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转向突然失控后: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中国的《夜宴》

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中国的《夜宴》
———潘知常教授在河海大学的演讲———

　　进军世界美学的“滑铁卢”

　　一旦想进军世界舞台，就犹如“入世”，势必要遵循世界美学的准则，于是乎，自身美学水平的浅薄、粗疏就被暴露出来，而且被充分地放大了。 

　　最近，我们都刚刚品尝了一场“夜宴”。像过去的《无极》和《英雄》一样，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票房与口水齐飞”的奇观。铺天盖地的评价大多是就影片谈影片，但我关注的却不仅仅是影片本身，而是蕴涵在其背后的美学眼光和美学感觉。

　　我觉得，不仅仅是冯小刚，包括陈凯歌、张艺谋，在他们进军“大片”、进军世界电影市场的时候，都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而是更有其远大抱负与雄心壮志，这就是：希望进入全世界共同的美学起跑线，与全世界的美学大师、艺术大师同场竞技，进而尝试挑战全世界最高的美学水平。当然，曲终人散之余，再看他们的美学努力，能够给出的评价大体有二：其一是，他们的作品充其量也就是某种“放大了的电子游戏”、武打游戏；其二是，他们自身则已经可以称之为“英雄末路”。说来遗憾，冯小刚本来可以说是美学的成功者，犹如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冯小刚的《不见不散》《手机》也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可是，过去迎接他的是掌声和鲜花，现在却是口水和倒彩。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我觉得这与他所置身的美学舞台的变化有关。一旦想进军世界舞台，就犹如“入世”，势必要遵循世界美学的准则，于是乎，对比之下，自身美学水平的浅薄、粗疏就被暴露出来，而且被充分地放大了。

　　最能看出这一点的，是对于世界名著的克隆。张艺谋的《英雄》是中国版的《罗生门》，陈凯歌的《无极》是中国版的“古希腊悲剧”，冯小刚的《夜宴》则是中国版的《哈姆雷特》。克隆世界名著无疑是一条捷径，然而，这又实在是一把双刃剑，功力稍有不济，就会误伤自己。我们经常说，在学术研究中首先要“照着讲”，然后再“接着讲”，最后是“自己讲”。“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平庸的研究者大多满足于“百上加斤”，真正的研究者则应该是“千上加两”。其实，冯小刚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哈姆雷特》真正的美学贡献在哪里？《哈姆雷特》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些没有搞清楚，那么，究竟应该“接着”什么“讲”，究竟应该在哪里寻觅到那非常重要的“一两”，就无从谈起了。

　　进军世界美学偏偏成为“滑铁卢”，克隆世界名著偏偏成为“滑铁卢”，为什么会如此？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从哈姆雷特到《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故事是一个很古老的复仇故事。西方人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不断地改编这个故事，可惜没有一部作品取得成功。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只有他的点金的指头一碰，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才得以不朽。

　　英国人说：“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是被《圣经》决定的，但是如果遇到《圣经》没有讲清楚的，那么就是被莎士比亚决定的。西方世界，有四个人的著作是公认的“名著中的名著”：第一个是荷马史诗，第二个是但丁的《神曲》，第四个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么，第三个是谁呢？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他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也叫“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故事是一个很古老的复仇故事，开始流传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四到五世纪之间。从十二世纪开始，这个故事开始进入文学作品。到了十六世纪莎士比亚生活的年代，西方人已经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不断地改编这个故事，可惜没有一部作品取得成功。莎士比亚的伟大就在于，只有他的点金的指头一碰，这个千古流传的故事才得以不朽。《哈姆雷特》成为人类永远的珍品，从此以后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那么，莎士比亚究竟“接着讲”了些什么？又究竟加上了什么样的“一两”？对此，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是不完全清楚的，仍旧想当然地把“哈姆雷特”当作复仇者的代名词。直到一百三十多年之后，也就是1736年，英国的一个批评家托马斯·汉莫才第一次发现：过去所有的故事都是写迫不及待地复仇，写在第一时间就复仇，“手起刀落”。但是在莎士比亚这里，哈姆雷特在第一幕就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之后他也有几次机会去杀他的叔叔，但是他都没有动手，一直过了四幕才复仇，而且这复仇还是被迫的，是因为他的恋人的哥哥要向他复仇而导致的。这个批评家实在很有眼光。可惜，他的结论却不能令人信服。他说：这是怕全剧结束得太快。其实，莎士比亚是怕“复仇”太快！他是第一次向自古已然的迫不及待的复仇挑战。换言之，莎士比亚“接着讲”的正是“延宕”，莎士比亚加上了的“一两”也正是“延宕”。

