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百佛名经有多少佛:认识宋朝

认识宋朝

  现在有很多人,说到中国历史的耻辱就是宋朝。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 

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而宋朝抵抗了半个世纪。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后的朝代。分为北宋(960年—1127年，首都开封)与南宋(1127年—1279年，首都杭州)，合称两宋。

北宋五代后周显德七年正月（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史称北宋。鉴于一些将领、节度使可能拥兵自重而影响皇权，宋太祖听从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使兵、将分离，保证了统治权的集中，但是同时削弱了军队战斗力。976年10月，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在斧声烛影中登上皇位，即宋太宗。到979年，消灭北汉，中国大部分被统一。北宋开国后，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但是后来遭到保守派反对而废弃。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1127年，金国军队攻入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南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宋高宗，南宋建立。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向金朝称臣纳贡；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惨杀爱国将领。1142年和秦桧合谋以莫须有罪名害死了力主抗金的岳飞。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益王赵是、广王赵昺等残余势力继续抵抗元朝，直到1279年，8岁的小皇帝宋幼主赵昺被元朝逼的走投无路,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南宋残余势力才被元朝消灭。偏安王朝虽最终覆灭，却产生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

宋朝的经济与文化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宋朝是中国历代朝代中经济最发达、国民文化最兴旺、科技创新成果最多、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如果您不相信，鄙人将向您介绍一个如梦如幻的宋朝，让我们一起梦回宋朝:

宋朝发达的经济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其他王朝“抑商”，而惟独宋例外。宋初，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宋之初，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且宋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手工业发展迅猛，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地域而言，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早在北宋，中国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无愧于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就学士苏东坡来说，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兴隆。更有意思的是，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此外，著名学者沈括所著<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宋朝辉煌的文化 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国民闲暇的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情趣，都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其光泽不减当年，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可见其文化之光辉是何等之耀眼! 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作品足以让书法家们叹为观止，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舞得一手好文，若是其为人正派必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更不论岳飞等文滔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齐放，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 ： 南宋有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北宋有二程：程颐、程颢(理学家)。南宋东南有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可见词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急先锋之一。要考究宋朝文化必然要先对其词有所了解，而最具有代表的是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此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一般的孩童都会吟唱两句。全词高雅，飘然，使人如登仙境，又独身于世外，孤独且满目而悲者矣，可谓登峰造极之作，把水调歌头词牌名形式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出自其手笔，而其他词人同样成绩斐然，就算是李清照等女词人也是所见不鲜，可女子好习文且达到如此水平者，古往今来也惟独宋时一个李清照。也是，若把宋词之人一一列举，鄙人一天也未必言尽，再举下去也只是数数宋代“词”文化的九牛一毛了。就那《全宋词》来说吧，全书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赋，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词人百家之多词作四百多篇。这足以反映了词文化在宋时的地位，足以反映了词无愧于宋文化之代表，足以放映了宋文化的欣然朝气！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研究生唐宋朝之诗，是接触过最多的宋代的诗，是唐朝之诗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和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的数量空前的多，根我所知，北京大学正进行《全宋诗》的编纂，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就个体诗词数量，而言诗词作品最多的个体还是在宋代诞生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忧国忧民之人的名字吧，他就是-----陆游。你还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国家复兴的致死愿望吗？ 可曾记得他的临终遗言吗？ 如果你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多么朴实的语言啊！一个爱国义士临终遗言，我生前没看到复国啊，我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孩子们啊，大宋复国之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拜祭的时候，告诉你们的父亲这个消息啊…… 让我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写到这里，我闭上了眼睛，不知为何，泪流不止。是的，是的确实流泪了！而且在尽情的流泪！不光为了“诗”所隐藏了的悲楚而流泪，也为了千千万万的象陆游这样爱国志士流泪，更加是为了宋朝最终命运而流泪！（呵呵键盘上湿一大片，休息以下，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写吧） 唐宋之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取之不完，用之不绝，诗中包含了无数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和开发的非常之少，能不遗憾吗？如此之多的潜在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动心呢？在之前鄙人谈到了四大书法家，书法方面不多说了，宋朝的书法的成就是世人皆知的，而宋代所涌现的画家有哪些呢？ 最富盛名的画家有：赵佶、范宽、马远、夏圭、郭熙、李唐、张择端等。艺术界，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出自张择端之手。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成就的，非宋代之山水画莫属了，时而博大如鸿，时而飘渺如仙，意境挥洒如行云，意随豪泼如流水。宋时，山水画家可谓人才辈出，各有所长，比如：北宋画家有范宽（以崇山峻岭和雪景见长）、许道宁（以林木野水 见长）、郭熙（以描四时朝暮 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 见长）、李成（以塞林平远 见长）、惠崇、赵令穰（以抒情小景见长）、米芾、米友仁父子（又以云山墨戏见长）画中内容之丰富无法用言语穷尽。而南宋的夏圭、马远、李唐，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他们与刘松年共称为南宋四家。不知名或者隐居的民间画家也多如牛毛，可见宋朝书画方面也已经达到可艺术创作的颠峰。除此之外，宋时兴起的话本，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可以说它开创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先河，而平民文化也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如戏艺的有：皮影戏、滑稽剧、杂技、傀儡戏、杂剧、说话、等等。经济的飞跃发展，物质生活的越发优越，娼妓业兴盛了，宋时娼妓，分得很明确，大致分为了“商妓”、“艺妓”、“声妓”、“官妓”四类。当然此妓非彼妓，她们大部分都不卖身，只卖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对琴、棋、书、画、歌、诗，样样精通。有的妓女甚至可以自成一家，也就是现在的民间艺术家一类，这四类艺妓中，最具有才貌双全特性的非“官妓”莫属。自然官妓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宋朝时期，所有的茶文化也是很有品位的，根据个人喜好调制，与其说是品茶不如说是品差饮料，连茶盏都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可见宋人也是优越之优越，享受之享受啊。宋还有斗茶之风，民间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国君徽宗也在《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可以说宋代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之文化。由于徽宗非常喜爱，上行下效，玉雕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木雕、竹刻、漆器、碑帖、印章、铜器、金银器、牙角器、乃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了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 宋朝时期还创造了现在使用的 "宋体字" 可见其对文字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宋代史学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类似考古学) 史学著作也异常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东汉后早已失传，也是经宋朝的徐铉氏兄弟重新编纂的。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新运动。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史学家汤因比（英国）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连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是的，宋朝文化吸引了无数学者们，它的确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空前绝后的！

宋朝历代皇帝

宋太祖（927—976）即赵匡胤。宋朝创建者（960—976）。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出生于河南洛阳。原为后周殿前都点检。 建隆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后周政权，称帝于开封，建宋朝，史称北宋。自建隆三年（963年）起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攻灭荆南等南方割据政权,且在北方要地驻兵防守。又以杯酒释兵权等策,削夺禁军宿将及藩镇兵权。改革官制,以文臣出任州县长官。中央增设副相（参知政事）,又使枢密使、三司使分掌兵财，以分相权。在位时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局面,但其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方针,对宋代的“积贫积弱”有较大影响。

宋太宗（939—997）北宋皇帝（976—997）。名赵炅。太祖弟，初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名炅。他曾参加陈桥驿兵变，拥立其兄为帝。继承太祖各个击破割据政权的方针,迫吴越王献土归降，又亲征灭北汉，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在两次对辽征战失败后,采取消极防守的方针。对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科举取士制度，建崇文院编《太平御览》等。他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统治晚期剥削加重，激起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背弃了“金匮之盟”，费其弟光美为庶人后杀掉，又费其长子楚王元左为百姓。997年，病逝于汴京万授殿，终年五十九岁。

宋真宗 （968—1022）北宋皇帝（997—1022）。名赵恒,原名赵德昌，太宗第三子。曾被封为韩王、襄王、寿王。后立为太子。统治前期的咸平、景德年间因勤于政事, 经济发展,号称治世。但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进犯澶州，真宗亲征，澶渊之役订城下之盟，开创纳岁币求和苟安的先例，以物质换取和平，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后期任用王钦 若大兴祥瑞,东封泰山,西祀汾阳,又广建佛寺道观,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1022年病逝于忭京宫中延庆殿，终年五十五岁，在位二十五年，葬于永定陵。

宋仁宗 宋仁宗（1010—1063）北宋皇帝(1022—1063)。名赵祯,原名受益。真宗子。其即位时只有十三岁，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十余年后亲政，他的统治开始较为节俭。但对西夏战争屡败,被迫以“岁赐” 银、绢、茶妥协，对辽也以增纳岁币求和。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虽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结果失败。但总的来说，仁宗在位期间国家比较安定，1063年，仁宗病逝于宫中福宁殿，终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载，其母李氏生仁宗后，被刘德妃窃为己子，仁宗即位后，仍认刘后为生母，李氏临死也没敢母子相认。刘后死后，仁宗才知道内情，追封李氏为皇太后。后人根据这段历史编写了《狸猫换太子》。

宋英宗宋英宗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宝。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宋哲宗赵煦，原名佣，神宗第六子。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哲宗即位后，年仅九岁，由高太后执政，1093年，亲政后，任用主张变法的大臣，对守旧派、中间派进行打击。追贬司马光，并将苏辙等人流放到岭南。恢复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终止与西夏的谈判，加强边境防御，屡败西下，迫使其求和。1100年正月，病逝于汴京，在位十五年，终年二十四岁，葬于永泰陵。

宋徽宗（1082—1135）北宋皇帝（l100—1125）。名赵佶。统治期间重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权阉,贪污横暴, 掠夺民财。又尊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兴木土、广建宫观庭院,设局搜刮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艮岳”,劳民伤财，导致农民揭竿起义。宣和七年（1125年）传位给钦宗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为金兵俘虏北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至死不得归。工于书画，以花鸟画和“瘦金书”书法名于世。书法初师薛稷，草书学黄庭坚。楷书瘦劲峻丽，有“屈铁断金”之誉，自成法度，世称“瘦金体”。传世书迹有《真草千字文》、《临写兰亭绢本》等。

宋钦宗(1100—1156)北宋皇帝。名赵桓。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时受父徽宗之禅即位。次年被迫起用主战派李纲抗金,斩杀罢黜了蔡京一党。但仍答应以赔款、割太原等三镇乞降求和。汴京城破后，降金，北宋灭亡。靖康二年（1127年）与徽宗为金兵俘掳北去，囚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1161年，钦宗赵桓在金国被马踩死，终年五十七岁，葬处不明。

宋高宗 （1107—1187）南宋皇帝。名赵构。徽宗子。靖康二年(ll27年)金兵俘徽、钦二宗北去后，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拒绝主战派抗金主张,南逃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定都，建立南宋政权。统治期间,虽迫于形势以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但重用投降派秦桧。后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杀害岳飞。1161年，金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南侵。高宗以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传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1187年，病逝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终年八十一岁，葬于永思陵。著有《翰墨志》。

宋宁宗赵扩，南宋第四代皇帝，年号庆元。宁宗即位后，任用赵汝愚和韩侂胄。赵、韩两派斗争激烈。宰相赵汝愚倡导理学，引荐朱熹，企图组织韩侂胄参政。宁宗罢免了赵汝愚，韩党专权。又定理学为伪学，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这就是“庆元党禁”。1202年，才宣布弛禁。宁宗还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去秦桧封爵，大快人心，打击了投降派。1206年，韩侂胄冒然北进而大败，被杨皇后所害，主和派把持了朝政。1208年，与金订立屈辱的“嘉定和议”。1224年，死于宫中。在位三十年，终年五十七岁，葬用茂陵。

宋理宗是南宋第五代皇帝。宁宗养子。宁宗病死后，宰相史弥远拥立其为帝，年号宝庆。理宗即位后，有史弥远专政，他只沉湎于酒色，朝政昏暗如故。1233年，史弥远亡，理宗亲政。1234年与蒙古军联合灭金。理宗崇尚理学，任用奸臣。1259年，蒙古军攻打鄂州，，奸相贾似道称臣纳贡，划长江为界国家败亡之势已成。1264年10月，理宗病死于临安，在位40年，终年60岁，葬于永穆陵。

