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15天天气预报:清朝学术著述（二）

　　清三通与续三通 唐杜祐著《通典》，宋郑樵著《通志》，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创立了记述历代名物制度的史学体裁。乾隆中开三通馆，仿照“三通”体例，编写《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间修成。《清通典》一百卷，依旧例分为九门，记述清代典章制度。《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省去《通志》的纪传年谱，只取二十略，其中不免与《清通典》重复。《清文献通考》卷帙最繁，多至三百卷，依旧例增为二十六门，分记清代行政制度与经济制度，颇为详备。清三通纂辑后，当即由武英殿刊刻行世。

　　三通馆编修三通，原意是续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止于乾隆朝，但在编写过程中，对前代与清代制度的行文格式，难予处理，于是将清朝的与前代的分编。因而在皇朝三通即清三通之外，又有续三通的编纂。《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叙事衔接《通典》，自唐代中叶迄于明代；《续通志》六百四十卷，衔接《通志》，起唐代止明代；《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叙事衔接《文献通考》，起自南宋后期，止于明代。续三通记述前代制度，详于明代，明以前较为疏略。但三通体裁，却由此得以贯通今古，汇为完帙。

　　历史考据学 汉学治经学，致力于名物训诂，辨伪辑佚，一些学者因而由经入史，也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史学家把汉学治经的方法应用于研治史学，从而使历史考据学成为乾嘉时期风行的学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汉学原义是指经学，以汉学家求实的方法研治经史，又被称为“朴学”。

　　疏证——对儒家经典注释疏证是经学的传统方法，清代汉学家注经则基于对古制、古义的考订和遗文、佚注的搜补。史学家继承前代注史的传统，又参用此类方法疏证史籍，出现了不少名著。吴派创始人惠栋仿裴松之《三国志注》，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搜补三国至南朝诸家所著后汉史书，分卷辑注，以求详备。沈钦韩（一七七五——一八三二年）著《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旨在考订名物，正误补遗。又著《汉书疏正》三十六卷，纠补唐颜师古旧注；《三国志补注》十六卷，训诂名物，考释地理。杭世骏（一六九五——一七七二年）亦著《三国志补注》，赵一清又有《三国志注补》，前者在于补遗，后者重在考证。钱大昭有《两汉书辨疑》，又有《三国志辨疑》，均为考订驳辩之作。厉鹗著《辽史拾遗》，实为诸书有关辽代记载的辑录。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则以本书互证前后之歧误。历代“正史”以外，于古代史籍，如《逸周书》、《战国策》、《国语》、《山海经》等书，也多有疏证之作。大抵这一时期，依旧史成新作，名为注疏，实为补遗和考据。著述繁多，不需备举。

　　考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别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订诸书记事之异同，以为编著《通鉴》之依据。乾嘉学者则依汉学家治经之例，考订旧史记事之同异，独立成篇，汇为巨著。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对《史记》至《元史》二十二部史籍（不包括《旧五代史》），依卷次记事，详加考订，涉及制度典章、年代、译语等广泛内容。曾从惠栋问学的江苏嘉定人王鸣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年），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宋人所称十七史（《史记》至《五代史》），分别考校疏解。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著《廾二史札记》（《史记》至《明史》），于考订史籍之外，义及史事及典制之述评。三书并驾于一时，体例互有同异，但都被视为乾嘉历史考据学的著作典型，影响了一代学风。

　　校勘——汉学家治经，校勘经文，极为精密。广泛利用历代不同版本、诸书引文以至石刻经文，考订古音古义，核以史事典制，校勘方法日趋完善，校勘之学蔚为专门的学问。前述“正史”的疏证及钱、赵、王三家之书，包含着以校勘学的方法校订“正史”文字的讹误脱衍，做出有益的贡献。此外，如《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古代史籍，也都在乾嘉时期经过学者们的校订，使异文驳杂的古籍足资利用，成绩是显著的。

