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蒸汽涡街流量计 dn200:中苏不同的改革开放源于不同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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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不同的改革开放源于不同的理论指导（上） 钟哲明 2009年04月21日14:5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然而，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苏共垮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中国的改革铸就了中国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由改革开放促成两个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改革开放有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时代观、国家观、经济体制改革观、政党观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们自然会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开放一度如火如荼。曾几何时，苏联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直至党亡国破。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雄姿英发地屹立在世界东方。马克思曾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３０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本文拟用马克思学说的比较研究方法，联系中苏的不同历史条件，围绕理论指导这个关键问题，从六个方面阐述中苏两种改革开放，源于邓小平理论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这两种指导理论。不同的思维之花，结出不同的改革之果。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谬以千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屡试不爽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防止什么，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１９８６年首次使用“新的政治思维”概念。１９８７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下该书简称《新思维》），想同人民“直接对话”。2１９９０年３月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新思维“现在已成为我国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用戈氏“新思维”取代马列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言行已昭然若揭。
戈氏在《新思维》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人民和本质的论述”。认为所谓“斯大林主义”是敌人杜撰的。１９８８年，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１９８９年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随后强调“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要摒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它”。从马列主义到《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的指导思想显然发生了彻底改变。
戈氏说过去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改革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我毕竟比其他人更清楚改革的构想。政治文件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囊括所设想的改革的整个规模和深度。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从谎称“完善”制度到公然“改变制度”，改革的性质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后来又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而早在１９８３年他同雅科夫列夫就谈到：“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究竟要把苏联改造成什么性质的社会呢？他在１９９０年的新年讲活中说：“这个目的就是……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２８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认为“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使社会主义最现代化，到改变社会性质，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改革的目的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要把上层的首创精神同来自下面的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后来又强调“改革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他不仅否定“来自上面”的革命，而且把“自上而下”的领导说成是“斯大林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即不是新思维，而是旧思维”﹔竟然提出“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随着改革性质和目的的变化，改革的方式也变了。
在《新思维》发表后的短短几年中，戈氏的改革理论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变化，这是同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联的。由于多种原因，他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公开说要搞资本主义，而是长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然而他在《新思维》中说，“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苏共28大的一次发言中，他又说“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按照他的理解和需要随时可变的。《新思维》讲改革就是革命时说：“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那么，戈氏的社会主义观又究竟怎样破，怎么立呢？
先看关于“破”。１９８６年２月，苏共27大还肯定斯大林时期“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思维》断言列宁去世后“形成了贫乏的、公式化的社会主义面貌”，“斯大林的权威把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后来又说它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倾向”，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制度”。他最后在“总统电视演说”中称“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改革业已“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戈氏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戴上这么多顶帽子，对此究竟应当怎么看呢？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但由于原来基础较弱，过渡时期较短，特别是资本主义包围和封锁，苏联一国自然不可能完全达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斯大林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些变通的解释。在经济方面，用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用按劳分配，着重反对平均主义，初步实现了个人消费品按劳动量分配。用中央计划经济和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初步实现了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在阶级结构方面，用消灭剥削阶级建构新的工人、农民“两个劳动阶级”和新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无阶级”，而把建设无阶级社会的任务推后。在上层建筑方面，因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必须保留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保留马列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原预计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于过渡时期。斯大林把它延续到刚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适合苏联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对马列主义的一大突破和发展。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六项政治标准和后来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均出于此。足见１９３６年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苏联特点，又有普遍特征。它不是仅限于一国的“苏联模式”，更不是源于个人的“斯大林模式”。