　　鬼魂显形，假装疯狂，演戏场面，卧室情节，误杀波洛涅斯，航海赴英，奥菲莉娅疯癫与自杀，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的决斗，这一切其实都是莎士比亚的克隆。所有的人都想到了：我马上要复仇、我必须要复仇。只有莎士比亚开始转念而想到复仇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复仇？我有什么理由去复仇？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千年的历史在这里意外地停顿了下来。虽然这一转念开始只有几秒钟，但却是个引人瞩目的停顿。西方人与西方的历史因为这个停顿而得以掉转方向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要弄清楚莎士比亚的“延宕”，就要从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复仇”谈起。

　　复仇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普遍而长期地存在。杀父（母、子、兄弟姐妹）之仇与夺妻（母、姐妹）之恨及其衍生，构成了复仇的基本内涵。中国的荆轲刺秦王、伍员鞭尸、卧薪尝胆，古希腊的阿伽门农，都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在人类特定的发展阶段，复仇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很松散的社会里，社会的反馈系统还没有建立，社会的公检法设施也不健全。人与人之间一旦出现摩擦，就只能靠“复仇”来解决。那也就是说：他遇到了不平，就要出来反抗，自己保护自己，这就是人类找到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复仇虽然会导致流血，但在一定条件下却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因此，“复仇”才会成为一种文化。诸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有仇不报非君子”……“复仇”在当时是代表了社会正义的。复仇还是一种文学。有两大类文学作品是长盛不衰的，一类是爱情故事，还有一类是复仇故事。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杨雄杀妻，鲁达拳打镇关西，诸如此类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也都是复仇故事。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书名就是报仇。

　　但是，当历史逐渐发展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的时候，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改变，逐渐进入一个成熟的社会。成熟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复仇的成本越来越大，就开始试图用社会公正的办法来解决恩怨情仇。整个社会开始反思：我们怎么去认识“复仇”？我们怎么去重新建立社会的安全感？

　　在一个社会组织不严密的社会里，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安全呢？靠个人，靠我腰间挂把匕首，或者佩把剑，这就是我的安全保证。但是在现代社会，维持自己的安全却只能依赖这个社会严密的反馈系统，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不但无法保护自己，而且会使得这个社会越来越乱。站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代地平线上看，复仇实在是谬误多多：

　　第一，复仇是人类社会的“不得不”。复仇实际上是弱者的自我保护，在被世界无情拒绝以后，弱者已经没有任何别的表达方式了，只有刀剑相向，以命相拼。假设还有和平的一线希望，还有人会采取这种暴力的流血方式吗？

　　第二，复仇是一种自私而不是一种公正。所有人的复仇其实都是跟自己的生存范围、安全空间和利益群体息息相关的。荆轲刺秦王，大家说是为了正义而“刺”。但是仔细看一看《史记》，荆轲跟燕太子丹讨论过秦国的是和非吗？没有。《史记》原文说：“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就是：香车美女，你随便，反正到最后你答应我去复仇就行。这和现在有人收买黑社会的杀手不是一样的吗？

　　第三，复仇往往只能是不讲规则的。为了保护自己，就必须让对方完全丧失报复的能力，“斩草要除根”，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丧失底线的结果却是：对方再复仇的时候，就要用进一步丧失底线来回报你。因此，复仇对人类社会“底线”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最后，复仇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因为这是以一个更大的错误来修正一个较小的错误，为了战胜一个魔鬼就不择手段，那么我们战胜魔鬼的结果就是使得自己也成为魔鬼。这能够算是胜利吗？千万不要认为那个时候我们最有正义感，其实最没有正义感，也离正义感最远。比如说武松血溅鸳鸯楼。他一共杀了几个人呢？十五个。跟他有仇的是几个人呢？三个。还有十二个是怎么杀的呢？“说时迟，那时快”，顺手杀的。仔细看看小说，不难发现，武松甚至已经有了一种杀人的快感。杀完人以后，他蘸着人血在墙上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可见，他是毫无愧疚之心的。

