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夜间夸大陆的节目:明帝国曾拥有的火炮技术到满清时期已成为可悲的衰落

在承德、故宫收藏着不少满清文物，其中有从多尔衮到顺治时代的留下的御用武器、亲军武器，不过是弓箭、刀矛，甚至有狼牙棒。这些武器都十分沉重粗大，一个现代的健壮男子多半别想使动，挨一下更不得了。比如箭簇有小孩的手掌那么大，铁剑则根本是一根大铁棒，看起来象杨过那把剑……这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使用的装备啊？
在《东北亚的兴起》中介绍的沈阳故宫博物馆里，收藏的努尔哈赤的兵器：“半寸多厚的背，超过一米六长的刃，再加一尺半长、粗得吓人的刀柄，这么沉重、这么长的刀，文字注解居然是‘努尔哈赤用过的单刀’！还有他那一人多高、直径超过八公分的弓…宽大得像把小扇子的“枪头”，巴掌那么宽、十几公分长的“箭头”……
而“展出的明军箭头重量为努尔哈赤的御用箭头九分之一”……可见当时明朝军队在冷兵器上的劣势十分明显。
JARED DIAMOND在《第三种猩猩》和《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农业的产生使得社会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增加， 但人们的体质却下降， 这在古人的遗骨上可以发现证据。（土耳其在冰期结束前的狩猎采集族群的男子平均身高是177.8厘米，到农业兴起后的6000年前身高降到160厘米，即使现在也还没恢复到古代的水平） 这是因为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适当。 而农人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 因此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
文物收藏和生理分析均显示，狩猎状态的游牧部落与已经进入农耕文化的中原民族相比，在冷兵器方面确实具备先天的优势。
所以农耕文明对抗游牧部落必须使用火器，不过明朝的火器还不够成熟，后金军冲锋是用死兵战术，火器齐射后死兵倒下了，后面还有轻骑，在阵前500米只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进行射击，就算有轮换射击也不能保证不短兵相接，那时候单单只凭借火器——枪械（铳）或短炮（佛郎机），是不能达到完全压制骑兵的作用，这两个兵种不能独立作战。西方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等到机枪出现以后才完全解决，之前的拿破仑时代轻骑兵也是重要的机动力量。
而当时明朝有效对付游牧骑兵是用“车阵”，即用百辆战车组成车阵，每辆战车配多门火炮，轮番射击，而不是仅用铳和佛郎机火炮单独进行射击。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火炮由于是后填充，射速是当时最快的，因为填装且定量的装药，十分方便，加上霰弹和开花弹，那种死兵冲锋的进攻战术就显得十分吃力了。一个多兵种协同的炮兵阵地若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正面很不容易被攻克，但是容易被迂回，所以要有车阵配合，围成圆形阵地就难于攻破了。
以上战术是俞大猷创造炮车后的成果，他设计制造的炮车上有大型佛郎机一门，小型佛郎机两门，他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京营从此有兵车的配置。
“当战时，车环于外，马步援兵贯之于内，而营外复连以拒马，枪锋刃向外，不必挑濠而濠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势在营，况以火器更番举放，杀手三叠出追，则步骑递用，而出奇无穷，且战且前，而虏自不支矣。”
事后俞大猷写信向他的挚友戚继光报告："近日兵车三千，当虏数万，大挫其锋。边方之人，谓百十年来无有堂堂正正若此一胜。"
可见车阵破骑兵确实卓有成效，这种战法的形成主要还是归功于明朝吸收了佛郎机的技术以后，进行了创新和改造。明朝主要装备的火器——佛郎机是一种后填装的火炮，因为运用的是金属外壳的后膛（有点象老式的开水瓶，有手提把手），射击的时候临时安装在火炮的后端，发射一次后换一个后膛。因为是定量装药，所以不会炸膛，而后金军用的铁炮才容易炸膛，因为装药不定量。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进口的少，多为仿制，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完全是一种古代的自行火炮，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而骑兵配备这种子铳更是显现出威力，其精锐的骑兵每人配备六个以上的子铳，冲锋的时候火器轮番齐射，简直就是战场上的轻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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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是军队火器的主力，明朝军队.佛郎机型火炮口径小，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快，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杀伤面积广，是守城的利器，其中“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而开花弹则由红夷炮来发射，后金头子奴儿哈赤就是死于这种武器。
