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招聘要求:冒险的迁徙：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摘要：本文对后主义在的传播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了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现实与心理的双重诱因、意义及局限，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无疑给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全新视角；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话语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幺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陷入了欲望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的保护神，而唯一遭到漠视的是人民的利益；因而，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死结，从而使这一思潮在中国陷入了"合法化"危机。
"后现代主义"1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股西方文学潮流，后来逐步扩展至、和学、美学、、建筑等各个领域，至七十年代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哈桑曾经用"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来概括这一思潮的特质，以此来意指它的两个主要本质倾向：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不确定性是中心消失和本体论消失之结果，意味着在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通过一种语言来创造自己及其世界，这一范畴具有多重衍生性的含义：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它是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与此相对应，内在性则可以用散布、传播、推进、相互作用、交流及相互依存等概念来说明，这表明"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它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感兴趣，相反，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对现实、对创造的内在适应。后现代主义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
2这一思潮登陆中国是在80年代，而最终形成理论和创作热潮则还要等到90年代初。最早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的是董鼎山，1980年12月，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所谓"后现代派"小说》一文，向人们介绍了"后现代派"小说3 ，随后袁可嘉又于1982年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文，对这一思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此同时，一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文本也被翻译过来，1980年《外国戏剧》第1期译介了马丁•埃斯林的《荒诞派之荒诞性》，《外国文学报道》在同年第3期上摘译了后现代主义作家约•巴思的论文《后现代派小说》4 ，1981年，《外国文艺》第6期又刊载了罗兴•罗德威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论文《展望后期现代主义》5 。此后，一批重量级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陆续到中国进行传经布道：1983年，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权威阐释者哈桑到山东大学讲学；1985年，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课6；1987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又到南京大学作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国门开放伊始就进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忙于自己的"现代性"设计，具有忧国情怀的作家们更感兴趣的是启蒙话语，因而，当时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冷落。但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中国作家的启蒙热情彻底破灭，人们开始在心灰意冷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快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对中国有无产生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实土壤，许多理论家一直心存疑虑，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后社会来临之前，中国并不会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产生，这几乎是中国是否会产生现代主义的论争的老调重谈。我们且不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经典理论，仅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讨论这一依然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尽管中国尚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其也尚不发达，但是，给人们的心灵以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此外还有政治、文化诸因素，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的荒诞和人的被撕裂，当人们沉静下来的时候，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话语发出质疑。我们树立的一个个权威陆续在人们心目中倒塌，所鼓吹的乌托邦幻想也一一破灭，作家们改造现实的满腔热忱遭受了空前冷漠的对待，犹如舒婷一首诗中的意象：
也许我们的心事
总是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
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黑暗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舒婷《也许？》
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中国作家对启蒙事业的"神圣的疯狂"趋于"耗尽"，转机由此产生。
正像杰姆逊所说的，"在后现代主义，我们也面临着一种具有同样的破坏力，而且同样是灾难性的情感，我们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物，但也许和"焦虑的时代"的悲剧人物有所不同。从60年代来人们遇到的似乎不再是这种以自我毁灭告终的"神圣的疯狂"，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美国人称之为"耗尽"（burn-out），连续的工作，体力消耗得干干净净，人完全垮了。这在现代是具有同样的消极意义的经验。但这已不再是焦虑。在焦虑里你仍然有一个自我，仍然感到孤独，你想缩回到自我里保持自我的完整，也就是说你知道该做什幺。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语言，"幻游旅行"中，你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你并没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这和焦虑中的体验是不一样的，这种恶梦和现代主义的恶梦是不一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有自己的病状，如果说现代主义时代的病状是彻底的隔离、孤独，是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这些情绪如此强烈地充满了人们的心胸，以至于会爆发出来的话，那幺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7 许多中国作家后来也在创作谈中倾诉了类似"耗尽"的这种感受，徐坤曾这样回顾自己90年代的心理变化："那阵子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时难以适应，可以说切身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失落，原来做学生时的一些想法、抱负、理想之类的，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人心里感到很灰的，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幺走。"