　　辑佚——辑佚的方法也由经学移用于史学。宋以后失传的古史《世本》、《竹书纪年》，有多家辑录考证。失传的几家《后汉书》、《晋书》、《晋阳秋》等，也自群书辑录佚文，得见一斑。编纂《四库全书》时，辑佚之法，更施用于《永乐大典》，自《大典》辑出宋元史籍、文献多种，为宋元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加利用的重要史料。

　　志表——自《史记》创制志、表体例，历代修史，或因或革，间有缺略。关于志、表体之意义，评论也有所不同。黄宗羲弟子万斯同力倡志、表，乾嘉学者致力于志、表者甚多。其成绩一为旧史志、表之考证，一为缺略志、表之纂补。两者又都以《疆域志》（《地理志》）和《艺文志》（《经籍志》）成绩最为显著，从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与目录学的发展。钱大昕研治天文历法，曾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又为《元史》作《氏族表》，以考订蒙古族系，是独辟新境的创举。

　　史论与史学 在历史考据学风靡的时期，出现几部史论与史学的著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读通鉴论》——历来纪传体正史，只在本纪及部分列传之末，附书论赞。司马光著《通鉴》，附出“臣光曰”以申论议，但全书也只寥寥数见。王夫之兼治经史，著《读通鉴论》三十卷，又续成《宋论》十五卷，于秦汉以来历代重大史事及人物行止，依时代先后，分别著论，评议得失功过，探究治乱之源。所论虽属一家之言，但以论史独立成书，却是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创。

　　《考信录》——直隶大名人进士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年），嘉庆初曾在福建任知县。后辞官著述，兼及经史，撰《考信录》三十二卷，历考上古三代至孔孟事迹。自称撰著此书是因为“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考信录·提要》）。汉学家的辨伪，重在考订古籍之真伪，《考信录》则在考辨记事之有无，在治学方法上是一个发展。《考信录》在考据史事的基础上，提出独立的判断，认为：“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今为《考信录》，不敢以战国秦汉之书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同上书）。清代汉学家笃写东汉魏晋诸家的旧注，崇信上古。崔述此书，明确提出战国秦汉之书不可信，唐尧以前远古传说莫须有，所论虽不无偏颇，但由崇古转为疑古，则是史学观念上的一个突破。崔述所论与时人多不合，因而在当时不甚受到重视，但他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却对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文史通义》——浙江会稽人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年），字实斋，乾隆四十四年进士。曾从浙东诸儒问学，因而被视为浙东学派的传人。后从毕沅，助修《续资治通鉴》，编纂《湖北通志》。《文史通义》是章氏关于经学、史学及文学的论稿。在这部著作中，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著名论点。认为“经”原来并非尊称，六经不过是“三代盛时典章法度”，是周公的政典。汉儒以六经为儒家基本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独尊地位。清代汉学家，特别是吴派诸家，不谈义理而着意于考订经书的名物制度，事实上也是把经书当作史籍来研考。如果说，宋代理学家是把经学哲学化，清代汉学家已是把经学史学化。但是，清代汉学家仍奉六经为最高经典，不敢触犯它的尊严。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也就是揭穿了汉儒的以史为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六经的思想统治地位，意义是重大的。

　　《文史通义》以讨论史学为主旨，因而时人曾比之于刘知几的《史通》。但章学诚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说：“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章氏称馆局纂修之史为“史纂”；以议论言史为“史评”；历史考据学“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可称为“史考”。史纂、史评、史考，都还不能称为“史学”。他讥讽考据家是“疲劳精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他以为“史学”应是“学有宗旨”、“成一家言”的著作之学。因而他又将历代历史学者分为“著述”与“比类”两家。“比类”即整理考订史料。“著述”是指不同于“纂辑之史”的“著作之史”，如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才可称为“一家著述”。章氏认为刘知几的“才、学、识”之说仍未完善，他提出一家著述的史学应具备义、事、文三个要素。事是基础，“非学无以练其事”。他认为，与史考、史评相比，“叙事最难”。比类考证是叙事的依据，但在体例上又有所不同，如“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著作在于“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借重于所引之言。”“文”指文辞体例。著述之文不同于文人之文，选词要“纯而不杂”，力求简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他又提出“临文主敬”之说，叙史应当严肃冷静，谨防情深气冒，一往不收。体例不应拘泥，体例文词应做到“圆而神”。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义”。他说“史所最贵者，义也”。因为“史学所以经世”，一部著作应有自己的宗旨和独立的见解。但著作不同于“史评”，史义不是凭议论来表达，而是通过叙事的“决断去取，成一家言”。他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拈出“独断”一词，又称为“孤行其意”，以强调著述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章氏评判前代著作，赞许通史体和纪事本末体，极力推崇郑樵的《通志》，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引文俱见《文史通义》）章氏《文史通义》中的这些创见，在乾嘉文坛，独树一帜，与当时考据盛行的学风，显然全不相合。因而本书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却为后世史家所推许，影响了近代历史学的发展。

