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山铜矿现任矿长是谁: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或因收入远远跑不过GDP

《新财经》2011年11月刊封面
全民焦虑时代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笔/特约作者 五溪蛮、陈钇帆、杨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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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斌
是时代的骚动，不是你一人在焦虑；是全体的虚荣和物化，不是你一人在炫耀；是经济与社会失衡，不是你一人得“病”。生存与未来之于每个中国人都是过于严肃和严重的事，以至于我们不敢拿起不敢放下，困坐愁城。
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文章说：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期——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股票赔得掉底，房贷还差90万，老板常扣工资，买家具是达芬奇，买醋是兑的，买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加工资老板不同意，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只要社会机器滚滚向前，不平衡就在所难免。有一个叫国民幸福指数（GNH）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国王提出，他认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GNH。
制度寻求者永远只能解决一部分焦虑，身心幸福需要内外兼修。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格局：增长放缓、外向出口型经济转型、老龄化、国家社会责任变重……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转型，必然会让全民再度经历一次“重压”，未来的焦虑源会更多。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全民焦虑，一个时代的必然
抑郁症、冷漠和失业率上升等现象，折射出了各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这也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态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以史为鉴，将美、日、韩这些国家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并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共性又恰巧与我国现今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经济增长速度“突飞猛进”
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亘古不变的需求，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得过快，那么给社会带来的压力也就会不断地加大。日本前央行副行长武藤敏郎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从结论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更接近日本60年代末期，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一个就是经过战后经济复兴，到了1968年，日本GDP的总量刚刚开始超过德国。就像现在中国超过日本这样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大规模的国家活动。比如大阪的世博会是1970年召开的，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在上海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从总的迹象来看，我觉得非常像日本69年、70年这样的情况。”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刚刚从战争的创伤中平复过来，经济迅猛增长，呈现出了高速增长的架势。从1955年到1973年的1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多，1966年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瞩目，成为了“世界经济奇迹”。
然而，这种“突飞猛进”给国民带来的是什么呢？在“生活质量提高”光鲜的外衣下，消费品持续上涨、生存压力大等问题也开始困扰日本经济和日本国民生活。此时的日本民众与现在的中国民众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挣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花钱的速度。”这是当下许多中国民众的心声，也是当时日本民众的心声。同样也是战后的美国和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民众的心声。
另外，经济制度的变更也同样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给民众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焦虑。仍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六七十年代时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各企业间吞并严重。这就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人们为了防止失业就需要时刻绷紧神经，而这条紧绷的神经也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失业的风险。极大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使民众的心理受到持续性的煎熬，焦虑不断加深，最终成为社会性的普遍问题，导致自杀率的不断上升。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同样创造了奇迹。《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说，“希腊帕堤农神庙的柱子可能正在坍塌。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长城的石墙，很少像现在这样坚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但在这种“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中，同样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人民工作压力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生活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轻易满足，人们生活得小心翼翼。
