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迁徙的家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继续加紧对于华北的侵略，北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工作调动，父亲由石家庄被调至扬州筹建分行，在扬州几年还算安稳，他十分关心时局发展，对于日寇的侵略罪行切齿痛恨，为抗战准备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日寇最终发动七七卢沟桥事件，全面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不至于沦为”亡国奴”，带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全体职员撤退，携家颠沛流离。

第一节 国难当头

   1933年1月至4月多篇日记的内容摘要记录了日军侵华以及国内外重大事件。

【父亲日记，1933年3月，石家庄】

1月1日，“日本侵我热河益显著，希望今年战胜收复失地。”

1月3日，“上海报载日军将于一月十六日以前攻占我热河，并将于阴历年关在我沿江沿海地方扰乱。”

1月4日，“津沪报载日人侵热形势益急，今晚书家信拟令倜、健两儿准备回长避乱。”

1月5日，“日军围热计划拟先扰平津，此为自然之趋势。”

1月6日，“日军于元旦晚攻我榆关，二日午用炮攻城，城内落炮三十余枚，并用飞机五架掷弹，九时稍止。”

1月7日，“日军于三日攻入我三海关，秦皇岛泊有航空母舰，有大举入寇平津之势。”

1月8日，“五日晨三时讯，日军暂未西进，我军在秦皇岛一带。”

1月9日，“申报七日载，我军守石河前线，在河西日军轰炸秦皇岛附近村落。”

1月10日，“日军炮击我石河阵地，我军有反攻榆关准备，国内军人请缨抗日者甚多。”

1月11日，“张学良招待北平报界，发表谈话，准备抗日到底，蒋亦有电促张抗日。”

1月12日，“日军攻我九门口未得逞，日军谓攻热河为当然事实。”

1月13日，“何柱国誓死抗日，有反攻榆关形势。”

1月14日，“义军郑桂林部袭击敌军，故九门口仍为我守。”

1月15日，“北平谣重，人心惶惶，火车避难民众拥挤不堪。”

1月17日，“中央军事负责人宣称我军不与日寇宣战，但决心抵抗以自卫。”

1月20日，“何柱国将军誓死守土，对北平市民代表切实表示。”

1月21日，“美新总统罗斯福声明不变更远东政策，不承认日本武力造成之“满洲国。”

1月22日，“长江要塞炮台检试完毕。”

1月23日，“马占山将军将由海参威赴沪。”

1月24日，“国联限日本二十四小时接受调解案，日本不理，日军积极谋攻热。”

1月25日，“冯玉祥起兵抗日抵热，，段祺瑞晋京谈抗日策，吴佩孚表明抗日态度。”

1月27日，“敌人攻我石河阵地未得逞，冯玉祥捐毛衣赠将士。”

1月28日，“去年今日日军寇攻闸北，十九路军奋勇抵抗。”

1月29日，“闻日军寇热益急，我有准备，大战将爆发。”

1月30日，“中央派王法勤劝冯玉祥任抗日军总指挥。”

1月31日，“闻中央向德国购抗日新式武器五千万元，分期付款。”

2月1日，“日军攻我热河向鲁地方，三次均被击退。”

2月2日，“英袒日益显著，反对国联不承认“满洲国。”

2月3日，“我义军夺回九门口东方阵地。”

2月4日，“国联由英国把持，反对不承认“满洲国”之主张，我将退出。”

2月5日，“英国政府声明并无袒日抑华情事。”

2月6日，“朱子桥将军通电，说明赴东北抗日经过。”

2月7日，“上海英商务总会电本国政府，反对袒日，恐因此引起中国反感，影响商务。”

2月14日，“国联通告日本不承认满洲伪国，年余来之忍辱，依赖国联总算胜利。”

2月15日，“日本高唱退出国联，小国希望其实现。”

2月16日，“国联邀请俄、美参加将实现。”

2月18日，“美新总统罗斯福被刺未伤，凶犯被获。”

2月19日，“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同赴热河劳军，军心大振。”

2月20日，“日将致哀的美敦书，于京、平、热三处，迫我撤去热河军备。”

2月24日，蔼偈总理陵。

3月9日，“蒋总司令昨日到石家庄，今日北上。”

3月10日，“蒋公来后，前方军心大振，夺回冷口。”

3月11日，“我军在古北口外战胜倭寇，孙殿英军大奋勇。”

3月12日，“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外侮欺凌望灵默佑。张学良辞本兼各职，何应钦继。”

3月13日，“古北口、喜峰口外血战，寇不得逞，关麟徵伤。长城外血战，我军团营长伤亡数人。”

3月14日，“张学良已到沪，国人对其放弃兵权多谅之。”

3月15日，“宋哲元部在喜峰口外大胜，获敌军用品无算。我军在古北口南二里筑新阵地。”

3月16日，“宋哲元部大获全胜，我军军威大振，敌人丧胆。宋部胜敌得力于大刀队，可见国术应提倡。”

3月17日，“日人造谣谓我方愿与之互接交涉，真是梦呓。日人谣传我方与之直接交涉，此为其单相思，因今日中国形势无论何人绝不敢与敌妥协，苟有其人不顾民情则开于交涉之日即其政治生命告死刑之时，亦即内战爆发之导火线，此吾人敢决然判断者也。日人之造是谣，盖以罗外长北上而起，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无赖之尤可耻孰甚。”

3月18日，“古北口外我军左右翼进展十余里。十五年（民国）今日，段祺瑞、章士钊在北平大杀救国青年，造成三一八惨案。”

3月19日，“敌将攻我秦皇岛，我军已有准备。”

3月23日，“今日天津报纸未到，疑有变，闻因车阻故。”

3月24日，“日人声言将扰平津，人心恐慌。”

3月25日，“喜峰口之敌迭遭惨败，迄不得逞，可见其气已馁。”

3月26日，“汪精卫坚不复职，舆论对此多不满。”

3月27日，“蒋回京勒汪复职，日内可解决，敌攻冷口被击退。”

3月28日，“汪允复职，宋专负财政责。”

3月29日，“日本宣告退出国联，将与世界列强为敌。”

3月30日，“晨七时一刻抵平，中妥协谣言极盛，余方闻之。”

3月31日，“妥协之说益炽（chi），群谓我军政当局已屈服，余仍不信。”

4月7日，“西南反对中央政府开全国代表大会。”

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抒发悲愤之感想。

“东北沦亡二周年纪念举国悲愤，今日为东北沦亡之二年纪念，石门召集市民大会，参加各数千人，贴标语、呼口号、游行街市。仅使民众知今日有此一纪念，至于救亡实际工作则亦不追随口号之呼声渺逝而已，不仅民众无何办法，即政府当国诸公亦不过开一纪念会，发几句痛心话，呜呼，舍此后何有成然，而我方固然如此颓丧，则踌躇满志之日人以及甘做傀儡之汉奸其得志又将如何。当前年今日余正服务天津，事发毫无所闻，晨起忽接伊儿由沈阳来电，报告平安，余正骇怪何忽来此一电，顷刻外间传遍沈阳被陷之信。是时负东北全责之摩登将军尚酣歌悦舞，沉迷声色于故都，据闻因其听梅伶剧后，随偕蝴蝶作通宵舞，天明归寝，无人敢启报，得信甚晚，恐余已得知消息，将军尚在温柔乡也，呜呼，军政当局如此安得不正，今日痛心果何益耶。”

1934年的日记在动乱中丢失。据大家回忆，这段时间母亲由姨夫李筱芝陪同赴京，父亲在石家庄分行工作，虽两地分居，毕竟相隔较近，有时父亲回平，有时母亲来石，母亲怀先傥后，回长沙生育。

第二节 邗居扬州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得手，有恃无恐，向华北逼近，逐步蚕食热河省，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国民政府重心南移，于是父亲受中央银行总行之命由石家庄调到徐州分行，旋即又被调到扬州分行任职。不久，举家迁移到江苏名城扬州，母亲、外婆和尚在襁褓中的先傥由长沙来扬州，在这里，全家度过了生活条件比较舒适的几年。扬州是南北交通的要地，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富人也云集于此，盐业是赚钱的买卖，盐商是这里的特殊阶层。可能是水涨船高的缘故，父亲的报酬十分丰厚，每月薪水250块大洋，而当时普通人的伙食费每月两、三块大洋就够了。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父母租住了一栋湖南会馆的梅花草堂，虽然是几间老房子，请工人加以修葺（qi），还是比较讲究的。另外购买了旧的红木家具，请了佣人，还添置了他喜爱的仿古艺术品，闲时养植花卉和制作盆景。父亲在安排新居时也是处处精打细算，以便赈灾及抗日之捐献。这段时期（1935年和1937年）姐姐小燕子（金先傥）和哥哥小虎子（金先伋）先后出生，父亲爱如掌上明珠。

【父亲日记，1935年3月，扬州。父亲把在扬州期间的日记装订成册，并标题为“客邗（han）日记。”】

1935年7月1日，游记。

“本行因决算放假两日，本行为国家银行，假期极少，且均由总行规定，故放假二日实为难得之机会，本拟趁此闲工夫作苏州、无锡之短期旅行，惟因今日为江都地方法院院长罗之翥（zhu）及首席检察官李惟善就任之期，余拟往致贺，故延至下午四时始克过江赴镇，到镇拟作焦山之游，因时间已晚，无赴焦之船班，乃改游北固山（一名北顾），山最高处有一亭，传为孙夫人祭江处，俯视江流，航影如芥，风景绝佳，晚至乐林茶社，听清唱，宿于扬子饭店。”

1935年7月2日，游记。

“上午至木器店视家俱，盖为余妻慧芳来扬之准备，旋于九时赴车站，前往无锡一游，十二时到达。无锡为京沪路一要站，虽时常往来，从未下车游览，故一出车站，即茫然无所之，乃就附近餐馆午餐，与佣保攀谈，询其远近名胜之距离及路线，据云，梅园及龟头渚之风景最佳，惜其太远，近则惠泉山较公园为好，余乃驱车赴惠山，离山里许之山麓，即有专祠林立，古人如范文正，近人如李文忠等无不有祠，据寺僧云专寺有百余、数十所之多。惠泉署名“天下第二泉”，大约系对金山中冷泉“天下第一泉”而言，泉源不大，但足供附近居民五百余户之饮用，其清洌不及北平玉泉及山西晋祠之泉，泉量亦远逊之，但装之茶杯，确可高出杯口数分而不溢出，，余亲验之如此，。不过他处之泉未曾如此验过，不知是否亦如此也。品茗片刻，寺僧陪余谈山中之风景，娓娓不倦，以其太俗漫，应之而已。固知该山现划归县党部管理，不知是何意义。寺内集儲流泉于小方池，养大小金鲤鱼数十尾，大者尺许，小者四、五寸，清见池底，故鱼之游动浮沉毕现，亦甚有趣，坐一小时。”