　　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开始在一个新的思想框架里重新思考复仇的问题。他开始不再面对复仇，而是转过身去面对上帝。我知道，一讲到“上帝”，大家就会往“迷信”上去想，这反而会把问题弄混淆。因此我换个说法，这里的上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社会那些充满爱和美好的东西。在莎士比亚之前，复仇者想：为了自己的安全，我必须马上消灭掉仇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每一次复仇带来的都是更为惨痛的社会惨剧。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不同了，他开始转过身去，去面对世界上那些美好的东西，并且问：我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既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又不更多地损害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爱，不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仇恨？哈姆雷特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他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王位”，而是“重整乾坤”，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延宕”的美学内涵。这种美学内涵是那些只会看“热闹”而不会看“门道”的人所从来就没有想到的。

　　哈姆雷特给奥菲莉娅写的一首情诗非常值得注意：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你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

　　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

　　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其实，这首诗并不仅仅是写给他的恋人的，更是写给这个世界的。他的意思是说：当这个世界用仇恨来报复我的时候，我决不回报以仇恨。一个人不仅仅要对“必然”负责，而且更要为“应当”负责；不仅仅要对家族和亲人负责，而且更要为爱与美好的东西负责。过去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必须要去消灭对方，而现在却是为了保护美好的东西而不惜牺牲自己。如果你还希望体验真正的爱，那有些事情就真的不可以去做，因为你需要保护你自己的灵魂，保护真正美好的一切。

　　这，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的“延宕”

　　“以暴易暴”并不能使暴力消失，而只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充满更多的暴力。那么，消弭暴力的途径何在？《哈姆雷特》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问题。

　　哈姆雷特“延宕”的第一个原因，是复仇的正义性何在？

　　人类过去是从来不为复仇寻找任何理由的，只要杀的是仇人，一切就是对的。而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在十六世纪，人们开始想，我有什么理由去杀人？他杀我的父亲是错误的，那么，我杀他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呢？如果这样做，那么我对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怎么交代？我的所作所为是进一步践踏这些美好的东西，还是让这些美好的东西更美好，起码不让它更不美好？这个时候，我觉得莎士比亚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些人所看到的世界了。而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充满美的世界，充满温馨的世界。过去人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世界就是“得”或者“失”的世界，得了，我就高兴；失了，我就复仇。而现在莎士比亚却把这个现实世界的“得”和“失”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

　　在《哈姆雷特》里，王子曾用自己的剑挑起骷髅，以《创世记》的典故为喻，称他的叔叔为“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而他的叔叔在花园中祷告时也说：“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弟兄的暴行”。在这里，关键已经不在于谋杀，而在于谋杀中的那些更为美好的东西的丧失：爱、亲情、友谊的丧失。而复仇的破坏力之所以会大于创造力，原因也在这里。真正的快乐是爱的获得而不是复仇的实现。一旦离开爱这个真正的快乐源泉，无疑就会迷失方向。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第一次开始了自己全新的思考。他应当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代表着美，代表着爱，代表着温馨，代表着正义，那么我会怎么做呢？我觉得这就是莎士比亚给哈姆雷特加上“延宕”这一要素的全部理由。这使他获得了一种新的人性力量、爱的力量，正是这个力量支撑着他不再去“手起刀落”，也不再“说时迟，那时快”。不要小看了这短暂的“延宕”，我要说，当他感到事情已经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当他已经在反思自己的剑是否会把自己击落到冤冤相报的罪孽之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获得了人性的尊严，他就已经面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哈姆雷特的“延宕”的第二个原因，是复仇的正当性何在？

　　对于他来说，复仇必须具有正当性，也就是说，复仇必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够导致人类更大的灾难。如果本来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可是经过复仇以后，却变成了人类局部的、地区的、甚至全人类的一场大灾难。那就已经超出了人类给复仇所提供的底线了。同时，这个底线也意味着复仇必须是证据确凿的，必须是光明正大的。显然，固守底线不一定有利于胜利，但是哈姆雷特认为：它不可缺少。因为它是一个原则，一个更人性的原则。放弃它，尽管可以让复仇变得更容易，但是却会令他有尊严的生活变得更艰难。无疑，这是哈姆雷特所绝对不愿为、也绝对不能为的。他有一次路过时看见他的叔叔跪在地下祈祷，说我犯罪了，我要请上帝原谅。哈姆雷特并没有杀他。为什么呢？哈姆雷特要的不是出其不意，要的不是“说时迟，那时快”，他要的是什么？是公正的证明。中国古代的复仇是只要结果，杀了仇人就完事。而莎士比亚却一定要过程的正确。