社会凝聚力下降
近年来，各种“门”事件竞相上演。“80后”、“90后”也经常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个人化”的社会现象逐渐成形。而这种与“社会化”相对立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否定和自我不安全感的体验。
有许多人说借此感叹说，“中国没有希望了”，但这并不是“80后”、“90后”的错误，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必然。与二战后“垮掉的一代”一样，虽然他们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公众也对他们充满了失望和不满，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迷茫和对未来的恐慌，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战后的美国看似太平盛世，但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美国的青年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善良是否还存在，自由和民主是否还存在，同样，他们也恐慌着是否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遭受飞来横祸，飞速发展的科技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种种的不安全感让他们的内心饱受煎熬。在这些青年的脑海里，腐败、虚伪、自私充斥着他们的内心。可以说，曾经光彩夺目的“美国梦”已经完全泯灭了。于是他们开始极度的享受物质、追求刺激，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
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影响到了年轻人的世界观。在工业外迁和资本输出的影响下，60年代中期的美国仍旧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失业人口不断上升。读书，成为了“未事业”的障眼法。因此，50年代中期，数百万的美国青年涌入了大学校园。1975年，美国大学人数由不足400万上升到了将近1000万。而社会根本就无力消化这些“高端人才”，许多接受了高等教育、心怀梦想的美国青年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面临着“毕业等同于失业”的艰难困境。这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即将面临失业问题的青年，在经历了美好的大学梦之后瞬间落入到了无法养活自己的现实深渊之中，最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离经叛道、否定一切。于是，摇滚、毒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和厚爱，因为这种虚幻的体验能够让这些年轻人逃离现实，继续沉浸在梦中。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信仰缺失严重，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准则，只贪图一时的享乐和物质的享受。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触及，对新鲜事物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另外，由于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年轻人的自我价值无法体现出来，他们便开始在其他事情上寻求心灵的慰藉，游戏、摇头丸等新鲜事物便成为了最佳选择。一旦尝试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对这些事物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以逃避残酷的现实，来换取暂时的麻木。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买彩票、参加选秀、报考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等。人们开始梦想着能够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反应出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而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则掩藏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一种强烈摆脱现状的欲望。
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不是一天养成的，并且它已经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通病。以韩国为例，韩国延世大学心理学教授在韩国《朝鲜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韩国人认为，不断与其他社会成员攀比并压过他们，才能幸福。”
韩国人的这种急功近利价值感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70年代开始，韩国本着“用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开始发展本国经济。70年代，韩国依赖美国及日本市场的竞争，坐收渔翁之利，80年代，韩国再次利用了日元升值的时机，创造了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写下了“汉江奇迹”。但这种依靠别人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是一时的，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韩国不再有所依托，也无力保持本国经济稳定、长期的发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摧毁了韩国的经济。
虽然急功近利的经济体制破碎了，但是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并没有消失，反而会随着经济发展的变缓而变得愈发严重。过去，曾经创造了奇迹的韩国人，迫切的想再次创造出奇迹。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再次快速的创造奇迹是不可能的。这就给韩国人带来了许多的心理压力。人们在无法忘却自己曾经的荣誉的同时，也无法承受现在的失败，自杀率不断上升，更是出现了多起“学历造假事件”等多种丑闻。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欲速则不达”，但人们在享受过成功的“甜头”或者看到过别人因为“碰运气”而成功的时候，往往就会忘记这句话，而是想瞬间成功。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的影响下，必然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苦恼和困惑，要想更好的生活，必须要放平心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
