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梅小品:汉朝与罗马

    罗马的城市重视供水，水的分配有一套制度，什么样的贵族可以用多少水，身分再低的用多少水，挺麻烦的。而且西方学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管里的水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但也有人说，水管使了这么多年，罗马早期昌盛的时候不也是喝铅管引来的水吗？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可是前一种说法如果有一点可以成立的话，那就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了。所以，进行比较要慎重，性质不同的事物拿来作比较是不太合适的。

    二、生产、生活情况试比较

    下面我很冒昧地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的情况试作比较。

    首先说农业。

    农事的第一道工作是耕地。耕地用犁。早期的犁上仅仅装有犁铧，只能破土开沟，不能把耕起的土垡翻转过去。而后一项功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土垡翻转以后，接触到阳光空气，生土会变成熟土。同时杂草随之埋进土中，还能起到压绿肥的作用。

    土垡的翻转是由犁铧和犁壁之连续的弯曲面完成的，其中关键的部件是犁壁。汉代已经发明了犁壁，在陕西西安、咸阳以及山东安丘、河南中牟等地均曾出土，有向一侧翻土的鞍形壁和向两侧翻土的菱形壁。罗马的犁没有犁壁这个部件。后来欧洲农民在犁上安装了木质的“泥土翻版”，其作用接近犁壁，但不如汉代之铁犁壁光滑适用。而且“泥土翻版”的出现不早于11世纪，已远在罗马之后了。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站到山坡上顺着风向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效率很高的扇车。这个东西罗马根本没有，不好比较。

    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也不能作比较。不过汉代有小麦，罗马也有小麦，小麦磨出来的面做成面食。汉代的面食叫饼，什么都叫饼，连撕面片也叫汤饼，蒸馒头叫蒸饼。罗马人是面包。可是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发面，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现在的面包挺好吃，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圣经》里经常提到不发酵的“无酵饼”。欧洲到16世纪以后才有发面的面包，但也不是生物发酵，是利用小苏打，发起来以后产生气泡，所以整个面包中间就有眼儿了。用小苏打发面包以前，欧洲一直是烤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如果放了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位妇女拿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名奥斯曼将军的脑袋开了瓢。大概，死面面包就像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古代发酵的工艺很先进，所以酿酒的技术很高明。我们知道世界上造酒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以浆果作原料，其中的糖分经过酵母菌的分解，就能生成酒精。后来用粮食作原料，须先经过酒曲的糖化作用，使粮食中的淀粉分解成简单的糖，再经过酵母作用产生酒精。第三阶段是通过蒸馏的方法，使酒醅中的低浓度酒浓缩成酒精度高的白酒。最后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达到。罗马人喝的葡萄酒接近自然发酵的果酒，而汉代人喝的却多半是酿造技术更高的粮食酒了。

    除了农业之外，我们讲讲手工工具。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的也好，汉代的也好，非常相像，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些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却没有。三国时陆玑写了一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讲《诗经》里的植物、动物。这部书里凡是说到树木的时候，必然强调木材的纹理直不直。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架锯，开解大木，是沿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北京丰台那边有一个大葆台汉墓，其中有木头垒的墙，即所谓“黄肠题凑”。那些木方子都是劈开的，所以与纹理直不直很有关系。架锯的图像在我国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把架锯，那是在中国资料中看到的最早的架锯。中国此前有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解大木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虽然我国的刨子和罗马的刨子颇有相近之处，但罗马刨子上的手柄是一前一后顺装的，中国刨子的手柄则横装于两侧。而且中国刨子是自固有的平木工具“枪”发展出来的，并非从西方引进。如果当时真像有些人说的，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前后差了近5个世纪，一个是南北宋之交，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很难说当时中国和罗马曾发生过直接联系。

    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已知的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都和中国边境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沃澳，是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又如在阿富汗北部的席巴尔甘，发现了几座大月氏贵族墓，出土物中也有汉代铜镜和罗马金币。而在罗马本土或汉地却没有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