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马蹄莲水彩: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2:18:29
中国哲学--人类精神的起源与归宿（3）
下篇 归宿篇
人类究竟要往哪里去？
往东还是往西？正是本篇所要回答的问题。
20世纪末是一个奇妙的日子，全世界被逼到这个时间的角落里，想着同一个问题，或许要被迫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起码是思想倾向上、精神上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恰恰又是最重要的选择。
无论人类在认识论上有着多么大的分歧，甚至进行一场又一场荒诞不经、无聊透顶的争辩，然而有一点是统一的。
即：人类的社会现实是依据人类的思想倾向、精神面貌所勾勒出来的图画，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对应。
人类大同首先是思想倾向和精神本质的统一，这个统一不实现，什么样的物质力量都无法实现同一的现实。而哲学是公认的思想，精神的精神，本质的本质，因此，探求人类归宿，首先必须探求精神的归宿，即哲学的归宿。
我们将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的成长、发展过程，介绍在它的精神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实，然后有限地推测一下照此惯性发展下去的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来帮助我们主论，那就是西方不是极乐世界，太阳仍然要从东方升起来。
我们说，觉悟一旦实现，它就指引着我们反过来看到许多与我们觉悟完全一致的事实倾向早已大量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只是没有觉悟的时候看不见或者看不全，或者即使看全了也不知道这一切怪模怪样的事件叠在一起到底要说明什么。
其实，西方文明的必然没落，东方文明的重新兴起，继而照亮人类的基本规定早已大量存在于无数历史事实之中，甚至可以说历史一起步就带上了这个规定性。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误区
看西方哲学，究其发展过程，最重要的是不能为其五花八门流派和思潮所迷惑，一开始就抓住它本质上的三大块内容。牢牢地抓住它们，一刻也不要放松。西洋哲学，这个充斥了各种各样新名词、装点着一代又一代哲学明星的庞然大物就会老老实实现出它原来的面目，它的纲，它的支柱。
哪三大块？
古希腊一块。
5世纪左右兴起、14世纪左右衰落。由奥古斯丁开始到文艺复兴为止的天主教哲学是第二块。
由文艺复兴时期直到现在，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兼杂着对以前两块的反省和对自身的批判的现代哲学是第三块。第三块的内容表面上看起来很复杂，很深奥，其实它的主流是唯人主人一个伴随着人的技巧而发展起来的膨胀了的唯人主义。
比较这三大块，我们惊奇地发现，西洋哲学没有贯穿始终的价值观念。岂止是没有贯穿始终，相反的，一个阶段的价值观念是对上一个阶段价值观念的激烈地反动。
至于对一些问题的提法、表述形式上的不同更是不一而足了，千差万别。全方位地表现出激烈的动荡和摇摆。
与这样的思想精神相适应，西洋社会的现实结构亦动荡不已，组织形式不断变化，组织的原则亦不断地改变。
一个精力充沛的巨人走入人类命运的八卦阵，东奔西突，如果将死门当成了生门打，到头来岂不越打越死。
方向上的错误便是哲学的误区，而且是最根本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古希腊，以后便是为了纠正错误而犯下更可怕的错误。真像希腊时代产生的欧洲第一悲剧《俄狄浦斯王》描写的情景。
（一）心、物分离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批评一些文化人说他们是言必称希腊才算是有学问。从这个批评。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革命领袖为了实现革命成功需要用理论对当时当地的人民进行最直接、最广泛的动员，要多了解当时当地人民的迫切需要，要对学问、知识进行一般性的深入追究。如果切实地了解了人民需要不称希腊也算是有学问了。
第二是，言必称希腊才算有学问的倾向由来已久。希腊的历史与文化对于人们了解世界历史和文化确实有着关键性作用，不了解古希腊就不了解西方世界。对古希腊文化、历史的知识背景进行了解确实可以使人终生受用不浅。今天，在我们讨论西方哲学的误区的时候，对于古希腊的知识的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欧洲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变故都可以在古希腊那里找到根源。
* * *
历史上说的古希腊时期是公元纪年前三千年左右的时期。
政治上施行的是奴隶制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它保持了奴隶制，只有那些有国民资格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奴隶是没有的。
没有宗教，但相信命运，敬畏命运，在命运面前，在命运法则前，人和神一样地没有区别。
关于神的观点是轻松而随便的，神就是比人的生命长一些、威力大一些的人，并且都是些人格化的自然神，很具体，如日神、月神、海神等等，一一对应。一些抽象的力量也被神化为有形的神祗。如爱神，复仇女神等等。
古希腊在文化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意义，产生了《荷马史诗》和著名的古希腊悲、喜剧。前边提到《俄狄浦斯王》就在其中，号称欧洲第一悲剧，亚里士多德就是根据它来总结文艺理论上的悲剧原则的。它说的是一个英雄与命运对抗的故事，每对抗一回的结果都是更深一步地陷入命运的魔障。最后以彻底地失败而告终，希腊人认为这个是经过了奋斗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与命运相较量注定要失败的失败，因此给予极大的同情与怜悯。
今天想来，欧洲的第一悲剧就是欧洲历史的缩影。
哲学上同样是名流辈出，学说纷繁。有许多人干脆说不清他是哲学家，还是术士，还是科学家。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哲学在其欧洲最早的发祥地获得了成功。
希腊哲学是不成功的。它的不成功对以后的欧洲思想史负有责任。欧洲有句古话叫“Well begun，Halfdone”（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这里恐怕得用相反的话“坏的开端，失败的一半”。
失败在哪里（这里我们先不说第一悲剧告诉我们的命运因素）？
第一，古希腊的哲学家没有一个认真地听清楚自然天道的声音、实现哲学家应有的觉悟，从而建立起天、地、人与宇宙万物秩序的大法则。相反，把对天道启示的支离破碎的理解自作聪明地演绎出无数种假设与猜想，如上篇说过的，哲学丧失了哲学的耐心，忘记了使命，迅速地滑向了科学的实际证明。
第二，没有出现，哪怕只有一个，觉悟了天理，同时也觉悟到自己使命的人，把天理演绎成有用的、具体的法则，供群众去演习，去施行。因此哲学一开始就堕入了思辨游戏、哲学成了不三不四的人的代名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许这正是他们对自己使命的觉悟的结果）。后来经院哲学的繁琐，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别出心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影子。
第三，这也是古希腊哲学最大的偏差，它将“心”从“物”中分离，将人从自然中分离，确立所谓主、客关系。鼓励追求一个由“主”到“客”的把握、超越和征服，以及由“客”到“主”的反映、认识和抽象的思辨。
我们以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其哲学的面貌像以上所述的那样零碎和没有规范，悲惨的命运一定不远了。古希腊就是这样。它的繁荣时代是它的戏剧时代，是一个全社会一齐朴素而又虔诚的崇拜命运的时代。命运是人的规定，同时又是人的安慰。
繁荣而质朴、自由和社会为哲学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古希腊社会没有想到他们的繁荣和自由引来一帮狡黠的辩士和一些胡言乱语的痴人，他们也曾表示了自己的愤怒（绞死苏格拉底），随着“哲学的繁荣”，古希腊迅速地走向灭亡，直接在古希腊哲学风气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欧洲后来的哲学对于欧洲社会怎样呢？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有志于此的学者专门从事这样的研究。我们这本书只是择其要点说明一二，在我们今后的讨论中，我们要一定时刻记忆在古希腊的哲学中就已经埋下了哲学导向科学、导向思辨游戏、导向“心”、“物”分离的种子。
“心”、“物”分离的理论倾向是其他两种倾向的结果，同时又助长了它们的发展。它的直接的发明者叫阿那克萨哥拉。虽然在他的表述中，仅仅是把“心”单独于“物”提出来讨论，似乎并不意识到这种分离在后来导致了什么样恶劣的后果。
“心”一旦单独成立，它即刻被解释成了精神，解释成了主观的意志，包括信仰、思想、宗教等人类生活中一切看不见的存在。
“物”则被理解成有形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有形的看得见的都是物质的“物”。
“心”的一切活动都叫主观活动；
“物”的一切活动叫做物质的变化。
“心”的主观活动有看无限的力量；
“物”的物质变化都有其可以被心把握的规律和方法。
完全可以想象、也已经被事实证明过了，主、客观的分离学说对哲学、对科学、对一切学问的刺激和推动有多大！唯心论、唯物化形而上学、辩证法等等都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找到了可以永远交锋的战场。有人强调心，有人强调物，有人则又强调心又强调物。稍微地变换一下角度就可以说出无数种同中异、异中同之学说了。主客分离的学说确实促进了欧洲社会一切意义上的繁荣，可是它也像一个有毒的基因一样使分离、分裂贯彻了欧洲全社会。既然繁荣是建立在分裂、分离基础上的，分裂、分离的严重性永远与繁荣齐头并进。分裂、分离给欧洲带来了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也正是这种分裂和分离使欧洲社会陷入了最深切的危机，全面的危机，演绎出了一系列的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局部的阶段性看是对的，有意义的；历史地看，人类地看则是无比荒谬的。
我曾与北大哲学系主
有人说，中国哲学的“不发达”就在于没有突破，没有产生有力的分裂，老是处在“原始”的浑圆与整一的水平上，岂止是哲学，一切领域都是这样，暂时地分离一下可以，但必须迅速合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是有限度的，合是绝对的目的。
有人还进一步说，由于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缺乏有力的分裂，因此难以有完全高尚的悲剧性格，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而且可以说非常有道理。
是的，没有充分地分裂从而没有充分地展示智慧，没有分裂从而无从形成高尚的悲剧性格。
然而这些想法都是基于“人是无限的”这个极富蛊惑性口号上的。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人是极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极有限，只有觉悟是无限的。
中国精神的圆浑性质是不是原始的？
与学者们交谈，经常地听到关于中国精神的所谓圆浑性质到今天还处在原始阶段的说法，他们虽然知道人类的精神方向正在无可遏制地向我们民族智慧所指引的方向走来，但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民族应该享受和接受这种荣誉，说这种归向虽然形式上相似，但本质上已经截然不同了。说，人家已经分裂了，已经经过了细枝末节的研究了，人家现在所认识到的方向是形式上与中国相同的另一种高质量的认识方向，因此又陷入一种无可企及的慨叹。
我不同意以上观点。我丝毫也不认为我们今天得到了与中国古典哲人在人类方向问题上的共识是原始混沌。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的这个认识是在充分比较中西方现实之后，比照着自己的心灵，比照着自己对天、对地的认识而得到的。绝不是无意的重复，而是高度自觉的认识，这是一。
第二我不认为人类历史中500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多么漫长，500年的实践就有着多么伟大，多么不可否定。
如果说，离目标都有一千里远。阶段性地以逸待劳未必不是智慧的表现。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心物是不能分开的，所谓精神与生命共证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觉悟其原理的艰难，也自然而然地导致只能顺应而不能征服和超越现实表现。
我们今天说西方哲学的误区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里的确存在着“是”与“非”的大原则问题。
我们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也是建立在这个是非原则上的。
由分裂，导致局部的有限的认识，再由这些局部和有限的认识导致一种人为的、自以为是超越，几百年后终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窘。
应该指出，作为“是”的对照，“非”的探究也应列入人类的智慧内荣，起码是试图表现智慧的内容。上天为了确证其大是，让一部分没有觉悟的人在“非”的道路穷极人力之能事也是完全符合一阴一阳，一否一泰的大法则的。
阴阳两极已经明显地确立了，由否至泰的态势也日趋明白了，我们应该了解它了，或者说不了解也要了解。
本章分两节，“反人类的宗教”和“反神性的唯人主义”，以此为导论阐明西方人是怎样分裂之后一轮又一轮地在迷途中流连、挣扎，越陷越深以至于不得不向东方伸出求救之手。面对“人的智慧的结晶”，感到了由心灵深处发出的恐怖，即西方哲人所说的：我们就要被自己的智慧所毁灭了。
（二）反人类的宗教
宗教是一种信仰，其中寄托着人类的未知，或者说是对无知的猜测。它的基础是人认识到自身是有限的，人无法完全了解和把握自身。
宗教作为一种情感，一种与生俱来的实际，广泛地存在于全人类的精神之中，这本是一件极自然的事，在中国得到了最完善的发展。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人事是可知的，天命是不可知的。人事与天命都同时体现在人类的生活之中，由此，圣人要求我们勤俭人事、崇畏天命。通过人事，体悟天命，这里对无知的天命崇畏给人事的努力留下了最广阔的天地。古人把这种现象总结成了许多诸如“由人及天”、“由己知天”、“学究天人”等格言。天命体现于人事之中，人事之中又时刻不离天命，最高的圣人境界即“天人合一”。人神、心物皆不能分离浑然一体。这境界也就是人类精神的源头内容。