宋度宗姓赵名(礻基)，理宗之侄,被收为养子1260年立为皇太子，理宗死后他继位。年号咸淳。即位后昏庸荒淫，重用奸臣贾似道，封其为太师，倍加宠信，朝政统统交给他。襄阳被困两年，贾似道密而不报，还骗度宗说元兵已经退去，此时的南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274年7月，度宗病逝于宫中，终年三十五岁，在位十年。葬于永绍陵。

　　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北宋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7年；南宋的历史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279年。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公元1279年，元军攻破崖山（今广东新会南），陆秀夫背着帝昺投海，南宋灭亡，宋朝历时320年。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重要朝代之一。宋代历史上涌现出许多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科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以及独领一代风骚的文人墨客，堪称人才辈出的时代。

  宋太祖赵匡胤，《宋史》上称他马上皇帝。生于公元927年，长大后，太祖相貌雄伟，气度豁达，有见识的人知道他绝非一般人。学习骑马射箭，则在常人之上。宋太祖赵匡胤统兵打仗，能征善战。公元960年，他通过陈桥兵变，登上皇帝宝座，建立起宋朝。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在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中，赵匡胤起了关键作用。为了防止分裂割据局面再现，实现赵宋政权的长治久安，赵匡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赵匡胤对宋代历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对宋代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两位皇帝。一位是宋神宗，是宋代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宋神宗二十岁继位，他看到赵宋政权衰弱不振，对辽夏一再退让妥协，萌生了扭转这个局面的愿望。他用变法革新派王安石为宰相，推行新法，想改变宋朝当时积弱积贫之势。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宋神宗又动摇过，支持变法不够坚决，加上变法过程中政策实施上的一些问题，最后导致变法失败，没能改变宋王朝继续衰败的命运。
  宋朝历史上最昏庸最败坏的皇帝是宋高宗赵构。赵构是南宋政权的建立者。对女真族的军事进攻十分害怕，但他更害怕的是在抗金战争中的忠义民兵，以及率领人民群众抗金的著名将领。赵构统治的宋朝时期，是宋朝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历史时期之一。他们任用投降派，打击抗战派。任用奸臣小人，打击公正名士。直到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民族英雄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害死，赵构仍然没有醒悟。

    宋朝自建国初期，直到南宋灭亡，一直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因而在宋朝涌出许多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豪杰。宋朝建国初期，在与辽族入侵的斗争中，出现了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杨业，又叫杨继业。当他陷入辽兵重围时，拼死血战，力竭被俘，绝食三天而死。毛泽东读《宋史》《杨业传》时，很有感慨地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他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

  宗泽将军坚贞抗击金兵，他慧眼识岳飞。徽宗、钦宗被俘后，他忧愤成疾，疽发于背。他鼓舞进营探望的将士：“汝等能歼敌，则我死不恨！”众将军流涕曰：“敢不尽力！”宗泽将军叹曰：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城老百姓，都为他的死号啕痛苦。

  岳飞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非常喜欢岳飞写的那首词《满江红》，他表达了岳飞与敌人血战到底，从头收拾旧山河，献给皇上的一片忠心。岳飞“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推崇和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曾引用岳飞的一句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力主抗蒙，1278年被俘，拒绝诱降，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宋朝不仅涌现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名相和名臣。如清正廉洁的宰相寇准，推行新法的宰相王安石，名垂青史的包青天——包拯，精忠不渝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范仲淹等。

  朱嘉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明清时期，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封为正统的官方哲学。朱嘉曾经在湖南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家影响深远。特别是由于曾国藩的提倡和推崇，“修学储能”时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相当的影响。

  宋朝的司马光，虽然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代表守旧的一派，但他一生为人诚实，对皇上忠贞不二。司马光在史学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宋代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他们的言行，喜怒哀乐，坎坷人生，悲欢离合，一直到现在仍然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和文学作品中，启发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思考。

  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人，是宋代文学史上的巨人，他们的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积累，贡献了极大的一笔财富。

 宋诗宋词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词达到了最高峰。

一、历史地位

宋朝为什么值得国人骄傲?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说过,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 

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庭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

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 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二、历史环境

   首先，还原历史上宋朝真正面目，纠正现今的误导。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这个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宋最终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关键之一。

   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为什么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但是，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纵英明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毕竟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做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到何时有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到极大地制约，文人为了避祸，回避现实，使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产生不是文化繁荣的象征，恰恰是文化堕落和衰败的征兆。从此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政治生态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

首先，我不赞成现在很多人言必称汉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赞成要恢复大汉或大唐。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大的弱国。今天，我们会自然地将中国纳入整个国际来考量，为什么我们不将宋朝也纳入它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来考量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唐，现在还言之过早，甚至不可能。我们有能力击败美国吗？有能力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们身处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灵涂炭，政局不稳，人人自危，或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国方略。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认为“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他所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庙更替同出一辙。宋朝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关键在于他这个创始者怎么处理身前身后事。实际上，五代各国的开国之君可能都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平心而论，作为开国之君，享国之长短显然比疆域之大小更为重要。秦隋两朝，疆域很大，两世而终，又有什么好？是始皇、文帝所乐见的吗？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平稳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陈胜干吗要造反，隋末各地干吗要起义？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象学了牛顿力学之后，嘲笑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善一样。

其次，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过去，我们乡下有一句骂人的话叫“鬼混唐朝”，过去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但因唐朝国策错误导致的这次大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所有朝代所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做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的“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据一些学者统计，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为“墟市”，北方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中国技术方面显著领先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以不肖一顾的态度看待宋代，不也谬乎？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这也是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老实说，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对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况。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惜！

   再次，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艺术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术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冷兵器时代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

    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把蒙古人当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领导角色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把蒙古人当成异族，我们又何必在美化与称赞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历史学者成天都在寻找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贡献。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蒙古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的事。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因此，他们一直对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我则不赞同。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终，中华文明在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拼中，全面的落伍。可以这样讲，明清朝代所摒弃宋代文明的一些个性，实际上正是我们要赶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们抛弃的是宋文化的精华，这两个朝代坚持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成见，既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

人类的战争主要有三个阶段：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战争，冷兵器作战时代，热兵器作战时代。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先民们的主要敌人还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可能为了争夺食物也会发生混战），而是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搏斗，作为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捉对象，人类必须设法摆脱这一类动物的捕捉行为；同时，人类在捕获较大猎物之后（特别是大型草食性动物），还要设法避开大型食肉动物的掠夺。火的发现和使用，基本扭转了人与动物之间战争的不利局面，并加速了人类向更智慧方向进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实际上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绝大多数动物对部落不构成威胁的时候，部落之间的相互威胁便产生了，从此，以冷兵器为战争工具的时代开始了。

人类的文明史，大多数时间是冷兵器作战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利用枪炮等武器不紧密接触便可大规模杀伤敌人时，热兵器时代才来临。因此，工业革命是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工业革命之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的战争被称为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或者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大屠杀。几万欧洲殖民者能够剥夺几百万十分骠悍的印第安战士的领土，并把他们的人口差不多干掉一大半；几千名英国军队便击溃了骠悍的八旗军队，迫使大清帝国签下城下之约；灿烂的印加文明不到几十年便毁灭于西班牙人的屠杀；这些历史足以说明，热兵器时代下，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和冷兵器的文明进行作战时，基本占有战场的绝对优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冲锋时（按冷兵器作战的战术对付枪炮，僧亲王没有死真是造化，毛同志发明的游击战术，在如今器不如人时代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完全暴露在英法军队的炮火之军，那完全是一场血腥屠杀，蒙古骑兵骁勇善战，但已经无法和现代装备的敌人争锋了，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三万多骑兵，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热兵器时代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战场的几个胜利，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实力转化为先进武器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协约国最终停战是因为经济支撑不了战争，而不是战场的失利，这也为二战埋下伏笔。德国大多数人都对凡尔赛和约不满，感觉自己不是战败国（战场上并没有失败），但受到战败国的严重惩罚。最后就是二战，二战的结果也是决定于交战双方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明显，盟国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协约国的实力，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常规军事力量较强，一般认为，美国军队如果和南斯拉夫军队进行常规的地面战，可能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因此，南斯拉夫人希望美国人来地面和他们打，然而，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接触战争。南斯拉夫人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机会，成天拿着枪对天空咬牙切齿，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

由此可知，在热兵器时代，技术上、经济上的差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本人从来都不认为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现在有些专家总是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挂在嘴边，无非是两点：正义必胜和以弱胜强。这种观点十分危险，它会误导人们轻率地向一个不宜打击的对手打出第一枪。朝鲜战争的实质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美国及盟国经济实力要超过对手，中朝方的优势在于战场紧靠战略大后方，战争物资运输要比美国容易得多。至于装备水平，双方没有实质性差异（前期是存在差异），正因为双方互有优势，双方都无法获胜，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战争起点处停战。越南战争是一对三的战争，世界上面积第一和第三大国加一个小国联手对付一个面积第四但经济实力是头号的大国。战线就在中国附近，后勤供应方面美国要比越南困难得多，美国最终被迫撤军，实在因为耗不起，而不是战场上吃了败仗。我们的专家总是讲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但却很少提及站在它们身后的另外两个巨人，作为政治宣传，倒没有什么，如作为军事理论，可能是危险的）如果遵循这一法则，世界就不会有侵略，非洲就不会暴发部族之间的屠杀，以色列早该被巴基斯坦赶出被占领土。

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战争的结果与文明的先进似乎关系不大，相反，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明史上的主轴上，基本上都是落后文明最终征服了先进文明。虽然先进文明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支配周边的落后文明，如罗马帝国曾经将高卢人收为奴隶。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亡于日耳曼人之手。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古希腊文明辉煌的年代里，罗马人基本还处于蒙昧的状态。然而，正是罗马人，最终将古希腊各城邦国家一一攻破。当那个罗马士兵杀死阿基米德时，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古希腊最杰出的科学家。波斯人征服埃及、罗马人征服古希腊、日耳曼人征服古罗马人??比它们更落后的文明所征服？这些野蛮民族在征服先进文明的时候，自身文化仍然很落后，它们都是在征服先进文明之后，从被征服者那里学习更多的文明成果。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日耳曼人认为自己是古罗马文明的继承人。这在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和经济上不比对手占有优势，想战胜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人们基于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认识，现代很多国人，包括历史学家都对发生在宋元时期的历史十分不解，并且深感屈辱。人们在屈辱之余，便不假思索地将失国的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当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推给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加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野蛮民族整体性占领并实施残暴统治的朝代，宋以后的人们便不假思索地让宋朝完全背负中华文明衰落的全部责任。即使明朝最后为女真人所替代，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责任部分推给宋朝。这实际是一种偏见，亦或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只要稍为冷静一点，仔细地去考察一下二十四史，或许就会对宋代宽容一些。纵观中国历史，由北方的势力战胜南方势力最终获取政权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它基本是中国政治演变的主轴。当商部落成为中原的主宰者时，当时的周部落正位于现在的陕西偏远的一块地方，和夷狄等蛮族为邻，然而，正是这个部落最终取代商部落成为中国的主宰。