贫富差距悬殊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探讨日益白热化的一个问题，也成为了不得不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背景下，仇富现象、社会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
美国贫富的扩大发生在70年代后半期，现在一直在扩大。对20％收入最高者和20％收入最低者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两者的差距在1974年是7.5倍，1992年扩大到了10.2倍。1977～199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部分几乎都归入富裕阶层手中。日本的贫富差距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日本和美国贫富差距的原因，产业结构的变化是二者的共通之处。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械化的自动生产逐渐顶替了人力生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升高。技术型人才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而社会对传统的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则越来越小，体力劳动者所能挣到的钱也越来越少。这就从就业机会和工资上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以美国为例，5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产值及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逐年提高，50年代时为55%和52%，80年代则提高到了70%和75%。而在日本，由于大公司要比小企业有更强的研究开放能力和更强的销售能力，所以在大公司（从业人数在1000人）从业所拿到的工资要比在小企业（从业人数在100人以下）工作所拿到的工资平均高1.5倍。在工资来源上造成了强烈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社会产业结构快速变化与人们理念更新缓慢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发展，社会工业化所需经历的历史的必然。
面对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仇视，更重要的是去正视这种贫富差距，寻求根源，一点点地去解决，而不是增加自己的生存压力，让自己处在一种仇恨、恐慌和焦虑之中。
焦虑，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个故事在微博上广为转发：郑州某高校的女硕士研究生王某，临近毕业，学校要求毕业前必须发表一篇核心论文。按照往届的规定，如果发表不出来论文就不让毕业。王某被论文“逼疯”将车开上高速路并咆哮“为啥非得发核心论文？”网友们对女硕士的行为表示理解，仿若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发展焦虑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区域人群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取得更大的成功，都有各自不同的焦虑。个人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进步，往往还关系着家庭的维系与发展。
农民为卖菜卖粮而发愁，秋季本是秋菜的丰收时节，但是由于市场供需的调节，供大于需，菜贱伤农，焦虑的菜农只有望着地里的大葱开起小白花却无能为力。
大学生毕业生天天为工作发愁，简历投出去犹如石沉茫茫大海、音信全无，索性为了方便老板和了解自己，有些人甚至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要求到公司去实习和试用，好歹也算是未来发展有一线曙光。而跻身都市白领之后，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拥挤地铁里，竞争的压力使其抑郁。
焦虑的不仅仅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企业老总也不是没有焦虑的事情。即便是拥有不菲财富的私营业主也毫无安全感可言，因为政策的更改随时可以让他们上演暴富骤穷的故事，从温州“跑路”出去的老板到鄂尔多斯(600295,股吧)上吊自杀的地产商，在经济政策的波谲云诡中，已经不仅仅是心情焦虑那么简单了。
生存焦虑
每到月末的时候，大家多比较紧张，因为发现钱包里面的钱不够花了，但是银行卡的数字也不多。几乎每一个工薪阶层的人，都对涨工资有十足的兴趣，并且担心自己的钱不够花。对收入的焦虑背后，是对生活质量下降的忧虑。2011年，成品油、水电、猪肉、蔬菜等百姓基本生活品价格普遍上涨，虽然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了新的个税体征点，可大多数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因此涨多少工资。
人们也曾经对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寄予厚望，然而到后来教育、医疗、住房难题让老百姓不堪重负，反而是医疗、教育、住房等成本更“重”了。
望着菜价、物价、油价的飞涨，失业在家找工作的小宗在为下一个月全家的开销焦虑，每个月得给爸妈寄去生活费1000元，一家三口生活费2000元，如果再摊上人情送礼，手中仅存的一点积蓄也快告罄。
而刚从上海某985高校毕业的小杜签到了北京一重点高中工作，没有解决户口，由于暂时没有授课任务，所以在教务处做职员，每个月工资只有4000，但是今年9月1日起，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她本应该高兴，因为不用缴税了。可是她没有高兴起来，因为北京规定外地人北京购房须连续纳税五年，这样一来即便是她的家人给她付买房首付的钱，她的买房也梦遥遥无期，唯有等待政策变化。
感情焦虑
随着社会变革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断改变，人们对物质金钱权力的追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我们的婚姻或者爱情，作为维系社会男女的惟一合法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不再只是甜言蜜语、两情相悦的校园恋爱，也不再是纯粹的爱情结晶，金钱、利益、权力、欲望，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强加于婚姻之上。
在山东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小姚，今年24岁，面对今年工期将接近尾声，但是半年的工资还没有发，最焦虑的是父母还让他准备好钱回家相亲，这年头没钱如何回家相亲？哪个姑娘会看上一个没有钱小伙子？即便是姑娘看上了，又有几个姑娘的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光蛋吗？一方要貌美如花，一方要丰厚物质，一场又一场的婚姻，更好似交易一般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形成了。而当下离婚率的提高是不是也是当交易双方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又没有感情的驱动，最后只能做的一个选择的反映呢？