然而，有趣的是（带有极大宿命论色彩的）西方在承接了这种源头之后迅速地误人了歧途。当然，歧途也自然有歧途的风光，歧途的色彩，问题是错误的方向一旦形成，风光和色彩只能诱使失误程度的加深。
在古希腊人的思想、精神现象中非常明显地看到了这种未偏差、要偏差时的景象。
古希腊人的宿命论观点极重，相信命运之神高于众神、众人之上，而且是一定的、无可更改的，古希腊人虽然没有体悟到“天人合一”的奥妙，然而智慧使他们设计出一大批半人半神的英雄，这些英雄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神，又是神又是人。而神的力量虽不及命运力量。但比人还是高超得多，他们可以在命运的大法则下掌握着人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的未偏差，即人是有限的，人的行为受双重的制约，命运和神。人是这场宇宙自然大戏中一个角色，它的行为毫无疑问地包括在这场大戏之中（大戏就是中国人的天地运化）。因此，敬畏命运，崇拜神祗，从而使祭化活动成了古希腊最庄严、最有意义、最辉煌的活动。当我们看到庞大的，穿着黑色古希腊长袍的歌队，匍匐于地，用含混不清的低音喃喃地唱着他们心里对命运的恐怖和对神祗的敬畏之歌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味其中深刻的宗教情感，又可以看到人追求与天地相知的誓愿以及中国人、东方人所没有过的压抑。
在东方的中国则不然，它表现为静观默察的静，表现为大知其然之后的所以然之知。
感到了压抑就进入了将分将离的境界了。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一点在占希腊形式上的哲学尚未成立之前的悲剧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主人公明知命运，却偏偏不安于命！一再向命运挑战，命运作为一个无形之力自始至终地在参加着主人公的行为，并牢牢地把握住其无可更改的结局。悲剧主人公无一不是失败者。
从古希腊悲剧中还可以看到，古希腊人的所谓知命是通过神谕和上代诅咒的形式体现的，并没有像中国人的心智那样是观察日月星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使古希腊人的所谓知命运实际上还是不知命运。既知命运就无所谓反抗更没有反抗中人为的悲壮。
孔子是一个知命运的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看起来好像是在反抗命运，其实不是这样。他了解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在他那个年代他不可能取得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他的学说并不会付诸实际，这是他的结局。他了解这一结局，所以在他的行动和言语中并不祈望有为，有大为。然而他还是不断地去做，去说，那是在尽人事。生命力同样地对人提出了要孔子用他的“有为”去应照那个“不可为”，这里的“有为”与“不可为”都是知命运的表现。所以，孔子虽然一生周游列国，整理《札》、《乐》、做《春秋》，辛劳备至，然而孔子的生活却处处表现出“知命达观”，“睿智而从容”，丝毫也没有古希腊悲剧的悲壮。
中国的智人、圣人决演不出悲壮的戏剧。
正因为古希腊的命运观不是来源于对宇宙大道的体悟，带有极大人为的直感，因此他便认为可以通过怀疑直感达到分析命运、认识命运的目的。又因为直感是精神的精神，是看不见的“心”的作用，而命运的结局又是客观的实际的，“主”、“客”的分离对应是宗教的起源。“心”的无限扩大便是神，“客”的无限具体便是原子了。所以人们说从古希腊可以找到后来欧洲世界的一切，这是不过分的。
长期的野蛮战争，形式上中断了古希腊文明，在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人的邪恶，实实在在的邪恶，实实在在的痛苦，肉体的相互践踏使得人的世界变得残忍不堪，连古希腊哲学精神中平衡的基本把握都丧失殆尽。
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野蛮对欧洲世界文明的最沉重的打击。面对人的贪婪、凶恶，一些思想家沉重地感觉到，人已经被神抛弃了，人既没有古代战争的雄壮诗意，也没有平衡的希望，人的邪恶使人类世界成为充满鲜血和罪恶的地狱。在人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光明前途，有的只是被贪欲支配着的横行无忌的黑暗。于是一个后来统治了整个西方的基督教在受苦最深、受难最重、最充分体味过人类痛苦但充满智慧的小民族犹太民族中产生了。
基督教教义后来推演得很复杂了，它的内容被广泛地运用，只言片语都是不可侵犯神圣的经典，尽管如此。它基本内容仍然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第一，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即“原罪说”。人生的理想化（应该如此的）的经历应说是带着沉重而虔诚的心理一心仟悔、赎罪，以求上帝宽恕。
第二，人的现实中的欲望、激情都是罪恶的根子。
第三，上帝最终要惩罚恶人，施行他无所不知的审判（即末日审批），将根据人在现实中所作所为来决定令其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为了突出这三个内容，加强它们的联系，还编述出了有关上帝造人、美好的伊甸园的故事以及天堂的安宁和地狱的恐怖。
基督教的创始人是一个自称为基督、上帝之子的耶稣，以色列人，木匠的儿子，《圣经》说他是童贞女受天之感而成孕生产的圣子，我们宁愿相信他是木匠的儿子。他宣传他的教义，是以一种彻底放弃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他束手待擒，有意地让邪恶最后一次在他这个上帝的儿子身上逞凶，通过他的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惩戒世人、警告世人的同时表达上帝仍然在爱着人类，希望其忏悔。希望其抬头仰望着他们共同的在天之父。
这确实是一个既有惩罚的威吓，又有天堂的诱惑。既有忏悔的方法，又有行善途径的大全经书。每一个仔细阅读《圣经》的人都一定被那个代表了无数受苦受难人民的木匠的儿子的良苦用心而感动涕零。
如果《圣经》果然能够如它的创造者所想的那样，起了抑制人类贪欲、督促人心向善的社会效果，自然是最好的了。可西方民族偏偏是一个把持不住中庸，参悟不透分寸，一心好动好走极端的民族，一下子借着《圣经》的神秘，兴起一场借神伐卜的战争。不管张扬基督教精神的统治者怀着什么样的用心，自公元5世纪起到15世纪止，整个欧洲社会一齐倒向天父的怀抱。
文艺只准唱圣歌，演出圣经故事和使徒显灵的奇迹剧。
政治上教皇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用他的金色十字架指挥四方。
经济上，随着“丕平献士”以及教徒捐献之风盛起，教会严然成了欧洲最大的地主和资产者，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是教堂。
教育上，形形色色的教会学校、神学院遍布欧洲。并完全地施行义务教育，最优秀的青年都在学习神学，即基督教的教义。一批又一批地补充进神职人员的行列，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是奥古斯丁，他的代表作品是《忏悔录》和《上帝之城》。
在《忏悔录》中，这位基督教的神学家从他自己成长经历出发，以无比虔诚和激烈的心情，认真的忏悔了自己罪恶的念头。在这些被他视为罪恶的念头中，有许多是一个正常人的健康的需要，即中国哲人的所谓“食、色性也”的内容。最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所有属于人的都是罪不容赎的，最充分地表达了对人的否定。这种对人的彻底否定还表现在该书中纯粹哲学思想的部分。他说“主啊，我对你坦白，我对于时间之于何物依然盲无所知”，他说“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么我就不明白了”。
从这些纯思辨抽象问答和表述中，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是在以一种神秘的似神的语言极力地否定一般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
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即将过去，立即过去。人的现世的生命是什么？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即将过去的现在。
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在上帝那里，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恒的现在。他并存立于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其实上帝是永远站在淘汰茫茫众生的时间之外的。
奥古斯丁还是要说与上帝比起来到底算得了什么呢？
奥古斯丁之所以成为基督教中最重要的哲学家，就在他凭借着上帝对人作了最彻底的否定。既有情感上，（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证）又有理论上的最细致的思辨。
到公元410年，罗马被德哥特族劫掠的时候。一些怀疑基督教的异教徒乘机把这场灾难归结到罗马人不再信仰古代诸神。他们说：“在信奉朱比特时，罗马一直保持着强盛，但现在皇帝不信奉他，所以，他也不再保护罗马人了。”（罗素：《西方哲学史》）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不能被怀疑的，412年至427年间，奥古斯丁又陆续写出了《上帝之城》来回答这些异教的挑战。
基督教的发展，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建立与完整，每一步都是站在对人的智慧和心性的无微不至地排斥和压迫上的。
这位圣人列举事例证明在基督教以前就发生过许多比罗马劫难更可怕的灾难。圣人还提醒这些怀疑论者，在他们现实的灾难到来时，总是跑进基督教教堂中避难。信仰基督教决不会带来灾难，灾难仍然发生是因为还有人不相信天主，或者说相信得不彻底，不充分。
毫无疑问，奥古斯丁决不会忘记对反映人的智慧的科学，甚至是科学猜想的批判。他说：”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道出去吧！让阿那克西美尼和空气一道去吧！斯多噶学派和人一起去吧！”（《上帝之城》第8卷第5章）人是不可能有知识的，人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去认识上帝，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一切。而人要想获得对上帝的知识。只有通过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派他来拯救人类。他是人类通往幸福的唯一的桥梁。
《上帝之城》还仔细介绍了上帝之城及其性质和意义，说它是选民的社会。自亚当犯罪之后，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城。一个城永远与上帝一同作王，这就是上帝之城。另一个城则要同撒旦一道遭受永劫的折磨。人类既可以进入上帝之城，也可能堕人地狱。标准就是他的生话是不是理想的和道德的。这里的理性和后来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是不同的，这里的理性就是追求上帝的信仰和意志。这里的道德就是意志对身体的全面控制，然而这种控制似乎对性行为无能为力，因为性行为是关于人类得以繁衍的根本。因此性行为似乎与完美的道德生活势不两立。
前面已经提到，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神学最杰出的理论家。他的理论以《圣经》和圣德言行为根据。又最充分地加入了他个人的天才想象和他哲学家的理论天性，凡基督教所涉及的内容，他都做了深入地发挥，称他为圣奥古斯丁是当之无愧的。
从对他的两本代表著作《忏悔录》和《上帝之城》的介绍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基督教这个统治欧洲十个世纪的教派，其主导哲学思想为全面否定人，否定现实生活，否定人的智慧和作为，包括人的天性和本能，而不得不使欧洲精神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偏差。还是这种偏差造成了后来被文艺复兴人士称之为“黑暗世纪”的年代。
在这个人类的黑暗世纪中，只有上帝在高高的天空中泛着青冷的光。
我们只称基督教哲学是西方哲学的误区，而不去进行全面的否定，是因为基督教教义的确道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精神内容，人的神性因素，也就是中国哲学中天的因素，天理的因素。
我们肯定它用信仰和戒律来敦促人类的觉悟，来遏制由早期科学猜想和人的动物性本能刺激起来的对自然盲目的激情和贪欲。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一片太平的上帝之城的景象。
我们称之为误区，是因为中国智慧相信人在自然运化之中同样是有地位、有意义的。我们不能苟同“原罪”的思想，不能满意让人类一切皆被“原罪”的绳素所束缚，不能赞同人类食、色的天性一并被轻鄙地抛却于罪恶的污沼。
尽管基督教的兴起，基督的殉难对于遏制古希腊灭亡之后野蛮人加入欧洲社会造成的种种人欲横流的罪恶。起到了作用，果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欧洲人，包括战争中的刽子手，洗心革面，放下屠刀，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境界中的高超，但它对人性极端地排斥和压迫直到无限地否定人类本身，毫无疑问地为后来的人欲也同样长久有力地种下了反抗的祸根。
当我在思考和著作中，面对如此奇怪而无比真实的欧洲哲学的摇晃与偏误，以及这种摇晃与偏误所造成的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社会灾难，越来越无比深切地感到中国哲学、中国的精神、理论中的文化实质所负有的重大责任。
偏失虽然可以出现神奇的效果，然而偏失终归不能长久。欧洲社会终于在继基督教之后又一次掀起了对前一回思想的巨大的反动。
（三）反神性的“唯人主义”
第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社会发展。可以分之为包含着分裂倾向的古希腊时期、基督教时期、唯人主义时期（从15世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反省觉悟时期（20世纪上半叶直至现在）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走的是一条待分裂、分裂和仍然分裂的路程。
