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mpany sb doing:缅怀九十年代之四：口语派诗歌的流氓面容（上）

缅怀九十年代之四：口语派诗歌的流氓面容（上）(2006-06-13 22:08:25)   分类：学术探索  口语派诗歌的流氓面容（上） 
一、“新父亲”的反道德面容 在长江三角洲的北部，那些来自南京“口语派”的男人们，放弃了美学的最后防线，露出“赤裸而丑陋”的“市井嘴脸”。这是九十年代民间文学的一个更为极端的群体，他们的文学活动构成了对主流写作运动的直接威胁。
 以秦淮河为中心的南京的市民主义风尚，尤其是低廉的消费指数，使之成为中国滋养民粹主义文化的阔大摇篮。“他们”群体发端于一个八十年代民刊《他们》，这个刊名此后便成为其进行自我命名的标签。令人费解的是，经过岁月走失，绝大多数诗歌流派都已销声匿迹，而这个“复数的第三者”群体却保留下来并日益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民间最活跃的言说团体。韩东、朱文和鲁羊是其间的的三个代表。而作为群体的精神领袖，韩东尤其具有文学史的审视价值，这个被主流批评家所故意忽略的作家，为中国民间话语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其口语美学产生过对诗性的损害，但这种反历史主义和反英雄主义言说，从推翻“大雁塔”的诗句开始，最终演化成了针对主流美学的话语抵抗运动。它以后与北方的口吃诗歌和口交诗歌汇合，形成了文学民粹主义的隐形浪潮。 1、新口语小说：美元下的身份辨认 在韩东话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朱文和鲁羊，在诗歌和小说两个向度前行，将金陵市井口语推进到美学的地步。朱文的小说成熟于九十年代中期，和整个“他们”群体一样，他是遭到官方文学圈鄙视和痛斥的异数，也是南方市井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代表了该群体在小说上的最高成就。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已经成为第二代“王朔主义”小说的奇特样本，它不仅要彻底粉碎主流小说家的宏大叙事模式，而且要确立一种完全属于“江湖”的流氓主义立场：私人化、现世化和在情欲方面更加彻底的无耻化。小说叙述一个儿子引导父亲游历城市，为后者寻找小姐（妓女）和各种无耻的快乐，由于一无所获，最后只能请求自己的女友和父亲做爱。这种极度无耻化的道德立场，在小说的结尾凝成了一个粗鄙的宣言——     世界就是这样一桩做得越来越大的生意，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向现代化迈进的城市需要夜生活，需要那些明明灭灭的光，需要那些五彩斑斓的色彩，需要一种可以刺激消费的情感，需要你在不知廉耻的氛围中变得更加不知廉耻，以顺应不知廉耻的未来。……
 　　我转脸看着父亲额前稀少而又凌乱的头发，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但我清楚我的泪水是廉价的，我的情感是廉价的。
 　　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廉价的人，在火热的大甩卖的年代里，属于那种清仓处理的货色，被胡乱搁在货架的一角，谁向我扔两个硬币，我就写一本书给你看看。
 　　我已经准备好了，连灵魂都卖给你，七折或者八折。
 　　不过别忘了，我要的是他妈的美元。 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构架的一个重要隐喻，父与子的身份关系最初在王朔笔下出现（《我是你爸爸》），它展示了父亲的道德战胜了儿子的道德的常规程序。但在朱文手里，经过某种“戏拟”处理，父子程序遭到了怪诞的身份反转：儿子的“道德”导引着父亲，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崭新的父子关系模式——儿子开导老子。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暗示，意味着传统的道德训诫结构出现了相反的镜像。不仅如此，它还要从性欲和无耻化的向度，把父辈拉入一个被预先设定了的流氓主义世界。