8 陆天明也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早就过了那种"幼稚期"，早就放弃了那种文学奢望：依靠几部"伟大的"、"经典的"、"轰动时代的"作品，便能让中国清明发达起来。"9 冷酷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人们的一次次狂欢，人们的心境由热转冷，知识分子对自己过去过分热衷于宏大叙事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理论家以"后新时期"概念为中国90年代的文化、文学思潮命名10，作为"后新时期"概念的积极提倡者，王宁曾这样分析这一概念："后新时期"是伴随着盛新时期的终结而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新时期文学主旨的挑战，因而其文学代码与新时期的文学代码是逆向相悖的，具体表现为：（１）""人"的主体已失落，文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表层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时期文学的深层结构，不少文本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上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２）新小说的崛起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对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的弘扬，并在某种程度上填平了精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３）通俗文学、传媒文学和以纪实性、广告性为主要的受委托的文学共同构成了一幅多色调的图画，相互依存、共荣共生。由此，"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多声部的、没有主流的时代。"11 尽管对"后新时期"的内涵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应该说，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了理论家对时代变化的敏感，他们抓住了中国90年代意识形态与生活观念的双重转型，基本体现了市场化、商业化时代的观念特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后新时期"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在关联。虽然后现代主义在新时期伊始就已进入中国，但当时人们的全部注意力还都集中在现代主义上，不但对闯入视野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视而不见，甚至将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当"现代主义"来介绍。80年代中期，即使偶尔有理论家以"后现代主义"来观照中国的先锋小说，也会有更多的人不以为然，如发表于1987年的《意义熵：拼贴术与叙述之舞--马原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12 ，沈金耀发表于1989年的《试析近年来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13，王宁、陈晓明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14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为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还持怀疑的态度，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离产生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到了后新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在90年代初还有过中国有无后现代主义的论争15 ，但更多的理论家则是绕开争论，直接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现场，读者也以更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这一概念。自1991年开始，不但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一大批译介、研究后现代主义的论着也相继出版，仅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走向后现代主义》（佛克玛编，王宁等译，1991）《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 尚水编，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王岳川著，1992）《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赵祖谟主编，1994）《多元共生的时代》（王宁著，1994）等多种著作。在诸多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当中，陈晓明无疑是用力最勤、收获也最丰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至今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研究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文本。
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与研究无疑给理论界提供了一种观照文学的全新视角，促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紧张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反启蒙、反中心、消解深度模式的一系列原则，为文学创作界提供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的理解生活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表述方式，使生活在政治话语中的文学获得了二度解放。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依然带上了"中国式"的阴影：在西方具有多维指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仅被幻化为"怎幺都行"，他们置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笔下的批判理论于不顾，仅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大声喝彩，而对那些依然坚持启蒙立场和批判姿态的知识分子则大加伐挞，甚至指责他们为"文化冒险主义"；相反，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不合理现象却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成为与主旋律共舞的一个幽灵，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保护神，而唯一遭到漠视的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批判性的匮乏成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死结，后新时期以来的"人文精神"论争、二王的论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甚至关于《马桥词典》的诉讼无不导因于此。这一状况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当的后主义者们进行着欲望的狂欢和无底的游戏的时刻，王岳川一直秉持着批判的立场，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中国镜像》中都有所体现。 "进入９０年代，当界养精蓄锐，批评界也获得后现代的批评方略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崛起，将先锋作家们冲得七零八落，大众不再向后现代式的"精英"作家脱帽，而是转过身去，在肉身化的大众和媚俗小说中感到"床"的沉重，而将拥有"牛刀"的批评家晾在一边，无"鸡"可杀。于是，部分批评家迅速与大众文化联姻，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丧失了后现代式的批判否定精神，而玩着欢欣的"游戏"。后现代主义原初具有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如今同中国市民趣味相融合，而成为一种贫乏生活的时髦点缀，正如西方摧枯拉朽的前卫性重金属摇滚，在这片黄土地上却不期然地变成成千上万老太太的"健身操"伴音一样。"16 另一位理论家徐贲则以詹姆森的后现代理论为例，剖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当中的片面性："在詹姆森那里，"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描述概念，而是一个为批判目的服务的"协调性"概念。这个概念使得文化批判者可以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社会制度来认识文化形象，并从文化现象来认识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后新时期"理论中所缺乏的恰恰是詹姆森的历史意识和这种历史意识所体现的道德感和批判精神。"17 其实，在市场化的主流话语之中，"怎幺都行"向来只是一个姿态，而没有实际意义：倡导多元的王蒙被人批评一下，就会勃然大怒；而后现代主义大师张颐武则是见了批判就头痛，甚至不惜对自己的对手进行攻击，一点也不"后现代"。