第二，西方社会称他们15世纪至19世纪的哲学主潮为“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但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西方思想的口号、旗帜和产生的影响及其结果之后，认为用“唯人主义”来表达其精神实质更为妥帖。从写作技巧的角度说，为了与上一节基督教的唯神思想相映照，用“唯人主义”也更为鲜明生动。
1.唯人主义的起始
西欧人到底按捺不住清心寡欲的折磨和“原罪”的压迫束缚，或者说人类的地位和意义。人的天性到底不能够长久地被鄙弃和摧残。在基督教的中心意大利最早走出了但丁和薄伽丘。《神曲》既说神也说人，小心翼翼地在不得罪天主的基础上，尝试着稍微表达一下人性，人的感情。薄伽丘则赤着胳膊，露着腿在其长篇巨制《十日谈》中大写男欢女爱，恰以鳏夫遇见了小寡妇，又贪又馋，一把撕下了蒙在一只只茁壮而又激情冲动的肉体上神性圣洁的羽纱。这是唯人主义的文学表现。文学虽然还不是哲学，但它所反映的生活倾向和现实同样是哲学思考的现实和产生的背景。
科学的发展是唯人主义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和诱惑。
我们说，是人的智慧创立了科学，又是科学帮助了西方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另外，教会本身的腐败也成全了唯人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教皇借上帝的名义直接干预和操纵现实的政权，对世俗的权力越来越表现出极大的贪婪。鼓吹克己禁欲的人要么偷偷地躲在教堂里吃鸡，要么借着夜幕的掩护摸街串巷去亲世俗妇女的屁股。更有甚者，为了搜刮钱财去支付圣事活动越来越奢侈地铺张，教会更在全欧洲范围内一次又一次发行所谓“赎罪券”，并且极无耻地宣称，就在金币扔进募捐箱发出了当声响的时候灵魂便被接进了天堂。本来是遏制和打击人欲的宗教，在其迅速地发展以后又全面地走向其反面，成了贪婪和无耻、人欲中最下流的东西，支配着去进行赤裸裸地欺骗。
唯人主义有了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怎么能不立即崛起，并反神性地走向另一个极端呢？怎么能够不写出“文艺复兴”时充满人性人情的俗世光辉篇章呢？
爱欲的最充分地发作与宣泄；技能的跨领域或超正常发挥；摆脱教皇束缚的世俗王国又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磨刀霍霍，准备为争夺土地和金钱而厮杀。
唯人主义借“文艺复兴”之名在欧洲拉开了序幕。而马基雅维利竟是这一时期哲学上的第一面旗帜。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曾出任佛罗伦萨政府的外交命使。梅狄家族复辟以后，他才被迫隐退乡村，著作有《君主论》和《罗马史论》。
如果说《罗马史论》是检讨罗马帝国历史得失的书，那么《君主论》则依据自己对意大利罗马社会的观察与了解提出了上帝的社会来源说之惊世骇俗的见解。如果说《君主论》中的思想是唯人主义的开路旗，它的旗杆确实是深深地插在宗教腐败变质的土壤上。此旗猎猎的声响，响彻在五百年以后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的烟雾中，响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空。
《君主论》说，君主和教皇没有几个是合法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凭着狡诈欺骗和贿赂才取得地位的。再卑鄙的方法都是合法的和无可指责的。书中，马基雅维利特别列举了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凯萨·鲍吉的例子，对其大加颂扬。凯萨为了王位必须首先杀死他的哥哥，使自己成为事业的唯一继承人，然后假借天主的名义征伐一些领地，然后操纵教会选择，使教皇成为他的同党。深知凯萨计划中种种卑劣无耻手段的马基雅维利说：如此，回顾凯萨的全部行为，我找不出丝毫可指责的地方。相反，我把他看成是一切要把握大权的人效法的榜样。
奇怪而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只欣赏手腕，那种竭尽人力之能事的手腕，而不去注意目的是否重要或者有意义。这种凶恶而又盲目的手腕欣赏是人所能做到和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基雅维利无视目的意义或者说去关心目的，是历史的暗示，还是他对未来欧洲历史的预感？！
《君主论》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对一般公认的道德的直言不讳的蔑视。他说，做君主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像狮子。书中（第十八章）标题就是“君主如何守信义”，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主应当守信义，否则不要守信义，君主有时候必须不守信义。他说：
但是必须会把某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做混充善者、日是心非的伪君子。人们全那么头脑简单，那么容易顺从目前需要，因此欺骗人的人总会找到愿意受欺骗的入。
我只举一个实例，亚历山大在世除骗人外一事不干，他旁的什么事也不想，却还找得到骗人的机会，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会下保证，或者发更大的誓来断言事情，可是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不遵守保证的誓言了。“君主不需要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美德”，“但装得有这样的美德却是非常必要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的哲学理论中从来没有一个学说如此极端无耻地标榜人类邪恶，即使是在分裂对峙和王朝更替、王位巩固的残酷的斗争中，有些
西方则不然，唯人主义几百年风行欧洲，人的邪恶在理论的支持和纵容下迅速地形成了邪恶的积累。它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既毁灭了上帝也毁灭了人。
《君主论》在支持了人的邪恶之后对他们奉行了一千多年的上帝也采取极端轻浮和蔑视的态度。
它说，不需要具备一般人美德的君主必须把自己装扮成上帝的使者，笃信上帝的虔诚的教徒，这样才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上帝。
中国哲学几千年如一日相信天性、天道，尽管各流派之间在“天”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从未出现对“天”如此轻薄。用如此猥亵的语言得出如此结论。
这不能不说是对基督教最残酷的报复，的确应验了中国哲学物极必反，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大盈大亏的循环。
西方以后的唯人主义哲学虽然形式千差万别，但其根本的主流始终没有越过马基雅维利的疯狂；而且也没有一种哲学家像马基雅维利学说那样真正地对他们一代又一代君主起到那么深远影响和那么具体的指导。千变万化终离不开一个“人”字，离不开怎么利用上帝之名大行违背上帝之实；阴谋、凶残与丰功伟绩并肩齐步；杀戮、毁灭与伟大的人的英雄相提并论。这不正是14世纪明朗开来一直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哲学现实吗？
如果说基督教神学统治西方思想是得益于由耶稣创造，后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基督教一系列神秘的程式，那么唯人主义得以横行无阻、甚嚣尘上，离不开科学的支持。
2.科学
科学是解释和了解15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现象所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名词。目前广义地说科学可以囊括人类所有的智慧。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对人对自然现象所做到了的物理的、化学的掌握和使用。罗素称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够归源于科学，这绝没有夸张。
我们这里讨论科学也不是在讨论自然科学本身，而是因为这些属于自然科学的成果直接而又有力地加入了西方唯人主义时期的哲学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进程和面貌。
我们知道，唯人主义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反动是极力强调人的意义而批判和否定神的。神的不可见的奉行神学对人的变质，使早期唯人主义者按捺不住要跳出来表达他们对这种压迫人的现实中的虚伪怀有憎恨。然而，思想对思想的批判是无力的，是很难作广泛动员的。最能动员人、号召人的是实证、实绩，是那些为一般人皆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灵的实在。自然科学恰如其时地出现与发展，正好补充了唯人主义者实证方面的空缺，有力地帮助了他们施行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科学的方法也自然地被他们欣赏，接纳进自己的哲学思考，更何况这期间有许多哲学家本来就是科学家，如培根、笛卡尔等。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出科学的本色，即并不在他所做的事，而在乎他抱什么态度信它，因什么理由信它。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是尝试性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是依靠证据，可见的证据。
众所周知，最早以科学的面目站出来动摇基督教神学权威的是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以及稍后一些的牛顿。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指出地球是运动的，它在绕着太阳转的同时转，公然向基督教经书中表明的地球中心论挑战，“胆敢把哥白尼的威信凌驾在圣灵之上”（加尔文语）表明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误的。
开普勒继哥白尼学说之后竟然发现了三个定律，进一步指明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颗行星的运动轨迹和伴随这样运动而相应出现的现象。
伽利略及时地提供了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干脆把这些理论上的发明创造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把它们做成模型，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数学物理学原则推算每一个细节；然后把这些与普通人也同样看得到的现实相吻合的内容告诉群众。
尽管基督教僧侣集团对这样无视神灵的学说和证明竭尽批判、排斥、打击之能事。然而较量的一方是可以证明的事实（尽管僧侣攻击望远镜是魔幻镜），另一方则总是拿着早已让人生厌的教条。这场斗争在群众中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虽然教会可以凭借它最后的权力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优秀的科学家，暂时地终止一下他们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精神和成果早已深入人心。
本来就已经流于肤浅的神秘烟雾一旦被看透就再也无法重新修补了。而这种重新修补的努力和因疯狂而采取的过激行为只会从反面激发人们非要把这些烟雾彻底弄散了不可。
牛顿就是这样的后来者，尽管他屈于压力还保持一种谦卑的外表，然而，他实实在在的发现，又使他这种表面上谦卑反衬出那个压迫他的神学显得格外滑稽。
随着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牛顿宣布，一切都在自己运行，无须神父插手。
在牛顿时代，人们通过抬头望天，了解天之广阔。在庞大的宇宙中，地球不过针尖大小的小小卫星而不是中心。如果说上帝是宇宙中的主宰，那么这个主宰也不应该只关心着针尖大小的地球。
是的，无可否认的，自然科学的巨大发现对于帮助西方人摆脱宗教反人类的桎梏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这些本来应该使人类感到渺小的发现却极大地鼓舞着人们起来恢复他们应有的自尊。
科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的力量的体现，其价值和意义都是不可否定的。
然而同样就是这个科学在为人间天堂奠基的同时又撬开了通向魔鬼之城的大门。
它在激励起了西方人自尊和力量意识的同时，又作为工具成了唯人主义者人欲的又一轮膨胀的帮凶。它确实帮助人打倒了神，然而对人本身它却表现得格外苍白和软弱无能。作为方法论（永远证明着人的伟大的方法论），加入哲学不仅造成了西方哲学上的又一次巨大偏误，也使哲学本身顿失精神的魅力。
在唯人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社会里。人们陶醉在对有限的有知之中（这是科学所能做的），而完全忘掉了无限以及对无限的无知（科学的终极状态和最伟大的科学家可以了悟）。完全没有耐心去了解有限的有知与无限的无知之间的联系，便斗志昂扬凭借有知改造和安排起有限来，从而破坏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平衡，注定要招致了灾难性的变故。
基督教偏误导致了上帝的死亡。唯人主义的偏误（如果这种偏误还在继续，还将指导社会）必然地导致人类的毁灭。
* * *
我只关心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哲学主流，而对后来18、19世纪由此主流派生的技术性的思辨哲学就不予评论了。如前所述，无论这些哲学形式怎样千变万化，但永远都在“反人类的宗教”和“反神性的唯人主义”之间的思索中，没有实现本质上的飞跃。
第二章
西方现实的严峻
我们讲西方现实的严峻绝不是对工业文明的肤浅地批判，而是指在古希腊就出现在主、客分裂的基础上，忽而摆向唯神忽而摆向唯人的西方精神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思想境界和现实世界对神和对人的双重否定与毁灭。这就决定了我们立意的深刻和忧虑的深重。
