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墓铜像被拆除图:杨武的“窝囊”是群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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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武的“窝囊”是群体病

2011-11-09 16:58 东北新闻网 

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报警。杨武将妻子送到医院后,因为没钱入院不到10小时又把妻子带回家里。此后受不了对方家人威胁,又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销案,又被民警骂了回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武称,“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底层艰难,底层在异乡求生尤其难。怕工作难找、怕房子难租、怕得病住院、怕孩子上不了学、怕警察查暂住证、怕联防半夜砸门……这些说的不仅仅是在深圳忍辱偷生的杨武和王娟夫妻俩,还是每一个有此遭遇的人。杨武王娟夫妻俩月收入不多,平时就被联防队员欺负惯了,但这种忍让换不来平等与尊严,反而让联防队员变本加厉,直到强奸案的发生,让杨武成为“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

不可否认,在深圳求生,杨武确实害怕经常打砸东西和殴打他的联防队员杨喜利,除了本地与外地、个体与个体的差异,杨喜利施暴时所吹嘘的“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也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杨武等除了忌惮杨喜利个人,更忌惮的是权力赋予杨喜利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现实中,一旦遭遇权力,杨武王娟夫妻作为底层公众,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就自觉不自觉地萎缩了,并时刻对杨喜利个人心存忌惮。

对杨武王娟夫妻俩的悲剧,公众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可以愤怒指责联防队员杨喜利的暴行,但在愤怒、悲伤、无奈过后,还必须要找出悲剧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要看到,个人权利日渐萎缩的并不仅仅是杨武王娟等人,也不仅仅是漂泊在异乡求生的底层公众,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的,每一个公民。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法律规定不能做的和道德不提倡做的,如果还有能让我们某时某刻可能会感到担惊受怕或者心存隐忧的东西存在,那么我们的个人权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东西的威胁,尤其是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杨武王娟夫妻受到的现实威胁,就是来自行使权力的联防队员。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知道只有普及权利意识才能让自己生活的环境更宽容一点,才会让我们觉得日常生活更安全一点。

是的,到了重申公众法定权利的时候了。平日里责任部门总是灌输这是公众义务那是公众义务,可是对等的权利也理应需要用这种热度去宣传和发扬。但很遗憾,似乎没有人耳提面命地告诉公众,哪些是你的权利,我们得到的只有义务。公众权利的萎缩,是公众自己没有积极争取,是社会舆论没有做好宣传,更是责任部门的渎职,他们理应像普及公众义务那样去普及公众权利,但是做得往往很潦草,不够好。

回到杨武王娟夫妻,他们的悲剧是个体的悲剧,更是公众权利萎缩的悲剧。要想避免以后再有更多的杨武王娟出现,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权利,并知道用什么办法来保护它,而这很重要。

(责任编辑:朱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