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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我所认识的大学校长们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引子】“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别嫌老汉说话啰嗦。”这是我小时候读过一篇课文的一段。当时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人老了会话多，直到我今年快五十三岁了，才知道此言不差。昨天的事情往往很快就会忘掉，多年以前的事情却记忆犹新。我曾经承诺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在博客上写点什么，但是最近事情实在太多，学校交办的事情，朋友交办的事情，家庭交办的事情，让人喘不过气起来。现实世界的矛盾，只好让虚拟空间让位。但是，在这样一个庄严和神圣的时刻，不写点什么，也是亵渎承诺，亵渎人生，亵渎时代。于是在为有关方面写好东西的前提下，将一些边角余料重新整理包装，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一所学校的兴衰当然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校长的作用毋庸置疑。一个校长能否提出既反映时代要求，又符合教育规律，具有自己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略，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我从入学到留校工作至今遇到了六位校长，既有过与他们个人交往的经历，也有对他们办学实践的认识，是我人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

——朱九思：我是1976年12月12日，来到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是我们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他威严正坐，侃侃而谈，我深深被他吸引了（我写这段文字时正好是2008年12月12日下午4点从深圳回武汉的飞机上，一晃三十二年过去了，可仿佛就在昨天）。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朱九思先生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按照学科门类办了几个师资班，我就是被他从造船系抽到了机械师资班。留校后，我作为辅导员在学校三十周年校庆活动中带学生坐在台下听校长报告，那时有一个感觉，此人我将来会与他“近距离接触”。果不其然，几年后我来到《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打了三年“小工”。每次文章如果是朱九思的，一定刊在第一篇，而且是必须在校对上没有任何疏漏的。他还喜欢改文章，在清样上也改。当时是铅字排版，为了让印刷厂工人不厌其烦，我每次下厂都带着香烟和糖果。再后来我考取了他带的研究生，成为与他面对面相坐的人。

在华中科技大学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80年前后原华中工学院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始把一所纯粹工科大学改造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全国高教界，则开风气之先。以朱九思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实施了这样具有突破意义的教育改革，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需要非常的求是和创新精神。学校在实现向综合性大学转变这一教育创新的过程中，除了办理、文、管等学科外，在高教界和师生中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两点：第一，把师资队伍建设摆在了“四大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校园建设）的首位。一方面，学校大办干部、教师补习班，扫“语（外语）盲”、“机（计算机）盲”，补基础理论课。另一方面，学校冒着极大的风险，慧眼识“骏马”，不拘一格地大批引进各学科建设急需的人才。到1981年，全国各地有600多名专家学者投身到华中工学院的怀抱。第二，科研要走在教学前面。时任领导班子认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有科学研究，否则，就算不上高水平。学校努力把科研抓上去，鼓励教师搞科研，走出去争课题。由于对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华中工学院被授予“全国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称号。

——黄树槐：1984年，我在教务处工作时，突然从机械工程系调来个处长，就是黄树槐先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来机关部处过渡，最终要接院长，当时好多人对他毕恭毕敬，但我没有这样做，也不知道要这样做。1992年学校为了筹备次年四十年校庆，让我参加校史编写。我与黄树槐先生打了两次交道，一次是他在位，我到他办公室去，征求他的意见；一次是在校史写完后，他已不在位，由于他对某些地方非常不满意，让人叫我到他家里，对我好是一番数落。十多年过去了，有一次与他同时到北京出差，在车厢里向他表示歉意，他很释然地说：“这事与你没有关系，我当时对你的态度也别介意。”一直到他去世时，我成为他悼词的主笔之一，才与他有了深刻的“交往”。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教育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展开。1984年年底，黄树槐任院长。黄树槐教授殚精竭虑，治校有方。在担任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八年时间里，他提出了“异军突起，出奇制胜”的办学方略，大抓基地建设，狠抓学术水平；高度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实行严活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贯彻因材施教，注重培养拔尖人才；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组织联合攻关，大力推动与地方和企业的横向科技合作。期间，学校承担了大批重大科研课题，在一些学科领域逐步形成综合优势；高度重视校友工作，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在全国各地大力筹建校友会组织，密切与校友的联系，开创了校友工作的新局面。黄树槐教授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经过数年的努力，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学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综合办学实力上了一个新台阶。黄树槐主校时期，广大教师着眼于学科建设，埋头苦干，潜心治学，不浮夸，不浮躁，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突显出来。