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宗教仍在继续，依然神圣；科学高度发达，既充分地体现着人的智慧又给人提供越来越五花八门的享受的西方世界里，宗教的信仰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不是一种理性的觉悟，而追求财富与享受成了谁也无力遏制的惯性，且越来越多的人被其裹胁。只有当他们的天良告诉他们如此发展是多么可怕和空虚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宗教信仰的憩息地来稍事休息，然后又加入下一轮为了财富和享受的拼搏，自然中的神性和人本身中的神性都被实利地对待着，一概流于表面，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大相径庭。从而造成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是一种抽象的说法。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精神上的危机往往要借助实际的功效来予以填补。实际中的功效要凭借行为。行为的规模往往与精神危机的程度成正比。在我们的现实中，那些无事找事，无话找话，见人就说自己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往往都是精神空虚的人，或者说尚没有建立自己的精神生活的人，或者说是精神陷入危机的人。西方社会则是从总体上陷入这样的危机。他们总是要借行动，借大幅度的行动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行动的意义完全在行动本身，而不去思量行动的结果。无数这种行动的结果的积累就形成今天的严峻现实。
严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全面的。我们的著作只择其两个最根本的方面加以展开。
（一）掠夺了自然
这里讲的自然首先是地球，然后是保护地球的大气层，然后是与我们地球息息相关的其他宇宙秩序，用地道的中国话来说，这些都是我们人类的命根子。
中国哲人几千年如一日一再告诫人们，自然中的一切自它们“无中生有”之后，都被派定了无可替代的用场，无一不体现着大道的精神和生命。人类是它们中一部分，一个在人类看来的特殊部分。它们彼此供需相应，同气相求，生息扣连，大自然在“无为”之中供给了人类和其他生命所需要的一切，阳光雨露，轻风明月，瓜菜果实……说不尽的美妙和谐。
然而在唯人主义的旗帜下，人类中心论代替上帝中心论，并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迅速展开向人之外的一切的战斗。准确地说是西方人之外的一切，因为其他的民族也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这是后活。
那么，西方人找到了第一个目标就是科学技术产生的对象一一大自然。
大自然无心但很有限地启发了科学，唯人主义者忘掉了这一切。他们顾不及那个无知的无限将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便迫不及待地利用有限的有知向自然展开全面的攻击。但攻击的战场千差万别，没有联系，完全是局部的、割裂的。大自然的生命力、生命的意识被肢解，而人在这种割裂和肢解中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力量”，得到了极大利益。所以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提高，每一次进步都要表示出难以遏制的喜悦和欢迎。
真是很难想象，人类在300－500年中就如此严密地组织起来。向自己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进行征伐。哪里有黄土他们就去哪里摆开战场，进行围猎。为了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某种稀有金属，可以以亿万倍的渣滓为代价。说人类在对自己生命基础的大自然进行着敲骨吸髓地掠夺是恰如其分的。它所造成的恶果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破坏生态平衡，这一点是我们所共知的。随着树木森林的被砍伐，水土流失，草地沙漠化，大气在变暖等等，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可以感觉到的表面现象。它的深层危险是人正在局部地阻碍自然秩序的顺畅运行。
第二，破坏了自然的神性。牛顿的万有引力说，一切都在自己运行，不需神插手，然而为什么自己运动，再回答是因为万有引力。是什么赋予自然以万有引力呢？我们是不能否定自然运化法则中神性原则的。自然科学的高度的发展恰恰是在证明这个原则而不是否定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中国的“天道”和“天理”。可是，自从唯人主义和自然科学携手并肩以来，他们把自然作为可以获取利益的对象，而且相信自己有能力。也有权力随心所欲地夺取和占有。给人一种谁都可以向自然开战的恶劣印象。所谓保护自然也是为了下一轮的掠夺或者继续掠夺，因此保护显得格外地虚情假意。就像奶牛场里给奶牛吃上好的饲料是为了挤出更多的奶。
第三，人为地将自然中比例恰当、相互作用以致和谐的诸种因素、物质元素分离开来，将其特性使用到极端，并称之为物理和化学，戴上科学荣誉的桂冠。
我们说，地球上的一切自然配合得如此精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天道的伟大。在无声无息声的山川大地之中包含着那么多性能迥异的物质，它们既是地球自然中的有机部分，同时又滋养着地球、自然。天道允许人类具备了解这些组合原则的智慧，本来应该唤起由人及神的神秘，可是唯人主义者和长期用唯人主义思想影响出来的人们，遏制不住地征服自然。唯人独尊的欲念，竟将他们了解的自然法则反其道而行之。原来组合在一起的，我将你分解，原来不在一起的，我将你合成，然后根据欲望指引的方向加以利用。得到了极少所谓有用的东西，扔下了一堆又一堆废料。有人大声疾呼，人类正处在日益增高的废料堆的包围之中，这是丝毫也没有夸张的。污染，这个伴随着唯人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新名词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刺人耳目。五百年以前绝对想不到污染二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也绝对想象不到仅仅几百年的时间人类怎么就把自己生存的环境弄得如此恶劣，连在浩瀚的大海里生活的鲸鱼也被逼得跃上海滩自杀。
在轰轰隆隆的开山炮中，在日益增长的美元积累中，在越来越舒服的居室和灯红酒绿的舞池酒吧中，谁也不去想笼罩着天空，遮断了星月的乌云。
第四，无可遏制的开采，使自然资源枯竭。我相信自然资源是一个相对恒量，用完了就没有了补充。而这个有限资源要保持我们人类生活多少代同样是一个定量。今天开采了，明天就没有了。有些资源固然可以复生，但绝大多数资源是难以复生的。今天文明的标准就是看谁开采得多，利用得多，开采和利用手段（技术）高明与否。这真是一个危险而荒唐的锦标。矿山和各种工厂还在不断地建立，生产的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大量以自然物质为原材料的产品还在不断地被试验和投人生产。……大自然已经有了可怕的反应。地震、洪水发生得频繁了，直接工业污染每年都有新的记录，有人曾列出1989年震惊世界的九大公害（见报）。
①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工业排出的二氧化硫有害气体和粉尘蓄积在大气中，引起几千人出现呼吸道症状，有60人死亡。
②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因汽车排出的尾气产生一种光化学烟雾。使许多居民眼红、喉痛、咳嗽，严重的造成死亡。
③多诺拉烟雾事件。美国的多诺拉镇，二氧化碳气体和粉尘，蓄积在深谷的大气中，造成当地居民约6千人患病，死亡17人。
④伦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因天空蓄积酸雾进入人体呼吸道，造成2000余人死亡。
⑤四日市气喘病。日本四日市因石油化工厂排出的废气造成510人得喘息病。36人死亡。
⑥富山骨痛病。日本富山县神通川下游地区，由于含有金属铜的废水污染，到1970年（骨痛病）患者达280人。
⑦水俣病。在日本水俣湾沿岸，因工厂排放含汞的废水污染，造成居民有机汞中毒，据统计共发病180余人，死亡50人。
⑧多氯联苯中毒事件。日本一家工厂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由于多氯联苯残留在米糠油中造成大范围的中毒事件，患者达一万余人，死亡16人。
⑨甲基异氰酸盐毒气中毒事件。印度博帕尔市一家农药工厂，因毒气渗漏，造成2O万人中毒。
以上我们谈到的是工业上的情况，农业上的情况也一样严重，原因还星依仗科技对自然秩序和规律的蔑视。表现为：
①为了追求高产而进行超时序或逆时序的耕作。一熟改两熟，两熟改三熟，插播套种，千方百计。
②广泛使用化肥。化肥是一种典型的化学合成肥料，从自然物质只提取了看起来是农作物所必须的“精华”，治标而反本。它的广泛使用使农田板结，田力下降。
③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农作物的营养习性。我敢预言，照目前已经达到的用量再过20年。不仅药不死害虫，而且人已经不能吃稻米了。因为药性已经部分地被吸收，成了稻米的组成部分。
④机械化、工厂化的养殖业的兴起阻断了自然中各种动植物间的交流……
综上所述，对自然不尊重，在自然的秩序中强行加入人为的环节，这是掠夺大自然的两个基本内容。它包括毫无遏制的开采，任意分裂、组合；“三废”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改变自然中动植物的习性。
（二）掠夺了人本身
在唯人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居然最后走到了对人的掠夺，这既是社会现实，同时更是一种理论思考，一种比现实稍远一点的思考。说它是社会现实，因为确实大量存在着；说它是一种理论思考，因为这种现实还并不为广大的群众所认识。就像我们上一节讲到掠夺自然、污染了环境是一样的情景，一般的人住有空调的较为宽敞的居室里，上下班有小汽车开已经感到很不错了，特别是当他们来到物质较差的国家，这种很不错的感觉就更明显了。应该指出的是，这样的不错的感觉确实也无法超越已经形成的事实，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
1.人的尊严的丧失
人与一般的动物不同之处，有人说是人可以创造性劳动，人可以按照美的原则来创造等。其实最根本的一条应该是尊严的意识，这里边包括荣誉的意识、自我实现的意识、价值的意识。不同的社会时期人类有不同的尊严意识。在不同的哲学思考里，尊严意识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中国人有着贯穿始终的尊严意识，那就是人与天、地参，也就是作为一个人他立于天地之间，顺乎天理，适乎人情。“赞天、地之化育”天有四季，地有各种资源，人有丰富的才智，能组成社会，确立道德的法则。当然，这个法则的确立比照着天理、地情，不是人能够随心所欲的。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最大的荣誉，最大的价值，最大的尊严了。
西方则不然。西方唯人主义冲出宗教压迫之后，其尊严意识的基础是唯人独尊，没有上帝，也没有天地，只有人。人的一切都是正当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所谓人生而自由。人的荣誉来源于对人以外事物的战胜和超越。谁说我们必须听命于上帝，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智慧和力量。科学驳斥了你们，人可以自己了解这一切。而且可以利用和支配这一切。上帝选了马，我们可以用火车，是人自己创造的，比马跑得快。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秩序远不如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则更合理，更让人开心。是科学揭开了宇宙之秘，是科学使我们显得更加有力……忽然有一个早上，已经发现通过已知的时间、空间概念所能把握边缘的科学宣称，人并不了解自然。科学每进一步，人们对自然把握就倒退一万分，而且先前的科学成果，人的智慧的结晶所建立起最值得骄傲的核电站、核武器随时都有可能吞噬人类的性命。人及天及地一齐被抛进核威胁的阴影。只要有一天核武器爆炸开来，千百万的人会在毫无作为的情况下结束生命。这景象和几百年前时的情景是迥然不同的，那时的科学是给人带来自信和力量的。在什么也不知道（被告诉无可知道）的情况下，为终于知道了一些而高兴，几百年后演变为在以为什么都可以知道、都可以改造、都可以征服的情况下，人的最忠实的伙伴科学告诉人们：“我不能再给你们什么了，真正的世界是无可知的。”物理学家在袖口上印上浑浑然转动不已的八卦圈。正因为如此，自然之力又成了极为可怕的魔怪，自然现象每一点变化都在人的心中引起极大的不安和恐怖。
充分的自信、充分地施展之后忽然发现了自己的无能，而且是绝对的无能。再回顾走的路程上到处是难以收拾的垃圾，人的自尊和尊严还能够骄做地维持着吗？
这就是一贯支持着唯人主义发展科学给人的最后的回答。
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我完全赞同
2.机械化的人
把人像机器一样编排进流水线的工作程序中，这是工业杜会为了追求高效率而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办法。人的手、脚和工作的姿势都被极其周密地功能化了。工作中，人和机器一样只需要发挥其可以劳动的功能，其余的什么也不要。发明这个方法的人成了工业社会的功臣。由于工作的惯性使工作之外的时间也被带动起来加入流水线似的循环。吃饭、睡觉都是程式化的，人离开了极规则的钟表便无法生活了，或者全乱了。一切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时间，而这个时间不是根据自然原则的。人的生物律、自然中当然的法则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工厂里机器运转，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根据工作的要求接受既定的指令，然后将指令的任务完成。由于机械化、自动化是那样地全面和充分，它已经化作了一种文化深入了人们的心底，以至于人们在处理人本身的许多问题上都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方法，包括教育和个人感情的处理。
3.对象化、物质化、符号化的人
由人发明的科学已经在无限超越的思想指导下要实现对人本身的超越。本来是科学的操纵者、研究者的人已经全面蜕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着大量的物质化分析和定性、定量的研究。
为了达到定性、定量的目的，科学有意识地对人的个性、情感的复杂和人的审美特性予以忽视。人的应有的生动活泼的面貌被埋没在抽象化、普遍化的一般生命体的概念当中。把人的精神现象的独特作用、意识的奇妙感应功能等以不能用定量说明，或者说不能用仪器来证明为理由，一概斥之为直感，虚无缥缈。
当对人进行表格化处理时，人便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物质化的符号，人的精神和与精神相关联的生命体都可以用数学的公式来说明。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面貌一旦被忽视。轻视生命的倾向就产生了。
