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盛通 拉勾网:冯道：善恶“非常道”

冯道：善恶“非常道”

冯道：善恶“非常道”

善恶对决势不两立，一个人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恶的。然而，总有超越这种黑白二元逻辑的人物，显示出传统人物道德评价的巨大漏洞。

就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

他是所谓毫无节操的无耻奸臣，又是与虎谋皮拯济苍生的一代能臣。

他是“儿皇帝”石敬瑭的心腹、认可外族皇帝的汉奸，又是从契丹皇帝里救下无数中国人性命的英雄。

他是善于藏拙有所不为的滑头，又是重视文化建设的一代贤士。

他是见风使舵的官油子，又是至为克己的一代廉吏。

他是后世鄙弃的无耻贰臣，又是当时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国老”。

从907唐朝灭亡到960年北宋建立，半个世纪里中国皇帝们动辄被自己部下或者对手砍砍杀杀，换了好14个皇帝，老板如流水换，冯道却以位居要职政治不倒。

这样生于晚唐882年，一生主要在五代乱世的“政治不倒翁”，赢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却在一百年后，被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被钉上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无耻文人的反面典型。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历代文人多从儒家经典中起名，罕有从道家著作中起名者，唐宋过渡期间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以“道”为名，以“可道”为字，该是最有名的一位了。在“城头变幻大王旗”半世纪乱世中，这位以老子名言为名的文人，给传统善恶两极脸谱人物评价出了道难题：

当我们摒除传统儒家人物评价“忠君”一票否决，揭下所谓奸臣的脸谱，看到的是一个在人间乱世、豺狼当道为政者的“非常道”。

奸臣之尤：“忠”为何物？

人们最为熟悉的冯道，是他在对帝王效忠问题上的毫无操守，这成为他进入无耻名人堂的直接原因。

这是冯道的高官履历：

他当过后唐三代皇帝的宰相。

923年，后唐首任皇帝李存勖手下，他是副部长。926年后，后唐第二代领导人李嗣源手下，他是宰相。934年，后唐第三代领导人李从厚手下，他担任宰相。同年，皇帝义兄李从珂造反，他率领百官迎接，在第四代领导人之下，他还当宰相。

他曾为“儿皇帝”的石敬瑭权倾一时的心腹。

936年，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割地给钱，引契丹人灭唐建后晋，他被封为鲁国公，更是一时宰相兼国防部长。942年，“儿皇帝”儿子石重贵为帝，他宰相依然。

他是契丹人看重的大臣。

946年，“儿皇帝”石敬瑭的儿子知耻后勇与契丹开战，被契丹人所灭。冯道被契丹任为太傅。

他是后晋的太师。

947年，后晋刘知远建后汉，冯道为太师。

他是后周的“三公”。

951年，后晋大将郭威造反建立后周，他为太师中书令。

954年，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即位不久，他辞世，享年73岁。

短短30年内，冯道出仕多个王朝，丧君亡国毫不在意，换了“四姓十君”，加上契丹则是“五姓十一君”。这样不仅不能杀身成仁，或者归隐江湖，而视忠贞为儿戏，屡居高位，在推崇“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传统中，简直太可怕了。

一百年后，当历史进入史书，欧阳修在完成于1060年的《新五代史》中骂冯道：“不知羞耻为何物”；成书于1084年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斥冯道为“奸臣之尤”。冯道遂成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的无耻文人、大奸贰臣的反面典型。

范文澜

狼虎丛中也立身：能臣廉吏

传统的忠奸解释模式在冯道这里碰了壁。在所谓的无耻奸臣之外，冯道的另一面同样令人瞩目。

他体恤民生艰辛、热助邻里。

父亲去世，冯道解职回河北老家守孝，不讲排场，仅住茅草屋，不仅深知民间疾苦，还自己亲力亲为种地砍柴亲力。正逢家乡饥荒，自己工资有余便接济邻里相邻。老家当地官员送礼，他一律坚辞不受。

他为官廉洁、严格自律。

外出打仗，冯道依然住茅草屋，不设床席，席草而睡；自己不开小灶，与同事们一个锅里吃饭，自己的工资经常接济左右下属同事。

他待己甚严、不贪女色。

人有了权位，一不贪钱，二不好色者少之又少。不过，冯道却兼能之。在战争中，军士将掠来的美女送给他，他推却不去时，就安置起来，等到战争结束找到原来的亲人再送她们回去。

他富有远见、重视文化。

冯道少年时即以酷爱读书，他当人宰相后与其他官员一起，以官方财力将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数。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雕版大规模印刷儒家经典，即使改朝换代，冯道都全力推动，二十年不辍。乱世中能够由如此文化盛举，与冯道个人努力不可分。

他宽容大度、奖掖贤能。

冯道担任宰相期间，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得到重用，而品行不端者则被其抑制。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一个人能在互相仇恨的五朝中担任要职，政治钢丝上起舞，如何不坠落？那些皇帝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这样的人定有“非常道”。正是其为官之道“正”，没有把柄，才能不为人所诟病。他自己曾说：“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不忠，后世对此非难指责他，但是当时的人却称誉他，当时人“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偁誉。” 后周第二代领导人柴荣下令朝廷停止办公哀悼三天，追封他为瀛王。

欧阳修毕竟是大家，他也不得不承认冯道“能自刻苦为俭约”，“在相位二十年，未曾片简扰于诸侯。”

汉奸还是英雄：一言救下多少苍生

冯道曾被历史上臭名卓著的“儿皇帝”石敬瑭因为心腹，代表石敬瑭出使契丹，可谓不知耻辱。

946，契丹俘虏石敬瑭儿子石重贵，灭后晋，冯道来朝装痴自贬卖傻。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耶律德光不禁大乐，封冯道位列三公之一的太傅。只是后来在契丹人北撤皇帝突然病故在河北而得以逃脱。

