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大麦账号被盗:人民日报 思考鲁迅(作家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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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鲁迅(作家论苑)

梁君

《 人民日报 》( 2011年11月09日   24 版)

  我三次到绍兴,三次到鲁迅故居。每次都想写点什么,但总是找不出满意的角度,难于起笔。

  老屋,那深黑的木质装饰,凝结着阴暗和沉重。老屋一边的“百草园”,更与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却也不必有太多的失望,鲁迅在散文中的传神描写,恰恰说明了文学的巨大魅力。今天看来,孩提的鲁迅能进出这样一方“乐土”,也是十分有幸的。“三味书屋”,是当时绍兴颇有名气的寿镜吾塾师的教书馆,少年的鲁迅在这里虽受束缚,但却埋深了国学的底子。绍兴有传说中大禹归葬的会稽山,有“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复国称雄的勾践的越王台……毛泽东在纪念鲁迅的诗中说:“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这一带的传说、人物和深厚的文化思想,必然对鲁迅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这一代人,从上个世纪60年代识字之初,就生吞活剥鲁迅的诗文。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鲁迅的理解和认识是带有绝对性的,以至神化。同其他被神化的人物走下神坛后的遭际一样,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用心”地挑剔鲁迅的人格缺点和文章的瑕疵,以至放大和揣测。这或许就有些矫枉过正的悖谬了。

  于今重读鲁迅的文章,因人生阅历与世事的变化,反而变得分外切近、别有滋味。

  鲁迅7岁告别“百草园”被送进私塾,先后师从于两个叔祖周玉田和周子京;12岁走进“三味书屋”,师从于耿介、方正而博学的寿镜吾先生,直到17岁。无论后来鲁迅如何激进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扎实的国学基础,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阻隔文化、文明的传承。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处,扬弃旧文化,发展新文化。

  1898年,18岁的鲁迅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接触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阅读了《天演论》等书籍,深受进化论及自强、自立、自主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其精华,但也有糟粕,深深地濡染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性。一些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态度,一些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一些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态度,长期以来,固化为一种人生哲学和性格。这类性格的缺陷,在和平时期,其危害并不为人们所看重、所警觉。但到了国家和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大变革时期,其危害就会尽显!鲁迅为民族和国家大计,不计自身的利害和得失,坚持真理,明辨是非,坚忍不拔,忘我斗争,批判的锋芒指向一切错误和落后的东西。就是对自己营垒的同志、同事,也毫不留情面。“不为尊者讳,不为友者讳,也不为死者讳”,甚至对亡友的纪念,也不讳忌他们的缺点,不夸大和拔高他们的优点。有多少人具这样的胆识,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不仅时时在解剖别人,也时时在解剖自己。有人认为鲁迅尖刻、无情,说他不善于团结人,褊狭、好斗。的确,鲁迅的批评锋利、辛辣,让人有剜心之痛。但这种毫无所忌,正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他的批评脱胎于他对国家和民族高度的责任感,在是非上没有任何妥协、通融、折中的余地。对于处在一个特殊年代的鲁迅,我们不应该简单评判他的对错,而应该去深刻感受他那颗高贵的心!

  鲁迅在1934年9月25日他53岁生辰的时候,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中有一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笔下深情赞颂的微笑着的女学生刘和珍,貌似柔弱的青年作家柔石,民族“健儿”杨铨,就是中国脊梁的代表。实际上,鲁迅精神很大程度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信方面。鲁迅对“狂人”、“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等典型人物的精神病态的描写和揭示,是警醒人们对灵魂作深刻的拷问,进而加快对人的“精神病”的医治,进而致力于对造成人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的医治,其目的就是唤起人们的觉醒和自救,实现民族思想的解放和进步,改变整个社会。从中我们很自然地感受到,鲁迅对国家和民族的情之深、爱之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