当中原的齐、鲁、晋、郑等国在忙于相互争夺之时，就在当年周部落兴盛的附近出现了秦部落，它也处于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区，与夷狄相邻，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似乎和中原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历史却选择秦国统一华夏。以后的许多历史似乎反复证明，一旦北方与南方对峙之时，最终获得胜利的都是北方，楚汉相争，最后是北方的汉战胜南方的楚；三国时代，北方的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吴与蜀；南北朝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北方的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陈而统一；五代末，北方的宋消灭了南唐、吴越、巴蜀而统一；北宋末期，北方的金消灭了南方的宋；南宋末期，北方的元消灭了南方的宋；唯一的例外是明朝，南方的明打败了北方的元而定都南京，但好景不长，到了第二代，又是北方的成祖打败了南方的建文帝；最后，北方的清国消灭了南方的诸明小王朝；洪秀全跑到南京定都，最终又为北方战胜南方增加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今国共内战，共产党被赶出南方根据地之后，三万疲惫之师到了北方竟然起死回生，逐步壮大，最后横扫中原，占领南京，统一中国。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宿命，还是暗合了其它的政治规律。如果历史只有宋朝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有理由断言宋朝当局要为失败负上全部责任，如果历史一直在轮回，我们是否有必要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冷兵器战争贯彻始终的历史，考察冷兵器战争的特性，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需要通过士兵肉搏来决定战役的胜负，士兵的战斗意志、体能、兵器、战术、战略在战斗中是胜负的关键。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实力往往以战车的数量来表示，所谓万剩之国就是大国，千剩之国是中等国家，再次就是小国。这种以兵车为基本战斗元素的军队在战斗中显得不够机动，面对胡人骑兵的冲击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因此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使骑兵成为中国的基本战斗组织，从而基本扭转了传统兵车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赵军的战斗力，也使赵国成为一时的强国。从此，骑兵在中国军事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南方的汉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蒙古的铁骑和满清的铁骑更让他们惊心的了。

    中国最良种的马是蒙古马，最好的养马区域是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农宜牧，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因此，河套地区不仅是养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走廊和屯兵之所。据有此地，不仅可以解决宋国的战马问题，而且进可以控制大漠，退可以屯田自守。然而，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政府作战----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政府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到了元昊时期，已经成为宋的主要外患（当时的辽国实际上怂恿元昊对抗宋国，自己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宋军几次用兵，即使是能臣范仲淹亲自经营，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只得以和谈而告终。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优势，辽与夏控制马市，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样，目的就是使宋军在野战中难以形成战略机动和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奔袭能力。然而，宋军要想战胜辽、夏、金，夺取河套地区和幽云十六州故地，必然要深入敌国境内作战。根据辽、夏和金的地形、地貌来看，宋军深入敌境后，必然和敌方在旷野中进行决战，但这种战役有利于骑兵长途奔袭而不利于步兵行军与作战，尤其在华北平原上，小股骑兵发起冲锋进行不断袭扰后，待宋军的箭头消耗差不多时候进行决战，大部骑兵对宋军发起冲锋，在没有有效兵器阻止的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为防止敌军骑兵冲锋，在枪炮的有效射程内必须尽早开火，一定要先期运用火力压制住骑兵的冲锋，否则，一旦骑兵突破火力，对于阵地上的步兵，就意味着一场屠杀，稍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缺乏机动，当时又没有火器压制（关键是远程火器）的宋军，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同时，一旦宋军长驱直入敌境，敌方的轻骑兵对宋军的后勤供给进行不断的袭扰，也会对宋造成重大的困难。因此，没有足够骑兵的宋军如在辽、夏、金的腹地作战（如同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一样，地面部队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无胜算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自杀。宋的几场对外战争失败均突显了宋军装备上的这种劣势和辽、夏、金在战略与战术上有效的利用敌方劣势。几场战争的过程基本上相似，先是宋军没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敌国境内（诱敌深入，），一旦宋军进入平原开阔地带，北方军队便即时切断宋军退路和补给线，并运用骑兵运动优势，将宋军切成几段而各个击破。由于宋军机动性不够，无法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使宋军的一些技术兵器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只好被动挨打，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必须立即撤军，宋军往往在撤退时又首尾难顾，以至酿成溃败（宋太宗亲征契丹时，先是长驱直入，结果是全军覆没，自己靠化装才得以幸免）。北方军队优势在其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讨之难得要领，置之则边患丛生。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丧师失地，兵败求和，最终只有纳贡的份儿。现在，人们多以人事之由苛责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颇？老实说，除了马匹之外，北方人要比南方人更具有进攻性，即使在今天，南方人的个性还是比北方人更柔弱，而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强悍，以淮河为界，南北两地人的性格可谓是泾渭分明。如果没有热兵器，我想，光靠挥舞大刀，估计南方人仍然不是北方人的对手，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还是遵循这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北方民族会如此强悍呢？首先，北方的生存环境要大大恶劣于南方，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生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生存的压力迫使居民在进行掠夺的同时，时刻提防被他人所掠夺，他们必须先将自己武装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有能力去掠夺，同时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同样陷入困境的邻居所掠夺。因此，北方居民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组织能力都比南方人要高得多。其次，北方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汉朝末期，北方已经是汉胡杂居，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情况更普遍，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渗透更彻底，甚至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胡人、谁是汉人。然而，即使经过几代的汉化，许多胡人（主要是东胡人，如鲜卑人）虽然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已经和中原汉族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祖先的诸多民族特性还是保留下来，如强悍的风格、好斗的个性等等，这种性格反过来也影响了与他们混居的其它汉族居民。使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好斗（今天还是这样，两个上海男人吵得鼻子碰鼻子，都不会动手，这在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本人无意撕裂族群，只讲事实）。再次，漠北区域是中国少数民族衍生的主要地区，一拨又一拨的蛮族从漠北向中原迁徙，使北方的原居民不得不遭受比他们更野蛮的部落的不断袭扰，在这些蛮族人面前，北方人必须表现得更勇敢和更具震撼力才能让蛮族知难而退。环境造就了北方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影响了北方人的文化。强悍和好战就是北方人的特征，可惜，大多数居在南方的宋国人并不具备这一特性，这使宋国在战场心理上就输了一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面对面的搏斗，残忍而血腥，不象现在远距离作战，按一下按钮，导弹就飞出去，死多少人，不会亲眼目睹，即使文弱的书生也可以胜任杀人的角色，但面对面地杀人，除了需要力气之外，更需要勇气。而这一点，恰好北方人胜过南方人。

 　在冷兵器时代，战役基本由冷兵器完成。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往往战役的结果也不会出人意料，要想制造战争奇迹，必须寻找冷兵器以外的其它战争手段。三国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案例来说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盘蛇谷之战皆以奇制胜。四战皆用火攻，虽然不是热兵器时代，但却巧妙运用火的威力，取得大胜。然而细想一下，四战之中，还各有差别：官渡之战是火烧袁军的粮仓，动摇袁军军心，在袁军撤退之际，各个击破。赤壁之战是由于曹军部属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且晕船，曹操使用铁索连船，本以为可以解决北方军队的晕船问题，没想到遭到东吴人的算计，被付之一炬。彝陵之战，是因为刘备连营百里（三国演义里有一段专门讲这个问题：刘备统帅大军，依山连营几百里，部署图传到成都总部，孔明大惊；传到魏国，曹丕大喜。为什么？这两位均从图上看到刘备必败无疑），最后被陆逊多处放火，烧得干净。盘蛇谷之战，蛮兵的藤甲虽然刀箭不入，但却有一点不好，此物采用当地特有藤条，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才造成铠甲，虽不畏刀枪，但却怕火。孔明一把火，将三万人烧得干净。火攻应是古代战争中威力最大的，且容易寻找战机的一种非冷兵器??有不易转移与疏散的地形、地貌，易于燃烧的但却有重大军事价值的物事。然而，在宋辽战场、宋夏战场和宋金战场上，如果宋国作为进攻的一方，进入敌国境内之后，却不易寻找与制造这样的战机，反过来，由于宋国部队驻地比较集中，物资很多（北方贫困，不可能就地取军需物资），反而容易被敌方寻找火攻的战机。除了火攻之外，还有水攻，但北方多是旱地，平原地带，没有形成水攻的自然地埋，因而也不方便运用此法（倒是金国的兀术差点命丧黄天荡，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反而需要顾虑水攻之法）。宋军在敌方境内的战场上无法运用奇兵，实际上就意味着宋军无法通过运用其它战术与策略来弥补它装备上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又是战略性的。那么，它统一北方的愿望难以实现也就是历史与现实注定的了。

　　宋代经济科技实力都大大超过辽、金、元。据此就断定宋朝可以打败辽、金、元，这是现代战争的战争思维方式。宋代的悲剧在于它还没有进入热兵器作战时代，虽然它的经济与技术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国家，虽然它发明了火药（这可是热兵器最基本的物质），但它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威力巨大的火器。它没有亦或还没有找对方法将其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变成军事上的优势。令人感叹的是，它离这一点确实不远了，或许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中华文明来讲，宋代可以说是能够成功保持中华文明优势但又能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与之共同发展的最可能的朝代。与其它主流朝代重本抑末的国策不同的是（本即农业、末即工商，汉、唐、明、清均以此为国策），重文、重商、重贸却是宋朝的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异类，也恰恰是宋最为后人诟病的原因。然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宋代如同一个早熟的胎儿，它来得不是时候，在它快要临盆的时候，却由于外力的摧残，胎死腹中。可惜！可惜！可能有人会讲，假如宋代的欧洲，科技文化都比中国发达，你怎么知道宋代人会很好地将外国的东西学会并在国内推行。我无法回答这一假设，但后面的历史或许能作一个旁证。大清国的末年，中华文明已经势微很久了，特别是与欧美差距已经很大。然而，在大清国及以后的民国派出的留学生中（有些学生甚至连完整的中小学都未学通），却出了许多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出了许多学贯中西、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人的经验表明，能否在学术上赶上同时代的欧美人，之前的基础不是决定性的，个人的天资和其后的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那些被八股文读昏了脑子的孩子，只要天资好，肯用功，同样能跟上当时时代的步伐。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术届的顶级人物，都来自于五四前后的那个时代。之前，我们闭关自守，是井底之蛙；之后，先是知识遭贱，后是文人自贱，进而是文人自残，在容闳派出留学幼童一百年后，本来应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却是大师头衔辈出，但大师却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现在拥有的仅仅是几个早已逝去的大师的牌位而已。在旧时代，虽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文人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和统治阶层的关系千丝万缕，至少，统治者对文人还存在表面上尊重，对文人的生活（至少对顶尖文人）还有一定的礼遇（那时的一个教授是不会为家计而操心的）。作为一个文人，还有诸多自由，包括择业的自由和出国的自由，也还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然而，现代，特别是反右之后，不要说文人人格上没有尊严，连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彻底堕落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中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王道与仁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哲学源于欧洲，但目前即使在欧洲，也是一种新的，非主流的哲学。这是一种斗争的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元朝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当今的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文革发生后，使文人深藏在记忆里的最后一点传统也给政治大潮冲洗干净。我们现在除了使用经过改造后的汉字外，还有多少中国传统的东西？当今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整个教育的失败，最大的堕落是文人价值观的堕落。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问题就在于此。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特的发现，就没有创新和发展。然而，在宋代，对文人的管理是宽松的，文人与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正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才使宋代的人文成绩达到中国文化的顶峰，以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成长及他们以后产生的成就看，我敢断言，如果宋代面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绝对要比现在取得的要高。宋代是一个贸易发达的社会，它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外部物质文明的交流使它获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和速度必然要优于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宋代是中国古代工商最发达的社会，工商业者对利益的追求，容易推动先进文明的进入和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这一点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发达得到验证；宋代一立国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外交活动，虽然当时也有华夷之分，但已经不再以老大高居，这种情势比较有利于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比较容易开展双方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避免传统中国的那种只讲礼仪而不注重实质与利益的往来（传统上中国皇帝往往乐意听人喊一声爷就开心和满足）。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我们只能对历史发出沉重的叹息。当今东风势微，西风渐盛，长此以往，今天的埃及、希腊、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现实，就是我们明天应该面对现实。以后，当我们提到中华文明时，人们把它当成历史，当成曾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后代会完全生活在欧洲文明之中，习惯、文化传统、语言等等，这一切，就不是冷兵器下的文明悲剧了。

四、变革成就宋朝繁荣

宋朝的成就并不逊于汉、唐两朝，它不仅是汉、唐社会的继续发展，甚至在程度上还要高于汉、唐，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朝代。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与汉、唐相比，宋朝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宋朝继承的政治遗产不利，当权者容易失去自我。秦、隋速灭，其重要因素是开国皇帝在完成统一的巨大胜利面前不能自持，竟至忘乎所以。汉承秦祚，唐承隋祚，吸取了前朝失败的教训。而宋朝却以兵变立国，与汉、唐两朝不同。