　　人类的理想无疑是没有暴力的生活、和平的生活。可是，“用撒旦不能赶跑撒旦”，这无疑是人类的切身体会。“以暴易暴”并不能使暴力消失，而只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充满更多的暴力。那么，消弭暴力的途径何在？《哈姆雷特》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强调，他的犹豫给人类带来的贡献比他最后的血流成河要重要得多。在哈姆雷特犹豫的一刹那，人类大大地进步了。

　　当然，哈姆雷特的“延宕”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哈姆雷特全部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或许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得不”的失败。他“欲罢”，但是“不能”。所谓“欲罢”就是说他想终止快意恩仇的骑士精神，但是，却不能，因为整个社会坚持的就是复仇这样的东西。个别人的觉醒根本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他最后还是被动地卷入了一场复仇。应该说，《哈姆雷特》实际就是爱的悲歌，和平的方式始终没有出现，但是，爱必然获胜，和平的方式也必然出现。

　　在哈姆雷特之后，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北大有一个研究生卢刚，到美国留学，学习还好，但是跟导师关系却不好。他买了一支枪，留下遗书说：我跟导师的关系已经不行了。现在我决定复仇。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两个捞个垫背的。这真让人吃惊啊，什么叫“垫背的”？你的那个“背”就那么值钱？是黄金背吗？还要无辜的人去“垫”？他先把导师打死，然后又打死了在场的这所大学的副校长。这个人是很好的，她在上海出生，中国学生出国，很多都是她帮助的。开追思会的时候，她的三个弟弟先念了给她姐姐的悼词。然后念了致卢刚家人的一封信。信中说：

　　“当我们在悲痛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

　　安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这封信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要毕恭毕敬地阅读和学习的。因为这是我们很多人写不出来的，自古以来就写不出来。在这封信面前，我们只能低头沉思。

　　《哈姆雷特》背后的人性世界
　　莎士比亚发现：人类发现了爱的力量，但是人类却离这种力量最远。对爱的维护与固守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人类要艰难地学习的一个终极目标。

