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妻子:毛泽东反腐

　　纵观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战争，没有一个不是被这种周期率所支配。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更迭就更难逃这种厄运。“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从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年来，中国历代政权一直重复上演着兴盛衰亡的悲喜剧。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执政者汲取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教训，采取一些抵制权贵，减轻人民负担的“让步政策”，同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出现一时的所谓“盛世” 。但到中后期，反腐败措施流于形式，权贵豪强，横征暴敛，腐败加剧，民不聊生，贫富两极分化，于是社会政治危机总爆发。正如列宁所讲，到了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忍受统治时，老百姓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而新建立的政权，最后又以腐败之极而被推翻，就这样兴亡更替，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同样面临着被周期律支配的挑战。周期律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周期律的摆布，找到跳出周期律支配的新路。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驾驭人民战争、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在和平年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样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防止权力质变的四大战役。这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三反”、“五反”——防权变的防御战

　　（一）“三反”、“五反”敲响反腐警钟

　　新政权刚刚诞生，如何防止腐败滋生，成为时时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大问题。1951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这时，东北区送来高岗书记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在总结增产节约运动中，列举了揭发出来的丑恶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其中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脏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旧币，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积压上千亿的材料无人处理。如此严重的问题，使批阅报告的毛泽东十分吃惊，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又收到华北局的报告，列举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北京市委上报的报告中，在财经、企业部门贪污分子有402名，公安部门有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报告，建国后短短几年内仅北京就有400多名党的干部堕落腐化。除此之外，各地上报的腐化问题也很严重。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预见性的警告也不幸言中。面对着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毛泽东震怒了。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建立的人民政权决不能因腐败而变质，他决心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一样，来进行一场新的运动。于是，高度警戒的毛泽东开始行动了。他转发了高岗的报告，紧接着又转发另外两个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战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连续工作20个小时拟定的，在修改审定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全国掀起了“三反”运动的高潮。

　　“三反”亮出反腐第一剑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使毛泽东异常激愤，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转发。在批阅报告中，大量的事实使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毛泽东觉得这么严重的问题，“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于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在1952年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丑恶现象侵蚀共产党肌体的愤恨，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像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在和平年代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腐斗争。为推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从1951年11月到12月，两个月就发表书面指示百余篇，他拟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长达7000余字。在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除夕之夜他仍在紧张地为中南军区写批语。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当北京市委把反贪污情况呈给他时，他阅后愤怒之余，挥毫指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他的指示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内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那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8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阅后很高兴，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表扬外，要求“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这时已是元月一日的凌晨两点，他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去办，要谭政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飞往汉口。毛泽东办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据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但提出方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给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革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毛泽东一再强调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有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为了使三反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有的会议从晚上8时开到凌晨2时。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集中力量打“老虎”。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他指出：是目前打老虎作战是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其他的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被免于刑事处分。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为防止个别地方在“三反”运动中有“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为了提高人们“三反”的自觉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捉“大老虎”，“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除各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以便“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和“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从三月份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张二人均属入党多年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曾出生入死的战斗过，为人民建立了功勋。但在进城之后，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克扣机场建筑款、救济灾民款、治河款、地方粮款、民工工资等款项100亿元（旧币），成为“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老虎，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首先在《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尔后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50多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五反”成绩显著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有密切关系。如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华东局的报告也提出，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北京市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说得更清楚，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沟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不但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指示，而且亲自指导“五反”运动，使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就更加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确性。如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战士。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15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3万斤豆油。重庆私营钢铁机械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周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31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这些资本家所以这样嚣张猖狂，是因为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有了钱就盛气凌人，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座，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达不到要求就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雷厉风行，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坚决把他们的气焰整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运动步步深入，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8项目的。这8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在指导“五反”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所以“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对新生腐败现象的反思

　　1952年秋天，“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结束，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终于站稳了脚根，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号称开国第一刀的反腐败运动，在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考。

　　当人们赞扬延安、西柏坡等解放区“十没有”，共产党是廉政公明的象征的声音还萦绕在耳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1952年1月9日薄一波代表中纪委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通报了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1670余人。”10天后（1月19日）又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中说，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还多一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