其次，北宋立国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之上，同秦以前的春秋战国和隋以前的五胡乱华的局面类似，实现国家统一需要进行长期战争。而汉、唐两朝均建立在前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立国后可以专心为政。

另外，宋朝立国时面临着强敌的侵犯，其周边环境远不如汉、唐。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势力较大的部落，部落管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他们侵犯汉、唐的主要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往往是袭扰性的。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同北宋并立的还有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在西北建立的西夏国以及距离较远的吐蕃。

宋朝建立之时，辽政权已经存在了约50年，而且从一个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了实力雄厚的国家，军队战斗力较强，他们有强烈的争夺生产资料也就是扩张土地的欲望。从公元979年至1004年，宋、辽两国发生了长达25年的战争，双方损失极其惨重。

西夏建立于1038年（即北宋宝元元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凭借相当富庶的宁夏平原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的西北大国。从第二年正月起，李元昊率领大夏铁骑连续对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数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宋军损失惨重。

但是，北宋在这么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却稳住了政局，并使经济得到恢复和较快发展，这不得不让人问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宋太祖及后任皇帝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政策。

许多人都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但对此事的看法却歧说不一。我认为，采取某种方式解除兵变之忧，这是专制社会的必然。相比其他朝代的帝王，宋太祖的做法也较为合理和人道。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又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了体制上、制度上的大变革。

一是改革军制。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

二是改革行政。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则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担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

三是改革财政。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了唐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开明的政策，确保了文官政治，并且得到切实执行达三百年之久。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五、宋高宗和秦桧

  当明君和忠臣共同出现一个历史舞台上，老百姓睡觉都能笑醒，唐太宗和魏征时代便是最好的诠释；如果昏君碰到一群忠心耿耿的臣子，运气好一些，这日子多少还能凑合下去；可要是让昏君和奸佞之臣搅和到一起，会是怎样的景象呢？对此，八百多年前的赵构和秦桧给出了答案。　
    这二人中任何一个的光辉事迹都可以让人气得牙齿打颤了，要命的是，这哥俩儿还赶到了一块儿，把南宋王朝给折腾了个风雨飘摇。所以，小时候看《说岳全传》的时候总恨不得把秦桧给挖出来暴捶一顿才甘心。
    赵构能当上皇帝，金人实在是功不可没，因为赵构是那个倒霉的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如果不是金人把宋朝宗室掳了个差不多，而赵构却幸免于难，大宋的后半段历史还不知道会怎么演绎。按理说，在经历了这种种曲折与磨难之后，时来运转的宋高宗应该奋发图强，和金人一决高低，雪了靖康之耻才是，可赵构偏偏这么窝囊，似乎老早就被金人吓破了胆，装门面地打了几仗之后，就开始想着怎么能偏安一隅，保住这得来不易的帝位。
    自己不争气也就算了，最可恶的是，手下人要是拼了老命去抗击金人的侵略，赵构心里也是不太高兴，唯恐惹怒了金兵，重新上演一遍靖康悲剧，所以，金人只要同意罢兵，不管提什么样的要求，割地、赔钱，哪怕是让赵构称臣，这哥们儿统统答应。这期间上演的一幕幕，和七个多世纪后的中法战争很有些相象，一群人提着脑袋打了大半天到最后却是满清帝国“不败而败”，法国人“不胜而胜”，让国人寒心不说，侵略者及其同伙们更是看着眼里乐在心里，于是，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赵构越是妥协，金人越是乐此不疲的打来打去，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就能捞到许多好处，有哪个傻子会拒绝呢？
    可要是一直任由金人把自己赶得东逃西窜也不行，要不然时间久了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了，于是，就得由人充当“和平使者”去和金人斡旋，使得赵构能够多睡几个安稳觉，而赵构心中这个理想的使者就是遗臭万年的秦桧。
    当皇帝当到这个份上，想不让后人骂都难了。
    就像历史上众多的小知识分子一样，刚出道的秦桧也没太大志向，能在乱世中填饱肚子，让自己和家人有安身立命之所也就够了，不过，秦桧的运气好像也不算差，总算混了个进士在官场上享了几天的太平日子，但是在被金掳走一回逛了一圈后，秦桧就患上了“恐金症”，还心甘情愿的替金人卖命，不遗余力地在南宋王朝内部打击排挤抗金将领，硬是凭着一己之力扭转了大好的抗金局势，无耻的奸臣很多，但能无耻到秦桧这个地步，还真是很不容易的事。
    秦桧的斑斑劣迹，已经要让我出离愤怒了，总之，只要是祸国殃民的事，没有这哥们儿不敢干的。对内把持朝政，大肆打压忠臣良将，对金人则是不断的卑躬屈膝，大行投降卖国之举，使得大片国土沦入夷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秦桧最为臭名昭著的还是迫害大忠臣岳飞的种种举措。在那个时代，出现一个能打仗的忠臣不是很容易的事，但秦桧偏偏就觉得岳飞挡了自己的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岳飞即将收复失地的紧要关头怂恿赵构连发十道金牌勒令岳飞撤军，唯恐岳家军一旦尽雪前耻，自己和主子没有立足之地，还变着法的收回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兵权，接着便将岳飞逮捕入狱，在绞尽脑汁两个多月也给岳飞编织不出一个罪名后，最后痛下杀手，以“莫须有”的名义秘密处死岳飞，毁掉高宗王朝的中流砥柱。
    其实，赵构和秦桧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赵构需要有一个人在宋金之间穿针引线，保住自己的帝位，秦桧更是要挟赵构以令天下，稳稳的坐好相位。两个无耻的人也就这样合作了近二十年，置黎民社稷于不顾。
    但让人郁闷的是，就是这样两个败类，还能安享晚年，秦桧活了六十五岁，赵构也是差点儿向乾隆、武则天看齐，心安理得的当了几年太上皇。
    这一页的历史，真的让人很无语。

六、宋体字

宋体，或称明体，是为适应印刷术而出现的一种汉字字体。在中国宋代出现了木版印刷，由于当时的中国书籍每一版印刷两页，使用的是长方形木板雕刻制版。木板具有木纹，一般都是横向，刻制字的横向线条和木纹一致，比较结实；但刻制字的竖向线条时和木纹交叉，容易断裂。因此字体的竖向线条较粗，横向较细。横向线条即使比较结实，在端点也容易磨损，因此端点也较粗。由此产生了竖粗横细，横线端点有一粗点的宋体字形。

宋体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但并不成熟，而且宋代崇尚仿书法字体的颜体、柳体、欧体。一直到明代，由于经济因素，占据版面较小的宋体逐渐流行，由于这种字体缺少变化艺术性，被明代文人诟为"匠体字"。宋体字东传至日本，被日本称作明朝体。今天成了汉字文化圈主流的印刷字体。

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宋体印刷的书籍有一千多年了，所以现代铅字也采用了宋体印刷。后来依据西方文字的黑体和意大利体的方式，在汉字印刷体中也创造了黑体和仿宋体的铅字。目前宋体、黑体、仿宋体和楷体成为汉字印刷的主要四种字体。

      中国文字有正、草、隶、篆、行五种。每种字体中，又往往根据各种风格，以书家的姓氏来命名，像楷书中有欧（欧询）体、颜（真卿）体、柳（公权）体等等。真是体中有体，令人目不暇接呀！

      宋体字是印刷行业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字体，根据字的外形的不同，又分为书宋和报宋。宋体是起源于宋代雕版印刷时通行的一种印刷字体。宋体字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有极强的笔画规律性，从而使人在阅读时有一种舒适醒目的感觉。在现代印刷中主要用于书刊或报纸的正文部分。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景象.印刷出版业在宋代进入了黄金时代,雕版印刷兴旺,刻书中心发展较快,活字印刷发明.元、明大量翻刻宋本,宋体字在明代确立.宋体字便于书写和刻写,字体美观端庄,适应了印刷出版业的行业操作要求,成为宋代文化造极的见证者.
　　中国书法和雕版印刷的结合产生了宋体字，因此，宋体字不但有中国书法的魅力，还具有雕版印刷及木版刀刻的韵味。
    宋体字承传了中国书法的审美韵味

　　中国书法艺术除了汉字本身独特的象形性、图画性特点外，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是形成中国书法的最重要的原因。毛笔它柔软而富有弹性，能意地弯曲扭动，张驰有度，能潇洒自如地表现出各种粗细、大小、曲直，刚柔的线条变化。更能把书者的情感赋予其中，这种“软笔”可横、可竖、可点、可撇、可捺，形成了中国书法特有的形式特征。书者的技艺到一种高度时，毛笔在手，字已非字，点画线条随心书写，千变万化，以至所书之字似有生命的境界。

　　宋体字在笔画上，仍然保持了中国书法的本质特征。在与唐楷颜体比较时，我们看得更清楚，如点、捺、撇及转折处的顿挫处理，就是对书法运笔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化概括。

　　从汉字书写的发展来看，唐代三大家的楷书，是中国书法程式化的颠峰。楷，模范也。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刻版印刷字的楷模。在品味和设计宋体时，追求中国书法和木版刀味、雕版印刷痕迹的韵味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感觉，那只是美术字而已。如现在的圆体，综艺体，根本没有传统书法的味道。

　　另外，从宋体字的角度来看，唐代三大家的楷书因追求方正和程式化，从而失去了书法艺术所需要的随心自由的激情和灵动。唐楷太程式化了，使人极易想到宋体字，实际上唐楷也就是今天的宋体字的范本，它们像个成熟而正襟危坐的长者，不愈矩，缺乏变化的勇气，因而失去了自由的偶然性。

　　唐三大家的楷书，虽然给后来的习字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可说是人学人像，个个都是柳公、颜公，但却毫无个性可言，很难习得此法而成为书法家。倒是能成为入门习字和写好字的范本，但不能作想成为书法家的始终范本。学书者应直追秦、汉、魏、晋，特别是汉代书法，随心抒写、大气豪迈，如《汉简》、《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等。

　　唐楷是中国书法楷书的顶峰，顶峰面临的是什么？是下坡，是重新开始，唐楷也就是宋体字的起始点。
    传统印刷与木版刀刻的痕迹韵味，今天版本学家对于宋体字下的定义是：“横平竖直，横细竖粗，起落笔有棱有角，字形方正，笔画硬挺。”起落笔的棱角，应是宋体字的最大的特征，它是雕版刻工们在长期的刻写过程中对唐楷的笔画进行归纳化处理，形成的特有的装饰化特征，是刻刀留下的韵味，它既保留了唐楷的本质特点，却又比唐楷更加方正，正刀口挺刮有力。这种刀刻的痕迹在传统印刷的过程中，因为印墨和中国纸张的特征，再加上压力，使得最后印制的的成员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宋体字的棱角又稍稍圆润浑厚起来，十分耐看，这无意之中，把楷书的书法味和雕版的刀刻味揉和在一起，形成了宋体字的典型特征。因此，学书法要上溯秦汉，而设计宋体字却要直追唐楷和宋明的雕版刻刀味，因为，那才是宋体字的源头，唯有源头活水来。

　　宋体字的秀气，钢筋有力，变化得当，吸引了后人的喜爱。

　　楷书：也叫“正书”、“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

　　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未，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狂草”。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匀逼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在汉文字发展史上，它是大篆有隶、楷之间的过渡。

　　行书：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行书始于汉未。

　　黑体:机器印刷术的历史产物。至少已有一百年的时间，黑体汉字抹掉了汉字手书体的一切人为印迹及其造字渊源，没有手书的起始和收笔；它以几何学的方式确立汉字的基本结构(它是构建性的，而非书写性的)，其均匀的笔划宽度和平滑的笔划弧度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充满机器意味的无时间性及共时性特征。

