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三元坊苏中

虽然时光逝去半个多世纪，虽然三元坊已在苏州的版图中消失编者注：并未消失。不过确有一个时期在苏州地图上找不到三元坊。现在当然恢复了，而且成为景点　，但三元坊苏中那段校园生活，却依然留存在记忆之中。京城炎热，蛰居消夏，无妨执笔记之。

记得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不久，苏州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说苏州中学由内地迁苏复校，即将招考新生。这则消息立即引起全城中学生及其家长的高度关注。原因很简单，一是苏中作为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其教学质量之高，早已名闻遐迩；二是经历了八年抗战，原沦陷区百姓普遍生活拮据，谁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进学费低廉的公立中学——当时苏州私立中学多，公立中学少。招生工作开始后，报名者众，开创了苏州普通中学招生历史纪录之最。其时，我和同学冯宗律，在苏州沦陷期间已上了高中一年级，彼此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报考了苏中高二年级插班生。考试那天，考生云集，苏中草桥初中部所有教室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大约三周以后，录取名单在草桥初中部张榜公布，我和冯宗律“额角头”高，竟然均被录取，两人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此前三元坊苏中校舍被军队占住，糟蹋得不像样子，故秋季开学后，高中部暂在草桥初中部上课。１９４６年春，三元坊校舍修葺完毕，高中部才全部搬过去。三元坊路东，即校门斜对过，还修缮了几排十分简陋的平房学生宿舍，我和冯宗律申请获准，当了住读生。

高中部每个年级分五个班，即甲乙丙丁戊班，除戊班为女生班，其他均为男班。我和冯宗律被编在甲班。教室在一进校门的Ｕ字形两层教学楼内——此楼至今犹存，只是已改作它用了。

在苏中读了两年书，与沦陷期间读过的中学相比，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课业重，要求严，读书气氛浓。其时随苏中复校从内地来的有一大批宜兴同学，他们大都家在农村，学习异常刻苦，生活十分俭朴。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苏州同学不敢懈怠，自觉不自觉地紧紧跟上。尽管如此，有的科目仍然跟不上班。最突出的是英文课。在沦陷区上中学，日伪政府只许学日语，不许学英语，考进苏中后，校方并不照顾苏州同学要从ＡＢＣ学起的实际情况，英文教学仍按教育部审定的高中英文第二册授课。我记得课文上有莎士比亚作品的片段，有美国总统杰弗逊在费城议会上的著名演讲，内容相当深奥。上英文课时，宜兴同学听得津津有味，时而还流露出会心的微笑，而我们却像傻子一般，愣在那里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迫不得已，我们从单词入手，自制一张张寸把长的单词小卡片，放在口袋里，一有空就摸出来背背，甚至上厕所也要摸出两张卡片来。如此日积月累，才慢慢跟上了班。但由于基础太差，成绩始终蹩脚。

那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做“苏中是交通大学的先修班”，意思是，苏中毕业考取交通大学的概率较高。所以，数理化教学抓得紧，便是题中之义。比如濮玄因先生教的物理课，作业分量重，计算题特多，常常旧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新的习题又布置下来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记得物理考试的试卷，大题套小题，印得密密麻麻，不要说做题了，光是看一遍，就叫你头昏脑胀。历史、地理照说不是主课，负担竟同样沉重。校长杭海槎亲自教历史。其教学方式是：口授笔记，不发讲义。他上课只带两支粉笔，板书本堂课讲授的题目后，便口若悬河地一句句讲下去，同学们则埋头在笔记本上一句句记下来：考试前要把笔记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得到好分数。钱兆隆先生教地理课，其教学方式和杭校长一模一样，也是口授笔记，要求背熟。当时同学们对这两位先生不发讲义啧有烦言，哪知后来进入大学，作堂笔记时居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倒反过来感激这两位先生的培养呢

在所有的课程中，唯有语文课当时叫“国文”　我感到最轻松。我爱好语文，有一定的基础，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周侯于先生讲授语文，特别精彩，特别吸引人。可以说，周先生是我中学阶段接触过的语文老师中的最佳者。他按文学史系统，从诗经开始，将历代名篇选编成讲义，印发给大家，然后逐篇分析讲解．这位先生古典文学修养深厚，说话风趣幽默，思想超脱开放，听他的课，确有“如坐春风”之感。我的—些古代汉浯知识，大都得益于周先生的教诲。他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路，开拓学生的眼界。在先秦古文中，有些难解的句子，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他常常将各家见解一一举出来，然后说他赞同其中某个解释，和为什么赞同这个解释。有一次，他讲授《论语》的片段：“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暮春二月，应为公历四月，山东的气温还是相当低的，孔子的学生外出春游，在沂水洗浴，这可能吗？这个“浴”字，是否“沿”字之误呢﹖不妨存疑。周先生对儒家经典上的文字提出质疑，对于抱有“书上写的都是对的”那种幼稚想法的中学生，确乎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让我们懂得，真正读好书，还得具有“不疑处有疑”的精神，他还结合课文，讲授“六书”的知识，使我们对中国的文字起源有了大致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是国民党控制的苏州中学里少有的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他在教学中有时含蓄地抨击时政，那不露痕迹的批评，只有细心的人才能听出来。有一天，他突然板书“党同伐异，入主出奴”八个字，且以嘲讽的口吻加以解释，含而不露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厌恶。《礼运篇》讲完后，周先生布置了一篇读后感的作文。此时我刚巧从民办的“文心”图书馆借来一本介绍苏联福利设施的小册子，其中关于幼儿园、疗养院、养老院的叙述，使我感到《礼运篇》所述的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的美妙境界，在苏联已经实现了，于是引用这小册子的材料，写了一篇读后感。这篇作文受到周先生的表扬，他并在班上朗读。现在回想起来，在两个中国之命运大决战的前夜，在课堂上宣扬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显然是犯政治忌讳的。周先生敢于这样做，实在是难能可贵。

