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摩尼成佛时候啥样:小善乃大善之贼——以曾国藩为例

“小善乃大善之贼”，这句话是在《雍正王朝》里看到的，当时就很警醒，觉得说得十分精当，于人性悖反中一针见血。历来读曾国藩的传记和书，总觉得历史人物也不能自专，曾国藩虽然那般努力，个人生活近乎愚苦，取得的功业如此显赫，又总是能够不满自励，从个人角度而言，一个人能够达到如此修为，足以傲视群雄、聊以自慰了。可惜世事蹉跎，难能尽心如意，且不说曾国藩生前波折丛生，毁誉参半，即便死后多年，争论依然不休。
　　从其个人作为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人尽其力”“力尽其才”了，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和背景而言，确乎又留有太多遗憾，其中之一就是说他应该倒戈，推翻清王朝，这样就可以加速中国的进步了；甚至直接有人责怪曾国藩，就是他的“小善”保护了清王朝，才使我们民族的灾难变得更为深重了。
　　历史的魅力也就是如此，它虽然难以变更，但是考究起来却仍然带有太多的不确定和太多的可能性，甚至很多近似于偶然，埋下了很多可能的遐想。历史研究的纬度和弹性也恰巧就在于此，正是对这些太多的可能性甚至假说的考问，才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本原，条理出历史的内在脉络，凸现出历史真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来。
　　我整理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就在于此，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包括曾国藩这样的厉害人物。如果读他的日记，虽然会很佩服，但是也觉得并没有超越传统国人的圈子——让他那时拯救人心可能会有一时之效，但是拯救中国却绝不可能。如果再看他日记中记载的皇帝与太后接见应对的情形，就更会有如此感觉——耍小聪明式地愚忠，远没有读其文章时感觉得到的那种气度和那种智慧。
　　所以，寄希望于曾国藩造反是没有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还是录下来，以供端详，不为反对这种假设不成立，只为推崇这个观点和认知角度的识见意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了圆明园，但没有烧毁天坛、地坛。曾国藩对此是这样评论的：“（英法联军）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
　　对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来的暂时“和平”，曾国藩谈道：“此次决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
　　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他说：“鄙意本在设厂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1862年，对于借洋兵助剿苏州的提议，曾国藩表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后来，崇厚（字地山，内务府镶黄旗人）提出调印度兵助剿，曾国藩明确表示了他的看法：“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屡屡表示异议。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在清廷明确命令下，曾国藩只得派李鸿章汇合“常胜军”，会剿太平军。
　　不难看出，曾国藩并不想出卖中国，也不希望洋兵“蹂躏中国之土地”。但是，在他眼中，保住清王朝不亡，便维持住了“大局”，而“大局”稳定了，就能通过以自强为主，进行“内修”，最终实现“攘外”。
　　但是，曾国藩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因为他所维护的清廷，早已是朽木，要其内修自强成功，殆无可能。清廷于所谓康乾盛世时，尚且畏惧海洋、封民之口，在外向性方面还不及明朝，不愿/不敢看世界，当权的是咸丰慈禧之流，其才智远逊康乾，多数八旗子弟、朝廷官吏属顽固无能/腐败透顶之辈。这样的一批人如何有能力领导中国，在外敌环伺的情况下，完成洋务改良的历史重任呢？
　　从1862年到1908年，慈禧是清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从她那不过几百字，错别字有几十个的手书看，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而且，权力欲极强的她，享乐的欲望也非常强烈，为此，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玩弄权术是她最擅长的事情。曾国藩悲哀地发现：“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恭亲王是慈禧大多数时候的帮手，才学在八旗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曾国藩也看出他“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无卓然自立之心。”（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但就是这样一位王爷，照样被慈祥四次被撤四次复出，倍受摧折。
　　在慈禧这样没远见喜权术的庸者加狠者手下，曾国藩们这样的汉臣哪里能够自由驰骋，实现抱负呢？无奈之下，曾国藩叮嘱部属：“阁下虽可奏事，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
　　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于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恭亲王府），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1875年，郭嵩焘建议把官有轮船交给私商经营，却得不到清廷任何回应。而同一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扶植三菱与美国一公司对抗。
　　当然，清朝洋务运动并非一无所成。其最骄傲的成果便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号称世界第七位（一说第六位）的海军，其中北洋舰队可称是清朝洋务之花。