仿宋:顾名思义是宋体的便体,也是印刷体。

   宋体的其它称谓：由于印刷字体中国与日本的命名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了宋体与明朝体不同的叫法。汉字的计算机Font技术最初由日本开发，传至台湾，台湾沿用了日本明朝体的称呼，台湾最初的宋体Font，被叫做细明朝体，简称细明体，或明体。明体逐渐在Font厂商中成为专业的称呼，而代替宋体。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数人竟不知道宋体才是中国本来的叫法，而明体是来自日本。
　　有的字体仍沿用传统的称呼。比如台湾的"教育部"标准宋体，以及香港标准宋体，都是用宋体来称呼。祖国大陆正式的称谓是宋体，不使用明体。
  宋体字的传说——秦桧所创！！！秦桧和宋体的关系据说是这样的：在公文来往中，秦桧发现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文字体不一，很不规范，于是潜心研究，尤其是对徽宗赵佶的字研究特别深入，在仿照赵佶的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独特字体，工整划一、简便易学，然后他开始用自己创造的新体字誊写奏折，引起了徽宗赵佶的注意，下令秦桧将其书写模板发往全国各地，要求全国统一按模板字体书写公文，于是很快得到了推广，并且被后世继承了下来，这个字体就是我们现在印刷时使用的“宋体”（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人认为宋体其实就是“瘦金体”的印刷体）。
    再者,按照我国书法界的惯例，历代都以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姓氏来命名字体，如柳公权的字称柳体，颜真卿的字称颜体，那么，秦桧创造的这种字体就应该叫秦体才对。这方面倒是有一说法:

　　秦桧担任南宋宰相以后，里通外国，陷害忠良，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民族英雄岳飞，为后人所不齿，被视为千古罪人;一直到今天，他和他老婆的铁像还跪在岳飞墓前，被人唾弃。在他前后执政十九年中，名声很不好，镇压抗金将领，卖国求保等行尽出，人们恶其行，对于他的字体亦不以其姓命名。(虽然据说当初初制此体时,也真是有出现过『秦体』此一名字,但就在秦桧下狱时,就被民间所极度排挤,并改为『宋体』一词。

　　另外，书法家的品德与笔法并重;而秦桧为人阴险奸狡，没有大胸襟和高品行，就算其笔法优美，亦不为人所乐道;故当时民间及书法界不愿把这种字体与秦桧联系在一起，就把它改以创作朝代为名，称为“宋体”，并流传了下来。
       宋体字虽然源于宋代，但是宋体字在明代确立。
      宋代"兴文教,抑武事"，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景象。印刷出版业在宋代进入了黄金时代，雕版印刷兴旺，刻书中心发展较快，活字印刷发明。元、明大量翻刻宋本，宋体字在明代确立。宋体字便于书写和刻写，字体美观端庄，适应了印刷出版业的行业操作要求，成为宋代文化造极的见证者。      
      纸出现之后，开始出现手抄本，但速度极慢，时代呼唤印刷术的发展和技术革命。在中国印刷史上，早在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开始盛行，有官刻书坊和民间书坊。所谓雕版印刷，是将字刻在枣木板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在纸上，现在保留的木版年画就是采用这种技术。一块木板可刻100多字。现我国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品是唐代的《金刚经》(公元968年印)。宋代文化中心转移到开封之后，雕版印刷也日渐完善，量大且精美。内容除佛经外，史书、诸子百家、诗集、医药、音乐教科书等均有印品。除官家外，书商也印书推向市场。开封、杭州、南京、成都、福州都印了很多书，约有数万部。
      北宋仁宗年间，皇家印坊刻字工毕升，在开封首创活字印刷。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升是皇宫的锻工，即皇家印刷厂的刻字工。他的方法是先把胶泥做成小方块，然后刻字烧制，使之坚硬。印刷时根据文章需要排列有序，平放在铁板上用熔化的蜡油平整固定，上面铺张刷墨，印成书页。据沈括记载，印刷工序分：制作活字、排版、印刷、拆板、活字存放、检索、补刻生僻字等，这的确是一次技术革命。到了元代，逐渐改为木板刻字和铜刻字，使之更加清晰精美。印书量骤增，朝鲜、日本、西夏、辽都派人来开封购书。同时在开封学习印刷技术，故朝鲜成为当时印刷工业比较先进的国家之一，印度、越南也派人来到开封购书。 
      大约在13世纪，活字印刷就传到了朝鲜。1592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后，将用活字印刷的书籍和数以万计的铜字连同印匠一起带回到日本。蒙元时期，欧洲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学会了活字印刷。另外，活印技术由新疆传入波斯，蒙古大军西征时，此技术也传入欧洲，这对于德国古腾堡是个启发。他在美国茨城用铅、锡等合金制成哥特式金属字母拉丁文，解决了字型问题。印刷术的革命，大大普及了文化教育，改变了只有僧侣贵族才能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为欧洲文艺复兴及科技突飞猛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七、岳飞被害之迷

疑似秦桧墓惊现人间，激起了人们对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又一次大辩论，谁是杀死岳飞的幕后黑手，岳飞是不是非杀不可，秦桧是奸臣，还是替罪羔羊？岳飞是大忠臣还是偏执狂？

去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凉风一阵紧似一阵，南京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秦老汉吃过晚饭后，照旧去自家山上的茶园转悠，走着走着，忽然看到茶园旁的祖坟附近，好像有个黑影在晃动，老汉心里一惊，莫非有鬼？秦老汉赶紧俯下身，打量了半天，终于看是清两个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从坟里钻了出来，消失在夜幕之中。是盗墓贼吗？为什么偏偏选中他家的祖坟？

秦老汉是南京市江宁镇清秀乡邵庄村人，茶园旁就是他家的祖坟地，这坟面积不小，坟头又多又大，可是就是一块墓碑都没有立，要说为什么秦老汉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记得祖上留下了这么一条规矩，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绝对不能对外界讲任何有关祖坟的事。可自从发现了这群盗墓贼，老汉有点坐不住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秦老汉最终还是走进了派出所。

  没想到，在公安人员抓到的盗墓贼手里，缴获了他们刚挖出的那些盆盆罐罐，居然就是宋朝王公贵族所使用的器具，秦老汉家真的是宋朝皇族的后代？当挖掘人员把上面覆盖的泥土全打开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扇墓室的门！那是为了防止盗墓者掘墓“鞭尸”而特意设计的吗？一般来讲，怕“鞭打尸体”的人应该是生前罪大恶极、背着千古骂名的罪人，秦老汉？秦家墓？人们想到了宋朝宰相“秦桧”！果然不出所料，经过千辛万苦的挖掘，大家终于找到了这扇墓室的门，打开墓门之后，您猜发现了什么？经过南京当地媒体报道说，发现了一个宽2.2米，长5米的一个绢书，据说这就是秦桧留下的一份遗嘱！

    在这份遗嘱上，秦桧居然高度评价了他的死对头岳飞的战功，并说杀死岳飞不是他一个人所为！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所为，参观过岳飞墓的人都知道，墓前面除了秦桧，还有他的老婆和三个帮凶被铸成铁人，在岳飞坟前跪了将近一千年。然而，遗嘱里透露的并不只是这一些，似乎还另有隐情。这个疑似秦桧墓的惊现人间，一时间激起了谁是忠臣，谁是奸臣的又一次的大辩论，于是上万篇有关岳飞和秦桧的文章陆续出现在报纸和网络上，各种新材料也陆续被披露。

  我们对岳飞之死的最早印象是来自评书《岳飞传》，但是秦桧墓的挖掘，让我们对岳飞的死因产生质疑，之前说到在秦桧遗嘱中称自己并非杀死岳飞的真凶。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否认这一事实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秦桧在说谎还是历史错怪了他？岳飞到底是谁杀死的？

  有一份资料，说当时岳飞正在于敌对国金国作战。而且岳飞是抗金的一个主将，只要这岳家军一出征，经常会打得金兵是落花流水，闻名丧胆。有一次岳飞正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突然接到皇帝下的十二道金牌急令，把他调回了京师囚禁了起来，岳飞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一个作战如勇猛，对皇上如此衷心的英雄，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了呢！那天半夜岳飞偷偷的问那个看守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呢？没想到看守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君臣之间若没了信任，做臣子的也就只有死的份了。岳飞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冤枉，他大声的叫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意思就是说，老天爷长着眼呢，我岳飞对皇帝哪曾有过二心啊！

  第二天，皇帝还真召见了他，岳飞见到皇帝誓死也不下跪，并说自己没罪不能跪，跪下便是认罪了。宋高宗也没有因此而愤怒，还好言安抚了一番，岳飞还以为会免于一死呢，可没想到皇帝前脚刚走，秦桧就进来了，而且当场宣布，岳飞为死罪，为了保留全尸，以毒酒赐死。岳飞当时真是悲愤难当，大骂秦桧。所以说岳飞直到死，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当满朝文武大臣得知岳飞被杀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纷纷质问宰相秦桧，岳飞到底是犯得什么罪？秦桧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岳飞的罪是“莫须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也许有罪”的意思。那么，真的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吗？历史学教授游彪认为：岳飞死于公元1141年12月29日，根据准确的历史资料记载，说秦桧害死岳飞，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像岳飞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涉及到他的死生问题，一定要经过皇帝特别安排的，另外从两人当时在朝廷的地位上看，秦桧是最高的文官宰相，岳飞是最高的武官之一。所以，秦桧要杀岳飞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舆论的压迫下，最后宰相秦桧承担了一切罪名。

  据说秦桧本来想保住岳飞的儿子岳云和手下张宪，但是皇帝却下旨，一个都不留下令必须全部处理，皇命不可违，秦桧也只好奉命从事，但是他预料到自己替皇帝出面干掉岳飞，死后必定遗臭万年，所以对外就含糊其词，而对自己家人则在遗嘱中透露了真情。有人说：虽然没有皇帝的批允，谁也不敢捍动权倾满朝的一个武臣，但有可能是高宗受了秦桧的唆使才把岳飞误杀的？这种说法也不在少数。那么，是皇帝受了下属秦桧进的谗言而杀害了岳飞吗？

  从管理的视角分析岳飞的死因：皇帝是杀岳的主谋，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高宗为什么要杀岳，因为他坐在一个来之不易的皇位上，本来天下不是他的，是他哥哥的，由于战争他坐上了皇位，所以他特别害怕失去这个皇位。同时高宗又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一个能人下属就怕遇到性格软弱的领导。软弱的人，第一不自信爱怀疑别人，第二，没有自己的主见，耳根子软，容易听信别人的谗言，岳飞就陷到这里边了。

  据说有一次岳飞为感谢皇上对他的重用，向皇帝表忠心表过了头，他说皇帝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攻克黄龙府，迎二圣回朝，那么二圣是谁呢？就是高宗的父亲与他的哥哥，大家想想，如果高宗的父亲跟他的哥哥回来，那他的位子还能坐得稳吗？后来秦桧还跑到皇帝那去打小报告，声情并茂的说了一番，还画了三个太阳，意思是提醒皇上，这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啊。难道就因为这，皇帝就记了岳飞的仇？

  如果说“迎回二圣”是岳飞死因中的一个传言，那么岳飞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秦桧的遗嘱中曾提到岳飞有惹怒宋高宗的过失，难道一代英雄岳飞果真是居功自傲，不识大体的吗？这使岳飞的死因变得越来越复杂，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英雄的性格。

   从岳飞的个性看，岳飞不向领导提任何的要求，清高和无欲无求的个性，正好是小人告岳飞的一个把柄。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既不贪财，也不好色还不沾酒的人。有人要送美女给他，被岳飞退回；年轻时岳飞喜欢喝酒，皇上劝了他一次，他从此就滴酒不沾；皇上要给他盖房子，他不要，并且说：“敌未灭，何以家为？”这样一个不爱钱、不好色、不好酒、不置家产、不怕死，再不贪财的人，图的是什么呢？难道图我的江山？这让赵构心里犯嘀咕。我们讲忠诚度，核心就是相互的依赖感，而“无欲无求”恰恰影响了这种依赖感，所以反而遭人怀疑，这是岳飞犯的一个错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太完美没有缺点的人也会让人觉得可怕！

