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星为什么喜欢找活佛:许倬云说历史：近代的开始(一)

许倬云说历史：近代的开始(一)
2011-11-02    南方都市报

　上次讲到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宗教革命将普世的公教秩序移去，恢复民族的自主，成立了主权国家。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伦理将个人与上帝之间，建立了一条直接的连接，这一信仰，使个人获得新的自觉，也就是个人自主性。

　　欧洲的印欧民族，有长期迁移的背景，从欧亚大陆之间的原居地，经过千山万水，终于定居在后来东欧、中欧和西欧的各地。他们在原居地的时候，已经发展为骑马的特性。这种战斗族群，正如草原上其他的战斗族群一样，有强烈的己群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颠覆了基督教的普世秩序，终于将族人回归到己群的范围，这就是当时的民族国家。

　　这些战斗族群，几乎都曾经有过“军事民主”的制度。在战场上，战士们必须拥戴一个最好的指挥官，团结群众、指挥作战；因此战斗部落的酋长，并不必然是世袭，一进入战争情况，选举的指挥官，可能就取代了原来的酋长家族，领导族群进入不断的战斗。过去我们认为，民主制度是在希腊、雅典的城邦出现，但是我们必须注意，雅典城邦本身就是希腊民族迁徙后，从战斗部落转变成为居住城邦的体制。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按照理想设计而得，其实也是军事民主的延续和转变，在欧洲中古时期后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有些开展了民主制度，其渊源应当是由部族的军事民主逐渐转变的。

　　近代欧洲的国家，刚开始时候，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以强有力的君主领导的，所谓开明专制；例如，从普鲁士演变成了德国，德国从菲特利大王以下，经常是以强有力的中央专政，快速有效率地发展国力。德国的精英分子“容克”（Junkers），就是过去的战士阶层；在德国，他们虽然已经担任文职，或是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其基本特质还是武士。研究德国史的专家，常常将容克和中国的儒生士大夫相比，其实中国的缙绅，主要条件是儒家的学者，经过科举，才加入文官体系（当然，在孔子时代，士本身也是从武士背景转变出来的社会精英）。中国与德国的精英，到底还是有文武特质的差别。

　　另一种国家形式，则可以英国作为代表，英国自从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会，自己成立了英国公教会，英国的发展就自己走独特的途径。英伦三岛上的民族，固然也都是印欧民族，但是因为先来后到，其成分并不一致。最早到达的是凯尔帝克族群：例如，爱尔兰人；最后到达的是诺门族群，所谓“北人”。今天英伦三岛上还有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三大族群，再加上爱尔兰的族群，至少已经有四个不同的成分。稍早的时候，安格罗和萨克森，就是先来后到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对于德国地区的日耳曼人，英国的族群成分复杂得多。德国将原本战斗部落的归属和认同，作为基础，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上下同心合力，建立新的国家。像英国这种成分复杂的共同体，在海岛之上，彼此无所规避，也没法分隔，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互相容忍、彼此迁就。因此，英国发展了一套制度，实际上就是互相协调的民主制度。到了后来，英国数次从外面迎接王储承继王位，而不是在国内靠族群斗争，拥立新王。英国的国王，因为原本背景是外来者，必须接受国内的权力分布的现实，不能大权独揽，发展为“开明专制”政体。英国的国会，最终的功能，就是在辩论中寻找协议，而不是以选票来压倒弱者。

　　这两种体制之间，当然还有其它不同成分的配合；例如法国，其国家核心是在巴黎的畿辅地带，各处的地方，号为外省，都屈从于畿辅的领导。法国的王室，常常是专制的君王，其权威无人可以挑战；例如，路易十四，号为太阳王，权力极大。然而，这一个政体，必须与天主教会合作，二者之间，可说是一种“恐怖平衡”，彼此丢不开，却又并不协调。中央与外省之间，也是一种平衡。法国大革命时代，政权经常转移。后来，法国的议会长期以来都是众多政党的竞争，难得有一个真正的多数党，经常由若干党联合组成内阁；情势改变，政党联盟又会重组。法国的制度，是在协调与专制之间动荡，可以说是英国、德国的中间型态，可是并不稳定。

　　以上所说的民主制度，也必须建立在个人的自觉性与自主性之上。由此而发展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参与，并不认为自己是君主的“子民”或被统治者。当然，等到启蒙运动时，尤其法国的启蒙运动者，又从历史和神学上，给予个人自主性；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发展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将民权与人权合一，最后呈现为法国大革命的民权运动，英国清教徒革命的市民权力，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中呈现为美国宪法所主张的天赋人权。