列宁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3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建立的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没有牢固基础”还在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但毕竟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基本实现”了。它的基本制度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苏联实际，不是“空想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公式化的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如同第一辆机车、第一架飞机那样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如何不断完善和因地制宜，那是后来者的任务，不可苛求于首创者。这个新制度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抗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更使苏联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能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至于它在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如国家统得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和民主法制不够等，本可通过正常的改革来解决，绝非有人说的“不治之症”。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不是笼统的、含义不清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破产，也不是“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而是戈氏夸大其机制、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把它诬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体制”并“炸毁一切”的结果。
“国家社会主义”是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某些社会化措施的思潮和政策。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等鼓吹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学者瓦格纳等则把俾斯麦的国有化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揭露它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后来希特勒的纳粹党自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国家社会主义之名，迫害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和进步人士，实行疯狂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一词正是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的移民中首先使用的，原指以意识形态为动力，完全官僚化的、恐怖的、全面专制的法西斯政权，后来社会主义的苏联被列入，成为攻击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斯大林主义”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他攻击斯大林背叛列宁主义，没有什么理论，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该词１９３１年就在西方报刊上出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后广泛流传开来，并认为斯大林主义实质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用斯大林主义一词，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其主要方面也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表明他对国家、政权、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思潮和制度不作具体的阶级区分，颠倒敌我，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死敌惯用的概念和词语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全然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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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不同的改革开放源于不同的理论指导（下） 钟哲明 2009年05月26日17:29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然而，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苏共垮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中国的改革铸就了中国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由改革开放促成两个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改革开放有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时代观、国家观、经济体制改革观、政党观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两种不同的国家观
《新思维》声称：“我们并不打算改变苏维埃政权，也不会背离它的根本原则”。但“把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戈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这种“一切为民主，民主是一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化”纲领，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化”为乌有了。
戈氏首先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借口民主否定阶级、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与阶级专政。
他说“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于工业时代，并且主要是以反映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对抗性政治文化为基础”。现在已不是19世纪那个“火车头”时代，苏联已“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世界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临界点，即暴力等于倒退，对文明的基础和生活本身构成威胁”。“社会主义不能靠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是一场灾难”。他在回忆录中宣称：“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这样，他就完全背叛并公开站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观的对立面去了。
戈氏反对任何专政，不过是拾人牙慧。伯恩斯坦曾咒骂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考茨基攻击“专政就意味着个人独裁”。戈氏更把无产阶级专政诬为同法西斯一样的“极权主义”。这伙人都把民主说成绝对的好，把专政说成绝对的坏。实际上，“专政”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狄克推多”，原意指古罗马共和国处于危机时，将权力集中于两名执政官中的一人，可独自裁决。这人便称为“专政者”。由“狄克推多”演变出的“专政”，到了近代指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哪一个阶级的统治；也指对敌人的统治方法。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统治，都有对敌人的专政。区别仅在于阶级内涵不同。可见，把阶级专政同“个人独裁”和“法西斯统治”混为一谈，不过是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伎俩。戈氏正是基于对专政的一概否定，竟然在国家危急关头，认为“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的意见是不能接受的，决不能采用老办法进行镇压，从而任凭社会主义政权被搞垮，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被专政。
戈氏引证列宁说：“只有在千百万人民作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时，革命才能发展壮大”。实际上，列宁的原话是“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戈氏把下层的“不愿”写成“不能”，并非笔误，也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按资产阶级观点加以修正。在资产阶级国家观中，国家是服务“所有人”和“全社会”的，以为只要搞点救济、福利之类的改良主义，让下层还能生活下去，革命就不会发生了。殊不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非仅仅由于下层不能照旧生活，更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具备。当下层不堪剥削与压迫，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便自觉奋起反抗，使“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从而通过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
再看戈氏进行政治改革的“民主化”纲领，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全民国家”。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提出的概念。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式接过来使用。戈尔巴乔夫1989年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提出，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开，司法权的独立，从而公然搬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按民主集中制组织的巴黎公社式议行合一的政体。
二是“全民民主”。这也是赫鲁晓夫的旧调，实为考茨基非阶级、超阶级的“纯粹民主”的翻版。而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又源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超阶级国家观的“自由的人民国家”论。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谬论来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资产阶级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两大类型，而前者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后者则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离开具体的阶级的分析，把民主同专政、民主同集中对立起来，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总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国家，任何民主都是一定阶级的民主。只要阶级存在，就没有什么“全民国家”、“全民民主”。一旦有可能谈“全民国家”、“全民民主”时，国家也就消亡，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就随之消亡了。