  有人说岳飞的性格很不适于做官，这一点秦桧在遗嘱中也提到说，岳飞和宋高宗因为一件事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以后皇帝便不再喜欢岳飞了。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下属，岳飞在工作的过程中，还有做的不够明智的地方，但是尽管如此，岳飞的这种不适合官场的个性，也不至招来杀身之祸。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代名将惨死风波亭呢？有人提出，他一再主战，反对与金议和，才是真正的死因。

  其实，宋高宗对金的态度，可以说是国仇家恨，不共戴天。只是从军事上、经济上苦于没有大举兴兵反击金国的本钱。当时金国几乎每三年就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在内忧外患之中的高宗皇帝可以说焦头烂额，高宗一方面重用岳飞等武将四处扑火，高举北伐大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让秦桧牵头一次次对金“议和”，以便得到喘息之机。

  可岳飞固执，认为皇上如此重用我，就认定皇上这是要让他收复河山，把金国打出中原。于是“抗金”的想法在他心里是根深蒂固，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高宗为了取得武将对“议和”的支持，特别赐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并提升岳飞为开府议同三司。升迁本来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固执的岳飞连上四折表示不接受。并指出，现今的形势不容乐观，应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他要求皇上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如此的不识抬举，这回可真是激怒了赵构。因为此时的南宋内忧外患已经让皇帝不堪重负了，而岳飞所想的只是收复领土、恢复大宋这么一件事，却没有考虑到各方面的政治利益和战争的最后结局。其实就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宋高宗的考虑也并不糊涂。

  显然，岳飞没有看到这步棋，他在做着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一打起来就不回头，而金兵对岳飞早已是闻风丧胆，就向宋朝放话要挟：如果要想议和，必需杀死岳飞，否则将吞并宋朝。而岳飞的做法，完全与皇上的旨意背道而驰。所以皇上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也是在情理之中。

  据说当时有两个小道消息促成了皇帝杀岳的决心，第一是说，岳飞三十出头就当上了节度使，岳飞有一句话，说在我朝这些大将里面，能三十出头当节度使的，除了太祖，只有我岳飞一个人；第二是说，岳飞解了兵权之后，岳云和张宪在湖北襄阳举兵要拥岳飞，武力要挟朝廷恢复岳飞的兵权，结果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岳飞不合时宜的上表，言词激烈，要求恢复自己的兵权。做法实属太傻，所以授小人以柄，让皇帝更加疑心了。

  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２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与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一起被害于临安的风波亭。一生光明磊落的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时年仅三十九岁。

  有关岳飞的死因至此似乎已是水落石出了，岳飞并不是因为要迎回“二圣”才被宋高宗杀害的，也不是因为他不听调令，有性格缺陷。真正导致岳飞被杀的原因是岳飞固执得有些“不合时宜”。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杀害了他。而事实证明，自岳飞死后宋朝又存活了138年，所以说议和也并不意味着就是投降。倒是秦桧在自己的遗嘱中让他的后世一定要“远离政治”。

 一代精忠报国的英雄、善于谋略治军严明的南宋将帅岳飞，在其戎马生涯中，亲自参与指挥了１２６次战役，没有一次失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他文武双全，著有《岳武穆遗文》（又名《岳忠武王文集》），其《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 

八、宋朝大事记

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虽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不敌北方邻国，先于1127年使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到1279年宋朝又在崖山海战中亡于蒙元。但相对而言，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  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也颇有人在。

　  立国之初　　宋太祖赵匡胤 　　

  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庙号太祖。他本来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由于战功卓著，成为了后周世宗的左膀右臂。世宗死后，继位的恭帝年幼，赵匡胤于是有了称帝的野心。显德七年春节，赵匡胤的党羽制造辽国进攻的假情报，当时的宰相范质急令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正月初三，赵匡胤抵达陈桥驿，当日夜里他酣睡之时，被手下黄袍加身，三呼万岁，拥戴为天子。后周官僚得知后已知无力回天，只得面对现实。周恭帝被迫逊位。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与开宝二年（969年）十月，宋太祖前后两次“杯酒释兵权”，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宋朝因此得以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也导致地方资源狭少，最终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

　　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其弟赵光义忙于即位，全国统一事业暂告停止。宋太祖弟赵光义即位，庙号太宗。太宗稳固统治地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满，下令进攻燕京。结果在高粱河遭遇惨败。此役之后，宋朝的战略便转为被动。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再次北伐，结果又败，著名的大将杨业也在此役中阵亡。之后宋朝在对党项的战争中也多失败，四川又爆发民变。太宗的施政不得不转为重内虚外。太宗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太宗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连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

　　太宗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是为“烛影斧声”事件，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起源于杜太后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杜太后称要赵匡胤死后先传光义，再传光美（后改名为廷美），再传德昭（赵匡胤长子）。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虽然有金匮之盟的说法，但是太宗却先后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又贬黜廷美到房州，两年后廷美就死于谪所。太宗长子元佐也因为同情廷美而被废，另一子元僖暴死，最后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太宗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步入盛世　　宋真宗赵恒 　　

  太宗死后，真宗赵恒接替即位。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黄老政治，无所作为。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就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 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宰相寇准力主抗战，结果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廿万匹，银十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　　

  后来，寇准渐渐失宠，最终被罢相。真宗开始信用一佞臣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深知真宗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真宗之意。结果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先后三次封禅。这严重损耗了民力。 　　

  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仁宗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佑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 　　

  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尔后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仁宗一向最 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在边疆上，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　　

  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英宗赵曙。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佑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后，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时间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 来说，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英宗所提出发起的。

烛影斧声是指宋太祖赵匡胤暴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间所发生的一个谜案。赵匡胤并没有按照传统习惯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赵光义。

根据记载，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时赵匡胤身体很好，酒后有些不舒服，就躺下休息。赵光义让所有人都离开，自己来照料哥哥。外人只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光义说了一些什么，接着烛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铁斧戳地之声，听见赵匡胤高声说：“好为之，好为之。”（你好好去做）天快亮时，赵光义急急唤人，叫皇子都来，说赵匡胤已经逝世。二十一日晨，赵光义就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

这个事件由于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传说，但是无法证实，成了千古疑案。《宋史•太祖本纪》上只简略的记载：“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上御太清阁四望气。……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人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则极力为宋太宗辩解。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已是四鼓时分，宋皇后派内侍王继恩召秦王赵德芳入宫，但王继恩却往开封府召赵光义，晋王的亲信左压衙程德玄己在门口等候。赵光义闻后大惊，说“吾当与家人议之。”王继恩劝他赶快行动，以防他人捷足先登，赵光义便与王继恩、程德玄三人于雪地步行进宫。据此，宋太祖死时，太宗当时不在寝殿，不可能“弑兄”。

金匮之盟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记载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此即金匮之盟的来历。《宋史》——《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直至今世，怀疑和相信两派学人争论不休，尚无定论。

澶渊之盟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时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靖康之耻　　宋徽宗 是一位天才艺术家，却也是亡国之君。　　

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党禁，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佑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国被金国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朝给辽国的岁币改缴金国。此即为海上之盟。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钦宗赵桓。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徽、钦二帝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徽钦二宗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

尽管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无庸质疑，他在书画上的造诣无与伦比。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薰陶，成为杰出书法家。建炎南渡偏安江南内忧外患灭亡景炎元年十一月，蒙军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陈宜中、张世杰护送赵是和赵昺乘船南逃，从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是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1278年）。

德昭之死赵匡胤一共生过四个儿子，活下来的有两个，长子赵德昭，是赵匡胤原配夫人贺氏生的；次子赵德芳，不知其生母是谁。赵德昭究竟生于哪一年，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宋史·宗室传》说他“乾德二年出阁”，应该是基本能够自立的年龄。乾德二年是公元964年，如果按照德昭十岁出阁，他应该生于后周显德初年。《宗室传》说赵匡胤对德昭要求十分严格，直到赵匡胤驾崩，一直没有给他加封王爵。赵光义即位之后，才封他为武功郡王。太平兴国三年（978），德昭娶了太傅王溥的女儿为夫人。没过多久，便大难临头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当时的背景。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后，南方仅剩的吴越和闽相继归顺大宋，此时尚未归附的只剩下占据河东的北汉了。早在太平兴国三年，赵光义便开始谋划收复北汉，统一全国。在多次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太平兴国四年春节刚过，赵光义便调集数十万大军，他自己也御驾亲征，将北汉都城太原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尽管北汉军队骁勇善战，又有杨业、杨延昭那样的神武将帅，但毕竟只是一座孤城，契丹的外援也早被宋军切断，还能坚持多久？在宋朝大军轮番猛攻之下，太原城被攻破，北汉国主刘继元、大将杨业投降。赵光义取得这场胜利之后，没有顾及到军队的损失和将帅的疲惫，意欲乘胜夺取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于是马不停蹄，挥师东进。在接连收复易州、涿州，进逼到契丹南京幽州（今北京市）时，遭到契丹大军的突然反扑，宋军猝不及防，大败退回白沟河以南，连赵光义都差点儿被契丹人俘虏。这次亲征，以河东战役的大胜和幽州战役的大败而告结束。
　　出征之前，赵光义特地命弟弟赵廷美和侄儿赵德昭随军前往河东，理由是要让他们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亲身体会体会什么叫枪林弹雨，什么叫九死一生。就在赵光义率军进攻幽州的一天夜里，军中突然传播开一个惊人的消息，说皇帝赵光义已经不知去向，必须马上拥立新皇帝德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军心大恐。好在有人迅速辟谣，说皇帝现在安然无恙，才算平息了这场骚动。因为当时在战争状态，赵光义虽然很不愉快，还是没有发作。按照当时的规矩，打了胜仗，有功官兵的奖赏一般不应超过一旬，可赵光义回到汴京之后，一直在为有人拥立德昭的事闷闷不乐，绝口不提奖赏北伐太原将士的事，搞得将帅们议论纷纷。为了平息将士们的怨气，赵德昭寻了个机会，建议赵光义赶快颁布有功人员的嘉奖令，不料赵光义赫然大怒，厉声训斥他道：“你急什么？等你当了皇帝再赏也不迟！”赵德昭挨了这么一闷棍，又惊又怕，回到家里便自杀了。赵光义听到德昭的死讯，跑到他的尸体前失声痛哭道：“傻侄儿，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将其厚葬，追封魏王，赠中书令。
　　关于赵德昭的死，还有两种说法，一种出自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称赵德昭回到府中，问侍从带没带刀，侍从回答说王府之内不敢带刀，于是德昭跑到酒楼把门反锁，用削水果的刀自刎而死。另一种说法出自当朝国史的本传，称德昭喜欢吃肥猪肉，中毒而死。国史本传显然是在掩盖德昭的真正死因，不可为据；司马光的说法也很勉强，试想一个王爷跑到酒楼自杀，而且事先有明显的征兆，侍从们就不能把门踹开？那还要这样的侍从干什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幽州军中，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拥立德昭为帝的议论？按照情理，这么大的事儿，不是哪一个人想说就能说的，如果没有事先充分的谋划，谁敢贸然出此狂言？这可是灭九族的弥天大罪呀！更何况赵光义“微闻其事”，仅仅“不悦”两个字就了结了？历史上有哪个皇帝对犯上谋逆的首恶如此大度，连问都不问？所以不管史书如何遮掩，都不可能不令人们产生极大的怀疑。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德昭在事前做了许多准备，欲在兵戎混乱之际，将本该属于他的皇帝之位从赵光义手里夺回来，这才符合人性的规律和历史的真实。杜老太后的遗命说得很清楚：如果赵匡胤去世时儿子太小，就让弟弟赵光义继承帝位。可实际情况是：赵匡胤死的时候，德昭至少已经二十出头儿，连次子德芳都十八岁了，还能算是小孩子吗？由此可以推断，赵匡胤坚持要把帝位传给赵光义的说法，八成是赵光义自己编出来欺骗世人的。换言之，赵匡胤生前很有可能已经秘密将帝位传给了长子赵德昭，而且必然有第三者晓得此事。但因赵匡胤死得太突然，赵光义早就做好了夺取皇位的准备，所以德昭没能赶在赵光义坐上龙床之前抢到帝位。对于这个现实，处在弱势的赵德昭只能暂时接受下来，再慢慢寻找机会，他一个年轻人，不可能与手握重兵、极富政治经验的叔叔相抗衡，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那么赵光义晓得不晓得德昭是他帝位最大的威胁呢？当然晓得，而且心如明镜，所以他对德昭的防范也一定是严上加严的，这就是他在御驾亲征时为什么一定要带上德昭，而不让他留在汴京的用心所在。对于赵光义来说，未必一定要尽快除掉赵德昭，但事情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赵德昭已经迫不及待要抢他的帝位了，这时的赵光义，出于本能，也必须把这颗眼中钉拔掉！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到，赵德昭建议赵光义尽快颁发嘉奖令，并没有任何可指责之处，赵光义为什么大发雷霆，说出那么刺伤德昭的话来？那不是逼他去死又是什么？也就是说，在赵光义看来，德昭必须马上死，至于怎么个死法，当然也就不重要了。
　　赵德昭的死究竟是谁造成的？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杜老太后不说那句“如果孩子太小，就把帝位传给光义”，德昭极有可能顺顺当当地做了大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如果赵匡胤及时把立德昭为太子的诏书颁布天下，赵光义就不可能轻易抢到帝位；如果宋皇后是个铁碗皇后，敢于把德昭托上龙床，赵光义想当皇帝，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如果宋皇后派出去的太监不是赵光义的亲信王继恩，而是忠于赵匡胤的人，结果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如果德昭畏天知命，老老实实当他的武功郡王，也不至于死于非命；如果德昭手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为他谋取帝位振臂呼喊，德昭的情绪也不至于恶性膨胀。然而所有这些，毕竟只是“如果”，真实的历史，已经永远无法重新书写了！