佛郎机相当于一种短炮，而红夷炮是一种长炮，《明史》中记载：“其后（指输入佛郎机炮以后），大西洋船至 ，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种火炮显然是一种射程比较远的长身火炮，即长炮，“长二丈余”（6.6米），“重者至三千斤”（1.5吨）。
红夷炮作为一种射程远的长炮，其炮管的后座多为固定，而且是前部填装火药和炮弹，开炮时需要先从炮口放进火药包和固着物，接着用推杆把火药包和固着物推到炮管底部，然后才放入炮弹，并将其与火药包紧密相连。一切就绪以后，从炮管后部上方的一个小孔把火药包刺破，然后把引线插入火药包，瞄准之后点燃，火药的爆炸力把炮弹发射出去，此后开第二炮的时候，需要用水浇灭炮膛低部的火星，用干布擦干，再重复装药填弹的过程，射击速度非常慢，若去对付骑兵冲锋，估计放一炮以后人家就已经到跟前了。
而佛郎机比红夷炮射速快多了，一般配三个后膛，前三炮若训练有素应在20秒以内发射完毕，有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很大，若是一大两小的配合，更难攻破，射速奇快，当年郑成功用佛郎机攻打荷兰人的热兰遮城，2500发炮弹的火力集中射击打得拥有长炮（红夷炮）的荷兰人立马举白旗投降。以这样的火力对付只能用“死兵冲锋”的后金军，那简直是屠杀，所以后金头子努尔哈赤就死在了宁远，跟着他一起报销的还有1.7万后金军。
但是佛郎机也有缺点，那就是后膛和炮管之间的缝隙有公差难于克服，故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所以引进了红夷炮以后，明军的火炮体系就比较成熟了。
陆战中防守运用火器已经是司空见惯，而在明朝火器的运用中，进攻也是一大用处，“遵永大捷”中，明朝配备了三眼流枪和五眼流枪，以及“马上佛郎机”的精锐骑兵，在野战中大败皇太极数万精锐骑兵，轻重火炮一齐射击时，把几万后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此战也是火器野战胜蛮力的例证之一。
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碧蹄馆的遭遇战就很说明问题，3000人的辽东铁骑轻易就消灭了与其遭遇的2000多同样从事前哨侦察的日本精锐尖兵。之后被丰臣秀吉手下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围攻，训练有素的明军组成车阵防御，发挥出了火炮的威力。血战一天阵地仍然很巩固，当时的明军主帅李如松来不及等后续部队增援，亲自带领近卫1000余人当晚赶到战场，附近的另一支明军1000余人也来驰援，日军望风而退，整个战役日本军队损兵达7000人。
这些都是当年俞大猷创造炮车成果的延续——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可以看出，当时火器胜蛮力已经初见成效。赵士祯在《神器谱舫虏车锐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后来，明朝军队之所以在对付后金骑兵的时候有困难，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对付，而是因为大多数军队战术和装备结合差，是训练和指挥的问题。
由于明朝军队缺乏训练，别说多兵种配合形成战阵，就连手中的火器都很难发挥出效力，有时反而成为累赘，牺牲了机动性，多又放弃了刀剑和弓马训练的明军，在“生死500米”的距离上经常是“火器齐射”，甚至没有体现出远在永历年间的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战斗开始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这一作战原则，是朱棣鉴于永乐八年（1410）率军亲征漠北大败阿鲁台一战后总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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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训练和指挥不佳的军队，往往由于没有多兵种的紧密配合和保护，没有体现出战术战法，结果才会往往败给速度见长的后金骑兵。但后金骑兵一遇上训练有素的明朝军队，立刻就上演八国联军对其屠杀的一幕，后金几度攻宁远未果都是一样的下场，在“遵永大捷”时在北京城下也享受了同样的待遇，可惜明朝军队这种精锐并不多，有的还被汉奸用来帮助后金军……
而更要紧的是不少汉奸叛逃到后金军一边，携带了明朝的火炮技术和大量新式火炮，孔、耿二人就是因为带过去了火炮技术而后被封异姓王。火炮技术的流失更是加剧了阵前500米的问题，因为步兵火器以及车阵火力密集射击必然要密集队型，一旦对方有了比枪械和短炮（佛郎机）射程距离远的长炮（红夷炮），密集队型反而吃亏，而且明朝军队由于火炮配备多，所以机动能力差，尤其在遇到突袭的时候破袭能力不足，最终骑射见长的后金军便有机可乘。
另外，明朝末期那场从万历年间一直持续到崇祯末年的长达70余年的旱灾，以及旱灾引发的北方及京畿地区的严重瘟疫也是影响明朝军队战斗力和明朝国力的重要原因，否则李自成不会那么容易就进了北京城，这种天灾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在明朝末期，陆战中佛郎机（短炮）比红夷炮（长炮）射速快，但射程不够，是一种近防武器，但海战的时候，作为短炮的佛郎机其实比红夷炮更有优势。对比一下1637年英国建成的“海上君王”号战舰和同时期郑成功的三桅炮船，我们会发现，短炮其实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火炮。
郑成功“三桅炮船”属于大型福船其“树三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 ，并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