　　人权思想的附带产品，就是男女之间的平权。大多数战斗部落，例如，纵横草原的匈奴和蒙古，以及今天中东的阿拉伯民族，妇女没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因为妇女不能担任和男子一样冲锋陷阵的角色。可是，北族的维京人和英国的条顿人，他们有长期的海上活动；一个族群的男子，可能长期在海上，家里一切事务的操作，都是妇女担任。如果不幸出海的男子不再回来，社会的支撑者，就落在妇女的肩上。因此，这些族群的部落会议，妇女也一样参加，有时代表自己家里的男子汉，有时就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他们对共同体的治理，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妇女担任领袖，女子继承产业，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特色，是许多定居的农业村落所罕见的。

　　在基督教神权时代，宇宙一切现象都归之于上帝的意旨，神制订了宇宙的规律，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法则”，也可以称之为“神律”。宗教革命以后，神律的解释权，不再属于教士们，而属于人的理性。启蒙时代的自然律，其实就是神律的另一名称。自然律不仅是宇宙运行的原则，也导致了现代科学的思考，“科学”必须从理性推演，而且必须是有迹可循。假如自然的现象是许多的偶然，理性将无所措手，也就无从按照理性推演，一步步从已知推到未知。

　　人类行为也必须要依从有规律的秩序，这一构想当然也是从神律的想法延伸的。在神权专政的时代，教士们可以替神发言，规划人间的秩序；教士们也有权力赦免或是不赦免人的罪行。这种因人而异的律，就不是一个可以预测的规律。宗教革命以后，主权国家制定法律，是按照人类个体共存于一个社会的要求。德国系统的法律，一方面追溯到罗马时代的法典，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法典解释为神律在人间的体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又从这套罗马法典上，编纂拿破仑法典，也不外乎将神设定的秩序，在人间也规划为一套人类行为的规范。这种法典，也是必须要合乎理性的。因此，今天所谓大陆法系的法律，可说是按照天理的神律，落实为人间的法律。

　　与此相对，则是英国系统的习惯法，人间的秩序是按照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长久建立的习惯，众人谓之“是”就是“是”，众人谓之“非”就是“非”。英国法系后来成为英美法系，可说是建立在“人情”之上，人的行为和习惯，因时间而改变，所以英美的法系，常常没有一个基本的法典，而是由经过民主秩序选举的国会，确认的一套人类行为的规范，包括宪法，及按照宪法精神拟定通过的法案。同样，许多过去判例，也是法律的依据，这些判例的决定，是经过法院和陪审员，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对某一个实际个案的判决，这种判例，代表的也不过是某一时空条件下，这一个社群的是非标准。英美法系，相对于上述大陆法系，可说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天理”和“人情”合在一起，才成为人间的法律。两者最后的精神，还是理性，也还是人对自己知性能力的自信。

　　在这一节我们谈到的是宗教革命以后，才开启的一个近代的西方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犹太-基督教的神学，对神有绝对的肯定。相对而言，中国、希腊和印度的文化系统中，多神信仰的神意，都是多元的，神的意志也不完全合乎理性。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将教会的因素拿走，却留下了天然秩序和人间秩序的理性化和一致性。加上对族群本身的认同和归属，公民完全参加了共同体的事务，公民本身的认同是和共同体完全一致的。如此情况下产生的近代国家体制，“主权”和公民的特殊归属，有密切的关系。近代的主权国家，因此不同于过去帝制时代，没有君主和子民之间并不契合的情况。在国民成为生活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这个共同体力量是具体而可以凝固的。加上神律和人间秩序的互相转换，使得共同体的内在秩序，也具有前所未见的坚实。

　　这种共同体的凝聚力，极为强大，动员国民的机制，可以使国家具有无比巨大的实力，不断以此实力，作进一步的扩张。近代世界的组织型态，长期以来，“民族”的“主权国家”，几乎是大家视所当然的终极型态。直到最近，全球化的现象一步步出现，主权国家的意义，不得不有所改变。人权的普及化，也将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公民”特色，冲淡了不少。可是无论如何，上述现代国家的型态，还是世界上行之数百年的一种体制。

　　●许倬云口述，陈珮馨、陈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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