——杨叔子：杨叔子先生任校长时我与他接触不多，他退下来之后，一直是我校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我与他近距离接触是一次从北京回武汉的途中。他是院士，享受机场“VIP”待遇，可带同行一人，随行还有一位他的学生。于是，我说您二位到贵宾室，我就到普通候机室去。杨先生说：“没问题，你跟我一起走，交点钱就可以。”到了贵宾室，杨先生抢先拿出一百元，我们说怎么能让您掏钱，但杨先生执意如此。当机场服务员找回二元和一张发票时，杨先生将发票撕成两半，此举告诉我们是他“个人”请客，不回去报销，这个动作让我肃然起敬。后来我回机关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斜对面，七十多岁的老人还经常上班。杨先生是个有激情的人，办公室总是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他谈笑风生的话语常常飘到我的办公室。再后来我在人民网上的博客引起了老人家的关注，当湖北人民出版社给我做集子时，我请杨先生写序时，他欣然同意。

1993年，杨叔子接任校长，次年，他针对高校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率先在理工科院校举起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大旗，定期邀请中外名人学者进行人文讲座，并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明确提出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融合”的办学理念，其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结合的创新性人才。至今，教育界、新闻界人士还都记得杨叔子老校长关于在大学生中大力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两段精辟的演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我们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人才，而非制造器材；我们的大学，是培育高层次的人才，而非制造高档次的器材；是有灵魂的人，而非无灵魂的器。人文，人文文化，人文教育，人文素质，既严重关系着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退，也密切关系着个人人格的高低、行为的文野、思维的智愚；一句话，极为严重地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杨院士认为，学生上大学就是要干三件事：一是学会如何做人；二是学会如何思维；三是学会掌握必要的知识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三条不可分割，相互支持，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而做人是根本，思维是关键，知识与能力必不可少。

——周济：我和周济校长是一个教研室的，只是我离开教研室时他还在美国。1991年的一天，原来教研室一位领导，托人找我。我去了之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要表彰一批优秀的归国留学生，当时学潮过去不久中央要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树一批“典型”。但是，学校研究生院让教研室拿的稿子三次都打了回来，这位领导没辙了，想起我这个早离开教研室到机关工作的人。接受任务后，我采访了周济二次，这是我最初与他打交道。我写了一篇《立足国内，大有作为——周济博士发展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没想到一年多后，接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寄来的120元钱，原来编辑同志在表彰大会的材料中看中了我的文章，而当时我的工资才是113元！再后来，周济任学校副校长兼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经一位领导举荐，一日，叫我到他办公室，问我：“听说你的课讲得不错。”答曰：“尚可。”再问：“能否暂时不上课？到校产业办当副主任兼任总公司办公室主任。”我答应了。一年后，他当正校长时又调我到政研室工作。于是才有了以后许多的故事。4年之后，他离开了学校，临走时送了我几句话：“海春，你要做大教授，别做小官僚；要努力做成中国的卡耐基。这是你的优势，也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1997年6月周济担任了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几年后又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00年5月26日，根据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决定，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科技部管理学院并入，新组建为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成立，顺应了世界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总趋势，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位居全国重点大学前列，获得了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历史性机遇。并校虽是政府行为，但也不是一点工作不能做。周校长一次对我说，他当校长对学校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并校时争取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世纪之交，周济审时度势，对教育模式再次进行了创新，提出了学、研、产协调发展和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办学新思路。主要工作思路是： 第一，教学是基础。实施教学改革：以制订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计划为突破口，制订教学改革五年计划，通过几年的改革和实践，基本形成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教学体系，培养大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师级和领导型人才。第二，科研上水平，努力实现“顶天立地”的目标。“顶天”就是要创新，创造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立地”就是要将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其在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主导行业发挥重大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第三，产业出活力。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有力手段。学校发展科技产业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规范管理和依靠科技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学、研、产协调发展对学校最大贡献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快速地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