1935年7月13日，扬州曲艺。

“同仁于晚七时公宴殷君公笃于潘君子健家，约余作陪，席间徵花侑觞，弦歌大作，何君雪卢自编歌曲名“十个郎”，就扬州各行杂技编撰成词，惟妙惟肖，极有兴趣，令人捧腹不已，餐毕，相偕至霞仙家品茗，归已二时，未免过晚矣。”

1935年7月14日，游廋西湖。

”天气甚热，上午未出门，下午三时黄君蓬仙来邀作瘦西湖之游，同游者邵克明、潘子健，四时出北门，至绿杨邨品茗。戚耀先、殷仲诚两君亦应约至，分雇两小艇，舟且行，余且钓，至虹桥，霞仙亦应约乘瓜皮艇至三舟并行，载言载笑已。而皓月西升，天空莹洁，过五亭桥，则浮舟如荼，歌唱纷陈，今日气候极热，湖中亦无微风，惟此处稍觉清凉，故游人多聚于此纳凉，既久恐城闭，均赋归欤，余等乃迳驱车至霞仙家晚餐已，而大雨急至，雨歇即归。”

1935年7月17日，论出汗。

“今日天气炎威逼人，偶有动作汗出如沈，友人书扎往返较前为少，盖每作书，则腕上汗珠淋漓濡纸而湿。余之易出汗近年更胜，或谓为体强，则暑季易出汗，汗出则疾病不易侵也。或谓为体弱，体弱则夏畏暑而冬畏寒，易出汗为畏暑之证也。两说俱近理，余询医家，亦两可其辞，大约本无确论，不能判定也。”

1935年7月18日，游观音山。

“扬州观音山相传为隋炀帝迷楼之故址，供奉观世音，谓颇著灵迹，香火亦盛，明日为观音诞，今晚进香者尤多，北门为之金，吾不禁行中同人以余初到是乡，邀余作终夜游，盖今晚游客多属终宵倘佯于瘦西湖中，故游艇以非先期雇定不可，晚八时在行中晚餐后，出北城，由绿杨村上船，至则灯火照耀，绿杨村茶社已无陈座，游艇未开行者则麕集沿河柳下，已开行者则往来梭织于清波中，船首多悬以汽油灯，光照船影映入水中，颇为奇景，余等一行，除行中同人外，有戚耀先、黄蓬仙诸君一俟（si，等待之意）同游者先后到齐，即登舟解缆，迳轻荡至观音山，距山里许，即见火光烛天，询知为香火，今已衰落，数年前每于今晚看见山顶火势熊熊，今则仅见其光不见其火，可想见当年香火之盛，观世音庙香火全国不下数百处，香火无不盛者，不知何以感人如此之深，虽属迷信，然他神乃不及此是亦异已。上山一游，游人如蚁集，多为香客捧场者，正式香客均系农村老百姓，倒地而卧，廊庑皆是，可料其为远地奔走而来，倦极而卧，进香后即须返家，其愚诚不可及然，亦可想见迷信中于愚夫愚妇者之深。左偏殿为百子堂，大概所祀为送子观音，神座前陈列小泥人无数，闻求子者必窃取小泥人一归，而什袭藏之，即可得子，生子后，然后赴庙进香酬神，并送还其泥人。以人类之生理工作而归功于神，可笑可笑。窃取小泥人而得子，可见贾宝玉谓男子为泥做的，确有所本，一笑。山上火既大，人又多，热不可耐，匆遽（ju）下山登舟，放手中流，虽天无微风，究觉凉爽，月在云中，时隐时现。余等因人众，分乘四艇至是，集合而饮，饮毕嘱船娘轻撑其篙作归计，余所乘船船娘名小四子，为瘦西湖中翘楚。归已三时。”

1935年7月22日，记水灾情况。

“黄河长江同遭大水，长江沿岸各省漂没庐舍禾稼无数，淹毙人口牲畜随处可见，汉口自遭二十年大水灾元气自今未复，今年幸地方当局严切注意，派军警民众拼命抢险，幸而安全，近日水势稍杀，或可幸免汉阳及附近各地则均成泽国矣。黄河则以苏鲁交界地方为最吃紧，徐州正在赶筑微湖堤埝（nian）以御水，山东近河各县多遭水。天灾人祸相逼而来，是何天之扼我中华耶，或亦人谋不减也。”

1935年7月29日，论卧薪尝胆。

“天气酷暑，炎威逼人，偶有动作，辄汗出如沈。公毕，近读吴越春秋，观夫越王勾践之舍垢忍辱，臣服于吴，至为夫差尝粪，卒以坚忍之志灭吴，而有之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于此，益信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何以异于勾践战败之时，忍辱负重，亦仅未减于臣服。然使敌人无太宰嚭当国，子胥不遭谗杀，越王即能卧薪尝胆，恐亦不及克及身而食其报也，可不儆惧乎哉。”

1935年7月31日，关于徐、扬之酒以及扬州赌、妓之风。

“徐州府属各县、萧沛各县以产酒名金波、白干，味均醇厚，物既美、价尤廉，扬州七、八角一觔（jin）者，徐州价不过二角有奇，余离徐时，杨君筱波曾赠余一篓，约重十觔，不久既罄，近复托筱波代购，前日寄来两大篓，重至四十觔之多，惟此物不易携带，由徐运扬大费厥力耳。余喜以药物或果品加入酒中变其燥性，径其改造酒性更醇，而味亦厚，友人多喜饮余改造之酒，虽不善饮者亦可勉尽一觥（gong），是趣事也。晚因谦益盐号约餐乃于下午五时往，偶作方城戏。扬州习惯凡约人宴会无不牌赌者，无不徵妓者，主人以是为敬客，客亦以是为应酬，倘主人不此之备，则客以为专为食来，有失体面，客若不为此，则类于落寡合，且孤坐数小时，然后得食，尤觉无聊，盖他人均有其事，一人落伍，自不免枯坐之感，此虽为社会习惯不良，亦因太无其他正当娱乐，使人于公余之暇或为联络感情计，不得不出此一途也。扬州娱乐以游湖为较有趣，但途程较远，又天气酷暑，安能日日游湖耶。”

1935年8月1日，关于扬州湖南会馆及梅花草堂之历史和现状。

“上午至梅花草堂视瓦木油漆各工工作，扬州湖南会馆房屋极大，有山石亭池之胜，并有大舞台，闻系某盐商赠与曾文正公者，曾公遂以之捐作会馆，现在正厅前进祀有文正公神位，示不忘也。馆内因住家复杂，破坏特甚，岁修经费甚絀（chu），又以房屋园亭过大照顾难周，以致日趋凋敝，会馆对面有湘园，素负名胜之称，地方人士曾多假为讌会之所，据闻，今且倒塌殆尽，同乡某君住于内，亦不理会，可见保守先业之不易矣，可叹。”

1935年8月4日，关于添置家俱。

“扬州夙称富庶，饮食起居无不讲究，家俱用器辄重海梅、花梨等木制造，据闻，以旧者最好，因从前工料既廉，地方尤富，用器之家不惜工本以制作之，盖海梅之木性极坚硬，非多用打磨功夫不能精美，现今工价较昂，故制作者不能如从前多加工打磨也。余妻拟来扬，须预备用器，适同居之唐姓有旧海梅木器，欲余受之，乃由师君震寰说合，以百七十元议妥，但须加以修理，大约尚须加费三、二十元也，至于卧榻则拟另购一新者。”

1935年8月5日：“今日以一百五元之代价购海梅木床一座，三面椭圆镜，工作极精，余以此间与长沙常有盐船往来，将来可以带运回家……。”

1935年8月9日，感叹水灾之巨。

“今年水灾，江河并涨，湘、鄂、皖、赣既成巨灾，豫、鲁、苏北复遭汜滥，请赈之电，如雪片纷飞习农有仰屋之嗟（jue），民众乏盖藏之积，国穷民尽筹赈维艰，遍野哀鸿，待哺尤急，已凉天气，饥寒益憎，此诚家国之忧，民众之厄也。水患之原因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人谋不蔵亦实有以致之。政府议退围垸田亩以还江湖，使水有潴积之地，故为必要，但对于煤碴倾入江湖，不取缔往来轮船，其虑不及此欤，抑认为不足轻重欤，或感觉难于实行欤。”

1935年8月24日，记岳母、慧芳及先儻到达镇江。

“晨起探问船程久无消息，十二时来信谓将于一时半到镇，届时余到日清公司码头，遥见述昌兄扬帽示意，渐行渐近，乃见岳母及余妻慧芳均在官舱外瞭望，迨船靠定趸船，余乃上船，携带行李一同登岸，至旅社休息。燕女莆三月，即有知觉，渐作笑容，且肥胖可爱。两家行李数十件，另雇江船一艘交旅社派人押运送扬，明晨可到。述昌因其女公子婚事，随即一行赴沪，余一行则过江回扬，六时余到达。”

1935年8月25日，记搬家之花费。

“.慧芳侍奉岳母于昨晚到扬，家中一切虽经多日布置，但行李及日常用具今日始克运到，故检点陈设仍不免稍觉麻烦，余等四处奔走迁调频仍，个人行动固甚简便，家属迁移殊非易事，此次挈（qie）眷来扬，购置器具，修饰房屋、旅费杂用以及宴客费，合计大约非数百金不办，因客厅住室虽仅三间，购置木器等即所费不赀（zi），此实不得已之费用，且不能太过于简陋也，幸尚借用一部分云。”

1935年8月31日，记李筱芝解款失误。

“前日锺青云兄来信谓李筱芝日前解款赴平，不小心致短少百元，由刘主任及两系长大家设法弥补之云云。此事殊属荒谬，自己管库，自己解款数万元，数内忽少百元，不知短少原因，究竟所司何事，幸而仅少百元，倘少千数万数又将如何弥补，不仅自己位置不能维持，余所负责任亦极重大。阅悉此事，殊令人可气，亦复可怕，可见引用戚友之非计也，以后更宜慎之。”

1935年9月3日，关于扬州分行房屋修理。

“扬行房屋年久失修，余到扬州后乃请准总行加以修葺（qi），比较从前整洁，营业室亦加扩大，用费五百余元，所有材料多属旧物改用，故用费省而成绩甚可观云。”

1935年9月7日，记赈灾捐款。

“报载中央政治会议决公务员捐薪赈灾办法，凡薪俸在五十五元以上者，概行扣薪半月，分作两个月扣除赈款，本年水灾惨重，遍及数省，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转瞬冬寒，自非以政府力量从事筹赈不可，捐薪助赈，以人类的同情心而论，自然极端赞成，余原有酌量自力捐助赈款之意，嗣以此事必有一定办法公布，故未单独进行，今果由政府规定捐率，则中央银行为国营事业之一，必当与其他公务员一律也。”

