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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我们的精神家园 //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
演讲人：赵平安　刊发时间：2010-03-11 08:09:34　光明日报 　[字体：大中小]
赵平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文字学、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出版过《隶变研究》、《〈说文〉小篆研究》、Chinese Characters then and now（合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王懿荣甲骨学研究奖。
各位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汉字。
刚刚逝去的2009年，在汉字的历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1月16日,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震撼开馆。这标志着我国文字保护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文字工作者，我特别感到高兴。如果有机会，希望大家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一下汉字五千年的文明。当我们涵泳汉字的历史长河，既“溯洄从之”，又“溯游从之”，才会真正体会到汉字的无穷魅力，无限风光。
今天我就尝试给各位当一回向导，就汉字与文化做一些粗浅的讲解，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但各位若想真正过把瘾，还是要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去国家图书馆，安安静静地读几本书。
这次讲解将围绕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的结构、汉字的承载、汉字的传播展开。
汉字是土生土长的文字
汉字大体来源于两个系统：一是刻画系统，一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汉字的产生与国家形成同时，大约在夏代。
在古人的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仓颉四目”（（论衡·骨相篇）），“产而能书”（《淮南子·修务训》），是说造字的人长了四只眼睛，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会写字。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天上掉谷子，鬼神夜哭嚎。试想，那是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件啊！这些秦汉时代留下来的文字，至今仍闪烁着神异的光芒。让人肃然起敬，怦然动容。大家知道，甲骨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然而，甲骨文已相当发达，离文字起源已十分久远。甲骨文以前的文字面貌如何？由于资料匮乏，特别是缺少正确的理论和途径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无数学者孜孜以求，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力。
近代汉字起源的探索，是从古文献、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着手的。古文献的记载零星不成系统，时代也比较晚出，但其中一部分，如“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传》），“仓颉作书”（《荀子·解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等等，包涵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民俗学的角度是从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发达的民族那里，去考察他们的意识和活动对文字产生的作用，用外民族在相同文明阶段的相似性来佐证汉字。考古学是从寻找古人类遗物方面去探索汉字的源头。已经发现了刻画符号和象形符号两个系统。刻画符号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以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最为典型，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呈几何形，数量不多，前后变化不大，往往有特殊用途。象形符号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距今四千五百年左右。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以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最为集中。有的在不同地点重复出现，有的是复合型的，一般认为已属于原始文字的范畴。如果把上述三个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看，便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汉字形成之前，汉族祖先经历了长期用实物记事的时期。
汉字大体来源于两个系统：一是刻画系统，一是图画系统。以图画系统为主，刻画系统为辅。
汉字的产生与国家形成同时，大约在夏代。
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个别人可能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这些结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此可以肯定，汉字是土生土长的自源文字。西方学者提出的汉字是从近东两河流域成熟文明传播过来的说法，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汉字就像先民播下的一颗希望的种子，在中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成为一棵参天的大树，枝繁叶茂，风华独绝。在世界文字之林，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半坡刻画符号姜寨刻画符号汉字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观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为山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用三个不连属的山丘表示,埃及圣书字用两个连属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个连属的山峰表示。
大汶口文化的象形符号,(1)为一团云气托着一轮红日,(2)在(1)下加山形,(3)像斧钺,(4)像锛子。(1)和(2)是自然界的景象,(3)和(4)是人类发明的工具。这些原始文字的取象都是当地先民所熟悉的事物。在近代流行的“三书”架构里(唐兰、陈梦家、裘锡圭都有系统的界说),这些原始文字属于表意字范畴,所描绘的或者是具体事物的形象,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场景,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件,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文解字·叙》）的。
《说文解字》解释“象”字说:长耳长鼻,南越一带的大野兽,每三年产子一次,像耳朵、牙齿、四只脚的样子。《说文》是汉代人的著作,说明至少在汉代,大象已经南迁到今广东一带。从考古发掘看,商代中原地区气候温暖,适宜大象生存。商人对象的驯化蔚然成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甲骨文的“为”像以手牵象,正是服象之形,表示“作为”的意思大约是从服象引申出来的。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动物,服象是先民相当熟悉的行为。两字的创制都是基于先民熟悉的生活。试想,在当时交通不便交流很少的情况下,没有见过大象怎么会知道象有长鼻,并造出长鼻的象字呢!没有见过用象劳作,又怎么能造出表示服象的为字呢!