西方以科学技术和数学公式的方法来管理社会和组合人民已经成了习惯。
在效益目的的指导下，只要有利于科技的操纵，对人的一切进行一次又一次严密的公式化处理。不管这些操纵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人的智能和美学感受。
在人类优越感、征服欲一手推动起来的科学的、技术的现实、确定最为有力和成功地改变（仍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和支配着自然力，但同时它对人本身也同样有力地予以了征服和支配。又由于人与自然在质的广阔和量的丰富上无可比拟，因此，科学技术在对自然的支配上遭到了自然力有力的报复和打击，但在对人的支配上却格外地成功和全面。人的姓名可以用数字来表达，人的智慧可以用字母表示。人的居所和工作台也是号码，在许多的社会公共的场所，人的姓名显得微不足道。
在最充分的西方文明社会里保留和保持住个性，这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对于大众，个性往往是不合群和怪癖的代名词。
完全可以想象，当人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被物质化地进行数据处理，并用符号来表达它的意义和存在成为风尚的时候，人性的丧失和品德、伦理情感的堕落，其行为该有多么整齐而又盲目。机械化地操纵使人逐步地忘记天性，而天性越少操纵就越容易贯彻，随着操纵的全面深入天性将逐步地接近完全丧失。人与机械、与物便完全步人同质了。
4.机器人
把人的功能规范以后体现在机器上，产生了机器人。然后又用这些机器去局部替代人的工作，西方文明就是这样由人及机器，再由机器及人反复地推敲着、交融着。有人预言，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精密的电脑应用于机器上，机器终归有一天无限地接近了人。说是这样，人就会最大限度地从劳动中解脱出来去从事高质量的娱乐活动，如果娱乐也被电脑机器人或科学技术占领了呢？
集中起来默默无言地看电影、电视，各人打各人的游戏机、人与人之间直接交流被省略了。
书不需要读了，资料可以找电脑去要，又全面又仔细，然而读书过程中的欣赏呢？
机器人与人相互交融把机器变成了人，也把人变成了机器（当然现在还没有等同）。许多词汇都可以同样地使用于人和机器表达相等同的意思，如机器坏了，人病了，都可以说，有毛病了。人饿了，说，哟，燃料不足了，为运动员呐喊，叫“加油”！一个人在紧张地工作，说是全速前进：工作量很重叫满负荷，一个机构开始工作叫开始运转等等。
5.城市
人口和工厂高度密集的地方叫城市。机器一个车间接一个车间地安装，人一个单元接一个单元的居住。机器和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周而复始的任务和工作时间。为了防止灰尘和自然气候的影响，白炽灯代替了太阳，霓虹灯代替了月亮，而且，有多少工厂就有多少废料，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垃圾，面色是白皙的，而且体型正在适合工作的需要恰当地起着比例上的变化。
日本有一位哲学家叫池田大作，他曾与
* * *
以上两节所涉及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中国根本就没有的，仅从现象看，有些问题，如污染，比西方还要严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不是东方中国价值观念的必然产物，而是后天传染上的、学习来的，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的有力抗拒，而使这些只可能源于表面，是很容易纠正的。
第三章
西方的觉悟
什么叫做觉悟？觉悟就是通过感觉达到明了。从感觉到明了的过程也叫觉悟过程。
什么叫感觉？感觉就是通过看、听、经验而得到认识和体会，当然应该包括直感，如果再因为人的直感不符合科学而不予以承认，或斥之为谬误，人真的完全成了电脑或者说电脑真的可以完全地取代人了。
西方的觉悟是指西方的一些大哲学家、大诗人、大文学家根据自己对所处环境的感觉经验而逐步明了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过程。它不是突然来到的，而是伴随着唯人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几乎完全一致的认识，并将其隐喻地、从含混至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这些智者几乎都为人对神的胜利而欢呼过，都曾热烈地欢迎人性交流的春天，都曾为人的力量及崇高而欢欣鼓舞。然而很快，他们就敏锐地感到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人类世界不会是春意盎然的百花园，而将是万物调敝的荒草地，世界最著名的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人生和创作的经历较为明晰地代表了这种倾向。他通过他的角色哈姆菜特体现了他对世界看法的根本转变。哈姆菜特曾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者。曾热情地唱道：人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有着神的灵性，有着不尽的生命活力，居住在太阳高高照耀着的生机勃勃的地球上，享受着热情，创作着不朽的业绩。然而人的无可遏制欲望终于导致了宫廷之中的残杀惨变，一夜之间痛失双亲，没有了爱情和为了一个鸡蛋壳也可以大兴杀伐的现实使这位意气风发的王子最后陷入一种“是继续活在世上还是立即去死”的沉思。
16世纪就已经有了清晰无比的预感，随着欧洲形势的急剧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西洋彼岸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通过他的作品发出了“丧钟为谁而鸣”的质问。
（一）丧钟为谁而鸣
191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在人的贪婪欲望的支配下，借着科学的帮助在“唯人主义”的故乡欧洲爆发了，20年后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布了全世界。每一面战旗上都写着征服与瓜分，每一个战场都可以看到受不住痛苦折磨的士兵大声叫嚷着让他们的同伴朝自己脑袋上开枪以结束伤痛的惨状。最有智慧的科学家在日夜兼程地计算和制造着更为有力的杀人武器，最先进的通讯和宣传机器一齐开动起来向人民一遍又一遍地宣讲着杀人夺财的道理。
战争失去了任何英雄的崇高的因素，陡然使大地沦为血腥的屠场，当人面对这场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如痴如醉、目瞪口呆的时候，斯宾格勒，一位战争中的德国默默无闻的教师，出版了《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里，斯宾格勒把文化和有机生命进行类比，经过隐喻的沉思，形成了他的历史形态学，他说：“每一个文化有其各自发展的可能性，它兴起、成熟、腐败，而一去不复返。”
由于斯宾格勒不熟悉中国的哲学精神，把他身处其中注定要自然完结的文化历史的局部当成了人类文化历史的全部，从而直线地认识事物，得出了一去不复返的错误结论。然而他是严肃而真诚的，他认识到了目前残杀是西方文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反人类性又将回过头对支持它的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他不是哗众取宠、危言耸听，而是作为一种幻灭的时代精神的宿命论的表达。这是西方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最公开最明了的警告。
与此同时，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也盲目地、绝望地唱起孤注一掷的生命之歌。他们在无可奈何地宣讲生命孤立无援的绝境之后希望通过解放个体，让个人能够做出符合自己生命要求的选择，从而实现对已经注定的文化大势的胁迫。
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和文艺作家更是敏感地通过诗歌和作品表达世纪末的时代精神。T.S.艾略特《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空心人》等作品，生动地构成了现代西方的大背景，一种文明的无可奈何的破碎。
世界就这么告终，
不是轰隆一响，
而是唉呀一声。
（T.S.艾略特；《空心人》）
1922年艾略特发表诗歌《荒原》中所表现的“荒原意识”最充分不过地表明西方社会在失去对神、对人的双重信仰之后，所谓“文明的国家”已经变成了荒原、卑琐凶恶、干涸不毛、缺乏生机与希望：
一堆破碎的偶像承受着太阳的鞭打，
枯死的树没有遮荫。
人生虽生犹死，内心里一片空虚，
我既不是
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
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
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 * *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可能出现达尔文和他的所谓进化论，才可能有人敢于把人拉入猴子的行列进行讨论。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弗洛伊德的学说才能得到反映。人类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行为，实际都受制于一个存在于人心灵深处比污水沟还要幽暗的潜意识的操纵，而这个潜意识的内核是性欲，受生殖器指挥。
达尔文、弗洛伊德一个说人是猴子变的，来源于兽，一个说人是兽欲的玩偶，完全受制于兽欲。这种人兽混为一谈的学说不但没有使西方人感到羞辱，相反的时髦一时，被作为方法论去解释他们全部的历史和文明。甚至认为哈姆莱特最后替父复仇为国除害的行为被解释为希望占有自己的母亲而不可得，看到叔叔得到了便产生了一种情敌间的嫉恨，而他之所以迟迟不行动是因为他内心里钦佩叔叔比自己有能耐，实现了他自己想实现而不敢实现的意愿，伦理没有了，正义没有了，人的特殊丰富的感情亦荡然无存，人成了变样的兽。
这些理论到底是学说，还是智慧觉悟后而无可奈何的嘲讽？他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完成了对现实的哲学思考与把握，也成功地顺乎时尚，借着科学的外衣表达了他们的悲哀。古典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的幻想和信念，作为人应该有的内心尊严和理性都不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得到实现，要理解他们首先要去理解兽和兽欲。我们不能不认为他实现了对西方文化与现实的最深刻的终极状态的觉悟。
如果说斯宾格勒的隐喻、艾略特的荒原、达尔文的人兽同种、弗洛伊德的人兽同欲是对西方文明抽象和诗意的觉悟，而法兰克福学院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作品《单面人》则对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了具体的批判性解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业社会具有这样的一些手段，它们能把形而上的转变为形而下的，把内在的转变为外在的，把精神的探险转变为技术的探险。'灵魂的工程师’、'精神病医生’、'科学的管理’、'消费的科学’这些可怕的术语（和现实）以一种形式集中概括了反理性的东西。”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罗列到了马尔库塞所分析到的现象。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以生硬的物质占领人的生动的灵魂。人的内心世界本来是广袤的、深邃的，是一片广阔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空间，但是工业文明通过无限的物质引诱，使人神秘幽深的灵魂愚钝地张开，变成了功能性器具，变成了物质的容器。
工业文明的物质性湮灭了人的心灵，人的追求物质享受、物欲放纵的结果使物质成了专横跋扈的主人。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单面人》第1页）人们购买汽车、别墅、时装，购买舒适和享受，并不一定来自自身的购买愿望，而相反的觉得是一种无形的隐蔽的力量在操纵着他们。他们为自己的欲望感到厌倦，但又无法摆脱。
我们说，西方的文明现实是严峻的，同时也认为西方智者的觉悟同样是深刻的，回想早在18世纪的歌德的著作中。把人的追求和力量的产生以及对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征服归结为魔鬼的引导和帮助，到底是由于天才的预感还是人、富有智慧的人的精神中果真存在着对未来的预言功能。浮士德把《圣经·约翰福音》中的“泰福有道”，改成“泰福有为”，意思是说泰初本无道而人将永远有力，举行了近代文明的升旗式，为了追求人的欲望的实现。拿自己的灵魂与魔鬼糜非斯特打赌，他认为他非常的了解人的性格，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刻，只要他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灵魂便听凭魔鬼带进地狱。
这既是一个赌注，同时又是一个象征，曾引起全世界无数学者的辩论和猜测。曾启发了一代又一代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去寻找西方文明的真正的动力和动因。
魔鬼引导着人去满足财富和肉体的欲望，去赢得名声和实现业绩，一个欲望的满足刺激着另一种新的更大更强欲望的产生了。饮用了魔鬼生命之水，越饮越渴，越渴越饮，就是这样越走越远，越走越辉煌，永远也无法停步，也不能停步。
理论界把浮士德的经历看成是西方文明的象征，是西方精神的缩影，这是深刻而有见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浮士德最终在一种理想安宁的新家园面前，还是喊出了“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宁愿让灵魂下地狱，然而天使感其一生努力还是让他的灵魂上了天堂。
这个结局对西方社会有没有启示，宁愿冒着灵魂下地狱的危险也要使自己的欲望停留在一个恰当的分寸上。
物质的社会毕竟没有诗歌创造那么简单。欲望还在继续膨胀兽欲，还在继续激发，魔鬼的引导与奉献还在放射着光芒，战火一次比一次凶猛，武器一日比一日精良，这就难怪在海明威发出“丧钟为谁而鸣”的慨叹的同时。
（二）大江歌罢掉头东
我阅读汤因比的著作心情是复杂的。原以为只有我才知道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在未来人类历史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作用，万不料早在50年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文明的中心英国有一位以研究历史而闻名世界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就有几乎与我完全一致的看法。