1935年9月10日，记述扬州糜颓之社会风气。

“扬州风气较各处开化均迟，即与仅隔一江之镇江相较至少亦迟一二十年，盖各处均努力建设日趋进步，嫖赌鸦片之腐化习惯各处虽不能彻底禁绝，但不敢明目张胆以为当然。惟扬州地方以牌赌为交际工具，不善牌赌者不能与于交际之林，招妓侑觞亦为酬应中必不可少之点缀，至于鸦片则各处均严厉禁止，独扬州则到处公开，现在厉行新生活，独扬州则否，竟同世外，不亦大可怪耶。”

1935年9月13日，记述扬州之赌风盛行。

“扬州地方风气重视阴历年节，所有购物及饮食杏凡有一面相识者无不以年节结账赌牌，风甚炽（chi），亦无当场付负资者，因此好赌者辄以目前并不需钱应付，且俟节关再说，且负者时存继续伟胜之心，胜者转存年节可获钜资之想，因此愈赌愈凶，养成习惯，以致无日不赌，无地不赌，无会不赌，无人不赌，家居者以无赌为不成局面，仆役尤以主人不赌为无生发，而不愿久留。因赌而附带之招妓女、嗜鸦片乃亦视为当然矣，呜呼，新生活运动，呜呼，扬州。”

1935年9月16日，记沈象初失落之名画完璧归赵。

“徐述昌兄在长沙收购冯臼广兄为象初兄所画大芋一帧，象兄以系契友故笔弥足珍贵，闻余言在述兄处，致函示意，欲备价赎取，余以之转达于述兄，述兄昨将画送来，并表示不可接受备价之说。今日将该画寄汉，合浦还珠，物各有主，此中亦有一段姻缘，可见世事均须有机缘凑合，未可强求，即如此画，象兄失于乱世，欲寻求而不可得，述兄无意得之，欲还原主而无由，乃必假手于余，而余之来扬又属意外之事，使述兄不以之悬于中庭仍不可得，凑成此事或使之成奇。”

1935年9月19日，对于曾国藩的评论。

“仲弟来书谓近购曾文正公全集作为课外读物，于以知先贤立身处世处处丝毫不苟，于身心极有裨益云云。曾氏在有清一代虽因其辅异族以杀同胞，不免为世所诟病，然其以治事之精勤，求学之殷切，固不失为一代儒宗，作士林模范，但对其学问方面取法亦未始不可，仲弟果能细心读其全书于文学的修养是可得益的，至其政治问题当作别论。”

1935年9月20日---23日，回忆种花往事。

（9.20.）：“余性好种花草果木，弱冠居乡，花草则以建兰珠兰为多，果木则以桃梅、石榴外，杉松之属编织山岭，迄今三十年久已作为栋梁之用，尤好种竹，家山竹种极佳，余雇工松土培壅之，大见成绩，并于园山辟土数亩种斑竹，惜余不久即晋省城求学，竹虽日渐繁荣，而无人爱惜，伐用不已，至今仍不见密。先君谓使余若再家居数年，则一切布置当更完备，其或然欤。嗣携眷居省城亦常于族祠中种盆花百数十盆，自行灌溉，仍以建兰、珠兰为盛。”（9.21.）：“八年大病后，冬季无人照料，致全部冻坏，次年多种花草，亦足点缀。嗣客故都多年，寓中庭院辄遍植花木，以寓石碑胡同时为最多，院中几于无隙地，盆景如石榴、柠檬、木香、丹桂之类，无不应有尽有，尤以荷菊两种成绩最佳，旋以张夫人逝世，余于役津沽，均以之赠薛君，其舫薛君粤人，业印刷，与余有同辟。”（9.22.）：“去年到故都往访薛君，乃因营业不景气范围缩小，花均移置后院，日就凋零，且多有无地容置，业已转赠他人者，使余不胜感叹，盖若非张夫人不幸，则余全家不至变化，若此于花亦然。”（9.23.）：“扬州素以繁华著，曾闻花事最盛，盖以从前盐商豪富每不惜巨资罗致天下奇珍异物以炫世争奇，花木亦然，凡全国各地所产名花，扬州几无不有，余来扬后，曾亲加采访，但并未发现何项异种，花之种类尚不若北平之多，大约因扬州元气伤于洪杨之役，而迄未复兴，不若北平在有清末年仍有慈禧太后之豪华也。”

1935年9月24日，记答谢宴请情况。

“行中同人因余眷来扬，曾公送礼物，久拟约宴以示礼尚往来之意，迄因事未克举行，今因石处系长于新泽来扬，乃邀集全体同人在家晚餐，并约同业职员如孙鹤皋（gao）、徐仲和、张伯淮、戚俊扬、程希鹏诸君亦因其曾送礼或致贺也。席设会馆中之絜（jie）兰堂，因与余住室甚近，亦极便当。该堂原为集讌（yan）之所，从前扬州人士辄假之以飨客，近以住家属久就衰败，余今宴客于此，实为近年来所罕见者也。”

1935年9月25日，评议中学生负担过重。

“读大公报九月二十二日陈衡哲“救救中学生”一文，谓中学课程编制太杂，使学生劳苦太甚致多数患肺病及神经衰弱症云云，余读竟几于泪下，盖健儿之罹（li）肺病以殇（shang），据其告余起因，实由于校中（师大附属高中）军训不及格不准毕业之一令，盖平日不甚注重军训，迨至学生毕业期近，努力于会考功课之时，忽促其从事军训，乃不得不于用脑之余复极度用力，甚至睡眠不足，毕业而疾病作矣。”

1935年9月30日，记扬州湖南会馆情况。

“扬州湖南会馆向恃湘岸盐票捐款为经费，湘岸盐票计为四百三十票，每票每年捐款十八两（从前用银时按银两计算），其数亦甚可观，尽足供祭祀修理之用（正厅前进为曾公祠，记湘乡曾文正公国藩神位，因本会馆原由曾公捐出者也，并以南岳帝及洞庭君两神位祀于正中），近年因盐务日就衰落，而湘岸票商复多转移非湘籍人，对于此项捐款不允缴纳，又无法会根据可向徵索，故会馆经费来源日就枯窘（jiong）岁修费用将无所出，再过数年恐愈加难于支持，故非从速整理不可。”

1935年10月3日，记同业聚会。

“本行以国家银行立场不能加入各地银行公会，但加入同业聚餐会则多有之，如余在石家庄则发起同业聚餐，每二周一次，各行轮作东道主，参加者均属各行主管人员，如主管者外出，则以营业或会计主任代，如主管者在家未有借故不到者，是则感情日厚，即有事亦易商办，其法颇善，扬城各同业亦有是项组织，但主管者均不参加。今日由中国行举行，各行主管无一到者，余乃辞出，因主办行之经理亦不到觉委谓也。”

1935年10月5日，悼念先父。

“今日为先君八十晋九生辰，使今日而尚健在者亦当有一番盛况也。惜余奔走南北，糊口四方，遗容神主均未供奉，私衷愧疚，负我严慈。在北平时每届生辰忌日必为父母设灵致祭，近年因不遑宁处，典礼久旷欸，稍布置清楚，仍当设龛供奉遗容。明年为九十寿期，所谓做冥寿以事铺张固太无谓，家祭则不可不较隆重，惟客居异地，届时能否安居以致祭，此时固尚不能定也。今日往秦宅贺。”

1935年10月10日，国庆日有感。

“连日阴雨气候微寒，今日为国庆日，余本拟趁此休暇携竿至小金山垂钓，以遣此良辰，乃为雨所阻，因在家将手植罗汉松盆景曲成盘层姿势。余性爱植花草，到扬不久即已种植数十盆，无事时灌溉摩挲（sha），颇饶清趣，且经余手植者辄多欣欣向荣，亦以细心体察，禆去其害而畅其生也。光复国庆日经二十四度乃国势日益危迫，外患日亟，几于不可终日，以欧洲意、阿国交业已破裂，影响我国益大。”

1935年10月11日，为象初兄失而复得之画作跋。

“象初经十九年赤军进城之变所丧失冯臼广画竹芋立幅，为徐昌述兄购获于旧货市，因余一言道及，述兄概然送还于象兄，且不受备价，合浦珠还物，各自有主，象兄因此画经过颇觉奇特，乃函余，请述兄题跋于画，以志因缘，述兄谓该画装池过旧，不便书，余乃迳而新之，述兄遂将前后经过详籖，惟臼广兄作古已近十年，手泽犹新，墓木已拱，余与象、述两兄与臼广均属契好，不无慨然。”

1935年10月20日，游记。

“萧君雨旬、泽民、昆仲发起游高旻（min）寺，寺为扬州著名丛林之一，驰名于全国佛教界，余久欲一游，今得此机，欣然应诺。九时余至瑞丰祥早餐，因张君子文约其女友同游，侯其来临至十时余，始赴福运门，萧君预派人雇船，以待登舟解缆，顷刻至宝塔湾，同登塔观览扬州，全城均置睫底，寺后花厂林立，萧君与余同有爱花辟，因与述昌等遍游，各厂所植多属白兰、茉莉、珠兰之类，盆景不多，余购金钱松二盆、矮天竹一盆，返舟已近二时，呼舟子速向高渂寺进发，到寺近四时矣，由知客僧导游寺中各处，无甚可取，惟寺中正在募建石塔，工程极巨，预计建九级，今仅初级完成，全部用石抟（tuan，把散碎的东西聚合成团）之，每年仅能完成一级，是则尚须八年之久，因并无的款，边修边募，如果有巨款募集，时间或可缩短，但数千万被难同胞饥寒交迫，待拯垂危，佛即有灵，而菩萨慈悲，亦必愿信土移缓就，急先救垂毙之众生也。因建塔遂募集佛像遂在南洋、两广等处募集佛像七十余尊，寺僧炫称为玉佛，其实不过白石而已。寺侧建精舍三楹（ying），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俗不可耐。盖由远道来游之檀越预备宴居之所，籍以为募捐之地步。萧君约餐于此，游览毕，已四时半，寺僧备素蔬，久于肉食，忽近素餐，颇觉可口，餐毕，五时启行返城，舟因逆流行甚缓，至宝塔湾天已暝，余因须赴地方法院罗奉僧院长之约，催舟速行，适有小火轮掠过，遂商妥带到福运门，详已七时余矣。同游者，余及萧氏昆仲外，男友有子文、述昌、刘伯勋，女友则红弟及子敏，似姊妹也。”

1935年11月1日---2日之间页中。记先父、家事和国事，不胜感慨。

“业之不易更不能不钦服，先君之善居积也。忆先君以授徒糊口，束修所入，当然极微，年届五旬，始就和丰火柴公司职，薪俸虽不多，但较授徒为优。先君克勤克俭，一文不滥费，因此年有存余，加之陈君德藩所经营之晋康钱庄，先君曾附有小股，陈君精干善营运，因先君子多负重，毫无积蓄，因以友谊，处处为先君计算，故能日积月累，居然积成数万金之产业。先君于末年辞去和丰职业务，得以优游林泉，虽国乱日亟，生活日高，而仍不忧冻馁，皆勤俭律己，积蓄有方所致也。余无奢望，但愿终身不忧冻馁即如愿足矣。今为除夕总覆一年，私人经济爰志数志于此，至于过去人事之变化，祗以过眼烟云，目之座得，自减愁苦。昨日为健儿殇亡二周年纪念，余固未能忘怀，强自抑制，籍作排遣。国难日亟，青年苦闷已极，健儿虽极稳健，然爱国情绪素烈，使获生于今日，恐不能使余不为之虑也。”