由于先民所处的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反映出的文字面貌客观上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为山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用三个不连属的山丘表示,埃及圣书字用两个连属的山丘表示,甲骨文用三个连属的山峰表示。丁头字和圣书字山的写法和甲骨文丘相似。在古汉语里,山和丘是有区别的,山指石头大山,丘指“似山而低”的小土山。这大概和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地势平缓、山峰不高,黄河流域到处崇山峻岭有关。同样是为老造字,圣书字和甲骨文都用老人拄杖这一形象表示,甲骨文老人是长发,圣书字老人和一般人形无别。它们在反映老人不良于行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反映的蓄发习俗却是不同的。汉族祖先很早就有蓄发的传统,取象长发的表意字就有老、髟、长等,由它们构成的形声字就更多了。饮字,丁头字从人头从水,是饮水的写照。甲骨文像人抱着酒坛子,是饮酒的写照。大概和两地酒文化的差异有关。汉族祖先很早就发明了酒,汉字里从酉(酒)的字非常发达。当时饮酒成风,致有君王饮酒无度,荒废国政,祀绝国忘的记载。用饮酒表示饮,正是这种强势酒文化的反映。
不同民族思维方式不同,观念形态不同,反映在文字上的差异更大。都是为男女造字,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分别用男女生殖器来表示,甲骨文用犁田表示男,用双手放在胸前坐着的女子形象表示女。丁头字着眼男女生理特征,甲骨文着眼社会特征。前者比较直接,后者比较委婉。似乎隐约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性格。
上面所说的都是造字时的情形。实际上对汉字形体改造也是如此。表示土地神的社,从示从土。到了东周时期,出现了从“木”的写法(《说文》古文,中山王鼎)。为什么社会从木呢?周朝的礼制,二十五家立一个社,各种植那里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说,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原来社旁要种植树,神主要用树木制作。社字从木,反映了社和木之间种种内在的联系。大汶口文化图画符号字表汉字独特的发展道路
汉字适应汉语，走上了一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自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言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汉字创立的时候，汉语的词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声母、韵母相同的很多。根据这个特点，先民造字着眼单音节词，一个单音词配置一个字。这样就形成了一词一字，字词对应的局面。配置的字可以是表意字，也可以是假借字和形声字。按照裘锡圭先生的解释，表意字只在意义上和它所记录的词有联系。传统六书中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假借字只和它所记录的词发生语音关系。形声字和它所记录的词既有语音关系，又有意义联系。这三类字中，表意字在表现极相似、极复杂的事物或者极抽象的概念时往往力不从心。假借字借音同音近的字来记录另一个词，理论上讲是可以扩展开去的，但假借太多会造成大量同音字，给识读带来困难。因此假借字也有明显的局限。只有形声字几乎可以为任何词造字，是最能产的造字方法。形声字兼具表意字、假借字的优点，声旁表义，形旁表音，字形和词的音义同时联系起来。譬如甲骨文往字，从止王声。往要动脚，用止（趾）作形旁，往王读音相近，用王作声旁。这样甲骨文往字便用两条纽带紧紧地和往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比起单纯表意和表音的字来，形声字与语言的关系更紧密，更能够多方位的表现语言。这样，形声字便从表意字和假借字里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汉字主流的构形方式。
在汉字自身调节过程中，形声字也有明显的优势。有些表意字废掉换成新的形声字，有些通过加形旁或声旁的方式改造成新的形声字。假借字的情况类似，有些新造了表意字或形声字，多数是通过加形旁的方式改造成形声字。
我们向来主张造字和对字的改造应当加以区别。当语言的词已经有了自己的书写符号时，其加工的方法便是改造法，还没有书写符号时，为了记录语词的需要，给它造一个或借一个书写符号，都属于造字，其方法便是造字法。对于某个特定的词的书写符号来说，造字在先，改造在后。改造法和造字法都属于汉字结构的方法，改造法是造字法的继承和发展。汉字自身的调节过程，主要是汉字自身的改造过程。
一部汉字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形声字不断壮大的历史。在商代甲骨文里，形声字的比例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在《说文》小篆里，形声字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现代汉字中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统计的范围、角度、方法不同，统计者掌握的宽严度不同，统计得出的结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反映形声字壮大的趋势确是高度一致的。