在北京朝阳公园，提前办理退休的老赵，每天都在公园里面锻炼身体，看起来生活无忧无虑的他，也在跟邻居抱怨，自己辛苦一辈子攒了一些钱，衣食住行虽说是不担心了，但是对于儿子身居国外的自己而言，如果自己老了孤单地住在房子里面，哪一天突然死掉了都不一定有人知道。老赵就很早就开始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在就是各种关系的融合，这其中亲属之间、亲戚之间、朋友邻里之间的感情都是比较不错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也有社交、沟通、倾诉的需要，比如像微博、开心网、人人网、豆瓣网等各种社交网络的兴起，但是人们还是被钢筋水泥的建筑阻隔了人们的亲情、友情，虽然只有一墙之隔没有跟邻居说过一句话；虽然都在一个小区，不一定每天都探望了自己的父母；虽然都在同一个城市，朋友聚会不一定再那么的频繁亲密。
这些问题屡屡见诸报端或者茶余谈资，甚至有人可能还会从某个例子中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身影。这些人中有不识字的农民、青年农民工、实业的广告人、待业的大学毕业生、白领、公务员、私企老板等等，有的年收入十万百万，有的一年只能挣五千；有的来自东部，有的身处西部；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焦虑，不安。在这样一个社会变化剧烈时代，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人焦虑，跟上了时代步伐的人也焦虑。
中国社会发展目前又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未来的发展将如何呢？如果仍然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重视当下的民生发展，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焦虑将继续蔓延。
高速发展的魅影
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这是通常状态下经济转型的两种选择：体制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不仅实施了结构转型，逐步实现城市化，而且还注重体制转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法律法规。而在这转型过程中，当下也面临各式各样的转型的压力和挑战。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经济建设关键期，这是国际公认的矛盾突发时期。而就在这片世界公认的投资沃土上，演绎着焦虑的社会如何与日益强大的国家相濡以沫的传奇。
HOLD不住的焦虑
虽然个别大城市楼市阴跌了，虽然地产界销售的“金九银十”没来，但楼市似乎永远是一个剪不断理不乱的话题。
从2008年起，中国的房价开启了飞涨模式，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依靠自己微薄的收入根本买不起商品房，“啃老”就成了常态。
张恺，2010年毕业于吉林省某重点大学，先供职于长春市一电器销售公司，月收入3800，女友任职于长春市某旅游公司，月收入2500，他们常常感觉像极了电视剧《蜗居》里为房子奔忙的海萍夫妇。“大学刚毕业，我们就四处看房了。如果某个楼层开盘，我们抽时间都会前去看看。但是看了快一年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主要原因还是房价实在太高，稍微好一点的地段，房价都八九千一平，买个清水房都得六七十万。前几天的房交会，我们也去看了，虽然有几个楼盘开发商有打折促销，但是降价幅度都很小，而且现在房价的走势也不明朗，没有敢贸然出手。父母也跟着我们着急，四处托人打探房产消息。”
为了教育而焦虑
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公平。现在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成为时下的稀缺品。而且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门槛是越来越高，甚至东北某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的赞助费高达耸人听闻的18万元。而优质的幼儿园能上重点的小学，重点小学能上重点中学，重点中学自然能够更容易上重点大学。清华大学之前公布的县级及以下生源占1/7的比例，近年来农村名校生源下滑，由部分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显示，寒门入学已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各名校显示的数据均有下滑。所以家长们挤破脑袋也得为孩子在稀缺的优质教育中争得一席之地。
9月，焦虑的李红很早就送三岁多的儿子上幼儿园，担心儿子年龄小争取不到名额就早早地来到幼儿园。远远地看到报少儿兴趣班的家长已经排了一条百米的长龙。为了让孩子顺利报上兴趣班，有些家长天刚刚亮就到幼儿园门口排队了，虽然此时幼儿园还没有开门。快到中午时，门口仍然有一二十个满头大汗的家长在焦急等待着，生怕到自己的时候已经没有入园名额。据李红介绍像她这样为孩子入学焦虑的家长在他们小区已经司空见惯。而对于李红而言，这样的生活才刚刚起步，随之而来的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的入学焦虑将陪伴她未来十余年。当下看来，这是孩子的旅程，也是家长的考验。
为了学习而忐忑
10月10日，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正式启动。
朱琳是某师范大学2008级的学生，在9月份数次申请保研失败以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考研，每天早出晚归，过着寝室、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原本性格乐观开朗的她，现在也开始焦虑起来。“最近一直睡得很少，每天都担心看不完这么多的复习资料，害怕考研跟保研一样失败。看着周围保研成功的同学有大把时间逛街、旅游、购物，自己很容易就受影响走神，一走神，焦虑和自责就接踵而至。”朱琳说道。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考研大军的队伍。考研的火热程度，从校园里面到处可见的房屋租赁、考研培训、复习资料等小广告的急速增加中，也能看出端倪。
但其实研究生的学历只是一个竞争资本，学历代表不了一切，想要真正的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和发展，还需进入社会慢慢锻炼。朱琳的道路还刚刚开始，从她生活的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焦虑刚刚开始。
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认为，社会变动速率的加快是社会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的变动，意味着社会成员所熟悉的原有的社会环境的改变，而现代化的建设，则更是意味着社会环境的大规模变动，在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社会变动的速率呈加速度递增的趋势。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大改换，社会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分化，社会成员之间在地位等多个方面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于是，处在不利位置上的社会成员便极有可能出现一种焦虑的心理倾向。另外，置身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对于未来也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担当风险的心理感受，未来风险可能性的增大，自然会诱致人们的社会焦虑。