　　在爱的力量之外，莎士比亚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发现。他说：我们要代表美好和正义的东西去行动，“这是上天的意思，……使我成为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也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当然，这个“天”不是中国古代那个皇帝的“天”，而是爱和美的“天”。但是，他还说：假如上帝把行刑的权力给我，我是否能够胜任呢？我是否能够捍卫美好的东西，不让世界变得更不美好？莎士比亚发现：人类发现了爱的力量，但是人类却离这种力量最远。对爱的维护与固守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人类要艰难地学习的一个终极目标，是人类要从动物性里蜕变出来以后才能够追求得到的一个最美丽、最灿烂的目标。莎士比亚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突然发现，人类离这个目标太远太远了！现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虚无主义，其实莎士比亚当时就意识到了。他发现，虽然爱的力量和美的力量最伟大，但是，要想获得这个力量，人类并不是天生就能有的。不是有一句成语就叫做“禽兽不如”吗？确实，我们每每认为动物很坏，但是其实我们人类做起事来往往比它还要坏十倍百倍！
　　必须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已经不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是古希腊时候的一个英雄。正是他猜出了斯芬克司之谜，这意味着，他是人类的精华，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可就是他，也仍然难逃命运的打击。这就是说，冥冥之中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这个力量是什么？古希腊时认为是自然，中世纪认为是上帝。其实，这回答的都是“人是谁”的问题。或者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命运被大自然主宰；或者认为人是上帝的工具，命运被上帝决定。从但丁开始，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但丁率先发现，高贵的是人而不是神，是人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朽，而不是人靠上帝而不朽。意大利人卜伽丘和法国人拉伯雷更是完全抛弃了上帝的位置，而把人抬到了上帝的位置。这样，“人是谁”的问题逐渐变为“我是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上帝，人是唯一能够承担爱的力量的动物。人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了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可爱。中世纪只是作为上帝的工具而存在的无限小的人，转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无限大的人。
　　但是，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人类又开始变成无限小的人了。莎士比亚发现：事实上，人离爱的力量最远，所以，人并不伟大。但这时冥冥之中的那个潜在的力量已经不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因为人自身就是这个潜在的力量。因此，命运已经不再神秘，神秘的是人自身如何担当。迎接命运与逃避命运于是也就让位给了怎样担当、怎样面对，以及能否担当与面对。莎士比亚开始问：我是谁？我到底能否担当这样的使命？
　　上述的重大发现无疑与哈姆雷特的特殊境遇有关。我引进一个专业术语，叫作：“边缘情境”。“边缘情境”是指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说，当人们面临生命的严重变故时，会突然洞察到生命的真相。这个时候，我们真正成为了我们自己。举个例子，大家都得过重感冒之类的病吧？请问那时候你会怎么想啊？不少人会想，如果我还只能活半年，那我过去就太浑浑噩噩了，一切都是在迎合别人，我根本就没为自己活过一天！这次如果大难不死，我一定要真正地活，为自己活。我一定要为那些更值得一做的事去活，不再去拍别人的马屁，也不再去追求那些虚荣的东西。我要为爱而活，自由地活，对不对？这就是在重病中，你突然彻悟到人生的真相。
　　哈姆雷特进入“边缘情境”，开始于他的父亲的突然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母亲的改嫁，克劳狄斯的弑君，奥菲莉娅的背叛，朋友的背离，文武百官的疏远……不再是陛下，不再是儿子，不再是情人，不再是朋友、亲情、爱情、友情。他突然发现：这一切竟然原来都如此地不可靠。他原以为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力量是爱，可现在他才发现，所有人带给他的，都是仇恨。就是在这样的“边缘情境”中，过去的那个温情脉脉的世界，那个文明道德的世界，一下子就倒塌了，而离爱很远的那个人性世界，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哈姆雷特也因此而觉醒。于是，他拭去复仇之剑上的斑斑血迹，转而将它改造成探索人性世界的利器，并且转而刺向人类自身。他的复仇经历因此也就成了人类的“变形记”，成了人性展示的舞台。他反过来又想：我是谁呢？哈姆雷特一再问奥菲莉娅：
　　“你贞洁吗？”
　　“你美丽吗？”
　　其实这也是在问自己。我有“那些过失”、“罪恶是那么多”，“我们都是十足的坏人，一个也不要相信我们。”至于结论，那只能是：我是人性的虚无。人是泥土塑成的生命，而且，“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这样，就要说到哈姆雷特的发疯了。发疯这个细节，传统的复仇故事里都是有的。像越王勾践的发疯就是耍阴谋诡计。到了《哈姆雷特》的时候，莎士比亚顿然醒悟：哈姆雷特的发疯实际上不应是一种阴谋诡计，而是对于人和世界关系的重新考量。发疯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无处可去的去处。这样莎士比亚就是用边缘情境来解释哈姆雷特的发疯。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哈姆雷特的那句感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建乾坤的责任！”这本来应该是上帝的责任，但是现在却偏偏要人来承担。人类那稚嫩的肩膀，实在无法承担这历史的重任。于是，哈姆雷特发出了那千古一问：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关于存在的意义，中国古代有圣人和社会代为回答，中世纪的西方有基督和教会代为回答，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人则只问生存，不问死亡。而哈姆雷特却是说，我突然一下子发现了原来人什么都不是，那么，我是选择“生存”，继续坏下去吗？反正人是离爱最远的。或者是选择“毁灭”，去自杀？而这两种都不是哈姆雷特的选择。哈姆雷特是主动承认了那种“生存”没有意义。不过，他的选择是：纵使没有意义，我也要有意义地去过。尽管人像动物，但是我也要把它尽可能表现得比动物更可爱一点儿。尽管个人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它不能改变人的历史，但是人类的努力最终却是可以改变人的历史的。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回答。