1935年12月6日，记华当前北局势，忆当年国难、家殇之苦。

“华北情形自何应钦氏到平后，虽略见缓和，但汉奸卖国进行并未停止，日方飞机示威常以极低飞行，环绕于何 氏住所，何氏驻节居仁堂，即在中南海新华门内。忆十九年，余寓石碑胡同，正在新华门对面，扩大会议议场即设居仁堂，东北军飞机投弹轰炸，将居仁堂前石阶炸毁多级，余时正悼亡家忧方，殷复遭国难，每日上午率领儿女至城南公园，籍免池鱼之祸，精神上极感痛苦，至今思之犹有余悸。”

1935年12月10日，记接济亲友情况。

“少南于晨八时乘小火轮赴京，由京搭长江轮船返长沙，余送程仪五十五元，除代为汇长四十元，候其到长自往银行领取外，并交十五元为其回长路用，据称由扬回长旅费十元已足，以余计算无论如何不够，故交十五元，免其在中途无办法也。送以徐州高粱酒二瓶，并碎鱼等件，使其在途中足以御寒。自彼来扬，余即为之购鞋帽，制棉裘、棉裤，备小褂及毛线坎肩，衣冠面目焕然一新，归家尚有数十元度岁，今年可乐过矣。”

1935年12月11日，记母亲寿辰以及接济亲友。

“今日为余妻慧芳三旬晋二生辰，若照扬州习惯必大肆张扬，昨晚所谓腝寿，约集朋友打牌、肆筵、设席，以恣欢乐，今日亦然，必至午夜始散。此种劳众伤财无益举动，余素不谓然，余妻与余同此见解，故其生日秘不使人知，省却麻烦不少。侄孙定华来信谓到京谋事，一时难成，旅费告罄，请求接济三十元，张君少南昨始送数十元，劝其归家，今又须筹款接济，真是应接不暇，且平日素无信来者也。”

1935年12月14日，关于中央银行用人要求担保情况。

“刘荧生君服务中国银行汉行已念一年（二十一年）之久，最近加入中央汉行，其保证人原系沈象初兄，因四行准备库归本行接收，象初地位稍有变动，保证资格同时消失，故刘君以保证发生问题，意欲托余，为之向高膺生说项，请其保证。象初兄亦同时来函说明原委，余乃函膺生，并复刘君，嘱其持函自与高君接洽。可见银行服务即觅保人一事已甚不容易也，赵雨琴兄曾托余为之担保，余婉谢之，幸能见谅。”

1935年12月16日，感慨近年职务变动之频繁。

“余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加入中央银行，昨日恰值三周（年），流光如驶，令人慨叹。余于此三年中经过人事之变迁其痛心之事不论矣。即服务地点之迁调，亦足一记。因余初入本行系到板浦筹设收税处，是日为到新浦报到之期，由板浦调石家庄筹设办事处，系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到石，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奉调徐州之命，二十四年一月四日到徐，四月初奉调扬州之命，于五月十九日到扬，由收税员而办事处主任，由主任而分行经理，迁调亦可谓速矣。”

1935年12月17日，怀念张夫人。

“今日为余前妻张夫人四十有八生辰，回忆二十四年伉俪之情，不胜怅惘，光阴迅速，彼逝世忽忽五年有奇矣，此五年中余因迭遭痛心之事，每念张夫人若在世，儿女有人照料，健、侃两儿或不至夭折，但彼如果在世，而竟遭健侃两儿之变，彼亦必同归于尽。盖彼起病之远因，实在十一年佶（ji）儿之殇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故彼之死于两儿殇亡之前，实为彼之幸事，如余得庆更生，迭遭变故，徒增悲痛，有何益矣。”

1935年12月19日，记北平学潮。

“今日接仲弟来信谓北平大中各校学生于十六日与军警发生大冲突，因冀察委员会拟定今日宣布成立，学生以此等组织有碍国土完整及行政统一，表示反对，于清晨即集合多人游行请愿，军警用武力制止并开枪，示威学生不仅不惧，且以石子、石灰袋等为武器，而与之对抗，致学生被军警击伤人数不少。彼原加入大队，行至前门桥头，被军警驱散，乃乘机躲入打磨厂，转至东车站，由水关进城至公司，各处城门竟日关闭，致消息断绝不知结果如何。先杰侄在北大亦参加游行，至南长街即被军警冲散，是否避至安全地带，尚无确实消息云云，本日申报载，十六日北平通信较此更详结果，被捕学生十四人，至今尚在公安局拘禁中，各学校当局保释且未获允，是日并被击伤学生百数十人，亦可见军警当局压迫爱国学生之严酷手段矣，能不为国事一痛哭耶。健儿死于病，余至今极为痛心，今见国事如此，青年苦闷，使健儿不死，处此环境中，将更不知如何忧虑也。”

1935年12月26日，记学生要求赴京请愿，京沪交通受阻。

“上海车站连日无车开京，报载系复旦大学学生要求来京请愿卧轨阻车，竟强乘至苏（州），车即奉令停止前进，致以后各列车均不能开出，同济学生至昆山经教职员、家长等劝慰即行回京云云。此为表面文章，有谓为有军事行动，苏北某处且有独立消息，确实如何，局外人无从得知，但昨日政府命令京、津、汉已宣布戒严，则时局之严重可知。唐有壬之被刺或亦为政治关系，数日后当可揭晓。”

1935年12月27日，记蒋氏与学生对话。

“行政院长蒋介石氏鉴于学生爱国运动不宜抑压，力行劝导，并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及学生代表于一月十五日到京听取政府应付国事宗旨，校长、学生均可贡献爱护国家意见，使政府与青年意志一贯，此为蒋氏应付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之最贤明办法，自有学生运动以来，总被抑压，从无政府最高当局作蓟切（jiqie）劝导，并听取学生陈述意见者，此所以青年多起反感也。”

1935年12月31日，总结经济情况。

“扬行本年上期纯益二万零，下期纯益五千五百七十五元，尚有盐务稽核所汇款手续费四千余元，因改由财部结算未能收到，故未列入，否则将近万元内外，去年下期纯损万余元，今年比较少觉好看。闻总行总决算今年纯益更多，除年终津贴三个月已于前日发给外，闻总行同人尚拟有所要求，本行为国家银行，限制甚严，恐不易达到目的也。余私人计算，今年因薪俸收入较多，又因在本行服务已满三年，得有年金加以年终津贴，故私人经济稍有盈余，并存储各款如行员储金、大陆、金城各行储金、车租存储各项合计约有四千元之谱，此余生平以来私人经济最充裕之一年，若自己地位无变动，家事清平安吉，如此情况再过二三年，当可成一小康之家，不至天天非谋衣食之需，不能解除冻馁之忧也。余自民二（年）服务银行界迄今二十三年之久，赋闲之时极少，乃毫无积蓄，不仅亲友不信，余亦不自知，可见成家创业（之难）。”

1936年4月2日，回忆农事。

“暮春之初，我乡农事正忙，细雨霏霏，水田漠漠，农友扶犁，叱（chi）犊勤于畎亩（quanmu），儿童捕鱼捉虾、赶鳅、盘鳝，或以竹笱（gou，土语谓之籇）置于流水缺口，随水游行之鱼不觉而自入陷阱，晨起发之，动辄盈筐（诗经云“毋发我笱”即此之意）。余在家时最喜为此类工作，每于春雨雷鸣之夜，深宵装置此物于水塘出水口处，有一夜起视十多次，获鱼至数十斤，最为有趣大约以清明、谷雨两时节为适宜。回忆此景如在目前，犹有余乐。”

1936年4月3日，论摄影。

“余于摄影术颇感兴趣，以其能留陈迹以志不忘。于游览名胜及友朋聚合之会，最宜摄取当时情况，留作日后回忆之资料，时机稍纵即逝，每有当时认为不易得之风景或聚会日久辄忘，追忆仿佛，何若留兹寸许，什袭而藏，数十年后取而观之，玩其情状，必有令人爱不忍释者。余因于去年购柯达镜箱一具，费番佛十六尊，曾摄影多次，技术虽不十分高明，清晰之片颇不少，日前游苏摄取虎丘塔影亦尚不恶，惜胶片无国货耳。”

1936年4月5日，游镇江竹林寺。

“交通扬行经理唐君少书之太夫人今日在镇开悼，余于晨八时会同邵克明、潘子健、吴云生三君前往，于过江时遇金响云、朱干臣诸君，十余人均系赶赴唐悼者，车到江边，忽有微雨，过江后同行之程，希鹏等邀至万华楼进早点，其实余在家中已食饱矣。旋同赴唐宅。原拟游焦山，因天气不便，遂改游南郊竹林寺，刚进寺门，遇镇行经理章伯可兄陪同稽核处柳一庢（zhi）君亦来游，同至僧舍客厅小憩，厅前玉兰花盛开极可爱。寺内有林公泉一池，清澈见底。出寺，伯可兄邀乘其原来汽车赴行午餐，本拟餐后作焦山之游，因柳君有事稍耽搁，班船赴焦山业已过时，另雇汽油船，则以今日既系星期，又值清明，游人过多，汽船早被人雇定，临时无有，祗得改游北园。山有甘露寺，即蜀汉昭烈帝与孙夫人成亲处，余等因观沿江风景遂由寺后山道而上，山势较陡，潘、吴二君上至中途下望而心骇，加以泥土干松，立脚不住，左逼高岸，右临深渊，前进则足软不能起，后退则更觉困难，吴君手足皆伏地，邵君亦坐地而扶之潘君作文由余手执其手，余乃徐徐倒，上面对潘君扶之以行，费尽多力，始将两君勉强搀到平地，余亦汗涔涔（cen）矣。此山余于去年曾独游一次甘露寺，后临江处有江山一览亭，俗传为孙夫人祭江处，一说孙夫人祭江实不在此，休憩已久，欲再游他处，又为时间所不能，余乃倡议分手过江回扬，盖天气时雨时止，过江太晚或遇雨稍大，则将全身沾濡（ru），不若趁此四时余之轮渡回扬，尚不至天黑，即令遇雨，亦较易想办法，因于五时余到家。”