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转型一方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极大地促进了物质文化和财富的增长，即是将“蛋糕做大”；另外一方面，如何“分好蛋糕”？在没有平等的公平的分享发展成果和财富的时候，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社会焦虑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台湾教育心理学家张春兴在《现代心理学》中解释：焦虑（anxiety）是个体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威胁的情境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焦虑产生于危险不明确而又会来临时，人对危险有警戒态度，并伴随有无助、不安、紧张、忧虑等心理状态。
当我们看到一个经济快速发展，逐步现代化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的需求也在发展改变，但是需求不一定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对于潜在的危险和威胁的规避，在世界未来与经济发展的变数中显得弱不禁风。
一位城市与农村交叉线中的焦虑者
10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汕头依然炎热而潮湿，潘凌从澄海区的一家玩具工厂里出来，用手捋了捋被汗湿的刘海，脸上一脸的无奈，“工作没那么好找”.
这是潘凌第二次到外地打工，2005年她与几个姐妹一道，从西南地区的一个土家族聚居小山村出来，到了福建莆田，那时莆田遍地是厂，几经辗转她在一家鞋厂安心做了两年。
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她所在的鞋厂虽然没有倒闭，但也是大部分时间歇工，她和众多返乡农民工一样，只好暂时回到家乡。
两年之后，潘凌从电视上专家的口中不时听说“中国已经战胜了金融危机”，她觉得自己可以再次外出务工了，但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想象相差很远。
“没想到还是不好过。”潘凌说，很多厂因为资金压力倒掉了，招工的数量也少了。
从切身经历而言，潘凌能实地感受到经济整体走势带来的巨大变化，2005年她去福建打工时，同村的人坐一辆大巴，从西南山区蜿蜒至目的地要30多个小时，而如今高速公路与铁路则从家门口穿行而过，但她个人的生存环境似乎正变得更加严峻，求职更加不易了。
务工环境的坚冰
与潘凌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汕头等沿海一带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事实上，潘凌口中的“要求”提高，并不是企业对应聘者的单方面要求，像潘凌一样，如今的务工人员有着更高的薪酬要求，这让在通胀和资金压力中苦苦支撑的企业更感苦恼。
在潘凌看来，自己要求的薪酬并不过分，和2005年自己每月挣2500块钱相比，如今她多要了1000块，“现在什么都涨，不要求加工资在城市里没法生活下去，更谈不上攒钱了，事实上，在我们县城请个零工也要每天50块了。”
在汕头澄海区，这里最出名的是玩具加工，但如今企业主们正感受着“冬天”。澄海区曾被中国轻工联合会授予“中国玩具礼品城”的称号，拥有4000多家从事玩具礼品及配套生产的企业和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4万人。2010年，澄海玩具产值出口额达21.5亿美元，占全国玩具出口额的20%。全国5家玩具上市企业，有4家来自澄海。
而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吃掉了”越来越多的利润，2008年金融危机后恢复的订单和出口额并没有给企业家们带来丰厚的收益。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玩具业组装、缝制和喷漆等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而在澄海几十年的玩具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形成需要创意产业链。从事玩具制造的纵横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章力孝说，员工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已从金融危机前的10%上升到现在的15%，2008年一个一线工人4个小时的工资是16元，如今则是24元，“就这样也很难长时间留住工人，可能等他稍微熟练一点，他就换到其他厂去了，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会儿死心塌地也不太一样。”
广东金玉工艺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朝辉也算了一笔账：“和去年相比，今年原材料价格增幅达22.7%，员工工资至少提升20%，加上人民币升值，企业的整体成本提升了20～30%。”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副理事长表示，中国玩具业正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如果美欧经济出现衰退，人民币继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和用工成本上涨的状况持续下去，即便好几百人的中型企业也会遇上不可估量的危机。”
而除了劳工成本外,因贷款融资难，澄海的中小企业也正感受到资金链的紧张。
去年以来央行8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的紧缩银根导致地方银行惊呼“差钱”，地方银行也不愿将有限的借贷资源提供给资金不足且缺乏有效管理的中小企业，因此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企业由于贷款融资难，资金链紧张，越来越“玩不转”。
一些民营企业主不得不寻求从其他民间渠道获得资金，从民间贷款公司获取贷款很容易，手续十分简单，只需用房产做抵押，就能很快获得资金，解燃眉之急。但随后的高额利息却让人咂舌。短期借贷月息4%～8%，甚至15%。尽管通过讨价还价，短期月息可能降至 5%或4%，但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48%～72%。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表示，贷款之后高企的还款利息则让企业不堪重负，极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而在与澄海相隔约1000公里的浙江省温州市，周德文的判断正在这一地区集中显现，而这或许是沿海中小企业未来命运的一次演练。
欲走还留的艰难选择
在数次被拒绝后，潘凌如今正思考去留问题，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她很想坚持一段时间，但又怕没有工作成为一种常态，反而使自己的积蓄搭进去更多，而比暂时失业更苦恼的，是如何找准未来的目标。