英国的“海上君王”号是1636年1月开始设计，1月16日在伍利奇船厂建造，1637年10月下水，主设计师佩特本想该舰只需装备90门大炮，但查理一世却硬要把炮数增加到104门（共重153吨），使之成为当时最大的战舰，重1683吨，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门炮，在上甲板上架26门炮。在首楼上有12门炮，半甲板上有14个炮门，还有10门船首炮及若干尾炮……
不算这个若干尾炮一共才92门炮，若都是1.5吨的12磅炮，也得138吨，剩下那个若干尾炮可能是6磅炮，因为英国海军的24磅炮为2吨，32磅炮为2.5吨，剩下12门炮只有15吨的重量，连12磅炮都不如。
郑成功三桅炮船的“千斤佛郎机”是一种重炮，郑成功曾根据在泉洲获得了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仿制了许多重炮，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从重量来看是“千斤佛郎机”无疑，英国火炮都是以弹丸的磅数来划分的，因为这是炮战中威力的显现，而郑成功的“千斤佛郎机”弹丸重24斤，0.9072斤=1磅，24斤=26.45磅，可见郑成功的这种火炮比英国的24磅炮还要厉害。
而英国海军的24磅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实心炮弹也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若仅有若干12磅炮的“海上君王”号，怎么和拥有40门26磅炮的船只对抗？再说还有8门红夷炮~！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重量在2吨以上，和32磅炮差不多，比“千斤佛郎机”还要强，“海上君王”号只有12磅炮怎么打？又怎么应付？
英军军规严格规定，不能远于400码开炮（365.76米），所以两舰对决的时候是近战，别想躲便宜，12磅炮对26磅炮，100米外人家能打穿5英尺橡木，你行吗？你若行，人家就在150米外用8门红夷炮轰你……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在这种船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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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而可叹的是那时候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还没有出现……
若中华文明未遭受后金的入侵，凭借成熟的海战战术、强大的贸易能力（西方评价中国为一个银泵）、雄厚的工业基础（铁产量已是万吨之国）、地理知识丰富（《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以及利玛窦在中国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西学研究深入（明末是翻译西方著作的高潮，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将极有可能呈现另外一番景象。
说到这里有些偏题，其实即便资本主义发展不理想，但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后金统治者在初期也饱尝这种先进武器的好处，不仅在中原及南方地区先进的火器是清军的利器，在对新疆这些一样具备骑射优势又有火枪的对手之征讨中，一样是因为有了先进的火炮而让清军有了优势，获得了胜利，击噶尔丹一役，即是用火炮摧毁了噶尔丹的骆驼阵，可为什么后来就衰落得到了无知的程度呢？说到底还是后金统治者因为害怕火器的厉害，一味对火器技术进行保密，生产进行压制，并限制军队使用，对火器发展不思进取，导致了大倒退。
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奉命为清廷铸造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便是其中最优秀的炮式之一。此炮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铸造完成，是一尊铜炮，重3公吨、炮长310 公分、口径12.5 公分、用药5 斤（斤）、生铁炮子10 觔；
而南怀仁造的红夷炮无论从内径还是长度或者锻造技术来说，都看不出比明朝的红夷炮先进。
早在万历末年明朝就开始大量制造红夷炮，担任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即曾召募能铸「吕宋大铜炮」的工匠至京，铸成各式大炮二十八位，其中有重达三千余斤者。
在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见到一门红夷铁炮，其上有铭文曰：「天启四年仲冬，钦差福浙〔都〕督造」字样，虽其前半已被锯断，但仍可量得其内径约为14cm。
而在厦门的胡里山炮台有一门口径13.5cm、全长310cm的天启间仿制红夷铁炮，此两炮均较天启三年由两广总督胡应台解进的二十多门铁制英国舰炮（内径为12.5cm，长约300cm）还大。
此外，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定辽大将军」，此炮乃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cm，内径为10cm，该炮或为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且其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很接近rodm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rodman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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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火药配方上来看，