那时在苏中当学生，生活单调刻板，基本上没有课外文娱活动。记忆中只有一次“大放松”，那就是有一年的春季远足，学校包了一条轮船及拖船，学生自带行李，到无锡去踏青。住在无锡师范礼堂的地板上，发点干粮，到惠山、鼋头渚、蠡园逛了一圈。虽是“穷白相”，留下的印象却极为深刻。平日从早到晚，埋首于书本和作业之中。住读生每天如钟表一般，机械地运行于宿舍——教室两点一线之间。晚饭后稍事休息，便挟着书本到教室自习，直到九点多才回宿舍休息。如此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到期终考试前两周，气氛陡然紧张，熄灯后在宿舍走廊的昏暗灯光下，“开夜车”的大有人在。期终考过后，一些同学体重下降，脸面瘦了一圈．是常见的现象。最有意思的是，期终考试结束那一天，平日宁静的宿舍，突然喧嚣起来，狂叫的，欢呼的，唱歌的，大声嚷嚷的，混成一片，像开了锅一样。我们同寝室的几个同学，还凑钱买点白酒和花生米，又喝又聊，直至深夜。寒窗苦读导致的心情压抑，此时才得以尽情宣泄。

当年住读生的伙食堪称低劣。解放前，苏州有专门做包饭生意的包饭作，专门承包商店、团体、学校的伙食。苏中的伙食也是包饭作包的。在孔庙后面的一个大殿里，放几十张方桌，学生站着吃饭，八人—桌。监膳老师在大殿正中独占一桌。开饭前，监膳老师环视四周，见人来齐了，便大喝一声：“开动！”大家才拿起筷子，狼吞虎咽起来。其时百姓的生活普遍低下，伙食标准本来就订得很低，加以包饭作以盈利为目的，难免要在学生头上克扣，故名义上四莱一汤，质量却极其粗劣，菜里很少见到油花。可作头又希望把生意做下去，对老师就特别巴结，监膳老师吃的也是四菜一汤，却是小锅炒菜，质量迥然不同。宜兴同学在下面发牢骚，说老师和同学交的是同样的钱，为何老师吃的比同学好﹖不公平。这句牢骚在同学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可能有人向上面汇报了，一天，一位监膳老师在开饭前训话，对此提出批评，说是“师生如父子，父亲吃得好一点是应该的，怎么可以提意见呢？”（这位老师显然以“天地君亲师”，“有酒食，先生馔”这样的陈旧说教为依据。　闻听此言，同学们不禁哑然。其实，住读生对伙食的不满，由来已久。记得在草桥上课的那个学期，我中午在学校搭伙。有一天，有人在菠菜里吃出一条蚯蚓，宜兴同学借此发难，当场将这碗菜砸在地上，伴以一阵起哄式的嚷嚷。包饭作头自知理亏，赶紧前来赔礼道歉，答应明天外加—顿好菜，风波才平息下来。要说明，为何总是宜兴同学带头发难﹖因为他们是“老苏中”，是跟着学校一起从内地来的。而我们苏州同学则是新生，对学校的一切均感陌生，不敢轻举妄动。我还隐约感到，对我们这些新同学，他们似乎还有“先进山门为大”的那种优越感。

我在苏中读书的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正是国内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由于校方的控制，加上课业负担沉重，苏中校园竟然风平浪静，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从革命的角度看，同学们显然失去了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但是，凡事有所失，亦必有所得。在苏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环境里，也确实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培育了学者专家的苗子。比如，我同寝室六名同学中，有两位后来当了教授，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冯宗律，另一位是浙江师范大学的陆稼祥。

然而，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当年，政治又是回避不了的。１９４６年秋，蒋介石六十寿辰，学校布置各个班级开展祝寿献金活动，规定每人至少交２角钱。我不晓利害，在班上说：祝寿献金就是送礼，应当自觉自愿，怎么可以规定必须交﹖训育主任闻后大怒，在饭厅疾言厉色地不点名批评，最后居然说：“当了裤子也得交！”我以言获咎，正惶惶间，不料两周以后上海《文汇报》登出一条消息，标题是：《苏州中学强令祝寿献金，校方说当了裤子也得交》，校方虽未公开调查谁是撰稿人，我心里却更加惴惴不安。学期结束，我的成绩报告单操行评语栏内，赫然写着：“该生性情浇薄，不识大体。”操行等级被评为“丙”等。我想，校方至少认为我有撰稿嫌疑，其实是冤枉的。但我也要说苏中的老师是宽厚和宽容的，待到下一学期，就不提这件事了，我的操行等级又提上来了。他们并没有把“对委员长不敬”这根政治辫子揪住不放。

人在紧张忙碌中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之间，两年的学业就圆满结束了。回顾起来，当年苏中的教学思想及其方法，用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学生在这里得到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老师们的业务水平自然无可挑剔解放后有些老师调到大学任教　，他们的敬业精神，我觉得尤为可贵。那时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公教人员的生活十分清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仍默默地一丝不苟耕耘在教学园地里，不仅像钟表—样准确地登上讲台，而且力求将所授科目讲深讲透。其无言的身教，对我们这批学生，影响至深且远，而今每一念及，我都对他们满怀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