这是一个极度“无耻化”的、完全破除道德戒律的“廉价的”现实，它并不具备某些批评家所说的“弑父”性，而是拥有远比这更加高明的“篡父”特征。人们意外地发现，在这部小说中，“我”按“新世界”的原则，把父亲篡改和修理成了一个反面的“新人”。道德（“美元”）的“和平演变”真是不可思议。 2、反讽叙事和正谕批评的冲突 《我爱美元》是这样一种后现代小说，除了“戏拟”叙事的运用，它还被“反讽”技术所环绕：叙事的表层和内在层面互相脱节，构成了语义上的自我错反，或者说是叙事表层所暗含的嘲讽反回来指向自身的内层语义。但是自从八十年代先锋主义以来，这种反讽正在变得日益透明，并最终导致了上下层面的融合、渗透、交织，从而出现了“弱反讽效应”，并在语义上引致了更严重的歧义、错乱和暧昧化。在朱文的小说里，叙事者和主人公“我”这两个层面已经完全复合起来，令人几乎看不出它们之间的空隙或差异。唯一可以辨认的反讽标识就是它的标题——“我爱美元”，这个陈述犹如“我是傻逼”或者“我妈真不是个玩意儿”，保持了一个清晰的自我讽喻的语态，此外的内文便是一片语义的狼藉。
 这无疑是书写和阅读、言说和倾听之间的一种话语故障，它使《我爱美元》受到了国家主义批评家的激烈抨击。1996年5月6日，主流媒体《新民晚报》发表了署名“简平”的文章，以声色俱厉的口吻指斥朱文和笔下的人物具有同一的“互文性关系”，暗示作者就是小说中的“我”的卑鄙化身，并怒责“对于这样满是流氓腔的下流、无耻的文字，竟有文学评论家欣欣然为此击掌欢呼，称一代“文学新人”正以新的姿态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不仅为其打出所谓的“新状态”的文学旗号，还煞有介事地用各种玄乎的新名词为之作理论上的提升和包装。”如此等等。
 这样的正谕主义批评在九十年代是屡见不鲜的。由于话语识读技术的严重滞后，主流批评家的正谕话语体系，根本无法处理大量涌现的后现代文本，它与流氓主义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困难。而唯一的解决途径便是暴力袭击，也就是通过国家威权，对流氓主义进行单向的道德审判，使用诸如“满是流氓腔的下流、无耻的文字”、“极端的下流、腐朽”、“不可救药的无耻、堕落”、“其谄媚、恶俗和麻木昏庸非但使人震惊，更使人愤慨”等暴力词句。但在社会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毛主义的正谕式审判已完全丧失原先的专政效力，而只能退化为一种色厉内荏的观赏性言说，成为文学游客视野里的一种风俗表演。 二、“结结巴巴”的先锋诗歌 1、伊沙的文化口吃 另一种针对主流文学的挑衅行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方出现，与南方民间口语派系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这就是伊沙、徐江、侯马和沈浩波等人构成的所谓“北师大帮”或“新世代”，他们是八十年代“口语派”的精神延续。这些“大学才子”利用与媒体的亲昵关系，不仅挑战国家主义，而且挑战“知识分子”及其所有威权主义的话语势力。伊沙自已声称：我使汉语在风寒排列的形式中勃起，抬起了他的龟头。我为汉诗贡献了一种无赖气质并使之充满了庄严感。”这段自白，直接把“庄严的无赖气质”作为美学旗帜。诗人于坚则认为，“相对于流行中国诗歌的道德式写作，伊沙的写作像这个厚颜无耻的时代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无耻的写作。”它揭示了伊沙走红中国诗坛的秘密。在一个流氓化的年代，伊沙的诗歌像招魂的风幡，为无数落魄的诗歌青年指引了写作的方向。
口吃叙事 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有腿  你们四处流淌的口水/散着霉味/我我我的肺/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你们莫莫莫名其妙/的节奏/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的语言/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有鬼/你们瞧瞧我/一脸无所畏                                            这首写于1991年的诗是批评家最热衷引用的例证，用以表明伊沙的“文化失语”症候。