汉字适应汉语，走上了一条以形声字为主体的发展道路。这是汉字自觉的选择。直到今天，汉字仍然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适应语言新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汉字所走的路，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决定了它的走向，赋予了它无穷的生命力。虽然西方的拼音文字曾无情地冲击它，许多人跃跃欲试，要把它改成拼音文字，但它至今仍然活跃着，成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字，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文字发源地——殷墟汉字承载之重
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汉语和其他有声语言一样，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话说完就消失了。在录音机发明以前，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人们要把话记录下来，或者传播远方的时候，文字作为一种交流思想的语言的辅助工具，就适应着这种要求而产生了。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语言，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语言，只能从书面语入手。大家知道，古代书面语言是我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的最直接最丰富的资料。西方学者根据圣书字，进入了古代埃及的世界，认识了伟大的埃及文明。我们要了解中原古代的文明，也必须从古代书面语言入手。
譬如要了解西周春秋的诗歌，不能不看《诗经》；了解夏商周三代的政事，不能不看《尚书》；了解古代礼制，不能不读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了解古代卜筮，不能不读《易经》；了解西周春秋的历史，不能不读《国语》《春秋左氏传》。汉字通过记录汉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十分厚重，是古代文化的核心部分、主体部分，没有汉字，继承传统文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由此看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实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汉字形体结构本身所蕴涵的，一是汉字通过记录汉语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后者比前者要丰富得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一波汉字研究的热潮，越过世纪，至今不衰。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区别文字与语言，把文字结构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混为一谈了。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能够汲取教训，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汉字——文化传播的使者
世界文字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文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
土生土长的汉字，不仅能够出色地记录汉语，而且承载着灿烂的中原文明，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大约从夏商时期开始，汉字就从中原向四周传播。影响所及，南边有楚、吴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壮族、苗族、瑶族、侗族、傈僳族、水族和越南，北边有白狄、匈奴、西夏，东边有朝鲜、日本、琉球。西南有古代巴蜀、彝族、南昭和大理，东北有高句丽、渤海国、契丹、女真。汉字在外族的传播有一个基本模式：第一阶段，当地人说汉语、用汉字，把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和盘接受；第二阶段，用汉字假借字或者自造汉式字来标记本民族语言；第三阶段创制民族文字，全面标记本民族语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朝鲜和日本。在经历了漫长的第一阶段以后，越南把现成的汉字或汉字偏旁重新组合来记录越南语，创造了喃字。经过喃字、汉字并用，汉字、喃字、拉丁文并用，20世纪中期开始，汉字和喃字被废，拉丁文成为越南的通用文字。在日本，为了使汉字适应记录日语的需要，用汉字音来记录日语音，用汉字字义来表示日语中的同义或近义词，形成了所谓“音读”和“训读”。后来又利用汉字单字或半字创造了纯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在朝鲜则是用汉字或汉字变体来标记朝鲜语，出现了所谓“吏读”、“乡札”、“口诀”，又利用古篆字形和反切原理创造了纯表音的“谚文”。越南、朝鲜、日本从没有文字，到引进汉字，改造汉字，最终都确立了适合自己的拼音文字。越南用拉丁文，朝鲜和日本用脱胎于汉字的自创字母。但除越南语完全不用汉字之外，日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两千个左右的“常用汉字”，韩语中一些特定场合也在使用汉字。