1936年4月6日，记扬州交通。

“扬州为江北门户，在陆地交通未臻便利时期，扬州因运河水道之便，所有南北物资运输往返胥赖于此，盐运、漕运、驿运莫不以维扬为枢纽，故扬州之繁荣甲于全国，最盛于隋唐之世，十里珠帘，绿杨城郭，今多遗产，并非誇辞，有清之世，。高宗三次巡幸扬州，豪华可以想见。自陆地交通发达，铁道运输力大而速，运河失其效用，扬州乃渐消歇，然与镇江仅一衣带水之隔，仍极便利。”

1936年4月9日，记国际对于我国的评论。

“报载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奉调回国任外务次官，过日本时发表谈话，谓此次驻华二年觉中国诸事均有进步，尤以改革币制成效为著，外汇亦已稳定云云。贾使以客观的批评自然比较来得真实，但各国对我均有希望日臻治理之意。惟我最近之东邻，则大不然，处处设法破坏我之行政系统及国库收益，如近日在华北包庇运私，使我关税大受损失，破坏我国财政，使我多方顾忌，无法应付，使非然者，不更有成绩耶。”

1936年14日，记友人著书。

“易君左兄以自著之长篇小说《白门心影》赠余一部，并寄十部嘱为推销，余以若四处觅人承受，未免过于麻烦，拟全数由余承受，分赠友好，较为省事，每部一元四角，则所费亦不过十四元而已。君左此著甚为得意，但以现在社会经济状况，欲风行多册，亦非易事，因定价一元四角，民众购买力弱，非必需品将暂从缓也。君左以《闲话扬州》一书惹起风潮，以致涉讼，但其小说文名竟因此而驰满海内，几于无人不知有易君左矣。”

1936年4月15日，论阿国对意作战。

“阿比西尼亚自抵抗意大利侵略以来，战事已经半载，虽曾战胜意军数次，终以弱不敌强，今日仍归失败，但阿王始终不因战败而气馁，顽抗到底，世界各国对之虽表示惋惜，然亦莫不嘉其爱护国土之勇气，认为螳臂当车，虽败犹荣。然意国不顾人道，以毒瓦斯作战，并以飞机四处轰炸，甚至他国派往之红十字会救护队亦遭炸毙，可见世界原祗有强权。我国外交形势日趋严重，战事终不能免，如果爆发，则敌人残暴情状恐有甚于意军之对阿国者。”

1936年4月18日，评议湖南公路之成就。

“湖南公路近年进步甚速，且造筑设计均极精详，工程亦坚，经费尤省，凡到过湖南者，莫不同声赞美，此皆总工程师周君鳯九筹划有方及办事认真，之力也。周君宁乡人，毕业于湖南高工，旋留比国专攻土木工程，回国后即服务于省公路局，由工程师而升任总工程师，近且升任公路局长矣，其人诚朴异常，事无巨细必躬亲，余因沈象初兄之关系，识之于二十二年前，盖彼为象初之内弟，余办协和煤矿时曾请之测量也。”

1936年4月19日，论个人之诚信。

“渭春来书谓周君鳯九任公路局长，托余致函推毂（gu）为之谋一位置。渭春自失败以来，赋闲数年，终日以向友人借贷为生，生活其拮据情况固觉可悯，然亦以其从前奢豪过甚，享受过优，尤以其累人过深，丧失信用过钜，致令人闻其名犹有余畏。故友人宁为金钱之资助，不敢为信用之保荐，且其失败情况几于无人不知之，不仅用人者不敢引用，即引用之亦将为社会所怀疑，可见个人名誉实为第二生命，民无信不立，诚然，诚然。”

1936年4月21日，记思乡之情。

“余以长沙为我父母坟墓之乡，自有明宣德年间由江西迁居历三百余年，余又生于斯，长于斯，服务于斯历三十余年，始外出谋衣食，故余于故乡观念极为浓厚，虽在外已十有五年之久，但无日不有故乡之思，加以长沙民风淳厚，景物优美，土厚水深，生活亦颇舒适，与故都情形大致相仿，余甚爱我国故都之北平，然以亲戚、故旧及习惯关系，尤爱我故乡之长沙。故都处于今日外交情势之下，已不能使我辈安居，故于长沙不能不设法谋一退路之所也。”

1936年4月22日，记城西征地风波。

“昨晚大雷雨达旦，今日上午阴云，下午晴霁（ji），此雨于麦苗、稻田均感需要如此，雨畅时若则今年麦收当有丰捻之望也。扬州西城外筑飞机场，系奉中央命为军事准备，征用民田甚宽，尚未给价，建设局长舒国华出城视察工程乃被民众包围，谓其吞没地价，否则岂有中央收用地亩而不给价之理，舒以解释不清，致民众将其办事员殴伤数人，并绑去一人，良久始行释放，此事相持多日，由省政府允许给价始告解决云。”

1936年4月27日，记五十寿辰情况。

“日前余五十生辰，行中同人及瑞丰祥盐号萧泽民君均致送礼物，并设筵致贺，余以个性对于生日素不主张作无谓之铺张，故迄今多日并未宴客，然礼尚往来，徒受人情，亦不能不有所点缀，适李君镜仁远道归来，余遂以欢宴李君之便，约行中同人聚餐，并邀萧君泽民等参加，不料今晚集宴时李君竟以沪电促去未及加入，行中同人及萧君等共设二席于湖南会馆之絜兰堂，十二时始尽欢散。”

1936年4月29日，记我国铁路情况。

“蒋院长此次由汉入川，由川飞滇，由滇而黔，前日又飞到长沙，报载因天气不佳，致由筑飞长费三小时之久，然则天气若佳，不过二小时即可到达，现在交通进步洵可谓神速之至，闻日本自强占我东北，对于铁道运输力求迅速，每小时有行二百五十余公里者，果火车速度如此，则以我国现在最长之平汉线亦不过五小时可达，因平汉线不过一千二百十三公里也，我国各路现行速度每小时最快者约八十公里，不知我国铁路当局见日本火车速度如此，亦有所改良否。”

1936年5月3日，镇江焦山游记。

“同事柳舜年（寿高）之尊翁七十寿辰，同人均送礼券，余附送四元，今日约定赴镇江祝寿，同人前往者约十余人之多，晨八时过江，九时到达，吴云生君因为柳戚，昨日即过江招待，迨余等到时，吴君已在趸船侯迎，旋同至万华楼进早点毕，乃至王家巷柳宅祝寿，柳宅已备汽船招待游焦山，并派人陪游，且携酒菜一席，一同前往，于十时余开船，半时到达，将登焦山时，在江中望见山势甚为秀美可爱，因拍照二张。既登岸则有武装同志请将镜箱留下，始忆及此为江防要塞，固不能随便拍照也。入山即迳赴自然庵稍憩，因柳宅定设席于此午餐，旋赴各庵寺参观，本山共十三寺，以定慧寺为最大，且居登岸之要道，新建大楼供游人品茗聚餐，明窗净几风景甚佳。以别山庵为最精雅，亦有楼房临江，本山各寺多数可携眷留住，避暑尤宜，余若有数日闲，当偕慧芳享几日清福也。各寺所藏古物如岳忠武文信国真迹书甚珍贵，题跋极多，瘗（yi，埋葬之意）鹤铭原碑在定慧寺，近年又在江中获得碑石一小方，不知原拓本是否有此字。因时间匆促，未暇购得，下次前往当购最近拓本，与原本较之。尚有不知名者所绘梁山泊一百八将，各人神情维肖维妙，惜将宋江、吴用等八人像遗失，现存仅百人。本山各寺碑刻甚多，各寺均有寄售。山峰最高处属要塞区域，警卫森严，禁止游览，对面象山亦有炮台，若果两山戒备，则江面交通立时断绝，因任何军舰不能通过此要隘也。三时餐毕，余以终日天阴未下雨，果有变化，则均无雨具，不免沾濡，力主趁四时余过江，遂乘原轮返镇，随即回扬。”

1936年5月8日，论是年将与日寇难免一战。

“日本对我之野心有甚于意之对阿，惟以我国版图太大，一时吞咽不下，不能不取蚕食办法，一面用经济侵略，既占我东北四省，复欲攫取华北，更以私货偷运倾销，使我不仅国税大形减收，工商各业尤感无法支持之痛苦。我国民众鉴于阿国抗战七月而终于失败，不克救亡，大加警惕，政府亦因被敌人严重压迫，深恐战端，虽不自我开然，终难免一战，不得已亦在着着准备，‘1936’恐终为战争爆发之年也。”

1936年5月9日，记与母亲偕游城郊。

“下午三时偕慧芳出北城，至冶春茶园小憩，即雇舟游平山堂，五时半乃返。冶春该茶园原为住宅，主人性爱养花，遂利用其花圃加以布置，售座品茗，地点较城内之富春、城外之绿杨邨均为优雅宽阔，花木亦多，实为扬城最完美之茶园。”

1936年5月13日，记党国元老胡汉民氏病逝。

“胡汉民氏于昨晚七时四十分忽患脑溢血症殁于广州。胡氏回国数月以来，各方均盼其从速晋京共赴国难，乃胡氏再四迁延，未餍众望，在胡氏固有其不能即行晋京之苦衷，国人因不免疑其未能牺牲成见以图团结，初不料其病果甚重，致有突如其来之噩耗也。胡氏道德学问值得钦佩，在党的历史及革命功绩尤足震铄（shuo）古今，惟其个性特强，未免流于偏隘，于政治非其所长，故治粤多年为臻上理，盖棺论定，当见国人之确切批评也。”

1936年5月14日，悼念治淮工程师戈涵楼。

“导淮工程师兼河工局长戈涵楼君办事认真、不辞劳瘁（cui），积劳成疾，殁于扬寓。地方人士念其勤劳，将于明日开追悼会于史公祠，余因自书挽联致送，文云：‘遗爱在江淮，民众胪欢歌伟绩；成功期旦夕，昊天不弔丧斯人，’虽不甚工，尚无不妥，久未作联语，此不过聊以应酬而已。胡展堂氏之丧当用国葬，全国停止娱乐三日并下半旗致哀，若论其革命功绩，全国人士自有一番哀悼也。”

1936年5月19日，论日寇增兵。

“日本对于华北大举增兵，列强均甚注意其行动，恐不久将有非常举动，我国驻防之二十九路军在长城抗日作战，夙著英名，闻其部下士气甚旺，有不惜一战之概，惟高级长官主张慎重，但如此压迫恐士兵激昂无法制止，是则不免冲突，战事不久即将爆发耳，如果战事爆发，长江一带亦必大受影响，扬州亦非安全地带，余等在外固不能有所规避，眷属问题则不能不予为安置，自以回故乡为宜。”

1936年5月26日，记总行派人来扬查账。

“总行稽核处派王季森君来扬查账，此为每年例有之事，扬行账目尚无不合之处，王君对于库存异常注意，此为查账员最重要工作，余旦晨服务农商，亦曾赴沪、汉、津行查账，所谓赴外稽核之责任，即以查点库存为最重，而各行之最易发生事故者，亦以库存为多，故出纳主任一职非得老成稳练而精细者不能放心。扬行出纳主任吴云生君谨慎精细，事必躬亲，此亦使余省心不少。”