潘凌说她并不喜欢打工的生活，因为“没有归属感”，在莆田待过的三年时间里，潘凌已经能从当地人轻视的眼神举止中做到波澜不惊，在侨民遍地的福建一带，当地人的确富有。
但和归属感相比更严重的是，个人权利在很多时候得不到保障。在她的务工经历中，被克扣、延期发放工资是常有的事，而超长的工作时间似乎也是外出打工者的普遍工作状态。和单身打工者相比，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务工人员，还需要考虑更多现实问题。
在潘凌的周围，不乏拖家带口的打工家庭，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内，而当孩子到了适龄教育的阶段，却因外地人的户口限制而无法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只能在专为打工子女兴办而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都奇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勉强应付。迫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不少家庭将孩子的抚养监护职责扔给了在家的老人，于是，后来又产生了专门的术语“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在城市里有诸多不便，但这仍能吸引住年轻人，毕竟，在用工环境好的城市里，每个人基本都能找到谋生的机会。
于是，每一个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年轻人，身上也被周边的环境悄然烙下印记，而这样的印记，让他们再回到艰苦寡淡的乡村，似乎也更难。
哪怕是在福建省内并不算发达的莆田，潘凌也学会了打扮和上网，在后来回家赋闲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霓虹灯光的街景，电脑以及网络生活，让她颇不适应。
从2008年返乡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潘凌一直在家赋闲，虽然吃穿不成问题，但似乎也更难谋到一份合适的事情来做。虽然家乡的县城越来越光鲜亮丽，标榜着生活水平提升的各种专卖店越开越多，但从进入90年代开始，这个县里就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了。
在这个西南地区的小县城里，烤烟和酒厂曾成为该县的财政支柱，但几任贪腐的厂长亏空了烟厂，而酒厂的拳头产品“幺妹子酒”，据说曾获得国际博览会金奖，但后来则因经营者的短视、掺假兑水而停产。
“务农”？那是一个已经离“80后”的农村人很远的词汇，至少和她同龄的周边人都是这么看的。虽然政府给予了农民一定的补贴，但和在工厂务工相比，务农的劳动量似乎更大。
因此，在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回流的2008年，金融危机在给沿海经济带来损害的同时，却在推高当地县城的房价——部分在外打了好多年工的年轻人选择在城里购房，而拒绝再回到乡村——颇为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哪怕回到了乡村的年轻人，在玩起当地传统娱乐项目“麻将”的时候，也会拒绝手砌式麻将，而去最近的镇里有麻将机的“茶馆”。
而在谈到最近的打算，潘凌说，“找个人结婚，生子，被生活拖着走，那样日子或许会过得快一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焦虑成为了老百姓的一种生活常态。潘凌正是这常态生活的缩影。
寻找快乐之源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都变为现实。人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不断膨胀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焦虑就难以平复。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各种问题，比如快速上马的基础设施有速度无质量，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政策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转型中的问题都加剧了国民的焦虑情绪。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将全民焦虑情绪降到最低？《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成就动机让更多人焦虑
《新财经》：焦虑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那么，焦虑是怎么产生的？
萧国亮：焦虑是一种心理现象，对于社会焦虑现象一般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是从人本身内部的研究，遇到同样的事情，有的人焦虑，有的人没有焦虑；有的人焦虑得比较严重，有的人相对好一点，这是个体的差异。二是焦虑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焦虑是人们常见的社会心理情绪。
现在的民众当中有焦虑感的人比较多，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普遍现象。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国民出现社会心理情绪是有普遍性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写过一本《自杀论》，他认为，如果焦虑严重的话，就会变成焦虑症，焦虑症就会使人有其他倾向，比如自杀。
在传统社会里，因为经济落后，人们的欲望一直是被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压抑着的，所以，大家觉得过得很好，很太平。当工业化发展以后，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容易被满足。但是，当人的欲望被满足以后，就会产生更大的欲望，欲望就会膨胀。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人们原本认为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无法满足了。这个时候人的心理会遭受巨大的挫折感，就会出现焦虑情绪，比较严重的甚至会自杀。所以，焦虑是与人们的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密切相关的。
《新财经》：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比外国人更容易焦虑，这要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呢？
萧国亮：中国人的焦虑更多，可能跟中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特点相关。从民族传统心理来看，中国人有比较强烈的成就动机倾向。自古以来，人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一个家庭生了男孩，就会望子成龙，希望他好好读书，今后去考秀才、进士，然后做官、发财。男孩子自出生就被家族赋予了很多压力，让他“志当存高远”，出人头地。女孩子也一样，家庭会培养她长大以后相夫教子，嫁人以后把家族搞得非常兴旺，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的成就感。