回溯汉字传播的历史，总是以中原文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先行进入，然后才是汉语汉字跟进。汉语汉字的传播，使得中原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牢固。长期浸润的结果，在受汉字影响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字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对我国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烈的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后，出于经贸的需要，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国内的许多大学办起了以教授汉语汉字为主的留学班，在国外办起了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即便这样，仍然不能满足外国人学习汉语汉字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作为传播文化的使者，汉字承续光荣传统，正在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令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壮大自己。据俞敏先生研究，汉字中的歹就是来源于藏文的。
我们知道，世界文字可以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汉字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仍然属于表意文字。汉字的这个特点，是由汉语决定的，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通过上面的讲解，相信大家对此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关于汉字与文化，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文字表演
2010年第7期 总第91期
双周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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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正在深度侵入汉语 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
日期：2010-02-28 作者：傅振国 来源：文汇报

30年后的汉语是什么样子？
“Erin Manning是一位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专业摄影师、教师和电视工作者。电视观众将Erin视为The Whole Picture的最佳主持人，The Whole是HGTV-HD和DIY网络推出的、获得TELLY大奖的数码摄影秀。”
“1982年，董事长Dr.RoIf Portmann和CEO Mr.Ui riCh.W.Herzog毅然决定从瑞士钟表业的大亨ASUAG控股公司（即今日的Swatch集团）手中买入Oris品牌——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为瑞士OriS表此后纵横天下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30年后的汉语将会是这样的汉英混杂、不汉不英的文字。
第一段话，摘自我喜欢的一本书，2009年2月中国首都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人像摄影》，是这本书中出版者对该书作者的介绍。第二段话，摘自我喜欢的、我国出版的最好的杂志之一的某杂志，2009年第47期。我不点名批评是因为此种现象太多了。而且，这两家还不是汉英混杂最严重的。只点名批评这两家有失公允。
汉英混杂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目前在中国出版物中虽不普遍，也不少见。所以，我只是把它看成是30年后汉语的普遍文本。当然，前提是如果没有措施制止汉英混杂蔓延滋长的话。
最严重的后果将是：汉语不再是单独能够表情达意的语言体系。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只懂汉语不懂英语的人看不懂写不了；只懂英语不懂汉语的人同样看不懂写不了。中国人必学英语才能看懂自己的汉语。
汉语，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和基础，可能要发生根本性动摇。
300年后的汉语是什么样子？
这件事如果从一个较长远的历史跨度来思考（比如100年、200年、300年），它的严重后果将让每一个中国人触目惊心，那就是：汉语消亡，英语代替汉语。
历史可能这样记载：世界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古代埃及的圣书字（俗称埃及象形文字）消亡于公元400年；古代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消亡于公元前330年；由古代中国的甲骨文演变的汉字，消亡于公元2300年。历经5000年的汉字终于抵抗不住英语的侵入而最后消亡。
