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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日科夫等谈苏联解体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李俊升 整理，张树华 校核
【编者按】
雷日科夫1985年至1990年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早在苏联解体前，他就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路线并为此愤而辞职。苏联解体后，他深入思考，总结教训，著书立说，其中《大动荡的十年》和《大国悲剧》两本书已翻译成中文出版。科京在苏联时期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曾参加过反对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的斗争。
雷日科夫、科京在报告和回答听众的提问中，分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及其深刻教训，认为苏联解体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但主观原因是主要的；这个过程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终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现在，俄罗斯出现了两极分化，人民知道上当了，但为时已晚；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仍需要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防止两极分化。现将报告的主要内容从六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苏联时期有缺点，有错误，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
苏联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很清楚，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他并没有盲目照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而是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在此过程中常常扬弃和矫正自己以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在30年的时间内，他与自己的战友们一起领导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科学地思考和历史地评价，我们就能看到斯大林同列宁是一致的，而且对列宁的思想还有所丰富和发展。他领导苏联人民，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进攻，奠定了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战后年代，苏联迅速恢复了经济，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在世界的垄断地位，并征服了太空。在苏联时期，苏联人民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对未来满怀希望，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那时，苏联人民创造历史，也与历史同呼吸。苏联人民的榜样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呼唤人们热爱和平与争取社会进步。
二、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固定模式，苏联应该进行改革也能够改革，“不可改革论”站不住脚
列宁早在1918年就指出：“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也说不来。”斯大林对这一点也很了解，1952年秋，他在逝世的前半年曾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他说：“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争夺资源和能源的战争很快将取代冷战，我们应该对此做好准备。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说，开发新型能源应该是优先考虑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宣扬苏联“不可改革”，只能推倒重来，这从历史角度看也是不正确的。在做出可能把1917年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后，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并在十月革命后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后，又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和国家的电气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这一切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里程碑，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方法的完善。卫国战争年代，斯大林作为总司令，与其他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并肩作战，在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同时，制定了战争条件下经济的发展规则，对外政策方针和保护苏联国家利益的纲要。战后时期，苏共和苏联政府又制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规划。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都在发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在发展着，苏联“不可改革论”是没有根据的。
三、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
苏联的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它早在几十年前就应该开始。但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大权时推行的改革是假共产主义，他所追逐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脑际里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那就是如何胜出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后来，柯西金虽然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工作，但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被迫中止。安德罗波夫时期正式开始了改革工作，但由于他和继任者较早地去世，使改革被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引向了歧途。在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和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的“500天计划”的共同作用下，社会主义的改革最终失败，为苏联解体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着手改革时的苏联领导人并不知道改革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浓重的唯意志论色彩，他没有考虑改革必须制定的通盘计划和具体步骤。自从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开始真正的改革后，苏联政府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始终紧张地进行着制定经济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工作。考虑到学者们的意见和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国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权是比较合理的，这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的企业。可是，受戈尔巴乔夫支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一批所谓政治活动家，却与我们的观点直接对立。他们一心为私有制唱赞歌，主张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国家所有的经济问题。我们的关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由国家进行必要调节、以社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以便把居民承受的困难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建议，遭到了那些刚刚冒出来的鼓噪市场经济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的坚决反对。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当时存在的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这些激进的经济改革派们主张的荒谬性和破坏性，已经暴露无遗。
在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形成了一个坚定信念：如果脱离政治改革，经济领域就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革。但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使党发挥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而且让导致苏共下台的势力钻了空子。因为“民主派”很清楚，为了改变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必须切断党和国家之间的纽带，因为那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共没有按正确的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就让反对派从萌芽状态一下子发展起来，而其中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了苏联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变。
在对外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使苏联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在担任总书记的6年期间，戈尔巴乔夫对出访欧美国家乐此不疲，仅同美国总统布什就会见了11次。由于大幅度单方面的让步，致使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被人为破坏。其结果是，苏联在几年之内就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而按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欲望。最近几年，美国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接连发动侵略战争，还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破坏了苏军的不少军事基地。这些就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软弱外交的后果。