中国还有所谓“三立”的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的座右铭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这种民族的社会心理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25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创造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间的好几次盛世。即使在最为低落的19世纪，中国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去救国救民。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
但是，这种很强的成就动机也有副作用。当成就动机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所以，中国人焦虑多，从人的本体来说是中国民族的特性使然。
未来不确定性加剧了焦虑
《新财经》：为什么我觉得父辈们更快乐，没有太多的烦恼呢？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焦虑的人却越来越多？
萧国亮：最近七八年，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上的变化，给人们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经济政策。金融危机后，一下子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过后又一下子退出。这些政策都没有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未来预期。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的话，人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心里有数，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人们感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心理上的紧张感和不适感，甚至是痛苦。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在社会学中我们叫做“客观性焦虑”，就是对环境当中真实危险的反应，感觉未来好像很恐惧。比如，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到国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未来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一天政府出了什么政策，会对他们不利。尤其是企业做大了以后，很多人会指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个原罪不知道会不会被豁免，他有一种紧张感、焦虑感。
《新财经》：就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是不是也助长了人们的焦虑情绪？
萧国亮：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会为养老焦虑，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他们对于养老问题，看病问题都很焦虑，感觉自己的未来很可怕、很危险，感觉没有希望。
物价上涨也让老百姓感到焦虑，今年年初开“人大”会的时候，说要把今年的通胀控制在3%，但目前的通胀仍在6%以上，而且趋势还比较严重，政府没有给老百姓一个确定的预期。
很多官员也会产生焦虑，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说错了话，得罪了哪个领导，就没办法提升了，甚至下台了。他一天到晚生活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所以，有一些官员自杀，就是因为他天天生活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造成各种心理疾病。由于环境问题，很多官员会看到比较多的阴暗面，当官又不得不违心做一些事情，这就可能会跟他的道德底线发生冲突，他会感觉这些行为与他原来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不相符合，所以产生内疚、羞愧、自卑感、恐惧，感到自己良心受到惩罚。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焦虑”。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或良好的道德来调整，而大多是通过政策调整的。也就是有权力的人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所以，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强了，人们就容易对未来产生恐惧感。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透明度不够，不像美国，宏观政策大都是通过国会辩论制定。中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执政，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否则，人们对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期就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由此，无谓地产生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比如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有关领导关于宏观调控的说法，即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是，对于人们特别想知道的“预期方向”，却往往语焉不详。怎么能让人不产生焦虑情绪呢？
焦虑与经济增长快慢没有直接联系
《新财经》：现在，大家在探讨焦虑问题时，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没有同步，导致了很多硬件出问题，引起了民众的焦虑，您怎么认为？
萧国亮：我不大同意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导致焦虑的观点，焦虑跟经济发展快慢没有必然联系。发展速度快的时候可能产生焦虑情绪，慢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其实，从某种角度说，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经济增长
放缓的时候，产生焦虑的人才会更多。现在，全国GDP在下滑，意味着有很多人会失业，导致很多人因害怕失业而感到焦虑。