看来，对中国的任何主义都没有必要较真，在这里，一切都是假的，唯有收取名声和由此带来的利润是真的。正像李锐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第二个十年当中，我们又经历了"现代派""先锋"和一切关于"后"的新名词的轰炸和轰动。但是，在这第二轮的轰动之中，我们所常常看到的还是那样一种"获得真理"的满意，还是那样一种"宣布真理"的自豪，中国文坛的先锋的理论家们在把种种新名词新理论倾泻到大地上的时候，在他们毫不犹豫兴奋热烈的脸上除了心满意足而外还是心满意足。（我听说当时张颐武副教授曾经被人以"后张"戏称）但是，如果"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只在于一时的炫耀，本意却只在于夺一时的话语时髦，甚至本意却在于用"后现代的神话"来遮盖中国的鲜血和苦难，用"后现代的神话"来取消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性承担，那幺我们将会永远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 18事实确实如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大规模进入中国不到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理论有什幺，我们看到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后"浪潮，赵毅衡曾对这一现象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后"也有资历了："后朦胧诗"崛起于1984年，至今只能迭成"后后朦胧诗"；1992年出现了"后新时期文学"，其一大特征为使用"后白话"，而且落在被称为"后知识分子"或"后精英"的文化产业大腕控制之下。知识分子只能在做做"后学问"之余，沉溺于"后悲剧"情绪之中，因为这个患了失语症的"后乌托邦"，是个要命的"后革命"。"19 实际上，中国的"后"还不止于此：后社会主义、后东方主义、后文学、后文化、后乌托邦、后浪漫主义、后散文、后个人主义、后人道主义、后抒情、后寓言、后悲剧、后红卫兵、后知青、后虚构……20 王岳川对此不无揶揄地说道："他们的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在所有的名词前面加一个词缀--past（后），后社会主义、后东方主义、后文学、后文化等等。有一次开会时，有一个诗人拍案而起说："后脸皮！"分不清是哪个"后"。"21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命名欲"，而在于命名之后对这些概念并不加界定，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无法让我们相信其命名的严肃性。
这一切表明，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这些学者手中的玩偶，对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他们既不想深究，更不想认真实行，他们在意的只是它给自己带来的学术利益，这种功利主义的研究态度一日不除，则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有真正自己的声音。
注 释：
1、据哈桑考证，此词最早见于1934年，弗德里克•德•奥尼斯首先在《西班牙及拉美诗集：(1882－1932)》一书中使用了这一术语，此后达德里•费茨又于1942年在《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术语，1947年汤因比也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到了60年代，莱斯利•费德勒和哈桑才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从此，后现代主义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参见Hassan , Ihabpostmodern turn,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85－87. 但据史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沃勒考证，"后现代"一词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文化界流行起来，参阅史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沃勒：《后现代主义理论：批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2、参见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同时参阅Hassan , Ihab The postmodern turn,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2－94
3、实际上，中国接触"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还要早一些，甚至可以说，新时期伊始对"现代主义"的介绍，实际上是从"后现代主义"入手的，如最早发表的朱虹的《荒诞派戏剧述评》(《世界文学》，1978年第2期)、施咸荣的《萨罗特谈"新小说派"》(《外国文艺》，1978年第3期)等所介绍的都是"后现代主义"流派。
4、本文原题为《补充文学--后现代派小说》，原刊于《大西洋月刊》1980年第1期。
5、文章原题为The Prospect of Postmodernism，此时国内学者尚未将译名统一，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派、后期现代派并存，译者选择了当时较为通行的"后期现代主义"这一译法。
6、讲演文集由唐小兵翻译，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精校本"，乐黛云在本书的"序言"中，将其与1921年罗素的在华讲演相类比。
7、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8、林舟：《徐坤--在颠覆和嬉戏之中》，《生命的摆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265页。
9、陆天明：《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到场"》，《文汇报》，2001年2月17日。
10、王宁指出"后新时期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专用于中国当代文学分期的文化概念，因此它的使用不必受制于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而主要受制于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和文学自身的运作。"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
11、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需要说明的是，张颐武对后新时期的阐释略有不同，他把实验文学划入王宁的"盛新时期"，另外又追加了两点："后新时期"的"文学开始重新尊重法则和伦理，不仅尊重叙事的法则，也尊重现实的法则"；""后新时期"文学具有着某种第三世界后现代性的"多元混杂"的特点。"参见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而赵毅衡则认为"后新时期""从1985年新潮小说发端时就开始出现，而在1987年先锋小说形成时成形。"参见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6期。我们在本文中采用了王宁的分期理论，特此说明。
12、《文艺争鸣》，1987年第6期。
13、《小说评论》，1989年第2期。
14、《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
15、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是孙津，参见他发表于1992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及同年第５期《文艺争鸣》上的《胆大吃胆小？》。
16、王岳川：《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作家》，1995年第8期。
17、徐贲：《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18、李锐：《旷日持久的煎熬》，《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312－313页。
19、赵毅衡：《"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礼教下延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3页。作者在此文中注明这些"后……"散见于陈晓明和张颐武的文章中。
20、参见：欧阳江河 陈超 唐晓渡：《对话：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及其他》，《山花》，1995年第5期。郜元宝：《珍惜命名的权利》，《在语言的地图上》，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89－90页，与此相对应的是趋"新"运动：新写实、新状态、新都市、新乡土、新市民、新生代、新美学－历史批评、新潮小说、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情感，除了表现形式不一以外，其命名的动机和手段与"后…"并无二致。
21、王岳川：《海外汉学家看后现代主义》，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第三辑）--思想的魅力》，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