1936年5月30日，记为蒋氏祝寿购机募捐之事。

“商会发起筹款购机，祝蒋委员长寿，闻江都一县由省政府派认一万五千元，商会应派五千元，，乃召议募款方法，本行因系国营事业，立场不同，不能与其他银行同样认募，盖行中开支有关国库，至由私人认捐，则总行必将整个办理，不能两重负担，故余认为不能即行认数。”

1936年5月31日，记华北局势危急。

“华北形势日趋严重，冀东组织不仅无所取消之望，且有扩大之势，走私问题为破坏我关税制度及扰乱我商场、摧毁我工业、榨取我财政国民经济之预定计划，复以武力为后盾，尽量增兵，着着逼人，忍无可忍，察其意思竟为挑战行为，情势迫切。至于如此战事有旦夕爆发之虞。最近北宁路津东第十四号铁桥忽被炸毁，使日军第三次兵车未能到津，此事关系极为重要，或即为导火索欤，日本或即借此小题大做，乘隙发动，报载此事似为日本所预知，盖日本押运军宪至被炸附近车站均先下车，倘非预知安能如是之巧，故有人谓，为日人预定计划，欲借题发难者。此说亦不为无见，日本武官谓如对中国让步，则等于总退却，亦可见日人对我之决心，想政府当局必有以应付之策也，战祸之来在不远矣。”

1936年6月4日至13日，赴沪，向总行汇报工作。

（6.5.）偈见总裁。“晨赴至威海卫路寿萱里七号访唐佩兄及训师、仲辅、铁生、安生诸兄均因将近办公时间悉外出，仅仲辅在家，休息片刻，仲辅邀余迁寓一处，藉免寂寞，余初以稍偏远不若一品香之便利，仲辅乃谓同余至旅寓一视，既到旅寓坚邀迁居，并电嘱老胡来搬行李，不得已允焉。旋至行，先到秘书处，继至发行局，下午复到行偈见陈副总裁，并侯偈总裁，因总裁太忙，延至晚八时始获见，计自四时起，竟侯四小时之久矣。”

1936年6月16日，记农产品收购。

“上午朱君岱华来谈及该行今年拟在江北经营农产生意，已在扬州设立仓库做粮食抵押，此事于农民确有益处，因贩商得有经济力援助，可以收集农产品，农民以物换钱，自较便利，农产品价格亦可稍高，农民有储蓄能力，而需钱应急者亦可稍囤待价，免受经济压迫而贱售，此事可使农民得到实惠，亦救济农村较切实办法也。”

1936年6月17日，记先傥周岁。

“今日为小女燕平周岁之期，余素不喜铺张，而扬州习俗辄讌客看竹实无意思，余乃秘不使人知，同人竟无知者，同寓会馆如朱介侯、周叔遇诸兄以往来较密，乃得知之因，备便饭一席，约几家眷属晚餐。”

1936年6月18日，记西安市政建设情况。

“下午钮芍农君来扬，始知其前次他出，盖至西安访偈邵力子先生商其本人进行计划也。承携来碑帖多种分赠我行同人，以王世镗稾訣（gao jue）集字一份赠余，下午五时约至北城外冶春茶园品茗，并邀恢德游湖毕，进城已八时余矣。据钮君云，西安近年以来进步极为迅速，各方均有蓬勃气象，市政建设亦较好，目前正在筹设自来水厂云。近年来各省地方稍微安谧（anmi），主政者亦讲究做事，故均有成绩。”

                                                                                                                                                                                                                                                                                                                                                                                                                                                                                                                                                                                                                                                                                                                                                                                                                                                                                                                                                                    1936年6月23日，记端午节情况。

“今日为阴历端午节，中交各行概行休假，本行为国立机关，所有假期均遵照国府规定，故本行独未休假，一切与平常无异。商民风俗则与我省情形大致相仿，如插蒲艾、燃蚊烟、吃雄黄酒、游览名胜，均为余童时所习见者，犹意童时每于是日午餐后挈伴游城及曾文正、左文襄专祠，因我省附郭无名胜，除成年人可远游岳麓外，妇孺则以游城为多，曾左专祠平日闭禁，是日独开放，故游人尤众，城上实无可看，不过可以瞭远耳。”

1936年6月24日，记粤桂兵变。

“粤桂联合出兵湘南，占郴永、祁阳，有进攻衡阳直窥长沙之势，陈济棠、李宗仁并已分别任军事会委员长等职，陈铭枢、李济深辈均麕集（junji）粤垣（yuan），闽变分子几于全体参加假抗日之名行联日之实，军火由日接济，军官多聘日人，其籍名背叛中央已无可饰。值此国难严重时期，而有此丧心病狂之举，促国家于危亡，陈李之肉其足食耶，希望如闽变之陈李悠起悠灭，则国家之大幸也。”

1936年6月26日，记货币改革及收集现金。

“自中央政府改革币制以来，本行发行增展甚速，最近已达二万九千余万元，中央收集现金各地均早遵令实行，扬行收集硬币已达六十万元之钜，现仍每日有送交万数千元不等，日前财部邹次长代表孔部长在广播电台讲演。扬州收集现金成绩甚好，超过政府预期额数之上云，余在发行局与黄副局长秀峰谈话，亦谓扬行成绩甚佳，余乃谓此乃自然趋势不敢居功云。”

1936年6月28日，论旅日避暑为可耻之事。

“近两日气候忽然大热，使人汗出如沈，今日在家休息，足不出门户，衣未尝干。宜乎阔人必择地避暑也，报载今年我人赴日本避暑者已达五千余人，此诚中国人最可耻之事，日人谓此为中日亲善之表现，在日人自然极端欢迎，试问此五千余人之旅费是否为纯消费，国内避暑之佳地岂无一处足及日本者乎，倘能以此巨额旅费用于内地，则此破产之农村不无可资救济，乃必以资敌，可叹。”

1936年7月5日，记气候与农业。

“近日阴雨连绵，气候陡觉凉爽，与前几日九十余度之温度相差至二十度以上，长江各处水位均报涨。我国历年水患频仍，故国人一闻涨水即觉惊心动魄，所谓惊弓之鸟，无怪其然，报载湖南滨湖各县今年雨旸（yang）时若棉稻生长极茂，大有丰收之望，国人称湖南湖田为米仓，所谓‘湖南熟天下足’，果能收获丰捻，不仅湖南民困得以消苏，即全国粮食问题亦易解决，洋米或可减少输入，藉塞巨大漏巵（zhi，古代一种盛酒器）。”

1936年7月6日，论沪名人祝寿之铺张。

“上海闻人近日举行祝寿盛典者时有所闻，如陈？龙、张啸林之寿事铺张甚盛，已足震煊一时，虞洽卿先生七十寿辰又于日内举行，闻其热闹情况当较上述二氏尤过之，时局如斯，国人正痛心疾首之际，乃以诞辰而铺张过甚，实非所宜，不过如虞老旅沪五十五年之久，又值古稀寿期，对于沪滨社会事业努力经营数十年如一日，国人为敬老尊贤，举行庆祝自亦未可厚非也。”

1936年7月9日，有感于北伐十周年纪念。

“今日为革命军北伐誓师第十周年纪念，本行遵例休假一日，北伐军誓师出发忽忽十年，在此十年中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关键，北方军阀悉被铲除，使国基渐趋于统一，但因革命军进展太速，使邻国心感不安，深恐我一旦统一完成不能再任人宰割，于是由恐惧而趋积极动作，欲乘我准备未完成，而予我以致命伤，此“九一八”事变所由来，及今日华北局面所由成也，复极力煽惑西南掀起内战，诚可痛心。”

1936年7月13日，记长沙家事。

”伯衡回长后今日始来信，谓十哥病重，势甚危险。近年来骨肉凋零，日趋寥落，前年九哥去世，去年八哥继逝，四哥老弱多病，倘十哥再有不测，则兄弟仅余与四哥及仲弟三人矣。六嫂、一嫂所有花礄本屋之田已由伯衡说妥价一千八百元系照拟售与刘姓之价，此事大约不成问题，伯衡兄弟所有一份，亦欲由余承受，为免除纠纷起见，自以由余承受为妥，因叔衡一份已售与王姓，急待赎回，伯衡一份亦已他押矣。”

1936年7月15日，论恪守一业，维系一生之道理。

“伯衡函告十哥抱病，余昨日致函慰问，今日汇去国币十元作为零用，据伯衡信谓，其病为咳嗽气喘、脚部浮肿，食量减少，势颇危险云云。余家近年迭出事变，前年九哥逝世，去年八哥继亡，均以赋闲日久，生活艰难，幸将祖遗之业售脱应用，倘再支持，更加难于为继，余诸兄在幼年均各有一技，因不能恒守其业，何足应用，少年不免滥费，老来几不免冻馁，此自然之理也。”

1936年7月20日，记粤桂事件趋于平息。

“粤桂异动形势急转直下，自中央免陈济棠职，命余汉谋收拾粤局，陈初犹欲抗命，积极备战，旋经各方劝告，复以最信任之二、三、五各军亦均有不稳趋势，陈知大势已去，不能再事支持，遂决计通电下野，乘舰赴港，桂军原欲乘机攫取广东地盘，急急进兵，经粤军缪（miao）培南各部加以阻抗，计划未逞。广州情势自前晚陈离去时稍觉紧张，昨日情形已渐次平复，此国家实现实现统一之大事也。”

1936年7月25日，记修整银行房屋。

“余奉调主持扬州行务已一年有奇，对于行务注意整理略具成绩，即本行房屋因系行中自有之业，故亦前后加以修葺以期整齐清洁，去年曾将必不得已之工程兴修，用去千余元之谱，今以后进客室须加修葺，并使与后进花苑联贯，加设浴室，并开水井一口，估计工料约须九百元，业经呈请总行奉总裁批准。近日正兴工土木齐作，藉期迅速完毕，经过此次修葺，则大约可完备矣。”

1936年7月30日，记培植盆景。

“余性好植花木，尤爱盆景，今春游吴门至中山公园，适展览梅花盆景，古色古香可爱异常，近日余以梅、松、竹合植，加一鸡血枫于后方，缀以玲珑之小山石复以青苔，杂植纤细青草，配以桥亭、仙鹤、人物之类，望之俨然一山景也。松以日本种金钱松为最有姿势，竹则在苏所购之小罗汉竹，高不过盈尺，而竹节苍劲，俨然有凌霄之态。梅以苍老之小本绿萼，但不知能否开花耳，均甚精雅。”