　　1888年，慈禧不顾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死活，挪用海军经费1000万两修建供她自己玩乐的颐和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毫无疑问，慈禧是甲午战败的最大责任者。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这是一个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列强可以在中国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北京和大沽等地炮台被拆除，各国驻兵从北京到山海关，（七七事变时，引用此项特权的日军出现于北京近郊），中国对各国赔款银4亿5000万两，派遣使节到德国及日本谢罪。这次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使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列强控制。慈禧在条约签订以后，竟然向各国公使们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们没有在手握强悍湘淮军崛起中国后，迅速转而以顺势取天下为目标，坐失了中国早日自强的时机，也坐失了自己大展鸿图的良机。在剿灭了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们的自强之志委靡于慈禧之手，改良遂成了死路一条。
　　中国为这个腐朽王朝的苟延残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英国立德夫人在1901出版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写道：“一个神父说，28年前，他刚到四川的时候，吸食鸦片的人只有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三。现在，他估计约四分之一的人都在吸食鸦片。重庆到乐山的十一天陆地行程中，我从没见过比这里的人更加虚弱无力的了。有些地方土地肥沃，整村整村的男人都面色苍白，躬着背，身体都空了，也许连肋骨都空了，在路上，人们都是在散步，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驮着东西赶路。”
　　黄仁宇估计太平天国期间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1894年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36人逃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俄军还出动大军长驱直入，达到山海关。柏杨估计：“至少有3千万以上无辜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中山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10次，每次失败都有牺牲。
　　据统计，从1840年至1905年，外国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有700多个，割走中国的领土17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3个法国的国土面积。战争赔偿白银总额19.5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1901年国库收入的16倍。这是清政府创下的一个世界纪录，但不是光荣的纪录，而是耻辱的纪录。它留给民国一个一无所有的国库，还有人民对戊戌六君子、黄花岗72烈士、鉴湖女侠秋瑾、少年英雄邹容等无数英烈的悲怀。
　　比之以前朝代，清政府是在“尽所有可能”丧权辱国殆害百姓之后才灭亡的，其可耻程度堪称历史之最。
　　清王朝这棵朽木之所以拖了六七十年，朽烂成灰后才倒下，全仗曾国藩们从旁撑着。
　　曾国藩们延长了清朝的寿命，却加重了中国的病痛。
　　曾国藩们对国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他们功不抵过。
　　在集权体制下，只要最高统治者稍微英明一点或昏庸一点，则国运即大大不同，这已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所证明。
　　“以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进步到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为挡箭牌是没用的，先不说对比同时期日本情况此论的武断，即便此论为全真，要求比慈禧们更明智更有能力的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并不过分，条件完全具备。
　　中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取得的成就或付出的代价，都不是人力不可改变且不具有或然性的必然。中国在慈禧等满清统治者领导下多走了弯路，多付了代价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在当时有更好的选择，曾国藩们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取而代之”。而且，这样既有利于中华民族，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抉择，甚至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后期即可做出，而完全不必为保住阿斗们让中国多走弯路，多付代价，浪费了几十年。
　　曾国藩们没有打倒卖国无能的咸丰慈禧们。
　　曾国藩们没有做到在那个时期应该做、也能做的。
　　曾国藩们难辞其咎。
　　我们可以相信曾国藩们在家书里表现的“德”是他们真正的德，那也不过是私德小德。他们不忍“小”（为敢于“黄袍加身”者作嫁衣的洪秀全们）却忍了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咸丰慈禧们），结果乱了自己欲使中国自强的大谋。其将君置于国家社稷之上，更置于百姓万民之上的行为，哪里有大德大功可言。若数千年前的孟子天上有灵，能否视彼等为其信徒不言自明。当今国人如以他们为榜样，歌慕他们及他们之“功业”，则不但不是真正的觉醒，更是彻底的沉沦。
　　（文/陈洲，摘自因特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