在意识形态方面，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提出所谓“公开性”，推行所谓“全面民主化”，越来越多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揭露过去的阴暗面，成为破坏国家现状的一个武器，并很快成为破坏国家未来的武器。在推行“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的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和几任总书记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自身改革的任务和要求，未能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肌体的教条主义。安德罗波夫提出了这种必要性，但没有来得及推进这一事业。戈尔巴乔夫提出大量空洞无物的口号和纲领，且缺乏应有的组织能力，因此，他的“公开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不懂得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不能认真研究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这使群众对改革、对党乃至对戈尔巴乔夫本人产生了失望情绪，从而加强了对手的地位。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然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在民族关系方面，苏联时期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典范。遗憾的是，当“自由民主派”在俄罗斯当权之后，这个强大的国家就开始分裂了。20 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族主义忽然肆虐起来：一会儿在波罗的海，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在格鲁吉亚，一会儿在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各民族共同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等等，统统被瓦解了。
因此，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特别是他推行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摧毁了苏联的社会制度。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四、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解体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作用也是通过苏联国内的“第五纵队”奏效的
早在1945年，杜勒斯就已经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标、任务和手段。40多年后，这一切果然应验了，消灭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目标完全实现了。但是，我们绝不认为苏联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同意俄罗斯著名学者奥西波夫院士在《俄罗斯改革编年史》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苏联之所以解体——这不是瞬间的坍塌，而是国际反动势力与俄罗斯国内的被放纵的或者不自觉的帮凶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与西方的“挖墙脚”行为是绝对分不开的，与西方特工组织的长期活动也是分不开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出在苏联内部，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出卖了苏共，出卖了苏联，出卖了苏联人民。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的解体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他们在苏联内部的代理人——“第五纵队”实现的。
五、苏联共产党后期脱离人民群众，领导能力削弱，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解体并不存在客观必然性——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方面，还是在思想或是其它什么方面，都不存在解体的客观条件。经受了卫国战争严峻考验的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是富有生命力的，苏共在社会中始终保持着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可以科学地指出促进苏联社会发展的近期任务和长期目标，苏联的国际地位总体上来说也是稳固的，苏联人民也一直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极大热情。那么，为什么她还是解体了呢？除了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苏联后期苏共脱离了人民，既不善于表达共产党自身的要求，也不善于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切身利益。
党作为先锋队，应该用自己的纲领、战术和组织原则来武装自己，应该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党员应该成为政治工作者，联系群众，具有首创精神。但是，在赫鲁晓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党的组织言行不一，组织重叠，提拔干部有严重的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党越来越多地把行政和经济职能揽在自己手里，从而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思想道德的高度，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开始领导党和国家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完善上，未能在应有的程度上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勃所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加剧了人民对苏共的消极态度。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威信就下降了，党的“高层干部” 的退化也越来越严重，失去了清醒判断社会进程的能力，丧失了自己以前的工作精神，精力也没有过去充沛，却到处伸手抓特权。如此一来，党的领导层越来越严重地脱离了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另外，苏共的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当然，入党的人基本上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准备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的人。但与此同时，党内也混进了不少钻营之徒，他们想在党票的掩护下实现自己个人的肮脏勾当。由于他们善于迎合领导，受到重用，结果使很多正直的共产党员丧失了对苏共的信任。这从总体上挖了共产党的墙脚。著名的哲学家А?А?季诺维耶夫对这些人勾勒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他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钻营之徒。他们之所以成为鼓噪改革的人，就是因为这与他们的钻营之道和个人算盘相投……他们（很少有例外的）没有任何道德的砝码，可是他们有一个窍门却极为发达，那就是他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用‘崇高的’来遮挡，说什么他们惦记着党的、人民的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实质上是社会的‘变色龙’”。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趋势已明显抬头，并反映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内领导层。他们把一个民族的功劳记到另一个民族的功劳簿上，把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协作的纽带割断。其结果，导致早已消失的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直到今天，甚至连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一些共和国和地区，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民族自私和民族自大的做派也极为猖獗。
党的领导能力的衰弱，直接导致了苏联国家的解体。苏共经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的折腾，使党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于是，苏联的解体变得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苏联。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但是中国仍然需要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时期叶利钦的“改革”中吸取教训
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保持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丰富、完善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最重要的经验。但是，苏联解体和解体后私有化的教训，对中国仍然有用。中国从中吸取教训的目的，就是防止苏联悲剧的重演，其中最为重要的教训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使党具有社会凝聚力，千万不要搞叶利钦那种犯罪式的私有化改革。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及其追随者为首的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俄罗斯掌握了政权，苏共被禁止活动，俄罗斯充满了争斗、内讧、流血和背叛的悲剧和闹剧。现在，俄罗斯社会两极分化，统治国家的是一小撮亿万金融寡头和服务于他们的腐败官僚阶层。人民知道上当了，但为时已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有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
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习中国改革经验的时机，可是苏联后期的领导人和后来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对中国成功的经验置若罔闻，没有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没有及时应对时代的挑战。结果，错过了时机，把国家引向了深渊，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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