　　由此，莎士比亚所写就的，不是复仇的故事，而是蕴涵在复仇故事背后的人性的故事。
　　《夜宴》的美学缺憾
　　如果想了解人类世界有多么残忍寂寞，看看《夜宴》就可以了。但倘若我们想要看一看人类世界有多美好呢？对不起，《夜宴》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
　　　正如英国剧作家、诗人本·琼生所说的：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任何一个人，只要你面对生命，只要你想走出生命的迷宫，你就无法绕过《哈姆雷特》。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夜宴》，它为《哈姆雷特》加上了什么？它接着《哈姆雷特》又讲了什么？《夜宴》有什么想要我们知道的更新的想法和更深刻的发现呢？导演声称，他为《夜宴》加进了一个东西，那就是“欲望”，并且说：欲望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毁灭一切。
　　《夜宴》所加上的欲望实在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无非就是说人像动物一样。要讲人的自然属性，还是一位科学家讲得好，人体中含有的脂肪可以制造七块肥皂，人体中含有的磷可以制两千个火柴头，人体中含有的硫磺只能够消灭掉自己身上的跳蚤。可对于审美，这又有什么好讲的呢？在此意义上，《夜宴》成了一场动物世界的“鸿门宴”。我们不少人有一个误解，以为一讲到人性就要写人的欲望。其实人有欲望还要你说吗？而且事实早就证明，人的欲望并不能表现人。《夜宴》无非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其中不存在悲剧，只存在亡命与暴毙，不存在任何可以引起人尊敬和钦佩的东西，只存在勾心斗角的龌龊。而在莎士比亚那里，他不是要写好人跟坏人的斗争，而是要写：我们的目标是美和爱，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我们只好拼命地去追求，甚至是盲目地去追求。在追求的道路上，人们大多都失败了，他的母亲失败了，他的恋人失败了，他的恋人的哥哥失败了，他的朋友失败了，哈姆雷特自己也失败了！而我们在他们的失败里看到的却正是爱的伟大。
　　《夜宴》里有一个副主题，它自己永远也回答不了。公子无鸾说：人和人之间读不懂，读懂了就不会再寂寞。我就想：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呢？一个不尊重爱的人，一个不尊重美的人，他又能读得懂什么？人是因为爱而团结在一起的。爱是把这个世界凝聚起来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就是动物，动物又怎么能把自己凝聚起来呢？动物之间又怎么可能“读得懂”呢？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甚至要说，如果想了解人类世界有多么残忍寂寞，看看《夜宴》就可以了。但倘若我们想要看一看人类世界有多美好呢？对不起，《夜宴》一点也没有告诉我们。《夜宴》里的世界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个世界还要坏。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作家的失败。因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告诉你的只能是：作品中的世界尽管很坏，但是光明在前；作品中的世界尽管很坏，但是这个世界仍旧还充盈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作为对比，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小说写一家人互相勾心斗角，同样表现了人们之间类似动物世界的所有残忍。但是，有人却说出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感想：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后，我觉得人类社会仍旧可爱。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都是些坏人，可是，他却写出了人的可爱。这是因为，他始终比这些失去了爱的人更高贵，更充满了爱意。他就用这种悲悯的笔触去写失爱的人与失爱的社会，结果，我们总是能够在他笔下的黑暗中发现一线非常温暖的光芒，也都会说：看完这个小说，我还是爱世界，我还是爱生活，我还是爱人类。
　　和无鸾不同，哈姆雷特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人性的震撼。那种人性的困惑，代表了人类走出生命迷宫的一种思想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的追求与思考。大家还记得罗丹最有名的雕塑《思想者》吗？那是人类在地狱旁边的思考。这就是人类。人类本是地上爬行的动物，但是他还要维护人的尊严。他今天尚在爬行，但是却时时渴望着明天的飞翔。这就是人类的伟大。哈姆雷特也是如此，即便是到了地狱的门口也还是要做人，不肯做鬼。但是无鸾呢？他没有任何的困惑，没有任何的思考，就是像一个野兔子一样在被追杀中逃来逃去。至于与世界的交流，则根本没有。更有意思的是，还给他设计了一个面具，似乎是想说：这个人内心很深沉，他认为与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办法交流，因此才拒绝跟这个世界交流。可是，用面具来代替思考，实际上正是以不思考为思考。无鸾临死之前竟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把哈姆雷特没能解决的问题都彻底解决了。这句话四个字：“能死，真好”。哈姆雷特都欲死不能啊，哈姆雷特还问：生存还是毁灭，这还是一个问题。可是到了这儿竟然随手就给解决了！