为了表示我对这位伟大的历史性的智者的尊敬，借《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一书所提供的材料再一次介绍他的生平和功绩。
汤因比全名叫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1905年开始他继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从师著名历史学家阿·齐默思，潜心攻读古希腊、罗马史，并徒步漫游了希腊各地及世界的许多地区，7年后回到牛津大学担任古代史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在英国外交政治情报司任职，参加过巴黎和会。
从1920年起，汤因比受命主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25年他出任这个学会研究部主任，并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被英国政府倚为“智囊”，曾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1943-1946年间，他还担任了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1947年后，汤因比前往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讲学。1955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退休之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宣传世界和关心看人类的命运，著书立说，和尽可能多的人交谈，留下了几部珍贵的谈话录。
汤因比一生著述中，仅《历史研究》一部就长达12卷500万字之多。通过著述，建立起了自己庞大的历史哲学体系，内容丰富，独树一帜，启发了几代人的智慧，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重视与研究，被誉为“全世界性的智者”。
就是这样一位全世界性的智者在他与池田大作的谈活中（也是临去世前一年），这样谈论着对世界和中国的看法，尽管受到池田一再地干扰，仍然表述得从容不迫，无比坚定。他说：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指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感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照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只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89页）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之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日本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八，由日本人和越南人表现出来的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和平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的事业上来。
在池田又一次诘问下，博士接着说：“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去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为了使大家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智者的觉悟，我在此把他说的全文照引出来。
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去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惊醒了。
1839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清朝的鼎盛时期一一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一一帝政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系决裂。这个地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此印度扩张国界是在中国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1799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从1858年至1861年时期，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东西。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南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中国开始和旧大陆西部其他文明的各国民族接触，是纪元前二世纪的后半世，然而在近代西欧冲击之前，对中国给以很大冲击的只有一个印度。而来自印度的冲击又采取了传播佛教的和平形式，并且佛教一旦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这正和从匈奴到满族这些北方民族几次征服整个中国或一部分中国而最后被中国化了的原理是一样的。
然而，进入17世纪，代替这些民族而出现的北方的新邻居俄国人，中国不能使其中国化，16世纪侵略过中国，19世纪暂时控制过中国的西欧各民族，也没被中国化。西欧短时间的统治虽已成为过去，但其影响至今还存在。像过去来自印度的影响一样，他想把中国变为信仰非中国的宗教国。可是中国已经把佛教中国化了。这次似乎要把共产主义中国化。然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话方式存有很深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
1839年以前，中国和其他文明世界的关系，除了一个较大的例外即和平地向佛教改宗，这个来自印度的冲击外，一般地说都不过是表面上的东西，没有什么重要的。然而在过去五百年又因为西欧各民族想通过向世界扩张势力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把人类统一为一个整体，所以这个以西方为主导的，本来是在西欧范围内统一的过程，也把日本和中国引进到新的全球文明网中来了。这样，从1839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世界的结构中，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宗教等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中，中国再也不能返回到东亚孤立的“中华王国”了。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杜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肩负的使命呢？
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开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造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的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的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在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是在这里。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指刘邦）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地，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在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朝鲜人？
概括博士谈话的主要内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将来统一世界、协调人类步骤中最为有力的依据是中国几千年如一日的整体的智慧和胸怀。这是既定的史实，而不是因为几十年后出现的亚洲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四条小龙的威力，经济始终没有纳入博士的人类趋向的判断。
无独有偶，还是一位英国人（大家知道，英国曾是一个日不落帝国，说它是西方世界的旗手是不过分的）克利朵夫·巴克特在深人地钻研了《易经》之后，大声疾呼：看起来中国人的智慧不仅比我们早，而且更具有科学性，他居然谈到了科学。是的，真正的科学原理决不会与中国人对天地道理的认识相悖，矛盾在于怎么使用它。但总的说来、西方人仍生活在一个静止的精神世界中。在那里，每件事都有它固定的位置（见《易经一一第一号成功预测》第36页）。
从西方纯哲学界不断传来的信息看，一个普遍的情绪正在升起，西方原有的一切方法论皆无法使他们摆脱哲学上断裂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他们在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论出一个意思，到了向中国人学习智慧的时候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处在发达地区的华人哲学家掀起一股中国哲学热。
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理由和经验一齐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到了中国智慧之上。“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的一句应该说意思一直未得明了的诗句，只有到这时候才有了最好的解释。
第四章
太阳仍然从东方升起
用太阳仍然从东方升起作为本书“归宿篇”的最后一章，这是我们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也是中国哲学“损益”循环，“褒贬”互换原则的指引。尽管我们在此把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归宿尚面临着许多现实中的问题，但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坚定信念。
解决现实的问题需要现实的办法，需要具体的操作，这不是理论所能取代的。但神奇的操作可以使许多从理论上看遥远不可企及的东西忽然临近，使天堑变作了通途是我们都曾经验过的。我将在下一本书中写出这套操作的程序。目前作这种表述为时尚早。这是知时。不知时，妄作，则凶，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也是中国哲人智慧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现在谈归宿只能是表述那一系列操作之后的理论状态。我们所关心和需要一起研究的是这个理论状态在中国哲学中是怎样体现的，会不会辜负西方失误的迷惘和我们东方长期坚持的痛苦。
（一）唯一的归宿
今天，我应该说，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归宿，既是我本人超验的体悟，也是关于西方人上下追究而求之不得的教训。人毕竟是人，无论其地理分布有什么样的不同，其面貌特征如何地迥异，但在体悟天道，反省自身，希望探究其来源，希望明了其归宿的大问题上是一致的。全人类6000年左右的文明史就是这个历程的记录。这也是我们把全人类当作一整体来思考问题的基础。而且目前的现实条件不仅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而且无可回避。
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唯一归宿呢？是因为中国哲学有与众不同的几大根本特征。这些特征作为天道启示的结果当然地在其他民族哲学中间或出现，甚至被局部地夸张、强调导致变形，但它们毕竟没有像中国哲学那样对自己的信条坚持不渝，圆圆而神。包罗了宇宙万象又始终不离开人本身，为了简洁明了，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唯一归宿的基本特征分五个方面来表述。
1.明无限、知有限，尊崇大自然
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广袤无限的，在“道”的安排下，通过阴阳变化而剖产出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阴阳变化是有法则的，因而万事万物皆井然有序。对于宇宙的法则，人是可以局部感知的，因人受到宇宙力量的作用不同，感知的程度也不同，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对宇宙法则的掌握和改造。他只能悟道、察道而顺乎其时，应乎其序。孔子有过精妙的表述，叫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该知道的、能知道的就该知道，不该知道的、不可能知道的就该不知道，这就是知识本身了。虽然孔子不是专门议及宇宙法则而谈这番活的，但从他观流水东去，念岁月消逝，望苍天无语而示人时序的习惯，我们可以窥知圣人对大自然长期静观默察，百般体悟于心，稍触即发，既应付了当时的情景，又慨叹出大道大理。
中国另一位哲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大道常隐，经人表述就离开了原质，何况去把握道、支配道呢？
庄子干脆把人希望通过有限的生命去了解无限的自然视作人类痛苦的根源。
中国哲学就是这样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给人类留下了一个无限的无知的空间，这是精神的空间，除了精神可以在此广袤的空间中永无滞碍之外，还必然诱导着人们对人类之外的其他的自然现象的崇敬和审美意义上的和谐。一个与人类一样由宇宙之中大道生成的自然，是应该被用心体察的。更何况自然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山川河流与我们人类性命生理一一对应，互相关联。