但这实际上只是“文化口吃”的一种表征。伊沙并未“失语”，而是变得“结结巴巴”起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电击之后，这种言说的“口吃”一度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伊沙蓄意戏仿了这种症候，企图利用这种“结巴叙事”来颠覆诗歌传统。但随后不久，伊沙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他的口齿变得伶俐起来，而且充满了流氓的无耻口吻—— 我们俩都剃了光头／顶着太阳横穿大街／像两盏高瓦数的街灯／通足了电──亮啦／你说：更像是两个鸡巴／你是指剥了皮的龟头／你是把世界当作女人看的／就算它真是个娘们儿／这头母猪也不是你我／二人所能操得动的 这是典型的伊沙式的“反诗歌”言说。比起其它人的粗鄙化写作，伊沙的阳具写作已经推进到了“龟头”的程度。这个器官的细部频繁闪现在诗歌的现场，和“操”这个动词（又作感叹词）一起，成为一种刻意设定的文化标记，不仅要表达“无赖”和“无耻”的姿态，而且还要藉此激怒“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国家主义卫士，用夸张的“色语”向“严肃的事物”发出话语挑衅。“头颅”与“阳具”的同义化是一个预兆，数年之后，沈浩波另立门户，创立了“下半身”派，将这种“龟头叙事”演绎成了诗学的基本原则。
 放弃神话和“形而上幻觉”，放弃抒情和象征，“放弃对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追问”，放弃书面汉语和殖民化汉语，回到质朴的民间俚语和种族的乡音，回到人的赤裸裸的“本原”，回到那些被传统诗歌所规避的丑恶境遇的叙事，这就是伊沙的摇滚式写作的基本原则。他在这个摇滚精神的框架里炮制“城市民谣”，寻求肮脏的青春叙事、击鼓式的语词暴力、短促的重金属节奏、以及话语解构游戏的快感，如此等等。一个评论者宣称，“伊沙的诗歌获得了与摇滚乐同步的革命性”。这场“革命”的结果就是“诗歌摇滚”在大学校园里的复兴。诗歌再度回到了平民中间，变得粗鄙而又亲切，仿佛是一些日常起居的粗茶淡饭。
 然而，尽管伊沙本人及其阐释者反复宣称他的“城市民谣”抛弃了对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追问”，但于坚却坚持认为，“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系统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的许多诗都有一种现代箴言的特征。”于坚的这种判断或许是正确的。伊沙的诗歌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开端，在对话语革命的渴望的背后，隐藏着对威权主义的焦虑、骇怕和敌意。所有的价值颠覆和丑学的兴盛都起源于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他像受惊的小狗一样对着黑夜狂吠，并且要从这种吠叫的回声中获得权力的快感。 2、民族图腾和小便叙事 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像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在这场充满戏拟和反讽的小便叙事里，民族图腾和国家主义象征“黄河”，成了一个被预谋颠覆的母题。在“眺望”与“如厕”、“尿”与“黄河”、“一泡尿时间”与“历史”之间，产生了古怪的互文效应，也就是彼此成了对方的反讽性隐喻。它们像一些变形了的镜像，互相仇视地映射着对方。而“尿”是其间的核心隐喻，一切隐喻之上的隐喻，它企图同化“黄河”，遮蔽它的公共意义，并把自身的臊气强加给它。这是一次机智而粗暴的语词游戏，言说者利用几个最简单的反讽句式，虚拟地挫败了一个历时数千年的庞大价值体系。这样的小便叙事犹如爆发于话语场域中的微型政变，并在诗歌界产生了连锁反应，仿佛是一场天崩地裂的革命，但鉴于诗歌已经萎缩为小型亚文化，诗人的激进言说，最终只能在青年诗歌沙龙内激起微小的气旋。它甚至无法从大学校园里获得必要的回响。（作者：朱大可，原载《花城》，2005年）
 本文题图：宋永红《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