明初期火药配比：“硝78.7%,硫磺7.9%,木炭13.4%”
明中期火药配比：“硝75.8%,硫磺10.6,木炭13.6%”
非常接近——“75:10:15”的最佳比例。
而乾隆时期的火药硝的比例过高，超过80%,而木炭却过低,如烘药中木炭的比例甚至低到2.07%,显然其配方远不如明代合理，呈现出倒退迹象。
清朝中后期，造炮技术在后期更是出现了惊人的倒退。 “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若说明朝火炮“不行”，那清朝岂不是连明朝都不如了？
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另外，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
反观清朝，由于大兴文字狱，而导致中华文明与于西方同步发展科技成为泡影……（徐光启于1634年在崇祯的支持下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7000余册西学书籍传入中国，西学东渐方兴未艾，可惜明朝于1644年灭亡了，中华文明遭受了后金入侵的摧残，1643年牛顿出生于英国，他成年以后创建经典物理学派，是西方文明进入全新的科技革命时代的标志之一。）
由于没有新的技术革命，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还是“先进”装备的明朝红夷大炮在清朝两百年中已经老态龙钟，风光不在，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另外，佛郎机、开花弹失传也是一大损失。
佛郎机炮其实就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加农炮，有的炮腹相当粗大，一般在炮尾设有转向用的舵杆炮管上有准星和照门。佛郎机大炮的结构可以概括为两点：1.后装炮2.定装弹药。佛郎机大炮有4大优点，射速快、散热快、子炮的容量确定、炮腹的寿命增长。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大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就是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但是进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佛郎机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与红衣大炮相辅相成，但是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清朝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这种性能卓越的火炮在清朝时期失传了。
更丢人的是清朝后期，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闹了笑话，这更说明了清朝的愚昧和无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算是清朝能叫得出名的几个还懂一点军械和洋务的，其中更有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能代表清朝军事科技的最高见地的人物，可他们居然联合在一起闹了一出笑话……
鸦片战争时清朝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不知开花弹为何物；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
李鸿章居然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这就是清朝的军事科技水准，不败给洋人可能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后金统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明朝的开花弹并非引进，而是自行开发的，清朝没有丝毫创新能力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是先进东西就是泊来品。
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左宗棠的哀叹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不过他错得更可怜，“利器”（开花弹）不是“入中国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后金头子奴儿哈赤就是被开花弹打死的。
而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人“留心及此”，还大有人留心于此，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后金入侵者自己，它们一直对此很留意……
后金入侵以后就开始“修史”，为了掩盖它们的祖宗被开花弹打死的不光彩历史，干脆连开花弹都废掉了，这才有了——“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的悲凉景象。
所以中华文明被后金入侵以后确实从各个方面形成了非常大的退步，从火炮技术、地理知识、航海三个方面也仅仅是个缩影而已。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