元佐发疯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将自己的儿子们由“德”字辈改为“元”字辈，名字也作了更改，如赵德崇改名为赵元佐，赵德明改名为赵元佑；而宋太祖的儿子和赵廷美的儿子仍旧为德字辈。这其中，自然有更深的意味。 
　　宋太宗长子赵元佐（原名赵德崇）自幼聪明机警，长相酷似宋太宗，很得宋太宗和太宗皇后李氏的宠爱，被封为楚王。赵元佐有武艺，善骑射，曾经跟随宋太宗出征过北汉、幽蓟。宋太宗大肆迫害赵廷美时，赵元佐很是不满其父所为，出尽全力营救叔叔赵廷美，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来赵廷美忧悸成疾，死在了房州。赵元佐闻讯后大受刺激，竟然因此而悲愤成疾，狂病大发。手下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过失，他不由分说，操刀就砍，弄得楚王府人人惊惧。宋太宗对此十分心痛，派御医来给长子医治，还专门为赵元佐而大赦天下。 
　　［宋太宗赵光义先后有三位皇后：尹氏、符氏和李氏。尹氏和符氏都在宋太宗即位前病死，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发妻尹氏为滁州刺史尹廷勋之女，很年轻时便得病死后。据说赵光义当时心中难过，便外出打猎，结果偶遇当时还是后周国丈的符彦卿的第六女符氏。符氏正是豆蔻年华，姿容绝美，赵光义一见钟情，回去后托兄长赵匡胤（当时掌握后周兵权）出面，如愿以偿地娶到了符氏。符氏在入宋后病死，赵匡胤此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又为赵光义聘淄州刺史李处耘次女李氏为妻。正准备迎亲时，宋太祖暴死，亲事只得延迟。宋太宗即位后，本来想立最喜爱的李妃（赵元佐和宋真宗生母）为皇后，但李妃却突然病死。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正式接李处耘次女李氏入宫，时年十九岁，最初封为贵妃，六年后被立为皇后。］ 
　　雍熙二年（985年）重阳节，宋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皇宫园林中宴饮射猎，因担心赵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赵元佑去看望兄长赵元佐。赵元佐得知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宴会，皇子都有份出席，唯独没有邀请他，很不高兴，说：“你们侍奉圣上欢宴，只有我没参加，这是想抛弃我啊！”越想越生气，便开始猛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火烧了自己的宫室。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 
　　宋太宗后来得知后，猜想可能是赵元佐本人所为，便命人查问。赵元佐倒也敢做敢当，大大方方地一口承认。宋太宗顿时怒不可遏，欲断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赵元佐因此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均州。宰相宋琪率领群臣三次给宋太宗上书，请求把赵元佐留在京城。宋太宗终于还是难舍父子之情，答应了群臣的请求。这时赵元佐已经在去往均州的途中，走到黄山的时候被使者召回，之后住在南宫。但宋太宗对长子明显失望，父子关系从此趋于冷淡。 
　　当时宋太宗认为赵元佐是患了癫狂病，请名医多方延治。其实，根据赵元佐的性格，他得癫狂病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在故意装疯，以此来发泄宋太宗的不满及表示对皇位的拒绝。一个性情中人，不幸生在帝王家，亲眼见到骨肉相残，却无力制止，除了装疯卖傻，还有什么办法！当然，赵元佐的目的确实也达到了，此后，他远离权力漩涡，过着避世般的生活。而且自此后，再也不见他癫狂的记载，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发狂”是故意而为之。不过，他毕竟是宋太宗长子，利益集团并没有放过他。后来宋真宗即位时，赵元佐还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但正因为之前赵元佐对皇位和政治毫无兴趣，他反而未受牵连，得以善终，这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一段的由来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而在这场赵元佐火烧宫室的风波中还有个关键人物，即陈王赵元佑。赵元佑为什么要在宴席结束后跑到楚王府中？他到底对兄长赵元佐说了些什么？尽管内容不得而知，但想来这谈话应该是直接刺激赵元佐放火的起因。而后来宋太宗不怀疑别人放火，转眼就怀疑到亲生儿子赵元佐身上，极有可能也是因为赵元佑旁敲侧击的提醒。 
　　为什么要怀疑陈王赵元佑别有居心呢？因为之前赵元佐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而赵元佐倒台后不久，赵元佑改名为赵元僖，并任开封尹兼侍中，成为了准皇储，立时风光无限。宋太宗还同时任命户部郎中张云华为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陈载为推官，并嘱咐二人说：“两位是朝中端士，特地让你们来好好辅佐我的儿子。”语气已经相当明显，赵元僖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反过来推论，倘若赵元佐不倒台，这皇位怎么能轮得到赵元僖么？由此可见，赵元僖有要除掉赵元佐的强烈动机。 
　　赵元僖本人颇有政治才干，他一得势，便着手拉拢朝中重臣。经过反复比较权衡，赵元僖相中了已经第二次被罢相的赵普。赵普此时已经替宋太宗铲除了赵廷美，再一次失势。为什么选中失势的赵普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天下人都知道，赵普是构陷赵廷美的元凶，也因而是赵元佐心中的死敌。于是，赵元僖极力游说宋太宗，刚好宋太宗要任吕蒙正为相，吕蒙正威望不足，需要有一位声名显赫的重臣来辅助。于是，宋太宗重新起用赵普为相，这是赵普第三次入相。赵普入相后，立即心领神会，协助赵元僖打击赵元佐的亲信旧党。如此看来，赵元佐的所谓癫狂根本就是假，而赵元佐火烧宫室直接导致被废一事，显然也是赵元僖一手策划。 
　　赵普不久后即被罢相，但赵元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兄长赵元佐的势力大受打击。此后，他又与当朝宰相吕蒙正关系极为密切，目的显然是司马昭之心。然而，终宋太宗一朝，似乎始终无法摆脱“斧声烛影”的恐怖阴影，赵元佐“发狂”后，不幸的命运再一次降临在赵元僖身上。淳化三年（992年）十一月，赵元僖早朝完后回到府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浑身无力，腹痛如绞，很快就撒手归西了。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死因极为蹊跷。 
　　宋太宗白发人送黑发人，自然非常悲伤，因此而罢朝五日，赠赵元僖皇太子的身份，并写下《思亡子诗》。 
　　关于赵元僖暴死之谜，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有一种传说，说是赵元僖暴死是因为侍妾张氏下毒所致。赵元僖不喜欢正妻李氏，宠爱侍妾张氏。张氏恃宠而骄，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又逾越制度厚葬其父母。李夫人看不惯张氏的作为，常有呵斥。张氏因而怀恨在心，打算毒杀李夫人，但却误打误撞地毒死了赵元僖。 
　　宋太宗听说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调查此事。张氏知道无法逃罪，自己上吊自杀，她为父母精心营造的豪华坟墓也被宋太宗下令毁掉。宋太宗甚至恨上了死去的儿子赵元僖，赵元僖府中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又下诏停止赵元僖的皇太子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 
　　赵元僖本来很得宋太宗喜爱，他本人也有雄心大志，与宰相交好，朝中不少大臣都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父亲宋太宗所厌恶，实在是可悲可叹。 
　　赵元佐被废，赵元僖暴死，储位顿时空缺，大臣冯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等人上疏请早立皇太子。此时，宋太宗正为赵元佐和赵元僖的事情烦恼不已，冯拯等人触痛了他最心痛之处，立即大怒，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朝中再没有人敢议论继嗣问题。 
　　不过，到了此时，立太子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宋太宗的箭伤不时发作，十分痛苦，连他自己也知道大限将至。因为刚刚因立太子问题贬斥了冯拯等人，不便公开朝议，宋太宗就私下询问寇准的意见。寇准的妻子是宋太祖皇后宋氏的亲妹，也算得上皇亲国戚。寇准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宋太宗犹豫了很久，提出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宋太宗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宋太宗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狸猫换太子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宋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乘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人事不知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琳，陈琳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八贤王处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真宗再无子嗣，就将其皇兄八贤王之子（实为当年被换走的皇子）收为义子，并立为太子。

一日，太子在冷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郭槐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自尽而死。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据历史记载，宋仁宗既非皇后所生，也非皇妃之子，而是侍奉真宗刘德妃的宫女李氏所生。仁宗生下后，刘德妃将其收为己子，亲加抚养，后来在年幼时即继了皇位。这样，刘德妃就成了皇太后。由于仁宗年幼不能理政，乃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并不知道自己生母是李氏，朝中大臣畏惧太后之威也不敢说。但刘太后仁慈厚道，当仁宗生母李氏病重时，刘太后将其由宫女晋升为宸妃。后来李氏病故，刘太后还以皇后之礼给予厚葬，这对一位宫女出身的人来说，也是备极哀荣了。过了若干年，刘太后逝世后，仁宗左右有人奏明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言下之意，宸妃乃刘后所害。究竟如何，仁宗自然要查清。好在宸妃灵柩尚在，于是仁宗亲看开启宸妃之棺察视。宸妃遗体由于有水银保护，故其肤色就像活人一般，并非被人害死模样。再看她的冠服，确如皇后。这就证明当初宸妃确实因病而死，刘太后也确实将宸妃按皇后礼安葬。仁宗看到这一切，感慨地说道：“人言哪能相信啊！”由此可知，刘妃、李妃确有其人，但其事绝非传说的那样。

子虚乌有“仁宗认母”这一事件整个过程，也与包拯毫无关系。这件事发生在仁宗亲政之前，也就是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以前，而此时包拯还是一个布衣百姓。直到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29岁的包拯才考中进士，本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由于包拯为孝敬年事已高的双亲，请求回到家乡附近任职，于是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由于还不在父母身边，包拯又辞职回家，孝养双亲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才在亲友劝告下，离家去天长县（今属安徽）任职，而这时他已经40岁，步入中年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去过京城，哪能帮助仁宗寻找生母呢！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女中尧舜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元祐更化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敦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敦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高太后能被称为“女中尧舜”，足见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既有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的政治之争，也有宋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还夹杂着许多无汉说清的个人恩怨。

司马光上台后，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旧法一一恢复。司马光在宋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他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病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

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灭亡。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变。