这不是危言耸听。按照3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英语侵入汉语的速度，按照中国年轻一代对英语的崇拜对汉语的轻视，按照我国知识分子目前对待英语侵入汉语所持的麻痹麻木的精神状态，不用300年，100年后，汉语将会消亡。
原因何在？
第一大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对外来语，不经翻译汉化，直接以英语字母形式楔入汉语。
汉语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对外来语言的吸收。我们的祖先前辈早就为吸收外来语创造了正确的方法。用音译，便有了“咖啡”；用意译，便有了“电话”；用音译加意译，便有了“芭蕾舞”。主要用这三种方法，便解决了外来语翻译汉化的主要问题。
汉语历史上，迄今有三次大的吸收外来语高潮。第一次高潮在汉唐通西域之后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西域吸收了“葡萄”、“骆驼”等外来词；从佛教中吸收了“世界”、“庄严”、“结果”、“现在”、“圆满”等外来词。第二次高潮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从英语吸收了坦克、沙发、吉普车等等；从日语中吸收了组织、纪律、政府、党、方针、政策等等。
这些外来词经过汉语文化的“胃”消化吸收，它们的模样变成了方块汉字，它们已经融化在汉语的血肉之中。
第三次高潮，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外交流迅猛扩大，英语如潮涌入。我们在忙碌中有一个“小小的疏忽”，没有将外来语完全汉化，部分英语楔入汉语。这个口子一开，犹如蚂蚁钻进长堤，泛滥蔓延，大有不可收拾的势头。
最先是英语缩略语（也有人称为字母词）在汉语出版物中广泛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用GDP入文；世界贸易组织，用WTO入文。接着是CEO、NBA、CPI、IMF等等排着队跟进，逐渐成为高频词。
造成汉英混杂的第二类情况是科技新词、品牌名称、专业术语不加翻译。例如：IT、VCD、DVD、DV、IBM、MP3、QQ、MSN、web2.0、twitter、iPhone、Google adwords……
第三类情况是人名、地名、企业名、单位名不翻译。这类情况的代表，就是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两段话。
第四类情况，一个英语单词或一个字母成了汉语造句中的一个词素，例如：“经销商PK品牌商”；“适当地YY一下不行吗?”；“这话我都说N多遍了。”
第五类情况，中国人用英文字母取名，或者直接取英文名：“赵C”、“李-A”、“张@”。公共建筑用英语名，例如：SOHO现代城。
第四类、第五类情况对汉语的解体最具有杀伤力，有着潜在的、令人恐怖的威胁！它已经扎根在汉语的细胞里了。
第二大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疏忽麻痹，对英语侵入汉语，缺乏应有的警惕，缺乏清醒的文化自觉。
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在汉语的故乡，造成汉英混杂甚至可能导致汉语解体的状况，这不是英语国家所为，不是英国议院干的，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没听说西方有“和平演变”汉语的计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干的。
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故意要糟蹋自己的文化，而是我前面所说的“小小的疏忽”，是处在“无意识”状态。谁也没有往深处想：汉英混杂，打开了英语入侵汉语的缺口，是逮来“英语蚂蚁”在自家的汉语长堤上打洞。
让我们分析几个高频词，看看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由“有意识”变为“无意识”的吧。
我们前辈对英语缩略语早有正确的处理办法。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英语缩略词是OPEC，约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传入中国，中国就将它音译汉化为“欧佩克”。至今，在我们报刊的行文中，写作“欧佩克”，而不是写作“OPEC”。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今，当同样是英语缩略语的WTO、GDP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却让它直接嵌入汉语。其实，“WTO”用中文简称“世贸组织”或“世贸”，有何不可？“GDP”如果用“国总值”中文简称不是也很简洁吗？“APEC”用“亚太经合”简称不是更顺口吗？
同样是流行性疾病的名称，“AIDS”我们曾将它音译为“爱滋病”，因爱而滋生的病，还兼着意译，翻译汉化做得非常好。到了2003年，非典型流感，国人已经将它称为“非典”了，可到了中后期报刊上又都改为“SARS”来称呼它。今年的甲型H1N1,就干脆是汉英混杂了。用“甲型流感”或“甲流”中文简称不是很好吗？
我们再从相反方向看，看英语怎样吸收汉语的吧。英语单词中的“silk”，它的中文意思是“丝绸”，就是从古代汉语中按照音译的方法借用过去的。还有“关系”，在英语中成为“guanxi”,也是要把汉语英化。把外来语化为母语的血肉，这是任何一种语言在吸收外来语时都遵循的规律。哪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方块字的汉语阵列中，隔几行有几个外文字母，真像是在我们满头黑发中插上几根金发，在我们黄皮肤的脸上贴上一块白皮，不协调不和谐不美。如果在满篇英语中时不时插上几个方块汉字，也很刺眼吧？英语国家可没有这种现象。英语中有的词语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生搬硬套”的借口，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汉语新词代替它。