　　《文史通义》在章氏生前，并未完稿。遗存内篇六卷，由萧山王宗炎校订，又将序跋书说等文编为外篇三卷，刊入《章氏遗书》。章氏次子华绂另在开封编刊内篇五卷本，以论述方志之文编为外篇三卷，通称大梁本。两本互有异同。

　　三、地理著述与方志

　　地理学著作 明末以来，地理学成为较发达的学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实地考察，沿革地理的历史考订，都完成了具有学术水平的巨著。

　　《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年），江苏江阴人，字振之，号霞客。出身江南富家，自幼研习地理舆图。曾从陈继儒为学，与名儒黄道周友善。万历三十五年，始游太湖，此后三十余年间，历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省区，沿途考察地理形势、山川地貌，逐日予记。后人以遗存日记编为《徐霞客游记》十卷，刻印传世。《游记》并不只是对山川风物的简单的记游，而且是科学考察的纪录。徐宏祖对各地地形的变化及相互联系，经过观察、测量并参据历史记载，以考察其整体特征，进而对某些地貌的成因做出推断。特别是晚年游历贵州、云南等地，第一次发现并考察了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在《滇游日记》中说：“粤山多石，滇山多土，黔山介于两者之间。”又从而推断说：“粤西山多石，故多分行独挺，水流澄清，多穿穴之流；滇南山多土，故地多环窪，水流混浊，多壅流成海（湖泊）。”黔南水流则介于二者之间。这与近世地理学家对喀斯特地貌的认识，已很接近。《游记》还记述了徐宏祖的一些地理发现。如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说；元江、澜沧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不是长江支流等等，都纠正了《禹贡》以至《明一统志》中的错误。《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经近世地理学家丁文江的阐发而得到广泛承认，列于世界地理学名著之林。

　　《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所著两部相辅相成的著述。崇祯时开始草创，至康熙初年编成。自序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问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肇域志》是“舆地之记”，共一百卷。记述各地地理形势，水利交通。《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依明代行政区划，分别记述各司府州县的山川关隘、户口田赋、政事民事以至边疆形域、海外邻国关系等等，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明代社会经济等广泛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江苏无锡人顾祖禹（一六三一——一六九二年）著。父柔谦，明亡不仕，偕子隐居，长于音韵学及史学。祖禹承父志，发愤著书，积二十年之力，成《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包括《历代州域形势》九卷，详考唐虞三代以来历代行政建置沿革；《南北直隶十三省》一百十四卷，依明代建置，分别记述明两京十三布政司各州县的城镇、山川、关隘以至桥梁、驿站情况；《州凟异同》六卷，据历代史籍，辑录山川、江河记载之异同；另《天文分野》一卷，论述史志中关于星宿分野与地理之关系。著者因明亡之痛，书中记述山川险易，着眼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但对历史记载，考证详审，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巨著。

　　一统志与地方志 明清两代承袭元朝编修《大元一统志》（今佚，只存辑本）之例，修纂本朝一统志。地方志的编修也由于官方的提倡，普及于全国。现存明代地方志书约一千种，清代志书多至五千六百种。地方志书的一再编修，纪录了各地大量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是对学术文化的一大贡献。

　　一统志——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年），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李贤等奉敕纂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敕修《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又修成《一统志》五百卷；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敕令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完成，记事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名《嘉庆一统志》。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建置沿革、疆界、地理形势、山水、户口赋役、物产、风俗、宦绩、人物资料，以省区为纪录单位。明代一统志分南北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清代分京师、盛京和十八行省以及特别地区（蒙古、回部），省下设《统部》，概述全省基本情况，次则分述各府州县。