戈尔巴乔夫在下述两个问题上比老机会主义者走得更远。一是在政治改革中照搬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鼓吹的“人权”。他认为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民主，只有“专制”、“专横”、“极权”、“忽视了人的个性”，“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本质。”他宣称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全面充实人权”；就是“人权先于任何民族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利益”；就是“个人权利高于其他权利”。他说的“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为把社会主义引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全面接轨，同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推行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执政时期宣扬的“人权问题不再被认为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冷战结束后又被发展为赤祼祼的“人权高于主权论”）相互呼应。戈氏说“个人权利高于其他权利”，依据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事实是马恩始终把“自由人联合体”定位于阶级在全世界消灭后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在此之前，个人总处于一定国家、阶级、集体之中并受其制约。绝对的高于一切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不过是抽象的人性论者的幻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谎言。
二是在政治改革中照搬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多元论”。戈氏先以“社会全面民主化”之名，让报刊鼓吹“社会主义多元论”。继而认为党不应垄断一切，引入了“政治多元论”，说“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最后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建立了多党议会制和总统制，总统有一切必要权力把改革政策付诸实施，从而集大权于戈氏一人。
那么，政治多元论是怎么来的呢？20世纪初，美国学者A?托克维尔第一次对美国使用多元社会一词。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于1915年将多元论引入国家理论并大加发挥而形成政治多元论。后来德国弗伦克尔又把多元论作为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他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所谓政治多元，主要指不应有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而要通过多党竞选，得票最多者执政，以实现权力的多中心。西方用多元政治、多党制和三权鼎立，掩盖垄断资本的“一元”政治、“一党”执政和“一权”统治的阶级实质，是对雇佣劳动者的欺骗愚弄和“精巧”专政。美国布热津斯基称：“多元化是极权主义的解毒剂”。它“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为真正的反对派”。一个多元化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1989年布什说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东欧“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可见多元论和人权，正是西方用以瓦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武器”，其要害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来主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与其他阶级分掌领导的“铁的政权”。“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2。党是政权的核心，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领导力量。戈尔巴乔夫却说“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是“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他用资产阶级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观、民主观全盘否定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将一个70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革除”和“炸毁”了。
戈氏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认识和处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是使民族矛盾加剧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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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然而，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苏共垮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中国的改革铸就了中国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由改革开放促成两个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改革开放有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时代观、国家观、经济体制改革观、政党观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们自然会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开放一度如火如荼。曾几何时，苏联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直至党亡国破。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雄姿英发地屹立在世界东方。马克思曾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３０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本文拟用马克思学说的比较研究方法，联系中苏的不同历史条件，围绕理论指导这个关键问题，从六个方面阐述中苏两种改革开放，源于邓小平理论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这两种指导理论。不同的思维之花，结出不同的改革之果。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谬以千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屡试不爽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防止什么，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１９８６年首次使用“新的政治思维”概念。１９８７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下该书简称《新思维》），想同人民“直接对话”。2１９９０年３月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新思维“现在已成为我国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用戈氏“新思维”取代马列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言行已昭然若揭。
戈氏在《新思维》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人民和本质的论述”。认为所谓“斯大林主义”是敌人杜撰的。１９８８年，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１９８９年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随后强调“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要摒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它”。从马列主义到《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的指导思想显然发生了彻底改变。
戈氏说过去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改革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我毕竟比其他人更清楚改革的构想。政治文件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囊括所设想的改革的整个规模和深度。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从谎称“完善”制度到公然“改变制度”，改革的性质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后来又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而早在１９８３年他同雅科夫列夫就谈到：“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究竟要把苏联改造成什么性质的社会呢？他在１９９０年的新年讲活中说：“这个目的就是……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２８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认为“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使社会主义最现代化，到改变社会性质，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改革的目的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要把上层的首创精神同来自下面的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后来又强调“改革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他不仅否定“来自上面”的革命，而且把“自上而下”的领导说成是“斯大林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即不是新思维，而是旧思维”﹔竟然提出“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随着改革性质和目的的变化，改革的方式也变了。