为什么到了第三个外来语涌入的高潮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丧失了警惕性呢？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便是全民学英语。在前两个高潮期，外来语不翻译成汉语，中国人便认不了。而到了第三个高潮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了一点英语，不译成汉语也看得懂了。而且，运用汉语时夹杂一点英语觉得新奇有趣时尚。于是，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英语侵入汉语不警惕不抵抗，而且自己欣欣然接受并且有意为之（由此也可见文化软力量的厉害）。全民学英语，本来为的是中国人更方便与外来文化交流，没想到一不小心便用外来语搅乱了自己的语言。我非常赞成中国公民学习英语，但我同样认为：该用英语的时候，用规范的英语，而不是“洋泾浜”英语；该用汉语的时候，用规范的汉语，而不是“汉英混杂”的汉语。
在出版物上和媒体上出现的汉英混杂，对搞乱汉语的作用又远胜互联网和日常说话。因为：这里既向大众传播，又起着示范作用；还作为历史记录传于后世。所以，这里的汉英混杂才是搞乱汉语的致命一击。
严重的责任就在于握有话语权的新闻出版界的记者、编辑、总编辑等等身上。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上的汉英混杂，就是从他们手上放行的。有的编辑还特别热衷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做标题:
“MG：MY年轻生活的GENE”
“上海加入LIVE8”
“哪款AOC，卖到了VDP？”
“Google Adwords新界面发布”
这难道就是个把关不严的问题吗？编辑这样做题，总编辑这样放行，社会这样效仿，汉英混杂便泛滥蔓延。
汉语的危险不在于英语作为强势文化的侵入，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者对这种侵入自我解除武装，整个民族采取“不抵抗主义”。主要表现在:在官方文件、主流媒体中，对英语微缩语的使用越来越多。民间，在汉语的语境中，夹杂英语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代一代年轻人慢慢地更多喜欢英语而轻视汉语。
汉语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基石，它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它关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关乎国家统一，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命根子。我这里如此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担当者。汉语延续五千年不衰，是世世代代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继承发展的。难道到了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手里，要传下去一种汉英混杂、不汉不英的“汉语”吗？五千年祖宗的基业要毁在我们手里吗？对这样一个关乎中华文化命根子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疏忽麻痹？
第三个原因：法律不完善，执法不严格，国家对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缺乏及时有效的指导、规范、管理。
先说第一个问题：法律不完善。
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下文简称“语言文字法”）对规范语言文字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失之简单。对外国语言在汉语文出版物上的使用只有两句话，即第二章第十一条：
“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解释。”
我认为：语言文字法对外国语的使用只有一个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
现在政府文件、主流媒体中流行的GDP、WTO、ID等字母词，是不是外国语言文字？如果是，那它就不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如果是，每次使用都要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解释，在每次使用GDP时，后面都要加一句“国内生产总值”，岂不是更麻烦了？
有必要对GDP、WTO等几个已成为高频词的英语缩略语专门探讨一段。有朋友说，GDP已为人们广泛采用，政府文件、主流媒体都这样说、这样写，要改也很难了。能不能在修改语言文字法时豁免专门指定的几个英语缩略语。我反反复复想了又想，最后认定还是不能豁免，理由是：
1、GDP等是社会经济中的高频词，保留它们几个，还是保留了大量的汉英混杂现象。
2、法应是公正、公平的，只有一个标准，不能有双重或多重标准。比如，你留了GDP,GDP高兴了；铲除了CEO，CEO不高兴。你没有理由让CPI、IMF等英语缩略语不跟进。
3、即使是现在立法保留几个英语缩略语，再过若干年，又有一批经常运用的英语缩略语要求豁免，是不是又要修改语言文字法，再加上新的成员？不断地修法，不断地递进，汉英混杂不还是蔓延吗?