1120年，宋金两国结成海上之盟，议定金国进攻辽中京，而宋攻辽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国土归金。后来金兵攻破辽中京，而宋朝二十万大军大败。燕京被金人所攻占，天祚帝被俘，辽国灭亡。金灭辽之役严重暴露宋军的腐败。宋廷竟要求金人履行盟约，金人反指宋人没有履行攻打燕京的责任。宋廷则用岁币将燕云十六州买回。1123年7月，前辽国将领、金平州（今河北卢龙）留守张觉以平州降宋，事败逃奔刚成为北宋燕山府的原辽燕京，金人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北宋燕山府不得已斩了张觉，造成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均感到不满。1125年八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攻宋。

公元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赵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为宋钦宗。公元1126年1月，宗翰率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银币，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

公元1126年1月27日，完颜宗望军渡过黄河。第二天攻下滑州（今河南滑县），1月31日，包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因汴京守御使李纲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2月，胁宋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三镇议和。

此时只有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参与围攻开封。完颜宗翰的金国西路军不但在太原被绊住，而且又拒绝完颜宗望提出的隔断西军（宋朝征西夏的边防军，是宋当时最精锐部队）的部署，以至种师道率十万西军顺利赶到开封，完颜宗望被动后撤到开封西北远郊孟阳扎营寨。姚平仲军劫完颜宗望营寨被全歼一事，有人指是投降派李邦彦、李棁为逼主战派李纲、种师道议和而有意无意透露给奸细邓圭所致。劫寨失败以后，李纲、种师道被撤销军权。金兵复至开封城下，宋钦宗大恐，遣使说：“初不知其事，且将加罪其人。”。李邦彦又使宋钦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雳炮手发炮后竟被枭首处死。完颜宗望再攻城时被西军击退，于是停止进攻，改肃王赵枢为人质，康王赵构得以回归。

完颜宗望的金国东路军第一次围攻开封不果，临走前派人入城辞行，并送来一封拜辞信，说是“非不欲诣阙廷展辞，少叙悃愊，以在军中，不克如愿，谨遣某某等充代辞使副，有些少礼物，具于别幅，谨奉书奏辞。”完颜宗望退军之时，种师道之弟种师中率领的西军精锐秦凤军三万人开到东京开封，种师道即命他率部尾随金军之后，俟其半渡而击之，完全消灭其尚在南岸的一半，将金国最精锐的东路军打残以消后患。李纲也建议用澶渊故事“护送”金军出境，密告诸将有机会就纵兵追击。宋钦宗也同意李纲表面上的建议，派军十万，紧紧“护送”。但吴敏、唐恪、耿南仲等投降派又最终压倒了主战派，派人在黄河边上树立大旗，严令军队不得绕过大旗赶金军，否则一概处死。

以后种师道又提出亡羊补牢的办法，建议集合大军驻屯黄河两岸，防止金军再次渡河，预为下次“防秋”之计。宋钦宗准奏施行，不久又被吴敏、唐恪、耿南仲等投降派大臣压到，认为万一金军不来这笔巨大的军事费用会被浪费，拒绝采用种师道之言。以后种师道气愤致疾，以至病死。李纲则被外调河北河东宣抚使，无所作为，最后被逐到江西。

不久，金国以萧仲恭使宋，耶律余睹监军。宋钦宗认为此二人都是原辽国贵族，可诱而用之，以蜡丸封了一封书信让萧仲恭送耶律余睹，使为内应。萧仲恭忙跑回金国见完颜宗望，以蜡丸书信献之。八月，宗望以此为由集合军队重新伐宋。第二次攻至汴京仍然是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两人的比赛。

第一阶段，西路完颜宗翰于公元1126年9月5日和第一次攻宋一样从大同出发，第二天破宋张灏军于文水（今在山西），9月21日克太原。东路完颜宗望9月8日从保州出发，当天破宋兵于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中山（今河北定州）。9月15日，攻下新乐（今在河北）。9月26日，破宋大将种师中于井陉，取天威军（今河北井陉县），克真定（今河北正定）。

第二阶段，经过休整，西路完颜宗翰11月18日自太原向汴京进攻，22日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12月4日，完颜宗翰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东路完颜宗望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12月4日宗望诸军渡河，随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村南）、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于12月10日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12月17日，完颜宗翰才到达汴京城下，又被完颜宗望抢了先。

和第一次开封围城战相比，第二次围城战宋朝的处境要困难得多：

①王禀守卫的太原在被完颜娄室的五万金军围困二百五十多天后终于失守，完颜娄室的这部分军队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东来的勤王之路。

②第一次围城战时，只有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到达开封城下，兵力有限，攻城的活动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第二次围城时，金军两路合攻，四面合围，陷东京于彻底孤立。

③第一次围城以前，北宋朝廷在完颜宗望到达开封的前夕定下了战守之策。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和御营京域四壁守御使，取得主持战守的大权。而第二次围城时，李纲已经因为姚平仲劫寨失败一事和种师道一起被褫夺军权，宋钦宗把战、守、和的全权都授给宰相何?。何?一边迷信妖人郭京的六甲神兵，一边派出枢密使冯澥到完颜宗翰军中求和，自以为双料保险，却不是守城之道。宋钦宗又临时派待罪在京的刘韐提举四壁守御，另外又以次相孙傅为守御使，事权不一，掣肘实多。孙傅和何?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妖人郭京的六甲神兵身上。

　　④第一次围城时，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全军六万人，这次增加到八万人，主要将领完颜阇母、完颜昌、刘彦宗等仍在军中，只有郭药师以燕京留守的名义，留驻燕京。西路军仍以完颜宗翰、完颜希尹、完颜娄室三大将为主副帅，完颜银术可等战将都属麾下，汉人高庆裔，时立爱为谋主。完颜娄窒、完颜希尹两人轮流至潼关外督师阻止宋朝的西军勤王。西路军的总人数，原来与东路军相等，也是六万余人，经过长期的围攻太原，兵力不断补充，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时除封锁潼关的五万人外，仍有七八万人参加第二次开封围城。计东西两路金军的兵力已超过十五万人，比第一次围城战增加了一倍半。而宋朝这边，第一次围城时开封原来的禁军加上西北陆续开来的勤王军，总数达到二三十万人。解围后，这些大军没有安放到应当去的地方，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黄河南岸溃散，还有一部分被投降派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以致第二次围城时城内守军不满七万。各地勤王军早已受到唐恪、耿南仲的命令而裹足不前。只有南道总管张叔夜与两个儿子伯奋、仲熊违抗这一投降式的朝命，募兵一万三千人勤王，在颍昌府遭遇完颜宗翰部，大小十八战互有胜负，最后全军突入开封城，这是第二次围城之役中唯一的一支能够进入开封城的勤王军。

公元1127年1月9日，因为郭京作祟，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与诸将破城，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

公元1127年3月20日，北宋宣告灭亡。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随行的李若水抱着宋钦宗的身体，斥责金人为狗辈。完颜宗翰初时想招降李若水，过了几天看看无效，就随便让手下处理他。李若水骂不绝口，被宗翰的手下割裂咽喉而死节。4月20日，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人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等北返。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被俘的徽、钦二帝

《靖康稗史笺证》对这次国难所记很详细，书中所记因为非常耻辱，正史多无法记载，故参考价值颇高。其中《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烧杀掳掠，奸淫妇女。除金银财物之外，大量掳掠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索要男童。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

据《南征录汇》载：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吴开、莫俦传宋主意，允以亲王、宰执、宗女各二人，衮冕、车辂及宝器二千具，民女、女乐各五百人入贡。”金军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踞大宅，淫及陆（笃诜）所掠女””。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4]、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封府津送人物络绎入寨，妇女上自嫔御，下及乐户，数逾五千，皆选择盛装而出。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国相（完颜宗翰）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次月五日夜，完颜宗翰宴请手下将领，令宫嫔换装侍酒，不从者即处死，当时有郑氏、徐氏、吕氏抗命不从，被斩杀，又有“烈女张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颜宗望）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为鉴，人人乞命。”

《开封府状》载：“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被抵押折价的各类女子统计竟有11635人。

《呻吟语》载：“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青宫译语》载：完颜宗翰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之女赵富金，完颜宗望于是要徽宗将富金交给设也马，徽宗因为富金已经出嫁为蔡京的儿媳而不同意。完颜宗翰大怒道：“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徽宗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然而无用，设也马北上途中就以富金为妻，回到上京后，金太宗诏许，“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也马郎君为妾。”宋钦宗的朱慎妃在北上中途解手时，遭到千户国禄的调戏，其他妇女惨遭蹂躏而死者甚多。开始共有三千多人的宗室队伍，到达燕京后，只剩下一千几百人，而且十人九病。

《宋俘记》载：临行前俘虏的总数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一个月内，有近半数1500名妇女死去。1900名未死者中，一部分送往上京，听从金太宗发配，其中上千妇女被赐给金国留守方的人员，另有三百人留住浣衣院(即官妓院)，这些人都被迫随女真乡俗，“露上体，披羊裘”。徽宗的郑皇后、钦宗的朱皇后也被同样处理，朱皇后不堪受辱，回屋后自缢，被救后又投水自尽而死。另一部分留在燕京被赏赐给伐宋的金兵，许多妇女被卖进娼寮，有的还被完颜宗翰以十人换马一匹，有的被卖到高丽、蒙古作奴仆。《呻吟语》引《燕人麈》说这些妇女，“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甫出乐户，即登鬼录”。《燕人麈》作者记录其一位铁匠邻居，“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被扣留在金国的北宋使臣宇文虚中曾遇见沦为歌妓的北宋宗姬，作《念奴娇》词称其为“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另一使臣吴激作《人月圆》词也说：“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沉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押解至东北的赵宋宗室上千。后来后金满族第一大姓“伊尔根觉罗”据《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又作“宜尔根觉罗”、“民觉罗”或“伊尔根”，满语“民”的意思。

其汉姓为“赵”（也有“佟”“顾”“伊”“萨”“公”“兆”“曹”“包”“哲”“席”等）。《黑龙江志稿·氏族》载：“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清代满文创始人噶盖之裔汉姓“赵”，尚书顾八代之裔汉姓“顾”，副都统萨哈岱之裔汉姓“萨”，大学士伊桑阿之裔汉姓“伊”。不排除有满州望族是宋皇室后裔。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泥马渡康王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金兀术追击康王到了夹江边,康王的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兀术为何看他不见？因有神圣护住，遮了兀术的眼，故此不能看见。康王骑在马上，好比雾里一般，那里敢开眼睛，耳朵内但听得呼呼水响。不一个时辰，那马早已过了夹江，跳上岸来。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处，那马将康王耸下地来，望林中跑进去了。康王道：“马啊！你有心，再驮我几步便好，怎么抛我在这里就去了？”

康王一面想，一面抬起头来，见日色坠下，天色已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原来有一座古庙在此。抬头一看，那庙门上有个旧匾额，虽然剥落，上面的字仍看得出，却是五个金字，写着“崔府君神庙”。康王走入庙门，却发现一马槽，槽内卧着一匹泥马，颜色却与骑来的一样。又见那马湿淋淋的，浑身是水，暗自想道： “难道渡我过江的，就是此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声道：“那马乃是泥的，若沾了水，怎么不坏？”言未毕，只听得一声响，那马即化了。康王走上殿，向神举手言道：“我赵构得神力保佑！若果然复得宋室江山，那时与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也。”说了，就走下来，将庙门关上，旁边寻块石头顶住了。然后走进来，向神厨里睡了。这便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

史料记载： 嘉定四年程卓使金，撰《使金录》记载道里行程，在十二月十四日“至磁州”条中写道;

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

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对于“泥马渡康王”之“渡”，明确的记载最早见于此条。条中反映出程卓试图将传说附会与历史事实、地理方位对接的努力。但是，身历其处的程卓恐怕很难确指，赵构自磁州南返相州时，神马助其“南渡”之“河”究系哪条。

南宋人假托太学生陈东之名所作《靖炎两朝见闻录》下卷(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贞集叙此事文字，几乎与下引一节完全相同)中说:……康王遂从宗泽之请，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且闻去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庙，不觉困倦，依阶脚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无马，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匹马立于旁。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