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豆广场舞春暖花开: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
  　　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政权机构及其职官设置等制度。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的沿革演变，可分为分封、郡县、州郡、道路、行省五个时期。其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分封制指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行的地方政治制度。史载夏王朝为当时各部落的盟主，只能以“封诸侯、建藩卫”进行统治。商承夏制，西周发展为全面的层层分封。当时已出现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有的都邑直属中央政权，有的都邑则由诸侯国管辖，西周还有“六乡六遂”制度。但这个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史书所载也互有出入。　　郡县制这是古代较完整的地方政治制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的郡县互不统属。后因经济开发，人口增殖,中原各诸侯国北部边境的郡开始分县而治,中原腹地的县逐渐划小，数目增多，于是在县上置郡，形成郡县两级政区。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除都城外已普遍置郡。秦统一六国时,将各国都城改为郡治。这样,除秦都咸阳设内史管辖外，郡县制行于全国。　　秦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分权而治。郡设郡守主行政，郡尉主军事，中央派驻各郡的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守官秩相当于中央九卿,郡尉略低,均置丞作为助手。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不满万户者设县长。有县丞掌文书及仓狱，另有县尉主治安。县以下设乡、亭、里。其中，乡置三老主教化，啬夫主诉讼和赋税，游徼主治安；乡辖亭，亭置亭长；亭辖里。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有下属办事机构与职能部门。办事机构称门下，置门下主簿，下设文书档案、侍从警卫、财务出纳和谋议等机构。职能部门称列曹,有掌民政的户曹、田曹,理财政的仓曹、金曹，主兵政的兵曹、尉曹，管司法的贼曹、决曹。县还设负责营造交通的司空、将作、桥津、传舍等部门。各部门主管称椽史和啬夫。这样，形成宝塔式的严密统治机构。　　两汉承秦制，但因片面总结秦亡教训而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藩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当时全国60个郡的3/4分封给诸侯王，中央直辖仅15个郡。于是重蹈战国时割据之势，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西汉朝廷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并以“推恩令”分割王国封地，缩小其辖境。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郡国并行制名存实亡，实际已恢复秦的郡县制。　　州郡制指东汉末形成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州起源于汉武帝所建部刺史监察制度。由于十三监察区借用儒家经典内古代州名，故当时即以“州”作为监察区的俗称。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派中央九卿出任各地州牧，集中一州所辖各郡之军、财、民力镇压起义民众。从此，州由中央监察区变为地方行政区，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各州均置行政机构和长史、司马、东曹椽、诸校尉等官属僚佐。由于州牧、刺史手握重兵，并以此为割据资本，使中央集权陷于瓦解，导致三国鼎立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期间，各王朝大体皆沿东汉末年的州郡县制。自永嘉之乱后，东晋南朝还出现侨州郡县这一特殊制度。当时因北方战乱，大批北人举族南徙长江中下游定居避乱,其聚居区仍沿用北方原籍的州郡县旧名,于是各地出现大量侨州、侨郡、侨县，造成地方政治制度混乱。后经长达二百年的九次“土断”，才基本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南北两朝政权还多次滥设州郡。至北周大象二年(508),北方已有221个州、508个郡、1124个县；梁大同五年(539)时，南方也有州107个、郡586个。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有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个郡名，使地方政治制度陷于极度混乱境地。隋立国后，对地方政治制度大力整顿。其措施有：①撤销郡级机构，以州辖县；同时裁并滥设的州郡，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②地方人事权收归中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下诏除授，六品以下由吏部任命；并提倡科举考试选官，替代魏晋以来“九品中正”荐举任官制度。③恢复地方军政分治，并规定郡县长官由外地人担任,县令以下官吏三年一调,不得连任。④仿汉监察制度，设司隶台大夫、别驾、刺史等监察大员，分别巡察各地,也按六条问事。至此,地方政治制度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道路制指唐代的道制和宋代的路制。唐初有州328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府建于唐开元时，相当于州。当时凡属京师、陪都或本朝帝王驻跸地，皆建府以显示其特殊地位。府的行政长官为府牧、府尹、少尹，其下属机构府、州大致相同，均置司录、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府（州）学等，但府属官吏的品秩比州高。从五代至宋、元，建府地区逐渐扩大。到明代，全国已普遍建府，取代唐以前的州。　　唐代地方机构还有都督府与都护府。都督的名称始于东汉，魏晋以后常兼驻地所在州的刺史。北周改称总管,至唐复为都督。景云后凡持节的都督改称节度使,都督的名称遂名存实亡。都护府源于汉的西域都护。唐代沿袭该制于四境置六都护府，成为管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护府下属机构与内地府州大致相同。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县以下行政机构，隋唐为乡里制，北宋一度推行保甲制，但因新旧党争而时行时废。　　在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响，或仿唐，或学宋,同时保留其原有制度。如辽仿唐制置五京道,为道—府、州、军城—县三级政区。道属行政机构，又仿宋制，置都总管府、处置使司、转运使司相互牵制；契丹族原有的头下军州、斡鲁朵等机构也予保留。金早期仿辽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后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明立国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元的行省制加以改革：①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与中枢相同的机构与官名，降低其品秩等级。②地方分权，相互牵制,由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主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机构互不统属,各直隶中枢，凡遇重大政事便共同商讨。③整顿地方机构统属关系，实行布政使司、府和直隶州、县和一般州三级统属。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废中书省与丞相制，原由中书省直辖地区更名直隶，归六部管辖。从此，“省”的机构不复存在，只因各布政使司辖境与原行省相同，习惯上仍以行省称之。但自永乐以后，鉴于地方分权无法应付农民起义与边患，不得不派部院大臣担任巡抚奔赴出事地点，总揽军政大权，相机处理。明中叶后还加派更高官秩大臣出任总督，跨省区统一指挥。但明朝廷严格规定督抚为中央派遣大臣,限制其插手地方政务,督抚辖境、治所尽量避免与布政使司重合。布政使司虽听从督抚指挥，仍为一省的行政首脑。明代县以下为里甲制,110户为一里，置里长；10户为一甲，置甲首，以当地丁粮最多者担任。城区、近郊置坊和厢。后又改里甲为保甲制，保辖10甲，甲辖10牌，牌辖10户，分置保长、甲长和牌头，负责征收赋税并维护治安。　　清承明制，在内地设18行省。省置巡抚，总揽军政；撤销都指挥使司,降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省属机构,使巡抚成为一省之长。同时置8总督，统辖除鲁、豫、晋3省以外的行省。其中，直隶、四川为一省一总督,两江总督辖3省，余皆各辖2省。督抚治所除江苏外，皆在省城。同治后经逐步调整,凡督抚同在一城的省,存总督而废巡抚；非总督驻节的省,巡抚可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只江苏一省因督抚治所不同仍维持原状。至此，行省制臻于健全。辛亥革命后仍沿袭，只将督抚更名为督军、督办、省长而已。清行省以下机构大都承明制，但其长官称知府、知县。后因省区太大，政务日繁，又在行省与府、直隶州厅之间置道，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称道台，设四品道员1人。辛亥革命后废府存县，道台演变成省府派驻各地区之行政专员公署。　　清代边疆地区政治制度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北部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将军，分别统辖从东北到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保留各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光绪时还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4行省。西藏地区由当地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驻藏大臣三方共同协商政事，保留其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西南民族地区沿袭元明土司制，并通过改土归流纳为地方行政机构。这些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的地方政治制度既保留当地民族习惯，又能统一于中央政令之下，故能为边疆各民族所接受，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