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小市民txt下载无删:往事:胡耀邦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关于胡耀邦同志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问题，中央早有定论。胡耀邦同志去世后，新华社播发的《六十年革命生涯功勋卓著为人民鞠躬尽瘁名垂千古胡耀邦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的生平中说：胡耀邦“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期间，他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中央的《悼词》也有同样的表述：“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为了缅怀胡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出台前胡耀邦同志与真理标准问题相关的活动及该文的撰稿和编发经过：

1977年5月7日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应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后来又具体地说，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及其他人谈话时说：“两个凡是”的理论不好，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要恢复我的名誉，也不能解释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同情倾向。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用到另一个问题上去，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一期出版。

1977年秋季有人向胡耀邦提出一个问题：“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胡耀邦回答：思想是光辉的，但实践是错误的。胡耀邦解释，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思想是光辉的。但实践是错误的。胡耀邦列举经济困难，打了那么多走资派等事实，来说明实践的错误。”（引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主编：张树军、高新民）在当时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并且敢于公开说出来，实属难能可贵。

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叶剑英在其讲话中提到要研究党史，着重研究九、十、十一 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根据这一精神，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经过与几位同志商量，决定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课着重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一个当时还没人敢碰的难题。胡耀邦说，要研究，不研究怎么行，解放思想嘛！在胡耀邦亲自指导编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材料中，提出了研究应遵循的两条原则：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里胡耀邦鲜明地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为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领导干部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及有关党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准则。但是，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的这两条标准，在党校学员中也不同程度的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时，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没有被区分开来；正因为没有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成为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执笔完稿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胡耀邦要重新研究路线斗争，他讲过一个报告，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提出了这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不仅强调毛主席，还讲实践。这样讲，学员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两个，那就不行了。两个标准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违反实践，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那怎么办呢？吴江就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文章，讲实践标准，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底和1978年初，报刊上已经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拨乱反正的要求。孙长江所说的“违反实践标准，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矛盾已经凸显出来。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评。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这篇短评已从理论上论及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文章篇幅不长，只有一千多字，发表的位置也不起眼。尽管如此，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陆续收到20多件读者来信、来稿，其中只有一封来信表示完全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而其他来信、来稿均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这一观点。这在当时的思想理论战线上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反映了许多人的思想还很僵化，也说明了进行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的胡福明即真理标准一文初稿的作者，回忆当时情况说：

那是1977年的6月下旬，“两个凡是”发表不久，我就在理论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修改自己的观点。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我一旦思想形成后，就着手考虑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当时叫《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到了（1977年）9月份，我就把文章寄给北京《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王强华同志是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到了1978年1月份，就给我寄来了一份清样。到了4月份，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同志约我，他说，这篇文章很好，很重要，应该发表在第一版。但是，还要做一些修改。据我知道，为这篇文章做出贡献的有一批同志，这也是集体创作，都是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搞拨乱反正。

1978年4月初，光明日报总编、刚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的杨西光，从《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是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等人修改稿的标题，胡福明稿子原来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敏锐地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当即决定把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第一版发表。

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光明日报》便决定请胡福明本人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约请他和胡福明一起来商讨修改。关于孙长江当时有没有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稿子，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副教育长王聚武教授说：“这篇文章是由吴江、孙长江开始酝酿的。大概在1978年4月初，孙长江写出了初稿。就在此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派人将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送给了吴江。吴江看后，请孙长江将胡福明的稿件和孙自己的稿件融合起来，重写一遍，标题仍用吴、孙原来商定的标题。”（引自《新京报——文化副刊》2004年8月20日）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孙长江将两篇文章捏合到一起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边写，一边将《光明日报》送来的大样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上。捏在一起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6600多字的新的稿。其中剪贴《光明日报》稿中2700来字。”

经过孙长江、吴江多次反复修改，文章增加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分析，逻辑更严密，行文更流畅，标题也由《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杨西光同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之所以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是因为当时汪东兴主管中央宣传工作，重要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要经他审阅同意后才能发表，而特约评论员文章可以不用送审。而且这个名义也可表明文章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再说，这篇文章先后10易其稿，历时7个月，始成定稿，已经不好说是某个人的成果，而应看成集体的成果，再用个人署名显然已不适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和定稿。

当时，《理论动态》的每一篇稿子都送胡耀邦审阅，由他定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后送审两次。第一次，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关于第二次送审，中共中央党校的沈宝样在《真理标准讨论纪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主编：张树军、高新民）一文中写道：

1978年5月6日下午。这一天是星期六，胡耀邦在他家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出发前。孙长江将修改后的文稿（已排好版）交我，请胡耀邦最后审定。这次去参加会的有冯文彬、吴江、孟凡、陈维仁、王聚武、吴振坤等人。到了他家坐下后，我就将这个稿子给他。我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稿后，就埋头看稿子了。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他看完了这个稿说，我以为这个稿可以了。但他还是提出了两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他一边说，我一边记。他说完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回来后的第二天，即星期日，我将耀邦提的修改意见，在另一份清样上抄写清楚，星期一交给孙长江。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定稿情况。

关于“唯一标准”的提法，沈宝祥2003年6月2日在北京日报发表《谁最早加上“唯一”二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充》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出自中央党校。1977年3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当时的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在教学中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当时的提法）。1977年12月初，中央党校党委会（当时中央党校实行的是党委制）开会讨论落实这项任务，胡耀邦同志首先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主持这次会议的冯文彬同志也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实践标准虽然是哲学常识，但在个人迷信盛行，“两个凡是”成为为政治压力并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思想普遍僵化的情况下，胡耀邦同志敢于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在这次党委会上，胡耀邦同志提出由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1978年2月26日起同时任新组建的理论研究室主任）牵头，组织几个人草拟一个文件。后来，这个文件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组织全校八百学员讨论。这个文件一开始就讲“怎样进行研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第二条就是实践标准。在讨论中，多数学员同意实践标准，也有人不同意，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在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吴江同志同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一起讨论研究，决定写一篇文章，来进一步阐明实践标准。吴江同志为这篇文章拟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同志按照这个题目，写成了初稿。就在此时，新上任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他刚从中央党校结业）送来一篇文稿，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撰写、又经《光明日报》的编辑们多次修改，包括对文章题目的修改。吴江同志让孙长江同志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并嘱咐：“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

我认真看了这个文稿原件。这个文稿原来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后来删去了“检验路线”四个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同志对这个文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题目，看起来差不多，但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一切真理”，一切真理都要经受实践标准的检验，后者强调的是“唯一标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正是当时形势下问题的焦点所在。关于“唯一”二字，吴江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他说：“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见拙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86页）这说明，吴江同志使用“唯一标准”的提法，经过了慎重考虑、还找了理论依据。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

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纵观胡耀邦当时在中央党校的工作和这篇文章的起因、修改和定稿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正是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也可以看出胡福明、孙长江、吴江、杨西光等同志的理论贡献。

从6月到11月，理论工作者纷纷发表意见，撰写文章数百篇。

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也都发表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