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GDP增长太快了，而是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如果对比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更容易感到对自己收入的不满。同时，GDP有些不合理的增长部分，还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社会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对GDP增长不感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放缓，GDP的增速只要低于8%，必定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将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焦虑情绪。
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本来应该是好事，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本来也不能说是坏事。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经济效率实在太低，主要是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铁、公、基”快速上马，赶工程，如果再隐藏种种腐败现象，出现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上升。相比之下，美国的铁路建设在19世纪40年代时，只有3000英里，但是六十年以后就变成了30万英里，六十年增加了100倍，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吧？但美国的铁路出事故的概率远远低于当前的中国铁路，也没有发生像中国这么大的事故。所以，中国在公路、铁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腐败会带给老百姓很多焦虑。
《新财经》：导致民众焦虑，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萧国亮：现在政府的角色是错位的，不该管的事情政府管得比较多，比如在房地产问题上，政府花了很多精力，但是在很多质量问题上却没有好好管。比如污染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不到位。现在，中国很多行业的国际标准都过期了，但没有人去制定新的国标，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这么严重，就因为没有一个新的标准。另一个问题是，有了新标准以后不去执行。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绕过食品安全检查，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和焦虑。这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最大焦虑，感觉吃什么都不安全。
还有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密，也会让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社会心理学上做过实验，把很多老鼠关在一起，那些老鼠都会焦虑不安。城市人口过密导致城市拥挤，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交通拥堵。实际上，在交通拥堵问题的认识上政府有误区，不是车多了，而是路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这也包括买车人给国家交的各种税费，但这些财政收入并没有全部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能多修路，我们的道路就不会那么拥挤了。
解决焦虑问题首先要立法
《新财经》：就中国来说，要度过全民焦虑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呢？
萧国亮：我认为关键是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我国现在立法已经不少，但执法就要划个大问号。比如，2010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场大火，100年前的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场大火，纽约一栋12层的制衣厂楼房发生大火，当时的消防设备也无法达到楼房的高度，导致125名女工被烧死或跳楼摔死。那场大火被称为改变美国历史的大火，125个女工的惨死震撼了美国人，在之后的三年间，纽约州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条件和安全的法律。
但上海的大火发生后，我们只看到了表彰消防队的英雄事迹，看不到对高楼灭火疏失的检讨，看不到改善高楼防火的立法。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消除民众的焦虑情绪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备，有的往往有其名而缺其实。如果我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大大缓解。当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焦虑都消失。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外部环境入手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加强执政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还有过去我们一直提倡“大社会、小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大多数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要认识到我们必须把社会作为本位，而不应当是以“资本”本位，更不能是以“政府”本位。
实践证明，什么问题都让政府来解决，政府也解决不了。我们往往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政府来补救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制度让政府少失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做到这些可以减少民众的焦虑情绪。
最后，在一个社会里发生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渠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焦虑排遣出去。现在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互相沟通，这是无法排解焦虑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有专门的义工，对焦虑群体进行心理安慰，政府也应该关注国民的心理健康。
总之，中国的民众本来就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如果不善于引导，就会把这种成就动机演变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遇到当今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产生民众的焦虑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起必要的警惕，尽快加以解决。（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