所以，趁现在通行的英语缩略语词还不是很多，也就是十个以内吧，干脆立法禁行，用汉语简称替代，反而省事。
法，是刚性规定，要能作为人们具体行为的依据，要能操作，不能白纸黑字写着，到具体判案时又不管用了。
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它就是被称为“中国姓名权第一案”的赵C案。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市民赵C，因为名字中出现外文字母“C”，月湖区公安分局拒绝向其发放第二代身份证，要求其更改名字。赵C认为公安部门侵犯自己姓名权，向月湖区法院提起诉讼，月湖区法院一审判决赵C胜诉。月湖区公安分局再向鹰潭市中级法院上诉，二审的结果是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赵C愿意更改姓名，月湖区公安分局撤回上诉。此案的纷争长达一年，之所以以达成庭外和解结束，因为双方都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语言文字法和居民身份证法都没有明晰的、具体的规定，法院依法判案，结果是无法可依，官司打不下去了。
此案说明英语文化已经严重侵入汉语文化，一个中国人在身份证上不用母语命名，竟然觉得用英文字母更好。感谢公安部门有这个捍卫汉语文化的自觉性。这一次堵住了这个缺口。试想：如果从姓名权这里打开缺口，将来中国如果有十万、百万、千万、上亿的人用汉英混杂的形式命名或者全用英语名，如果他们中又出了名人、国家领导人，汉语出版物上无法回避，汉英混杂更加严重，汉语不就土崩瓦解了吗？
现今的语言文字法在对使用外国语言问题上，太过原则不够具体；又没有制定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的法规或规章。这就造成了许多类似赵C案的尴尬：有法存在，无法可依。
2000年7月3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家镠，在作通用语言法草案说明时说到：外文的使用情况很复杂，法律只能作原则性规定。但是“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定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法规或规章”。10年了，这个“配套的外文使用管理法规或规章”一直没能够出来。
当然，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具体规定不能太多，太多了就把语言框死了。但要做到“原则”和“具体”的平衡。对语言使用中出现的明显的、危害极大的“缺口”，要坚决堵住，要划定红线明确禁止，要具体到可以用它判案。
英语作为世界上强势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在所难免。公民个人如何使用外国语言不必干涉，但国家要划定一个底线，守住主要阵地。这些主要阵地就是汉语文出版物（包括报纸、杂志、书籍）；政府公文；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招牌、广告用字；企业事业组织名称；在境内销售的商品的包装、说明；居民身份证等。
既然语言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从动态、发展的语言观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语言文字法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现在的语言文字法立法已经10年。汉英混杂、字母词等等英语侵入汉语的问题，或许当时刚刚冒出来,当时还看不准；而今，它已经为盛为烈为害了，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制定配套法规，已经是时候了。
建议在修改语言文字法时，加上：
“禁止在汉语文出版物中使用字母词。一切外语词必须经过翻译汉化，才能在汉语出版物中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登记时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
再说第二个问题：执法不严格，监管漏洞多。
本文开头引用的汉英混杂的例证，还有许多报纸用汉英混杂的文字作为标题的例证，是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不允许的。由于没人监督、没人管理，致使汉英混杂蔓延滋长几乎不可收拾。
谁来监督？谁来管理？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了政府是执法主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规划指导、管理监督。”199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入教育部，教育部设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检查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
语言文字法还规定了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之外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规定了地方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教育部门管好学校；广播电视部门管好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部门管好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工商部门管好企业名称、商品包装说明、商标、广告；体育部门管好体育场馆；城建部门管好公共设施的用语用字。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政府各部门对语言文字的管理职责，是想说明不是语言文字法立法时职责不清，而是政府有关部门执法不严，不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建议各级政府新闻出版部门设立通用语言的监察机构，对所属的报纸、书籍、杂志等等汉语文出版物进行巡查监管，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批评，及时制止。
“监督者”不监督怎么办？谁来监督“监督者”？应该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了。
第三个问题：外国专有名词和科技术语的翻译规范审定不及时。
按说，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长期地缓慢地社会约定俗成的。现在看来，对外来语不能只等社会约定俗成。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理论、新概念、新材料、新工艺、新品种、新型号不断涌现，与之同步的科技术语产生的数量大，传播速度快。国家没有及时规范和进行权威公布，社会交流又是一刻也不能等待的。由此造成许多科技新词在汉语出版物中直接以英语名词出现。比如QQ,MSN,现在又出现了twitter，至今不见规范翻译汉化，将会造成更多的汉英混杂。如果你现在去看报刊关于科技类的文章报道，你会看到那里的汉英混杂触目惊心。
建议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一个统一权威高效的翻译规范委员会，专门负责外国人名、地名、外国专有名词、科技术语的翻译规范工作，建一个这方面的官方网站。一有新词出现，立即组织翻译审定，立即在官方网站公布，全国都来跟它“对表”。一有新词出现，还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号召全国人发帖翻译，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最后由翻译规范委员会审定公布。这也正好发挥了全国学英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