1936年7月31日，论当年农产丰收。

“今年全国各地多报丰收，报载有二十一省之麦菽杂粮均极丰捻，且有数字计算，则并非虚造者，可知湖南滨湖各县产谷尤夥，我省本以稻田为最普遍，滨湖十县祗要不遭水患则例必丰收，且收获较早，秋前即已登场，闻全年水势平稳，节届立秋，其已收割完毕，可想而知，且谷米价大落，亦为丰收之明证。国事渐有转机，统一将次完成，再获丰年，民困稍苏，其天心佑我华族欤。广东食米本省不足供给，纯恃（shi）暹米以济民食，去年湘粤两省当局曾倡湘米运粤销售之议，建设厅长余籍传特为此事赴粤接洽，结果因运输及种种问题未能实现。今年粤汉路通车，运输已无问题，又值粤省归中央管辖，其他一切亦较易磋商，适值我省丰收谷米图辟销路是湘米销粤为自然之趋势，湘米得此出路，即令丰收其价当不致惨落，是诚湘农一福音也，而在国家经济上如能杜绝数千年购米之漏卮（zhi），不尤堪庆幸耶。”

1936年8月1日，记给友人应急汇款。

“匡建勋（经猷）兄随贺公贵严（耀组）北伐到徐，即任铜山电报局长，迄今已七年，整理电政成绩昭著，交通部为酬庸起见，调升安徽电政管理局长，但因平日廉洁自守，热心公益，故任事多年不仅毫无积蓄，且亏累千元之谱，因须交待，函余为之设法筹款千元，并来电催促。余于上月二十九日由扬汇六百元，并航托长沙汇四百元，长款系开大陆支票，托湘行经历辛衡若迳自汇徐者也，朋友互助不得不尔。”

1936年8月7日，记在柏林举行之奥运会。

“世界运动大会在柏林举行，我国亦派选手参加，但消息传来各项均被淘汰，无一能及格者，即素以足球、篮球自豪之著名健将，如李惠堂、卢保符亦仅保留一参加资格，女子游泳选手杨秀琼在国内出尽风头，一到南京则有可耻无聊之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谐为之驱策马车，招摇过市，因此美人鱼之名驰遍世界，此次出席世运虽不少风流秽闻见之报章姑置不论，而其成绩之恶劣亦多丢国人之脸云。”

1936年8月11日，论国民体质。

“我国民众体格日弱，精神日萎，余昨日已略言之，不料昨晚中央广播电台报告世运消息，谓我国选手不仅技术不能与人争胜，而我国选手与各国选手同立一处，彼均体格魁梧，精神抖擞，我则体质、精神均相形见绌，即此优劣已足判明胜负，固不必相角逐而后知也。我国民族自缠足实行，遍及女同胞，母体即日趋？弱，此其由来已久，鸦片烟盛行，嗜者日众，，此为近百年民族日就衰弱之最大原因，迩来男女同胞日趋荒淫，弱不速悟，前途可惧。”

1936年8月12日，论我国人口多。

“我国人口繁殖甚速，国人动辄以人口四万万自豪，当然事业是人创造出来的，谚谓‘人多好做事’，又谓‘人兴财旺’，若每一人即能得一人之用，每人都能发挥其智慧才能，以从事工农商业之发展，国家自可日趋于富强，但我国目前情形则适得其反，数千年来吃人的礼教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占人口半数的女子即不能发挥其作用，男子又有一部分养尊处优，游手好闲者，此类蛀米虫于国究有何益。”

1936年8月15日，记军训。

“江都拟举行壮丁训练，商会由王敬庭主持，通知各银行择年龄在二十岁、二十五岁之间者各一、二人参加，各行以工作时间关系恐不能吻合，乃拟由各行单独请教练官训练较为便利，各行今日派员到本行集议，决定单独训练，办法拟定为每晨六时半至八时半，以半点钟上军事学课，以点半钟操练，但照军训规定，每人须受一百五十小时之训练，如每日两小时，苟无耽搁，则三月亦可完毕矣。”

1936年8月17日，记十哥去世。

“伯衡来航空快信，惊悉十哥于阴历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时逝世，噩耗传来令人悲痛。余余二十一年十月离长时，八哥、九哥、十哥均健在，不料此三年中三兄相继去世，骨肉凋零，生离死别，孤儿寡妇，何人照料，死者已矣，后死者自不能辞其责，但余糊口四方，有家归未得，现仅恃四兄照料一切，四兄亦老弱多病，态状龙钟，余出外已十五年，关于人事亦极痛心，早存倦鸟飞还之念，其奈事实上不能何。”

1936年8月18日，叹国运、家运多桀。

“余自民国十一年春离乡迄今十有五年，在此十五年中，人事之变迁几与国事同其变化，我家家运几与国运同遭毁阨（e），多逢不幸，日就凋残，思之痛心，言之浩叹。余对国事每报乐观，总以为政体大，改革自然非经过大变化不可，此为革命过程中必有之纷乱，祗要国祚（zuo）不亡，终有上轨道臻复兴之一日，至今果有相当希望。家事则殊不然，人丁日替，发展希望毫无，此所以可悲也噫。”

1936年8月25日，记行务会议准备内容。

“本行第三届行务会议将于九月内举行，曾通函徵取提案，余提案三件：一为辅助政府完成新辅币政策，，谓新辅币若与辅币券同时发行，因券较便利，易于携藏，硬辅币较重，难与竞争，但辅券即费过钜，中交各行早不发行，我行似亦宜停止印制，且由财部通令全国不许其他银行印制辅券，则新辅币自然推行尽利矣。二为有储蓄存款之银行应将准备实行缴交本行。三为行员着制服。”

1936年8月28日，记成都发生殴打日人风波。

“成都民众暴动捣毁大川饭店，并殴毙日人二名，又二日人受重伤，起因为有人贩私货，民众出面干涉，警察弹压致互殴，警察被伤多人，民众伤亡二十余人，发生事件地点附近大川饭店住有四日人，致被波及，闻此事有反动分子策动，意欲增加政府对日外交之困难，当场捕获主犯二人，即行枪决，风潮压平，外交部接电，随即派员飞蓉调查真相，日领虽尚未提抗议，但极重视，殊足注意也。”

1936年9月7日，记与当地驻军交往。

“杨挺亚司令约余夫妇至其司令部午餐，十二时余偕慧芳同往，至则李司令模夫妇先到，尚有第二师钟旅长龄夫妇，则系由归德防地来扬游览者，新婚不及一月，或为蜜月旅行，故得携眷来游也。询及该团第六团钟团长祖荫，驻防地点则谓原驻徐州，现调信阳，最近出发堪匪，不知行军所在云云。二时三刻餐毕。同座尚有二老者，一为书家陈含光，一则中委洪君兰友，尊翁可亭先生也。”

1936年9月9日，记十哥逝世后家境困难。

“伯衡夫妇来扬，谈及十哥逝世后检查财产，始知所贷予人之款概难收回，所欠公祠支祠公款非偿还不可，手中所存现款仅百数十元，丧葬费用二百余元，除余担负百元外，各处所送奠敬约二十余元，故将葬事了清后即已一无所有。本屋租谷二十一石（担）已典出八石，除还粮外尚须无水旱偏灾，可作三、四十元之用，如此情形，则耆（qi）侄母子生活甚感困难，耆侄年仅五龄，如何成立，余终无法卸责矣。”

1936年9月11日，记十九路军与日人之磨檫。

“十九路军占据粤边北海后，日侨中野忽以被杀，闻原因不详。成都事件尚未了结，又发生此事，中日外交更形恶化，日人见我国统一大业将告成功，以为嗣（si）后不易得到挑拨我国内乱机会，总想及时寻衅，俾（bi）得有所籍口，借非常事件引起非常举动，以便示威胁迫。因无端发起在成都设领事馆之要求，致发生成都事件，今北海事件虽不知其起原，但日人则甚为重视，恐将不免引起严重交涉也。”

1936年9月15日，论扬州社会风气。

“扬州为著名繁华地，居民素以爱舒适闻于时，故各处谈及扬州者无不称羡，其实此为旧时生活，现在各地均有新的建设、新的进步，扬州则固步自封，已成时代落伍之区域，故吾人居此，虽不能谓为不舒适，究嫌其环境过于腐化，于余人性情不甚相宜，即以本行房屋而论，以一国家银行之行址，而任其简陋破旧，不加修葺，余去年到扬州以后，始使之气象一新，而合于整洁之要素。”

1936年9月17日，论国内局势。

“桂事解决，全国和平统一告成，民族复兴不无可望，对日外交，中央力秉和平奋斗宗旨，图苟安于目前，为充分之准备，我国以迟一日发生冲突即增加准备一分，敌方则颇利于速战，但为苏联所牵制，否则我桂事未了，成都、北海两案相继发生，以敌人平日对我态度，恐早已有威胁之动作矣。我两广事件如此迅速澄清，亦殊出各国意料之外，故蒋委员长之声誉因此亦驰闻于世界各国矣。”

1936年9月18日，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

“今日为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大好河山被人宰割，收复失地实现何年，幸此五年之间，国事渐趋好转，虽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两广有反动倡乱之谋，而昙花一现随即幻灭，国家元气未伤，政府力量加厚，今年复得全国丰收，农村稍形活动，全国金融界亦大有觉悟，深知将资金集中都市之非计，极力经营农贷，冀使农村金融复活，则各业可趋繁荣，此则为五年来之绝大进步也。”

1936年9月19日，记我军与日军在丰台发生冲突。

“丰台日军与我二十九军同时操演，遇诸途不相让，致冲突，日军冲入我军行列将连长孙香亭掳去，于是形势严重，双方相继增加军队，造成对峙状态，日军开枪，我亦还击，我军驻丰营部被日军包围，双方各据屋顶，堆积沙袋，架设机枪，由十八日晚六时相持至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始由二十九军派三十七师副师长许长林、军部参谋齐鸿迈与日方代表，尽夜赶赴丰台，从中调解，始得和平了结云。”

1936年9月28日，记日人到我国制造自杀事端。

“对日外交日益紧迫，日本有田外相竟公言将取激烈行动。昨有友人谓日本派定死囚十八名分赴中国各要地从事自杀，先籍一事为起因，遂藉为口实，所有成都、北海、上海、汉口各事件均为此苦肉计之预定计划，每一人致死，由政府免其生前罪名，优桖五万元，如事发而侥幸不死，亦将罪名赦免，如此奖励捣乱，如此奖励自杀，中国将有何防范，此对日外交不幸事件所以层出也。”

1936年9月29日，记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成立。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江都支会于昨日在县政府开成立大会，马县长汉波（镇邦）兼任会长，会长之下设总务、执行两股，聘委员三十三人，专员三十七人至四十七人，委员专员分为工商组、农林组、劳动服务组、合作组。工商组组长公推余担任，再三推辞，不能推却，乃以郭兰石君为副。农林组推定顾、徐两君。劳动服务组推定建设局舒局长（国华）及某君。合作组推定党部郁、张两委员。”