　　省志——明人多称“总志”，清人习称“通志”，由朝廷敕令编纂，各省长官主持修纂之事。通志的体例，历朝大体相同。嘉庆间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分五大类二十二小类，即（一）典训；（二）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三）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四）二录：宦绩、谪官；（五）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其他。别省的通志大体上也包括这些项目，只是因为地方的特点有所增减。如雍正间李卫等修《浙江通志》，有经籍、碑碣二目，表现出浙江文化的发达。同时期田文镜等编《河南通志》，无此二目，而有礼乐一门，反映出中原地区重视礼乐的传统。《卫藏通志》十六卷，详载藏族地区的政教制度和经济文化。《澳门纪略》作为澳门的方志，着重于当地的管理制度和居民特点。明末何乔远据府县志书，撰成《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私家纂修的福建省志。

　　府州县志——府州县志也为官修。明代方志，多经续修。清朝明确规定：每六十年，由地方官员主持重新编写一次，编成之后，送交学政审查付梓。续修的办法，使地方志得以不断增补创新。如《苏州府志》，明洪武间初修，正德间、嘉靖间两次续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又先后续修，递有增补。府县志的体例，明代尚无定制，清代逐渐程式化。乾嘉时期，学者修志，也提倡注重考据。洪亮吉主纂《泾县志》，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序言》），《泾县志》就成为考据的范本。钱大昕主修《鄞县志》，戴震编《汾州府志》，李兆洛撰《凤台县志》，章学诚撰《和州志》、《永清志》、《荆州府志》，都是方志中的名作。府县志的编写，各地不平衡，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多于边疆地区。明正统间毕恭纂《辽东志》九卷，嘉靖间李辅续辑《重修辽东志》十二卷，是东北地区修志的起始。

　　专志——志书的编修，普及各地，成为人们习用的体制。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地方志而外，名山大川、寺观书院也由学者分别编修专志。各类专志中，尤以市镇志、民族志和边防志，颇具时代特点，引人注意。

　　明万历以来，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陆续出现一些市镇。万历时，李乐为湖州府归安（今属浙江湖州市）的乌青镇撰《乌青镇志》，清乾隆间董世宁重修。乾隆间范来庚又为同县之南浔撰《南浔镇志》。杨谦等撰浙江嘉兴秀水的《梅里志》，杨树本撰嘉兴桐乡的《濮院琐志》等。这些志书，深入到市镇闾阎，为基层社会经济的实况留下了可贵的纪录。

　　清朝统一全国，民族众多。蒙、回（维）、藏三大族，屹立边陲，于清朝的统治关系甚钜。乾隆间进士山西寿阳人祁韵士，曾入翰林院，充国史馆纂修官。奉旨创立《蒙古王公表传》，又据所见内阁大库红本及理藩院档册，撰《藩部要略》十八卷，于嘉庆初完成，内分内蒙古、外蒙喀尔喀部及厄鲁特部、回部、西藏等五“要略”，分别记述各部的归附、叛服、封爵等事迹。事实上是一部民族志。嘉庆九年（一八○四年），祁韵士因得罪遣戍伊犁，又编纂《伊犁总统事略》，后经同被遣戍的进士徐松（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据以增修，由伊犁将军松筠进呈，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赐名《新疆识略》

　　明代边防，主要在防御蒙古。陆续出现一些私家编修的研究北方边防的志书。魏焕撰《九边（长城九边镇）通考》、刘效祖撰《四镇三关志》、杨守谦撰《大宁考》、张雨纂《全陕边镇志》、詹荣著《山海关志》。东南海防的专志则有王在晋编《海防纂要》、胡宗宪《筹海图编》、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等书。清人编纂的海防著述，有杜臻《海防述略》、俞昌会《防海辑要》、严如煜《洋防辑要》等书。这些专门志书的编纂表明：面对外国势力的来侵，人们已日益感到加强海防的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