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收入的字:不拘一格降人才

　　清代诗人龚自珍（1792－1841）在他的《己亥杂诗其一二五》一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诗人是悲叹在专制统治下，人民思想被禁锢，言论被钳制，人才被扼杀，国家被沉寂窒息的氛围所笼罩。他为国家的前途担忧。果不其然，龚自珍去世后没多少年，鸦片战争爆发了，清廷签了城下之盟。这之后，列强又多次兵临城下，结果清政府只好又再割地赔款，任人宰割。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缺乏人才，再加上国家的体制落伍，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就有如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情况一样。

　　新加坡非常幸运，我们有第一流的国会，第一流的执政党，第一流的国会在野党。我们的国会，国会议员都是谦谦君子，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以事论事，各抒己见，不作人身攻击。我们的执政党，功绩彪炳，在52年（1959到现在）之内，将我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第一世界国家；而我国的在野党，几十年来不屈不挠，每一届都参加国会大选，充分表现出为国为民为民主而奋斗的精神。

　　现在有九位在野党议员进了国会，使到国会的辩论精彩无比。尤其是工人党的陈硕茂在国会的第一次演讲，更是令人刮目相看。他用唐太宗和魏征作为比喻，是为了表明：工人党要为国建言的意愿、工人党并不是要为反对而反对。执政党国会议员陈振泉、马炎庆对陈硕茂的演讲都抱着肯定的态度。《联合早报》社论、其他报章的评论以及坊间的议论等，更是对陈硕茂赞赏有加。这真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吴大地君10月31日在《联合早报·言论》“解读陈硕茂议员的国会开场白”一文中有说：“陈议员……有意无意的替执政党披上‘黄袍’，把执政党喻为唐太宗，自贬为谏官魏征。”吴君这样的解读是错误的。比喻终究只是一个比喻，陈硕茂希望执政党是“唐太宗”，并不是说执政党就是皇帝，而工人党要做“魏征”，也并不是“自贬”。陈硕茂是说：“在民主社会里，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建议，是很自然的事，这也是好事。”看来，工人党是立志要成为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政党。

“天公”特别眷顾新加坡

　　吴君又说：“陈议员在国会殿堂上‘教老奶奶吸蛋’，他的目标听众相信不是国会里政治精英吧？”这句话真令人读后满头雾水。陈硕茂的谈话，肯定是讲给全国的人民听，怎么可能只是局限于“政治精英”。我敢肯定地说，很多外国的政治观察家、评论家都在收看陈硕茂的演讲，因为在这些人之中，有些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为新加坡是一个独裁的极权国家；如今有九位在野党人出现在国会，加上陈硕茂的演讲，就纠正了这些观察家、评论家之所以为——我想，这是在野党对新加坡的贡献之一。

　　吴文又说：“书生议政，有时只能当他是唱歌，纵然悦耳动听，却万万不可当真。”吴君此话差矣，这话是对我国的国会、国会议员以及选民之大不敬。放眼我国国会，哪位议员不是“书生”？他们在国会里“议政”（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各抒己见，都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哪里是去国会“唱歌”？请吴君不要把我国选民当阿斗，会胡乱投票给一位进国会“唱歌”的议员。如需要，吴君可到各议员的选区，去看看他们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这样吴君也许就不会有以上的说法。  　　吴文对陈硕茂在国会演讲的解读与其他众多的“英雄”（成语而已，并不是说吴君不是英雄）不同之处尚多，在此不能一一赘述。而民主的较高境界是：“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强烈支持你有说此话的权利。”我对吴文的上述评说，也是抱着这种民主的态度，也不会当吴君是在“唱歌”。
　　“天公”一再抖擞，对我国可说是另眼相看，时加眷顾，四五十年来，已降下无数的人才给了执政党，让执政党成就了可照耀千古的强国富民的伟业；如今“天公”又将不少的人才降到在野党的阵营，让其中一些进了国会，要在国会里当“魏征”。如果朝野两党能相辅相成，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新加坡版的“贞观之治”定将长久持续。毫无疑问的，陈硕茂是新科国会议员中的人才之一。

　　龚自珍如生在此时的新加坡，或者就没有灵感写出上述为国家悲叹的诗章，他看到我国的民主制度的蓬勃发展，百家争鸣，一定会为我国的民主、自由、和谐而写出欢悦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