在《新思维》发表后的短短几年中，戈氏的改革理论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变化，这是同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联的。由于多种原因，他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公开说要搞资本主义，而是长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然而他在《新思维》中说，“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苏共28大的一次发言中，他又说“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按照他的理解和需要随时可变的。《新思维》讲改革就是革命时说：“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那么，戈氏的社会主义观又究竟怎样破，怎么立呢？
先看关于“破”。１９８６年２月，苏共27大还肯定斯大林时期“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思维》断言列宁去世后“形成了贫乏的、公式化的社会主义面貌”，“斯大林的权威把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后来又说它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倾向”，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制度”。他最后在“总统电视演说”中称“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改革业已“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戈氏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戴上这么多顶帽子，对此究竟应当怎么看呢？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但由于原来基础较弱，过渡时期较短，特别是资本主义包围和封锁，苏联一国自然不可能完全达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斯大林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些变通的解释。在经济方面，用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用按劳分配，着重反对平均主义，初步实现了个人消费品按劳动量分配。用中央计划经济和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初步实现了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在阶级结构方面，用消灭剥削阶级建构新的工人、农民“两个劳动阶级”和新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无阶级”，而把建设无阶级社会的任务推后。在上层建筑方面，因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必须保留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保留马列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原预计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于过渡时期。斯大林把它延续到刚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适合苏联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对马列主义的一大突破和发展。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六项政治标准和后来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均出于此。足见１９３６年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苏联特点，又有普遍特征。它不是仅限于一国的“苏联模式”，更不是源于个人的“斯大林模式”。
列宁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3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建立的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没有牢固基础”还在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但毕竟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基本实现”了。它的基本制度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苏联实际，不是“空想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公式化的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如同第一辆机车、第一架飞机那样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如何不断完善和因地制宜，那是后来者的任务，不可苛求于首创者。这个新制度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抗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更使苏联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能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至于它在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如国家统得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和民主法制不够等，本可通过正常的改革来解决，绝非有人说的“不治之症”。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不是笼统的、含义不清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破产，也不是“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而是戈氏夸大其机制、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把它诬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体制”并“炸毁一切”的结果。
“国家社会主义”是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某些社会化措施的思潮和政策。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等鼓吹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学者瓦格纳等则把俾斯麦的国有化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揭露它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后来希特勒的纳粹党自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国家社会主义之名，迫害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和进步人士，实行疯狂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一词正是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的移民中首先使用的，原指以意识形态为动力，完全官僚化的、恐怖的、全面专制的法西斯政权，后来社会主义的苏联被列入，成为攻击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斯大林主义”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他攻击斯大林背叛列宁主义，没有什么理论，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该词１９３１年就在西方报刊上出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后广泛流传开来，并认为斯大林主义实质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用斯大林主义一词，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其主要方面也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表明他对国家、政权、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思潮和制度不作具体的阶级区分，颠倒敌我，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死敌惯用的概念和词语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全然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然而，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苏共垮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中国的改革铸就了中国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由改革开放促成两个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改革开放有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时代观、国家观、经济体制改革观、政党观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两种不同的国家观
《新思维》声称：“我们并不打算改变苏维埃政权，也不会背离它的根本原则”。但“把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作是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戈氏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正是这种“一切为民主，民主是一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化”纲领，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化”为乌有了。
戈氏首先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借口民主否定阶级、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与阶级专政。
