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正视民间借贷地位开放金融市场

        最近民间借贷危机频发，央行昨日终于开口表态为民间借贷定调。央行负责人称，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并表示下一步将致力于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民间资本规范从事资金借贷活动，鼓励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

        常年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终于被央行重视了一回，只是央行对民间借贷的地位界定和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态度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央行对民间借贷的地位界定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虽然承认其有益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个补充。一直以来，似乎带个“民”字的都是附属和补充，民企是国企的附属，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民间借贷不仅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在观念上更是处于灰色地带，而这种观念上的偏见又加深了民间借贷在实际中的窘况。

        民间借贷似乎从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但正是这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支撑着中国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这些民营企业又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工信部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都是中小企，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 D P的60%。今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企业过去三年实施的重大融资方式中，73.5%的企业选择了“长期银行贷款”，55.3%的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而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更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在民间借贷危机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何以这99%的民企却是那不足1%的国企的附属，这解决逾60%甚至90%企业融资需要的民间借贷却是那承担10%或30%企业融资需求的正规金融的补充？长久以来对民间借贷的视而不见、任其在地下生长已酿成今日的巨大风险，现在要使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首先必须正视其地位，明确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如果一味将其视为补充，民间借贷则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空间也不可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正面效果。

        央行对民间借贷的态度是“规范化阳光化”，强调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高利转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但是要让以上说法成为现实，首先需要厘清何为合理合法何为非法金融活动，而这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的界定却十分模糊。有关民间借贷并没有单行法律，现行相关规定散乱且缺乏可操作性，同一行为依据这条法规是合法的，依据那条法规却是非法的，这就大大压缩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发展空间。

        扰攘四年之久的吴英案如今仍未落幕，2009年12月，浙江金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今年4月二审开庭，吴英主动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继续否认集资诈骗罪，至今未判。集资诈骗可判死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最高量刑10年，吴英犯下哪项罪名一直存在争议，更有人认为，吴英未采取欺诈手段、借款全用于企业经营且承诺归还，不属于诈骗，而全部11位债权人全为其朋友则不属于公众，即吴英两项罪名均不成立，应为朋友间的合法民间借贷。

        从吴英案即可看出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漏洞之大，央行表示要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但若无法分辨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如何规范，民间借贷一见阳光即被定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借贷之人不被判死也要坐牢，那民间借贷如何发展？可见，要实现规范化阳光化，必先在政策和法律上给予民间借贷更广泛的合法发展空间。

南都社论：温州民间借贷危情警示中国企业发展

2011年09月24日 09:31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9月21日晚，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欠款出逃，政府不得不出面安抚以免恐慌蔓延，因为他只是这一批跑路老板中的其中一个。进入9月温州仿佛踏进了“跑路”之月，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奥米公司老板等纷纷跑路，据不完全统计，本月12-21日的10天内就有7个老板跑路，民间借贷所造成的资金链条断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间借贷的疯狂是近期的热门话题之一，温州更是首当其冲，这里遍地民营企业，而银行资料显示仅能满足当地60%多的中小企借贷，剩下的30%多中小企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融资，很可能流向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目前估计规模约1100亿元，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此前就有不少媒体报道称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规模，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难以想象，结果这一刻还是到来了，网上开始流传一份《近期温州老板跑路清单》，其中包括从4月初至今部分因资金周转出问题而跑路的老板，涉案金额从几千万到上亿元不等，更有坊间传闻8月温州有至少20个老板跑路，9月更是爆出了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秋这样的典型，据其子供述其共欠债权人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温州堪称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温州模式”曾如奇迹般带着温州人迅速暴富，这个奇迹之城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今天的“借贷之城”。

上世纪70年代的温州人几乎是凭着“求生”的本能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白手起家创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依靠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比全国先走一步的先发优势，“温州模式”带领着温州经济腾飞。但是，随着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温州民营企业都是从事靠小商品吃饭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失去了劳动力优势，又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原材料优势，实业的利润大不如前，手上拿着大把钞票的温州人开始进行实业外的投资，什么赚钱就投资什么，企业不靠实业而靠“不务正业”的投资甚至投机赚钱，于是实业衰落企业日益“空心化”。2001年开始出现的“温州炒房团”就是温州通过投机行为赚钱的典型，随后几年，约2000亿元温州的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都有他们的足迹，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当地房价一路狂飙。直到2005年调控措施逐步出台房地产市场逐渐降温，温州炒房团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炒房后温州的民间资本又转向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直到最近爆发的民间高利贷其实也是一种变相投资，根本原因就在于高额利润。现在企业利润只有3%-5%，但是如果放贷100万年利息可达60万，利润高达60%。“温州模式”的崛起除了改革的大背景本来就带着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功利主义，而在这种投资甚至投机行为里，“高风险高回报”更加明显，在这种思想之下资金自然流向了投机领域。

况且，温州企业大部分为家庭式私企发展而来，不愿意进行垄断、并购，即使是股份制企业很多本质仍然是私营的，老板自己打拼下来的江山不愿分散给别人，因此至今温州上市企业只有10家，遍地小企业根本无法发展壮大，而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不是上市公司。这样，既没有垄断资源又不吸收市场资金以投资进行企业转型，仅依靠资本运作是无法长期发展的。

南都社论：正视民间借贷代表的非正规市场意义

另一方面，体制内外的巨额利差为“炒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业银行指导贷款利率水平仅为约7%，而企业通过银行进行“委托贷款”利率却高达20%，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更达到官方利率水平的五倍甚至十倍，巨额收益滋生出大量靠“炒钱”赚钱的资金掮客，相比起实业那几个百分点的微薄利润，有资金的企业更愿意将钱投入到资金运营来获得数以十倍的利润，温州市金融办官员坦承银行部分信贷资金通过中介机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而非直接进入实体经济，而温州民间借贷得来的资金投入实业即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主要进入的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如房地产、矿产等追求短期暴利，于是企业愈发空心化、去实业化、泡沫化。

一个混乱而扭曲的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困难中小企赚不到钱还要承受超高额利率的贷款，即使投入实业不要说发展转型就是生存都成问题，而其中一些为了赚钱还贷就将借来的钱投入各种投资炒作以获得高回报，这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无异于赌博；而资金充裕或可以获得融资的企业又无暇发展实业，因为各种资金运作能为他们带来数以十倍的收益，这样不仅自身无法长期发展，还进一步榨干困难的中小企，一旦资金链断裂很容易引发连锁债务违约，一如现在的温州。

政府可趁此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同时放松利率管制，去除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存在巨额差距的根本诱因。我国的利率双轨制，即存在着受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已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两种利率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官方利率和反映实际需求的黑市利率并存的状态。若能将民间资本纳入规管，发放中小金融机构牌照，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同时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加速利率市场化，令利率水平逐渐反映市场的真实需求水平。

但是，想要真正培育民间借贷市场，招安和监管并不太可取的，而是要正视其非正规金融的身份，专门立法，专项管理。可以借鉴台湾、日本等地轮转储蓄和信贷协会的经验，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信息和成本优势，提供社区金融服务。切不可简单认为民间借贷市场是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充分的结果，而应该正视民间借贷市场所代表的非正规金融市场自身的意义。在进一步推动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也要培育健康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唯有于此，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司其职，方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