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人类怎么能引起掠夺自然之心呢？当然也就最根本地避免了掠夺自然之后的灾变。
反之，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且万物皆备于我，大自然中的风起云涌只是在向我们昭示道理，也不会引起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像古希腊人所表现出的那样，恐惧是反人类的宗教和反神性的唯人主义的根据，因为这一方面让人感到无奈与无限的神秘，另一方面诱导人要去挣脱、征服和超越，实践已经证明这两种发展都是反自然的，也是反人类的。人类的精神不可在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极端驻足，只能归宿到明有限，知无限，对自然永怀崇敬之心之情的恰当的处境。我们都是大道的儿女和作品。
2.人即神，神即人，吾养吾浩然正气
这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精神，在承认自然、尊崇自然并与之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对人的重要性的意义一贯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人在宇宙中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人为万物之灵。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与天、地参”，参就是三，即天、地、人并立为三，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智，夫使能参。”天存四季变化，地有各种资源，人有智慧才能，可以组织社会，规范道德，在宇宙中天、地、人各有贡献，各居其所。
关于中国哲学中这一贯彻始终的传统，
“这个传统，跟别的文化比就可以看出它的优点”，“好不容易到了人文主义时期又把人强调过了火，不再是顶天立地，而是顶塌了天，踩破了地，流弊横行。”
人类的精神归宿应该归结到对人本身的恰当思考，在于探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中国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提供了最完美的蓝本。
明朝有一本《人谱》，近代谭嗣同写了一本《仁学》，前后相隔几百年，一脉相承地论述着做人的道理和做人的大原则．那就是顶天立地，与天地并立，由人即神，由神即人，神即人，人即神的境界，与宇宙中的浩然正气相接连。孟子说：“吾养吾浩然之气。”文天祥写有《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沛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重丹青。”“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人之所以为人是不可以没有一种精神境界的，而顶天立地保浩然正气长存，贯穿日月星辰，无论是生是死。这是中华民族关于人的最高境，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永远也酿造不出精神与肉体相分离的悲剧。
3.分义利，别善恶，允执真中
孔子一句“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奠定了中国哲学对人对事的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义为事理之当然和人事所当为，被列为仅次于“仁”的第二位道德和价值的教条。如果说“仁”的思想还没有广泛地被群众理解，只流于上层统治阶层，而“义”的观念则深入五湖四海，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一贯地被用来作为判别人、事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在所有的义、利之争中，人们道德上的选择几乎完全一边倒。中华民族也因此自誉和被誉为礼仪之邦，而礼是以义为基础的，是从义出发的。
利，即利益，在现代社会中它往往直接表示为金钱和权势。属外而不属内，是由人的妄想而生成的后天的东西。与“义”相比较，“利”是外在的，不能够代表人的本质倾向，相反的往往导致“见利忘义”、“财迷心窍”一类的腐化。
换句话说，“义”是人内心善的外化，“利”是人身上存在着的“恶”的欲望的结果，前者导向人伦，导向精神，导向以礼相待的和谐与不争；后者导向争夺，导向腐化。
中国哲学中的义利观、善恶观除了与只有在西方哲学宗教中才出现的价值观暗合之外，它又有着宗教所不具备的肯定人的功能，即义与善存在于人，人可以通过对利、对恶的抑制而实现情义与善良。既看到了“利”的诱惑的存在，看到了恶与善往往并存在一处，然而修习礼仪，诵读诗书可以明大义，弃小利，扬善良，驱邪恶，这里，利与恶都没有必然地使中国哲学走入极端的有关人的罪恶的意识。就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明白空气中有许多病菌而泰然处之一样。
知其长存而注意修持，把握住原则而不流于极端。行义是自愿的，也是自觉的。它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发乎人的仁心。它所要突出的是道德，是善的目的，因此不能用成就事功的大小相衡量。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哲人强调“义”与“利”的不同性质，但并不将其夸张到尖锐对立的程度。在旷日持久的义利之辩中，一方面坚持的是义不是利，但不宣传排斥利，特别是国家民族人类的共同的大利；另一方面坚持利就是义，认为行义的目的就在于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利益，前者“以宜为义”，追求发乎于内心的道德完善，后者“以利为义”，坚持在争取个人和社会的福利中可以实现的目的和愿望。哲学史把这两种义利观看成是中国哲学中两种价值体系的争辩，其实，他们各自说明了义利的一方面，一方并不必然地以否定另一方为存在的前提。相反的可以看出，争辩的双方都以义为最高的追求，所不同的是在追求的方法和实现义的途径上有所区别。正是两者相分相离而又相合相谐的基本属性，形成了中国哲学关于义利的恰到好处的原则。那就是：义是发自人的善心的，是道德和精神修养和提高境界的需要，它的目的是使人民富足，生活幸福；利就是社会福利，有了利才能见义。没有利，义便不能有效地寄托，从而丧失了根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内心深处往往以义取利，得利而不忘行义的道理所在。
恰到好处地坚持与妥协，恰到好处地交叉与互补，使人伦道德永远占据着人类生活的中心，又尽可能实现社会的福利。道德的保持，精神境界的提高，社会福利尽可能地满足，彼此并行不悖是人类和平的根本之路。
4.制礼乐，兴教化，内圣外王
制礼乐，兴教化，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在人类社会的动员和组织学方面的最突出和最不同凡响的贡献。它直接明了地指出了人类通向和谐的具体措施与方法。
何为礼、乐？
孔子说：“言而履之，礼也。”“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坛者也。”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仁，根据中国哲学的解释，是与人俱来俱在的发乎生命深处的真诚。
义，指生命的意义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
理，条理和秩序。理是常则，可以解释为天道，是不可变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时，即时用，时宜。这是礼的可变因素，《礼记》说：“礼，时为大。”凡不合时宜、不切时用的礼都必然改变。
我们通常地说礼，以及礼在中国哲学中具体体现是形式化的规范，一方面表现为圣人、帝王创造的国家、朝廷的大礼，另一方面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常礼，它完全可以付之于操作的，完全是外在的表面化的形式仪节，如跪拜、鞠躬作揖、点头、握手以及行动的先后、排列时的中间与两侧，甚至包括说话时的语调与态度都有严格的规定。古人把它大而划之地表述为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夫妇之礼，兄弟之礼，长幼之礼……总之，只要有人的地方，礼就无处不在。特别值得指出的中国之礼，形式上的礼是以仁、义、理、时为内在精神背景，只有在如此丰富的内在精神背景之下，礼才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礼就成了虚架子，就不可能通过行礼达到仁、义、理、时境界的完整。为了保证两者之间的平衡与通畅，中国哲人还专门作乐，把乐提到了相当高的哲学高度来对待的，并把它与诗紧密相连。在音韵的变化起伏之中求取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与礼形成相应补充的有机整体。从而有表有里，有形式规定，有情感交流。有人把中国的文化称之为“礼乐文化，”可能就是基干这样的认识。
何为教化？
教是教育、有教无类，是人就可以也应该接受教育。中国的教育不同于西方的技术培训，而在于启发心灵真知，以实现大的知识。它是适应和满足心灵的需要而不是基于能力技巧的运用。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人而不是使人成为有用的工具。这是为什么中国历来重视以文取仕，而不是以能、以巧充贤的大道理。从孔子开始，大哲学家同时都主动兼担起教育家的使命，一贯地重视启发，而不是灌输。并且一再指出对那种启而不发的人是无法实行教育，一再欣赏那些举一而反三的学子。人伦道德的境界是中国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不是把人培养为只具一技之长的工具。
何为化？
化是影响，既是具体的教育之外的东西，又是时刻不离教育的教育者本身的道德素质，即所谓正人必先正己。用现代的活说，即言教与身教的关系。身教就是化，它要求教育者本身具有很高的道德素养。他的德性就是实现运化的根本。
自汉以后，统治者要求以吏为师，吏不但承担着督促人民修习礼仪，处理民间矛盾纠葛的责任，而且还要对人民普施教化，从而要求不仅具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修美的德性，即德、才兼备。如此类推，一国之君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教化的中心，他同样应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和文武双兼的才能。这也就是中国对统治者，对其领袖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希望。
这个希望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在《大学》中更得到了详细的宣说，即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
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条目为“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领”、“八条目”互相作用，完成英明君王的德性与知识，通过官吏教化人民，以形成上行下效，普天宁谐的政治生活局面。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内圣外王”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理想，而且在中国好几个王朝曾成为成功的实践，这种理想和实践可以极大地避免人民的盲目，极大地帮助王法的施行。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永远都只有人治，只有在统治者德行的有力影响下，法制才会有意义。随着西方法制精神的破产（法律条文越多，犯罪科目亦愈多，法律愈完备，犯罪手段亦愈诡秘），中国的特殊的人治将显现不同凡响的意义。
有德君主的有力的带动与影响，以形成社会的风尚，加上王法的稍加约束，先教而后诛，少数败类则只是中国人治的特殊内容。
5.老有终，壮有用，大同世界
在《礼记·礼运》篇中，中国哲人对人类的理想社会有着具体而朴素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本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即我们所说的“大同世界”。
中国哲人就是这样朴素而又单纯地表述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这里没有繁琐的推论，没有矫揉造作的神秘，没有奢华的引诱。作为中国哲学理论的一部分，与中国哲学关于人类的其他方面的思考相互辉映。它的最根本的意义和要点是各得其所，各尽所用，各证本性。要求仍然是天、地、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照着这样的理想，人类在生生不息。运行不止的大道运化之中，“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违”。中国哲人相信，天地化育是能够各尽其性的，而人性是可以“群”，可以相通的；照着这样的理想，对天，对地无恐惧之心，亦无征服超越之欲。对人，对事无杀伐之灾，亦无掳掠之变；对幸福不放纵欲望之苦求，对个人无强求一致功用之扭曲。这是一个人与天同乐，人人相谐的景象。很难说把这样的景象亦划入诸如“黄金国”、“乌托邦”式人类幻想。我们祖先告诉我们它已经存在过，也一定会重来，中国的历史是一个神奇的历史，中国的思想亦十分神奇，现实中曾发生的，思想中曾经历过的都无不存在着难以言喻的周而复始的大序。而且前一次是后一次的缩影，后一次是前一次的扩展，但轴心永远没有变。如果有专门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沿着这个思想去考证，一定会别开洞天。
* * *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表述 ，我们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哲学为人类的精神思想、包括为体现精神思想的社会现实规范提供了唯一的带有归宿性质的蓝本了，因为照着这样的思想去生活就可以无限地避免了困扰我们、特别是西方社会层层难以突破的迷障，就可以实现既无对自然的无妄掠夺，又无精神肉体的分裂，走上无芜杂纷乱之忧、无杀伐功掠之灾的和平之路，就可以做到“天下归仁”。
（二）无可推卸的使命
什么叫使命？使命就是去做你该做的事。这里首先要明了什么事该你做，什么事不该你做。这本书是表明我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将跨越两个关键世纪的成员、在长期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所体悟到的中华民族的责任，而其根据又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体悟，而且是早已显示于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优秀分子的智慧之中。这怎么能不让我们顿时惊彻心肺呢？