他说“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于工业时代，并且主要是以反映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对抗性政治文化为基础”。现在已不是19世纪那个“火车头”时代，苏联已“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世界社会已经到了这样的临界点，即暴力等于倒退，对文明的基础和生活本身构成威胁”。“社会主义不能靠借助于暴力来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主义’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是一场灾难”。他在回忆录中宣称：“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这样，他就完全背叛并公开站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观的对立面去了。
戈氏反对任何专政，不过是拾人牙慧。伯恩斯坦曾咒骂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考茨基攻击“专政就意味着个人独裁”。戈氏更把无产阶级专政诬为同法西斯一样的“极权主义”。这伙人都把民主说成绝对的好，把专政说成绝对的坏。实际上，“专政”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狄克推多”，原意指古罗马共和国处于危机时，将权力集中于两名执政官中的一人，可独自裁决。这人便称为“专政者”。由“狄克推多”演变出的“专政”，到了近代指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哪一个阶级的统治；也指对敌人的统治方法。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统治，都有对敌人的专政。区别仅在于阶级内涵不同。可见，把阶级专政同“个人独裁”和“法西斯统治”混为一谈，不过是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伎俩。戈氏正是基于对专政的一概否定，竟然在国家危急关头，认为“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的意见是不能接受的，决不能采用老办法进行镇压，从而任凭社会主义政权被搞垮，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被专政。
戈氏引证列宁说：“只有在千百万人民作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时，革命才能发展壮大”。实际上，列宁的原话是“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1戈氏把下层的“不愿”写成“不能”，并非笔误，也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按资产阶级观点加以修正。在资产阶级国家观中，国家是服务“所有人”和“全社会”的，以为只要搞点救济、福利之类的改良主义，让下层还能生活下去，革命就不会发生了。殊不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非仅仅由于下层不能照旧生活，更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具备。当下层不堪剥削与压迫，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便自觉奋起反抗，使“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从而通过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
再看戈氏进行政治改革的“民主化”纲领，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全民国家”。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提出的概念。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式接过来使用。戈尔巴乔夫1989年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提出，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的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开，司法权的独立，从而公然搬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和按民主集中制组织的巴黎公社式议行合一的政体。
二是“全民民主”。这也是赫鲁晓夫的旧调，实为考茨基非阶级、超阶级的“纯粹民主”的翻版。而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又源于拉萨尔及其追随者超阶级国家观的“自由的人民国家”论。所有这些机会主义谬论来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资产阶级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两大类型，而前者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后者则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离开具体的阶级的分析，把民主同专政、民主同集中对立起来，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总之，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国家，任何民主都是一定阶级的民主。只要阶级存在，就没有什么“全民国家”、“全民民主”。一旦有可能谈“全民国家”、“全民民主”时，国家也就消亡，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就随之消亡了。
戈尔巴乔夫在下述两个问题上比老机会主义者走得更远。一是在政治改革中照搬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鼓吹的“人权”。他认为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民主，只有“专制”、“专横”、“极权”、“忽视了人的个性”，“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本质。”他宣称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全面充实人权”；就是“人权先于任何民族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利益”；就是“个人权利高于其他权利”。他说的“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为把社会主义引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全面接轨，同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推行的“人权”外交和里根执政时期宣扬的“人权问题不再被认为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冷战结束后又被发展为赤祼祼的“人权高于主权论”）相互呼应。戈氏说“个人权利高于其他权利”，依据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事实是马恩始终把“自由人联合体”定位于阶级在全世界消灭后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在此之前，个人总处于一定国家、阶级、集体之中并受其制约。绝对的高于一切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不过是抽象的人性论者的幻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谎言。
二是在政治改革中照搬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多元论”。戈氏先以“社会全面民主化”之名，让报刊鼓吹“社会主义多元论”。继而认为党不应垄断一切，引入了“政治多元论”，说“不要像魔鬼害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最后通过修改宪法第六条，取消共产党的法定执政地位，建立了多党议会制和总统制，总统有一切必要权力把改革政策付诸实施，从而集大权于戈氏一人。
那么，政治多元论是怎么来的呢？20世纪初，美国学者A?托克维尔第一次对美国使用多元社会一词。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于1915年将多元论引入国家理论并大加发挥而形成政治多元论。后来德国弗伦克尔又把多元论作为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他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所谓政治多元，主要指不应有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而要通过多党竞选，得票最多者执政，以实现权力的多中心。西方用多元政治、多党制和三权鼎立，掩盖垄断资本的“一元”政治、“一党”执政和“一权”统治的阶级实质，是对雇佣劳动者的欺骗愚弄和“精巧”专政。美国布热津斯基称：“多元化是极权主义的解毒剂”。它“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为真正的反对派”。一个多元化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1989年布什说美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东欧“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可见多元论和人权，正是西方用以瓦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武器”，其要害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集团来主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与其他阶级分掌领导的“铁的政权”。“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2。党是政权的核心，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领导力量。戈尔巴乔夫却说“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是“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他用资产阶级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观、民主观全盘否定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将一个70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革除”和“炸毁”了。
戈氏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认识和处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是使民族矛盾加剧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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