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与无畏

大约半个多世纪以前，苏州皮市街上常见得到一位古稀老人，三绺短须，身穿一袭褪色灰袍，或手提菜篮，或肩负斗米，踽踽行于长街。一般人看他仅觉老而清寒，然明眼人却能觉出他有一种超凡的气度。他，就是苏州晚清翰林、曾经留学日本的近代书法家、诗人潘昌煦先生。

上一辈人提到潘昌煦（字由笙）先生，大多会肃然起敬。因为先生的一生，即是“正气”与“耿直”的化身。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在北京政府大理院任刑庭庭长，当时他就提出“司法独立”理念，由于当局政府腐败而未被重视。先生办案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但为旧法学家所推崇，也受新法学家所钦敬。后因目睹国事日非，人事更非，自己不屑与那些阿谀奉承、弄虚作假之小人为伍，毅然辞职，到燕京大学任法学教授。其时“燕大”可谓苏州人才荟萃，顾颉刚、郭绍虞等都在燕大执教，在学术诗文方面，他们常与潘昌煦先生相互研讨；顾廷龙先生那时也在燕大学习，时常向潘先生请教诗文。

在“燕大”执教五年之后，潘先生告老回乡，感觉苏州故乡才是自由天地。他的道德文章，曾在苏州知识分子心目中占有相当地位。但他并不以此为傲，相反却息影故里，过起了淡泊无为的生活——除了以诗文抒发心声之外，就是与夫人并肩下厨，共操井臼……仿若生活于陶渊明的诗境里而自得其乐，他在《倦游集·探梅》诗中云：

另一首《问梅》诗中有句：为爱亭亭一树花／期通款曲依窗纱／几生修到诗人妇／何处移来隐士家……先生在这两首诗中，坦露自己爱梅之清逸与风骨，为探梅、问梅，不惜“缒幽还凿险”“行遍山巅与水湄”“但逢篱落即题诗”，爱得如此刻骨铭心，正是潘先生“梅如其人，人如其梅”的诗人情愫；作为诗人的他，还以隐士自喻，有着以梅为妻的遐想：“几生修到诗人妇，何处移来隐士家﹖”先生的夫人出身无锡荡口名门华家，贤慧温文，勤于治家，与先生相濡以沫，乐于清贫，称其“梅妻”甚是恰当。潘昌煦先生回乡过着“大隐隐于市”，不求闻达于“时人”的生活，与夫人知心相伴，其乐融融。“朝汲溉釜，夕汲灌蔬圃”抑或是他与夫人一天生活劳动的写照；“重累桓少君，百年共辛苦”流露其怜爱夫人，怕其不胜劳累，暗暗企盼与她共渡“百年艰辛”路程。

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到苏州，潘先生在《芯庐遗集·沦陷诗存·行汲》诗中，表明坚贞不屈的民族节气：“湛湛井华水，疏桐荫庭户。见此毛发清，吾何在泥土﹖”寓意井水那么清澈，而自己身处黑暗浑浊之中（沦陷区内），诗人发出何时能见“朗朗乾坤”之慨叹。苏州沦陷之初人鬼殊途，有大义凛然者，也有卖身投靠者，鱼龙混杂。苏州名士张仲仁组织“老子军”时期，平日深居简出的潘昌煦先生，毅然走出家门乐意追随；仲仁前辈创办“难民救济所”，潘先生同样不辞辛劳，奔走于城乡收容难民……此后，当张仲仁化装离开苏州奔赴内地，潘先生继又“大门不出”了，并作《沦陷诗存·戊寅放歌》一诗表明心迹：“从此尽多天下事，请君莫问草间人。”  尽管，潘昌煦先生发表了“足不出户”的严正声明，但他并不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一些任“伪职”却又恬不知耻的家伙，有事无事总会找上门来。潘先生一般“概不接见”，更有甚者上门四五次，却始终见不到潘先生一面，有一次，一位曾经与他有过交往、而今却在敌伪中另谋高就的人前来拜见，潘先生让夫人出面谢绝，称“道不同，还是不见为好吧”。先生“横眉冷对”浊世，对各种登门求教、求事、求“墨宝”之人严格“区分”，凡汉奸、市侩、发国难财者，他不但只字不写，甚至常常骂出门去……先生自律有信条：宁守清贫，绝不合污。他曾在《沦陷诗存·执炊》诗中云，“岂不悦甘肥，惧足伤廉洁”——先生为自己的崇高操守，宁愿清贫一生。

