行业，我认为投资矿业首先要想到高风险”。根据汤的理解，无论探矿还是采矿，都是探索性的工作。矿产是在地球演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形成的。地球演化过程十分复杂，因此矿产的生成过程也是十分复杂的，矿产的勘查工作阶段充满着不确定性。一些根据地表蚀变矿化或者异常而申报取得的探矿权，本来就是要通过详细的地质工作，才能确定有没有经济价值的矿——这就意味着投资探矿就是风险投资。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取得采矿证开采矿产同样有风险，因为投资回报不仅取决于矿产资源本身，还受到自然社会环境、开采技术条件、加工技术水平、市场变动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无论是投资探矿还是采矿，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不能只想到我投入多少，就要取得多少回报。

　　汤文权提醒说，为了尽量减少投资风险，矿业主一定要尊重科学、尊重科技人员的意见，要科学探矿，科学采矿；同时要严格依法办矿。在申报探矿权和采矿权，以及转让和受让探矿权和采矿权方面，国家已有一套法律、法规和规章。当前，有的企业在受让探矿权和采矿权中受骗上当，甚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究其原因，一是没有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矿区进行详细的考察、核实，以了解矿区“报告”的可靠程度，二是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给投机者有机可乘。因此我们投资矿业，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同时不要急于求成，要有前期考察、核实成本，此外，要遵守和按照矿法和相关法规和规章办事，以免带来后遗症。

　　汤文权对矿业投资的未来充满憧憬。尽管目前全球遭遇金融风暴，但在可以预期的世界经济走向萧条中，中国经济的出路主要还是在于扩大内需上，其中主要的方式是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依然会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因此，矿业投资开发的前景依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