1936年10月5日，记中日紧张关系。

“日本亚洲局长桑岛今日到沪，明晨入京，中日交涉能否和缓将于二、三日内决之，因其所负使命为传达日政府之新训令也。闻日政府对我提出条件七项，如长江各岸驻兵，华北五省自治，修改教科书，取消国民党，取缔排日，彻底经济合作等等。我国亦提对等七条，如取消冀察自治，取消冀东政府，撤回中国境内各地驻军，相互修改教科书等等。我国对外交涉历来以隐忍退让为主，如此强硬实为创例，故各国均骇然，日本尤甚云。”

1936年10月9日，拟回长沙避难。

“中日交涉即将决裂之空气极为浓厚，张子文、朱介侯诸君之眷属决定回长避难。曾赓唐原籍江西，因赣地不及长沙，故其眷属亦决同往。余因慧芳以余一人在扬无人照料家务，将使余饮食起居感觉不便，不愿离余而去，其情意甚好，余亦不便促其即归，，且再看几日情形然后决定，且一动作非百数元不行，余正妙手空空，亦无法筹此旅费，故祗得以镇静处之，因余以职务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离去也。”

1936年10月14日，记先倜来信，为皖田动手术。

“先倜来信谓其小孩曾患重病，经往协和医院诊治得以就癒，体转肥硕，现又入协和缝唇，因其唇缺连及牙龈，颇觉难看，今经缝合，不显缺痕，此皆科学进步福利人群之明效，若在数十年前，则只能任其破相矣。西医外科实为中医所不及，折足断手均可配制，手术高者，且能使人依旧动作，与生者无殊，是皆西医之特长也，并谓崇智将到南京谋事，本人则仍留平求学云。”

1936年10月17日，记银行建地下室以应战备。

“镇行以时局未许乐观，不能不作非常之准备，因建议在扬行建造地下室，藏物藏人两为利用，因镇行行址并非自有，不便建筑，拟于必要时即将重要物件运送过江存储，万分紧急时，人亦过江躲避，余在石家庄所建本行库房即在地下二丈深度兴工，以六分钢骨和十二英寸厚水泥筑成，先将钢骨紮成四英寸见方之网，两面用水泥贯满，库房顶上离地面尚有一丈以外，用土填筑，上再盖房，非常坚固，想可以应付非常之用矣。”

1936年10月21日，记建扬州飞机场。

“扬州飞机场场长蔡晋年今日来访，据云此间因地点关系于军事上颇为重要，本场即将建筑油弹库于蜀冈山麓，以造地下室为较严密，场上拟造藏机厂，办公室则筑场侧，此项工程尽年内完成，最近即有机油运到，先觅安房藏储，备用炸弹亦将有运到，故此时工作颇为忙碌云。江苏省祝寿机一队计九架将于本月内举行命名典礼，拟飞扬场举行，建设厅长沈百先今日来扬视察该场工程云。”

1936年10月22日，祭奠先父九十冥寿。

“今日为先父九十寿辰，余原拟于行务会议闭幕之后请假回里，为先父祝祭，并下乡扫墓，籍以料理一切，不料因时局紧张，行会停开，余亦以责任重大，不敢远离，请假亦决难邀准，回里之说祗得作罢。若照扬州习俗，必于今日大肆铺张，延宾庆祝，并须看牌多桌，余以举动过俗，不愿效尤，仅备糖果面席，望空致祭，祭毕，余夫妇及伯衡夫妇共食面席一餐而已，明年今日能回家至祭与否，此时尚不能定。”

1936年10月28日，论手工业。

“我国手工业经过我们祖先数千百年之辛劳创造发明，品种日益丰富，制作日益精良，因为我国民性聪颖智慧，好学深思，对于每一事物稍有心得即穷年累月，百计千方以加研究，必使成功然后止。此种坚苦卓绝精神亦即手工业品层出不穷，日益精进之主要因素，惟我国向以有发明特殊物质者即视为奇技淫巧，不仅不予鼓励而且群加鄙视，此所以惟有良好基础而不能尽量发扬也，但我国数千年来向无机器制造，所有用品纯赖劳动人民用两手做出，古代造出如石器、陶器、铜器以及雕刻、刺绣之类，精美绝伦为今人所不及，而现代出品如北京之景泰蓝、珐琅器、毛线地毯，福建漆器、广东象牙雕刻、浙江丝织品、湖南湘绣，莫不驰名全世界，为外人所珍视，因此我国人应该积极提倡手工业，分门别类加以组织，政府应设立专门机构搜集制品，多开展览会，以资观摩。因昨开会主张改良手工业，特述于此。”

1936年10月29日，记湘绣艺术。

“我省家庭妇女向以绣花为能事，先母罗太夫人于为多数小孩补缀（zhui）衣裳，制做鞋袜之暇，从事刺绣，先母与长嫂陈氏均为绣花能手，余孩提时常于做花棚架下玩耍，故所习见。所绣较大物品为红裙（当时妇女以绣花红裙为礼服）、挽袖（上衣礼服，为对衿套子，袖口上加约五寸宽之绣花兰缎边，名挽袖）。必绣艺精良者方能做，工资较多。夏季则绣宫扇（以丝织绸类绷作团扇，绣翎毛、花卉于上，名宫扇），光绪末年有某画家发明于白缎上画人物山水，使女工依所画颜色加绒线于其上，此为湘绣之噶（gao）矢，嗣更以此法绣人像，艺乃益精，驰名全世界焉。”

1936年10月31日，记全国为蒋氏祝寿献机。

“蒋委员长今日五十生辰，各地多举行热烈庆祝，本人驻节洛阳，谢绝各方莅临祝寿宾客，但西北将领如张学良、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均联翩集合，大约于祝寿之中寓有讨论国防之意，因闫、徐于最近与蒋氏晤会于西安，傅氏尤负绥远军事之重责，偏仅为祝寿决不至于此防务万分紧张时，离职远行，其因对付匪伪有所请示，可想而知。闻祝寿飞机集有七十余架，确数不详，蒋以转献于政府，此种祝寿方法甚有意义，全国民众大可仿效。余向不以资产阶级做寿为然，不仅虚耗金钱，且多有献媚长官、变名贿赂之恶习，但苟利用僚属敬奉长官，或子孙为家长祝寿，亲友为尊长称觞（shang，古代盛酒器）者，不论数目多寡，概以应收之礼物，易为现金，集合购机，转献政府，机名即所寿者姓字，政府于受机后颁奖献机者以勋章、或匾额，以资奖励，倘一人不能献一机，详订合献及颁奖办法，以现在国人爱国情绪观之，此举实行，响应者当必不少也。”

1936年11月4日，记段祺瑞逝世。

“段公芝泉（祺瑞）重造共和，厥功甚伟，马厂起义，张勋复辟之妄举不数日而数平，第一次欧洲大战，公坚决主张参战，加入协约，国际地位因而增高，曹锟贿选总统，寿命不久告终，公乃欢迎中山先生北上，共谋国是，虽阨于左右不能有所成就，然其眼光之远大，态度之诚恳，固为白洋军阀中不多见者，晚年休养津门，鉴于环境恐为奸徒利用，毅然南下，尤为卓识，得此令终，使全国追悼非偶然也。”

1936年11月5日，论丰年婚嫁。

“匡建勋君之世兄学诚今日在安庆举行婚礼，余去电致贺，日前曾寄去喜幛，计日当已到达矣。今日为大喜日，扬州友人如程希鹏、王培之、许峻莆各家均举行娶嫁，闻扬州一城今日同时举行婚嫁者计有九十四家之多，全国计之其数当足骇人。本国人口向无确实统计，但今年此时之婚嫁即明年此时增加人口之资源，若照此计算之生产率之增加，当突飞猛晋，今年农村丰收，婚嫁之事当更增多也。”

1936年11月8日，论人寿保险。

“中国银行保险部最近增设人寿保险，蔡步篯（jian,姓氏）以扬行经理资格，总行切嘱其努力介绍，彼亦甚愿多做成绩，故四出挽人保险，余对于人寿保险从未研究过，此次因蔡君再三商请，情不可却，祗得允之，其投保手续须先经过医生之检验，余从未经过医生检验身体，此次始由田悦邱检验，拔云，肺量最好，其他亦佳，惟体温稍低，血压稍高，但并无妨碍，总算甚健康者，余乃投保三千元，十五年为期。”

1936年11月14日，记王治平军长罹难。

“报载陆军第三军军长王治平（均）在甘肃天水驻防，于九日晨乘军用机飞前线指挥军事，中途机件损坏，被迫降地，因而着火，致与司机李某（湖南醴陵人）同罹焚身之惨，且形象模糊，骨骼断折，两人尸体无法辨认，可谓惨矣。王氏驻防徐州，警备津浦路线，余调任徐行时，常与见面，当余调扬之令发表，彼亦奉命开入甘肃驻防，此去年四、五月间事也。彼今春来扬游览到车站曾以电话侯余欲来一见，适余酬应外出未及晤。”

1936年11月19日，记绥边战事。

“自绥边战事发生，全国各界以前方忠勇将士当敌人之冲，负守土之责，值此天寒地冻，卫国健儿奋勇抗敌，后方民众不能不加以援助与慰问，，因各纷纷发起募款汇绥，接济军用，或募集皮衣，或亲织手套，各地自动响应，风起云涌，各报同仇敌慨之心，争为毁家纡难之举，此种现象实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朕兆，使世界列强不敢再存轻视，睡狮已醒，黄魂其苏（？）多难兴邦，或将于此验之。”

1936年11月27日，记全国民众纷纷捐献。

“自立报发起国人贡献一日所得于国家之办法，全国响应纷纷实行，前方战事捷音传播后，国人尤为兴奋，捐款益形踊跃，官吏自阎锡山氏捐先人遗产七十八万以后，继之捐十数万者时有所闻，而民众方面尤为普遍，商民、学生、贩夫、走卒群以有所贡献为快，此为民族复兴之一种良好现象，各地纷纷发起组织推行会，风起云涌，每日均占新闻纸上大幅，此实不易得者。”

1936年12月11日，记绥边战事。

“我军收复大庙，王英部石玉山、金宪章率骑炮兵四团之众反正投诚，并发通电，誓不为匪伪利用，不为敌人作傀儡，遂其以华制华之毒计。我军收复百灵庙时，俘获匪伪士兵，搜出多量毒瓦斯弹，据俘虏云，我辈均为中国人，被迫从匪，不愿对同胞下毒手，故虽有毒瓦斯均不愿施用云云。如此可见中国人究竟是中国人，果能均如此深明大义，则敌人虽威胁我民众供其驱策，至必要时仍将归我，敌人果何为耶。”

1936年12月30日，忆及健儿殇亡已经三年。

“健儿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晚十时殇亡于北平北海疗养院，今日正三年矣。亡者墓木已拱，生者犹不免触景生情伤怀，余数年以来极力排遣，但健、侃两儿之生辰或亡日，余即日中因事并未忆及，然也必成梦，殊不可解。本日睡时尚未忆及健儿亡时情形，夜间竟于梦中痛哭，其因刺激过深应时而发欤，何其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