——樊明武：周校长走了，樊校长来了。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学校就要开教代会，在北京回武汉的软卧车厢里，校党委书记朱玉泉教授向我面授机宜：“今年的学校工作报告还是由你来起草。你要向樊校长请教，以他的意见为主？”朱书记是高人，一个月前退休，任上配合了四任校长。每年的工作报告的套路一般是三块：去年的工作总结，今年的工作部署，单独一块。这“单独一块”最难写，要么是领导者的重大思路，要么是学校的重要工作。与樊校长沟通两次后，我顺利完成了任务。这是当时“单独一块”的标题：“二、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一）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二）全面推行国际化的办学方针（三）坚持和发扬我校业已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我为他起草的唯一一次“校长报告”。我最感谢樊校长的是他在我职称评定时的所作所为。由于我多年为学校工作，有些材料不能写在职称申报材料上，但学院的评委两次都把我放在第一，报到学校后，有人不服气，到有关部门告状。危机之下，我找到了樊校长：“说我不会写是假的，我这些年没有为自己写是真的；说我没有文章是假的，我这些年写的东西都不能署自己的名是真的。”樊校长笑道：“你相信我会实事求是的。”评完职称第二天，樊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一句话：“陈海春，我给你解决了。”半年后，我离开政研室，回院系教书。在高等学校，有了教授头衔，就无敌于天下。

2001年2月樊明武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到任伊始，他就提出国际化的办学理念。所谓办学国际化，就是要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关注、了解和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按照国际通行的规范，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规范管理，使学校能够拥有国际承认的教育水平、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等。具体来讲，就是要有与其相配的服务高效的管理体系；聘请或在校内产生国际学术大师；有各国学者和留学生青睐的教育环境和资源配置；有国际承认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能与其他国际化大学的学位等值、学历互认；还有与各国教学与科研的平等的合作和交流。我校的国际化，就是要借鉴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和界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学校自身的目标，来创建世界知名大学。

——李培根：我与李校长认识的时间很早，直接接触早于前面说的任何一位。1980年9月，系里的领导让我从教研室出来做政治辅导员，当时有五个班，我自己兼任一班的班主任，另外在系里请了四个老师，其中三班班主任就是李培根。我初出茅庐，对管理一窍不通。好在几位老师都年长于我，他们都给了我信心、勇气和方法。2004年在机制803班毕业二十周年聚会上，李培根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校的副校长，竟然端起杯子向我敬酒，还说了一番让我感动的话，令我诚惶诚恐。第二年，李培根被任命为学校校长，在朱书记、李校长和主管干部的曹书记三人的举荐下，通过了严格的考核程序，我再次回到机关，成为学校的“中层正职”干部。如此，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成为在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既有学术职称又有行政职务的双料货。这使我感慨到：人的一生，那些刻意追求的东西未必有结果，不经意做的事情往往意义重大，要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情，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

李培根2005年3月就任校长。他将自己的办学方略归纳为：“育人为本，创新是魂，责任以行”。我以为，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开放式”，他他带领学校始终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以推动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己任，全方位、大力度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他认为，建立开放的、健康的“大学生态”应该是学校追求的一个目标。其一，大学内部应该更加开放，其二，大学应该对业界更加开放。他觉得，大学内部如果存在严重学科壁垒，不同学科之间的师生缺乏交流，就谈不上学术生态的健康。学校内部也应对学生更加开放，比如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但这种尊重不能以丧失学生的主动性、质疑能力等为代价。我们通常为学生设计了完整的专业体系，而这往往又导致学生被封闭于某个体系之中。应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为某一个课题或项目协同工作，对大学生而言，这是打破学科壁垒的一种很好的途径。他认为，目前高等教育对社会和业界的开放程度明显不够；而如果因为校内实践条件的改善而把学生的实践置于更加封闭于校园环境之中，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此外，大学向社会的知识转移，只是知识转移的一方面，而社会或业界向大学的知识转移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或业界人士走上大学的讲坛；更进一步，大学的教育改革中，应该有社会或业界人士的参与，因为他们对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应有很大的发言权。有鉴于此，应该建立更加开放的大学体系，促成更多的大型企业与学校的合作。这也是他倡导成立启明学院、创新研究院等创新机制的初衷。

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人也好都要发展，都要进步。可以自豪地讲：华中科技大学是凭借新中国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一所重点大学，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历史同步，她的发展历史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学校这三十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其令人瞩目的成绩，更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见证。我经历和参与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感谢时代，感谢学校，感谢我所认识的校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