　　推而广之，我觉得，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这三大导演最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没有遵循莎士比亚所开创的美学道路。莎士比亚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和爱的对话。但是，这里却还是与仇恨对话：消灭对方就是保护自己，所有的道理都服从于消灭对方，保护自己。可是，莎士比亚在四百年前就告诉我们了，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爱是对于人类的最伟大的保护。当然在现实中，爱有时并不能保护你，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爱肯定能保护人类。还有比这个保护更伟大的保护吗？
　　陈凯歌的《无极》，是克隆古希腊的悲剧。古希腊悲剧告诉我们：人是有宿命的。古希腊人回答说：这是自然的宿命。中世纪人回答说：上帝就是人的归宿。而从但丁开始，我们已经发现，应该是爱的宿命，只有那有爱、有信仰的人生才值得一过！而从莎士比亚开始，人类已经不再思考这个宿命，而是去思考作为一个人应该如何承担、如何面对这个宿命。因为真正的宿命就在承担与面对之中。《无极》为古希腊悲剧加上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关于《英雄》，张艺谋说，他挖掘到了一个别人没挖掘到的主题：“天下”。什么是“天下”？封建中国的天下从来就是“一人之天下”，历史中充斥了“争椅子”的游戏。秦始皇无非就是争到了那一把椅子，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天下”呢？正如有人所说：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姓的史，就是二十四姓们在争天下的过程中拿我们中国人民去当“垫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们是要“一人之天下”？还是要所有人的幸福与快乐？
　　回归爱的教育
　　在看到三位导演的失败时，我们千万不要窃喜，不要以为：要是我，我就肯定能成功。我们只能说：他们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表示我的震惊。三位大导演的作品都是世界名著的克隆版，可是为什么都难免恶评。为什么会如此呢？他们毕竟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优秀者啊！或许，有人会说出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我觉得，可能只是缘于一点很小的缺憾。这就是美学感觉、人性感觉的缺憾。
　　这样，问题就又回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自己身上的缺憾。我们如果做张艺谋、做陈凯歌、做冯小刚，也不可能走得比他们更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严重的美学营养不良，人性营养不良。我们在很长很长时间内都是失爱的。二十四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二十四次的暴力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正常的美学感觉与人性感觉。人们经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这里，美学的“江湖”就是仇恨的“江湖”。假如都是在这样一个仇恨的“江湖”里泡大，那么一旦让我们去呼唤爱，要我们像哈姆雷特一样去做，甚至要比哈姆雷特做得更好，那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所以，在看到三位导演的失败时，我们千万不要窃喜，不要以为：要是我，我就肯定能成功。我们只能说：他们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
　　正常的美学感觉与人性感觉，也就是爱的胸怀与爱的眼光。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很长时间后再回来，他们的笑容就会不一样了，那种对于世界完全信任的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是我们以往很难看到的。在《水浒》中我最喜欢林冲，他的美学感觉与人性感觉一开始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在目睹了社会的黑暗之后，他最终也还是顺从了这个社会的江湖规则。最早的改变，是他杀人以后到一个庄园讨要吃喝，人家不给，林冲就拿起兵器把人全都赶走，然后自己坐下来大吃大喝。显然，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主动放弃爱就是最好的“成熟”。放弃以后呢？一切就会混淆与颠倒过来了。清代学人就已经发现了：竟然“以杀人为好汉”。例如李逵，有一次断案，是两家打架。他是怎么判的呢？他问：谁打赢了？那个打赢的就举手，李逵说：你，回家吧。然后就把打输了的人关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观？凭借拳头说话的是非观？所以鲁迅会痛心地说，在中国人的身上都有些“三国气”和“水浒气”。大家想想，中国的妻子会怎么称呼自己的老公？挨千刀的、砍脑壳的。真的想砍脑壳吗？当然不是。她肯定是爱他爱到没有可供表达的词汇了，因为我们关于“爱”的词汇太少，而关于“恨”的词汇却太多，所以，就用关于“恨”的词汇来表达“爱”了。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是，我们真的不能再培养仇恨了。我们要培养爱。只有回归爱的教育，我们才会有正常的感觉、人的感觉。
　　最后说一个故事，“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一个哲学家跟他的弟子们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教给你们了，最后我要考试你们一下。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地。上面长满了杂草，你们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些杂草除尽呢？一个弟子说，这还不容易吗？把它除掉啊；还有弟子说，把它烧掉啊；还有弟子说，撒上石灰，把草都烧死。哲学家说，那大家就都去试试吧，一年以后我们再见。过了一年，弟子们发现，自己的田地里仍旧杂草丛生。可是他们到老师的那块地一看，却发现已经寸草不生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在上面种上了庄稼。
　　这个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发。要驱逐杂草，就要播种庄稼；那么，要驱逐仇恨呢？那就只有播种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