当年江苏省伪省长李士群死亡，按照俗例以邀请翰林“点主”为荣，于是，李士群手下一帮爪牙上门，对潘先生威逼利诱，当时的“境况”下，先生只需朱笔一蘸，丰厚的酬金即刻到手，倘若托辞拒绝，难免“杀身大祸”临头。但先生“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俨然“大隐”又“无畏”，以“凛然正气”震慑恶势力，在苏州人心目中竖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勇者形象。郭绍虞教授曾为潘昌煦先生的诗集《芯庐遗集》作序，赞扬他“安贫乐素，严辨是非”的民族正气。潘先生痛恨鄙视当年那些汉奸“新贵”与奸商等，却非常热心与平头百姓相亲相融，尤其对年轻人关怀备至，顾廷龙先生在《芯庐遗集》的题跋中，忆及向潘先生请教学问，“乃承不弃鄙陋，引交忘年。”

我父亲与潘先生有金兰之谊，遵父命我于１９４４年（考入高校的那年暑假）向潘先生求教学诗。记得我第一次登门造访潘先生时，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一种少女特有的羞涩使我几乎不敢抬头，先生和蔼地让我坐下，师母亲切地为我沏茶……潘先生递过一部线装书籍，满脸微笑地对我说：“这部《诗韵合璧》是作诗的工具书，我送给你。在你需要选韵时，尽可以在这部书中查考，以后用熟了也就得心应手了。”想不到第一次见面，就受先生如此“厚赐”，这使我深受感动，紧张心情也在这种长辈关爱中缓解了。从此，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我间或仍到先生府上去习诗；先生严格要求，教诲不倦，尤其精心批改习作，对平仄押韵“从不含糊”，并以自己的作品诱导我“入门”，却自谦称是“和”我之诗（他的《芯庐遗集·秋海棠》四首，即是当初授我习诗时之范作）；跟潘先生学诗，从不见他严词厉色，总是在谈笑声中循循善诱，并相称我辈后学为“忘年之交”……惜我至今未能学承先生之“真传”，但先生治学之谆谆教导，我一直谨记在心，没齿不忘。

潘先生除教我写诗之外，还经常与我谈天说地，慷慨纵论天下大事，义愤难遏时先生会高吭咏赋；有一次，潘先生一夜失眠而偶占一律，次日即朗声吟诵我听：文物东南盛／无如骨气柔／望尘惟恐后／衔璧不知羞／首鼠怜余子／烂羊成列侯／曷来声伎盛／醉倚钿箜篌见《芯庐遗集·烽火》　。生动揭示卖国求荣“新贵们”的嘴脸，痛斥其沉溺声色之乡，“商女不知亡国恨”……先生为我作了精辟注解，“衔璧”指《左传》僖公元年，国君许南衔璧投降的故事；而“烂羊”则出自《后汉书·刘玄传》，大意讽刺“群小沐猴而冠”粉墨登场之丑态。时常有机会亲聆先生即兴吟诗，我不止一次为之动容。先生尤爱杜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常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表达对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潘先生以己真挚之情寓教予我，激励我辈热爱祖国，陶冶个性耿直、不为利欲所动之高尚情操。

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后，潘先生喜出望外，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但其后又逢“乱世”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先生重又陷入失望苦恼中……那年我从上海放假回家去看先生，他告诉我一桩“幽默”说：“近日吴县成立参议会，派人来邀我参加，我回答他们‘你们到城隍庙里请城隍爷，岂不更好’”先生的狷介性格，诚如郭绍虞教授为他作“序”所赞：人必有有所不为之操，而后具坚贞不移之节，而后能发为沈郁感愤之诗……今读先生诗“首鼠怜余子，烂羊成列侯”之句，言随心碎，声与泪俱，先生耿介之操，严正之气，亦无不流露于字里行间，因以知诗品之高。

１９４９年苏州解放，在成立苏州市政治协商会之初，大家仰慕潘昌煦先生为人处世光明磊落，每逢“政协”开会都邀请他参加，先生总是欣然出席，为政府建言献策，畅陈己见；１９５３年，他还光荣当选为苏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此后不久，先生实因年事已高，且又多病，卧床不起长达五年之久，病中的他依旧时常关心我和父亲的近况，惦记着新苏州的建设情况……在先生弥留之际，我去看望时他已神志不清（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记得了），当我走近病榻前，师母轻声对他说：“你看看，谁来了﹖”他似乎用足最后力气，凝神定睛看了又看，终于含糊不清地唤出了我的名字。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是日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潘昌煦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6岁。

先生生前写诗作赋，著有《芯庐遗集》五卷、词作一卷（１９６３年由郭绍虞作序，陆尹甫写传，顾廷龙题跋）；先生早年诗风承继杜陵，晚年爱陶、白遗风，但其大量诗文今多已散佚，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更为遗憾的是，如此一位跨越时代的爱国诗人书家，在今苏州熟悉他的人寥寥无几，甚至皮市街上的“潘氏故居”居然无人知晓。作为我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正直形象，潘先生俨如“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清流”，“清流”可以涤净人们心灵中的污浊，愿“清流”潺潺地流淌，永恒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