一切原以为是偶然的不再是偶然，一切原认为是那样的全变成了这样。回顾我们民族曾有的那种形式的辉煌。看一看我们至今仍未彻底摆脱的灾难，历史到底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还不够明白吗？
我们怎么能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文化继续做着学究式的比较、空洞浮泛的评论呢？一种活生生的行动的哲学、负有使命的哲学怎么能够当成博物馆里的化石去随意敲打呢？
全世界的智慧都把人类的方向指向了中国。我们怎么能够继续以谬误作为锦标，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毋庸讳言，精神的蓝图与文化的现实尚存着较大的距离，然而缩短这个距离不应该抛弃蓝图，而应该相反的将蓝图仔细地研究以实现觉悟。
中华民族在替天行道上曾多次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威力。现在，确实到了把人类的事务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了。怎样才能够不辱使命，恰如其时地布天道于天下呢？还是依靠中国哲学的智慧，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复杂化。
那种把人类的归宿理解为是对中国传统境界的复归。就是简单化的错误，简单化忽略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意义，从而也忽略了人类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不断地探索，进而达到自觉的意义。被告之的知识与通过体悟之后的知识是两个决然不同的概念，尽管形式有时一模一样，但内容上的差别是巨大的。两者在同一个时间做同一件事，也许都用同一种方法，然而前者是在条条制约之下的条件反射，后者是体悟之后的自觉行为。
人类发展到今天，特殊是西方现代化社会忽然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东方，这是一种体悟之后的自觉行为。一旦他们深入地了解了东方的智慧，并且被证明与自己的体悟是一致的，行动起来就带有极大的自觉性。由此而创造出来的社会就绝不是原始的“古朴”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平衡，新的和谐，新的相互作用与感应。
在这个问题上，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人民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尽管我们得天独厚，然而，人类的文化毕竟为全人类所共有，决不能因为我们的智慧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归宿的理想状态，就放弃对这个智慧的学习和体悟，幻想坐享其成。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比较单一，缺少冲突，因此，在自觉地发挥自身民族智慧上有着比西方民族更大的困难。这一点，我们可不能不认识，不能不警觉，要不然，自己的智慧在自己的头脑中仅仅是教条，而在外人的头脑中却成了自觉地选择。这种潜在危险深刻地存在着。而简单化将加深这种危机。
与简单化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是把人类各民族文化现象、哲学精神必然地交融与汇合的自然过程过于复杂化的夸张。持这种倾向的人牢牢地抓住各民族哲学现象中形式上的千差万别，进行着无休止的细枝末节的比较，忽视人类思维、精神现象的本质上的深刻地统一，使本来就可以自然融会贯通的趋向变得格外生硬，格外遥远，格外陌生，最后使理论完全游离于现实，成了空洞的思辨游戏。
我不希望我的著作在表述中国哲学之于人类发展的伟大意义时被简单化地误解为放弃努力，等待别人归来；被简单地理解为简单的回归。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上一节中我归纳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五大带有人类福音性质的内容，仅仅是人类今后精神思想的基本内核，而绝不是其全部内容和面貌。严格地说，人类精神发展史发展到今天是呈一种汇合趋向的，是一种向前的统一的汇与合，不是回头。我的著作所强调是中国哲学精神将在这种合流中成为指导的灵魂。这又不仅仅因为它具有我们上边提及的特点，更在于它对外民族文化的接纳与包容，要想实现接纳与包容就不能够简单化。
另外，克服简单化弊病的另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正视现实和尊重事实。高度发达的科技与现代化需要突出以人为核心的精神依托，而充分地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体系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充分发达了的人的技能和智慧，这需要一整套完善的方法论作为必要的中间环节，在我下一部有关方法论的著作中将详细阐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与此同时，理论上复杂的倾向也应该予以克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力的理论是简明的理论，无论它涉及的理论背景有多么深厚，多么复杂，它的表现形式必须是简明的。学科发展的过于细致，推究考注的过于繁琐已经使我们分不清主次，把不住纲目了。这样的学术倾向再加上一些学者对人类大势把握不全、听凭才华自由地宣传造成了许多人为的混乱，以致一些原本大家人人明了的基本概念却难以廓清了。这种倾向的存在除了使理论脱离实践，使理论无法担当起它应该担当的指导现实的作用还造成了社会对理论及理论界的轻视。目前，这种倾向的危险性比前者简单化弊病的危害性还要大得多。著作求厚，选题求僻，立论求全，偏偏忽略了简明。
简明的理论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论研究上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我们民族目前的文化背景要求更加简明的理论使人们摆脱繁杂化带来的选择与鉴别上的痛苦，进而将人民动员，进而使人民了解自己文化的大概和实质性的精神，进而根据他们各自的经验去丰富和扩充这个精神。
只有我们面对了现实，尊重事实，深入浅出地廓清一个简明的中国哲学的大系，把握住中国哲学包容性和创造性的本质，我们才能够在人类精神汇流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后记
书作完了。我再次感到语言是有限的，而人的觉悟是无限的。我甚至认为这本书并没有表达出我希望借此表达的思想，它仅仅作为一个象征才具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我保持它一气呵成的原样而不去做常识性和方法上的修改或者润饰的原因。
于北大哲学系
【附】
在“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诸位学者：
感谢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代表中国特区的企业界和大家一起来纪念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界最值得尊敬的伟大哲人冯老前辈，同时表达出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社会、中国的企业界以及我本人对哲学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希望。
冯老前辈的著作和他著作的方法是几代中国青年了解中国哲学、体会中国哲学真意的启蒙教科书和指路标。我本人则更是每每掩卷长思，崇拜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本来想借祝贺先生95岁寿辰，略备薄礼以示心情，奈何先生仙逝，实是一大憾事。
冯老先生之所以声望卓著，享誉全世界，这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和他的业绩都表现了一个大民族所特有的精深的哲学文化根基和他本人对这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真诚的热爱和睿智的理解。在他大量的著作和谈话中，恰当的深入浅出。广征博引之后的相谐成趣，对事物、对社会、对人生的知命达观的诙谐，无处不闪现着中国哲学家独到的风采。穷极思辨又不离日用寻常，荡漾着中国文化的浩然之气。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一个体察到了苍天大道的民族。它的历史、它的荣耀和它的屈辱以及它今天的分布都是一个巨大而恰当的象征，象征着它要负起特殊的使命。它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毫无滞碍地兼收并蓄，同时又通过它的习惯对那不合适的思潮进行着从容而坚定地排斥。历史上它兼收了佛教，形成了中国佛学；近代它把马列主义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但它却有力地抵制基督教和个人主义。综观它的全貌，了解它的运行过程，真为自己是它的一员又处在跨世纪的年代而感荣幸和自豪。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注定要被淘汰的民族，它的文化将给人类带来新的秩序，也只有站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够准确地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恰如其时掀起了东方（中国）文化热，为什么机智、严密、专门研究历史而获得世界性智者称号的汤因比做着“中华王国”的预言，也就是中国人、中国的文化要给人类带来新的安宁。世界哲学趋向的转变、世界智者的种种预言绝不是由于所谓“四小龙”经济的发展，而是在预示人类的新的价值标准、新的价值取向，它们将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将在中华英雄的壮举中诞生。因为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是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最根本的价值是神人共存共证的伟岸。世界上只有中国哲学才最深沉、最生动地表现这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根本价值。
同志们，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对待一个大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任何的急躁和短视都是极其危险，我们需要的是按照我们生命力的要求去努力，同时尤其要具备对历史洞明之后的耐心。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中华文化的启示。
值此哲学界群英荟萃、纪念缅怀冯老先生哲学业绩之际，我和我们能够代表的人们热切地希望通过诸位的努力，让哲学走出哲学家的课堂，开创中华文化和平、和谐、分善恶、别利义、壮有所有、老有所归的一代文明的新风尚。我坚信中国的企业界及其他社会各界真正关心民族前途的人们一定会满腔热情地欢迎和支持你们的工作。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们正在做着这样的努力，我坚信他们的工作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请再一次允许我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冯老先生表示真挚的敬仰与怀念。
张甲坤
[①] 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三伦，称为“三纲”。“纲”的字的意义是网的大绳，所有的细绳都连在大纲上，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为臣之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是这个意思。
[②] “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并且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结合。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见《白虎通义》卷八）。
[③] 官象，取《官制象天》书名中的两字。董仲舒说，政府的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四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职，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
[④]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9页。
[⑤] 见《华裔学志》Sinica VI Jahrgang，1931。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4-165页。
[⑦] 见《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杜1989年版，第4—5页。以后均引此书。
[⑧] 同上。
[⑨] 见《德目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杜1989年版，第4—5页。以后均引此书。
[⑩]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32页。
[11] 同上书，第33－34页。
[12] 同上书，第34页。
[13] 同上书，第35页。
[14] 同上书，第40页。
[15] 同上书，第42页。
[16] 黑格尔语，见《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22页，沃尔夫虽思想较为明朗，但惮于时势，亦不得不一再声明天启神学与自然理性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其软弱性。
[17] 恩格斯：《反社林论》，第13页。
[18] Reishwein Europe and China，第77页。
[19] 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