如此，冯道可谓“汉奸”。

只是，冯道不是一般的“汉奸”。当契丹皇帝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无数百姓因此得救。
    对此，其一不能以认为冯道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其二当时契丹立足未稳，各地反抗力量此起彼伏，契丹皇帝发现中原并不是都是石敬瑭，已决定劫掠珍宝财富后撤退。

但是，冯道之言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人皆以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当契丹军队撤退，冯道致力于安抚军民，见到被俘虏的士人妇女，都会赎回来，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还给家人。

人性的忠与狗性的忠

儒家评价人物往往以对一家一姓皇帝之忠为最高标准，即所谓“大节”，殊不知真正的“大节”应该是否忠于百姓，让治下人民不为兵乱、饥荒所困。而历代只以为皇恩浩荡，自己的乌纱帽来自皇帝便无限尽忠，不过是柏杨所谓的狗性的忠。

当代大家柏杨曾提出四种忠：一为“神性的忠”——忠于人类福祉；二为“人性之忠”——忠于事或事业；三为“狗性的忠”——只忠于特定人；四为“狼性的忠”——只忠于有权的人。冯道所谓无忠，乃是无有对君王狗性之愚忠。

冯道死后一百多年后的欧阳修、司马光，之所以以如椽巨笔酣畅淋漓充斥冯道之时，其罪责就在于视君死国亡如儿戏，这不过是以狗性的忠要求冯道。

其一，传统愚忠乃是狗性之忠，要求臣子不讲任何条件绝对的忠，像狗一样不管主子如何辱骂都不改忠心。然而，这是君王话语权力下的单方面伦理，臣对君之忠并非无限和绝对的，也要有前提，即君王要值得忠，按照传统即要“有德”。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对于暴虐无德之君，不仅不必要以忠，甚至可诛可灭。孟子讲“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即是此意。

五代是一个武夫当国、枪杆子讲话的时代，倏忽而起，倏忽而灭，奉行丛林法则，当时军阀们奉行的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冯道第一个老板后唐皇帝李存勖战场上还是个英雄，等到当了皇帝，却当了戏子，自敷粉墨与伶人共戏，宠信宦官，视臣子性命如儿戏，滥杀无辜；石敬瑭的丑陋更是登峰造极。冯道所事君主，出了一两个基本像个样，其他都是不知羞耻的混蛋皇帝，他们不值得忠。

其二，五代是非典型改朝换代，不过是不同军阀替代而已，历经几朝算不得“变节”。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所谓皇帝出了十几个，他们在位多为三五年，最多八九年的皇帝，在和平时代不过是一两个皇帝执政的时间。而所谓五代十国不过是晚唐藩镇的延续，那些皇帝不过是藩镇节度使换个名。

五代所谓的改超换代，多是老同事、亲戚之间的争斗。后晋石敬瑭是后唐皇帝李嗣源的女婿，后汉皇帝刘知远是石敬瑭在李嗣源手下共同奋斗过的老战友，后周皇帝郭威是刘知远老部下和儿子的顾命大臣。这些武力夺取帝王的所谓皇帝们，也多数是冯道的老同事。这与后世几百年的王朝宋、明，被元、清所灭，文化族群迥异的改朝换代很是不同。按照顾炎武的理论，那时候可谓是“亡天下”，五代只不过是一家一姓的“亡国”，人们没有必要为此殉忠杀身成仁。

或者说，五代时期，不同于欧阳修、司马光有固定主子，而是士大夫读书人找不到固定主子的“丧家之犬”的时代，在带个军队就想当皇帝、把百姓大臣性命当儿戏的黑暗时代，为谁而忠？“太平犬”为忠易，乱世人高调谈忠，更像是笑话！

其三，忠不是道德评价的一票否决标准。忠是君主、国家对臣子的要求，然而，评价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更要看他对社会是否有忠，是否忠于职守、忠于百姓。当我们从社会和百姓角度对待士大夫，而不是从君王的立场，那么，忠并不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如果在尽职、济民和忠君中选择，三者如去其一，首选为忠君，而济民则是必须不能去的指标。

除了所谓“效忠”一姓皇帝，冯道在为政、济民、事亲、廉政方面完全符合儒家贤明的标准，并以圆滑自贬的方式拯救了无数百姓，其力促印刷儒家经典的事业更为意义深远。

当然，冯道所为在历史上并不突出，算不得一个伟人、大英雄。

只是，历史不应只有置身事外的求全责备。在生灵涂炭、混蛋皇帝当国的乱世中，不横死已是幸运，生存自保的道德成为从百姓到高官的普遍追求。此时，社会是弱肉强食、寡廉鲜耻的丛林时法则下的道德，作为人臣，不出卖、不谋反、不助纣为虐已为难得，冯道于此之外的能臣、廉吏、贤士所为，在此背景下就颇为突出。同时代人的感受是最真切的，五代人并非不知道古老的儒家道德理想，他们对冯道赞誉倍至，只能理解为乱世无德时代的难能可贵。

谁是黑暗时代的希望

生逢如五代之乱世，个人无法选择，按照儒家逻辑，“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儒家人可否想过，在无道时代，如果有正义心、有能力的人都归隐山林了，那些混蛋皇帝的危害岂不是更大，百姓受的苦会不会更加深重？如果真的“以天下为己任”，就不能将世界作为可以随便逃避的身外之物。

世界无处可逃，除了少数人选择山林，多数人还会从生存角度出发，选择合作。少数冯道这样并不伟大的人物，手无缚鸡之力，既不是道德烈士，壮怀激烈，为一家一姓殉葬；也不是时代英雄，可以拯救改变天下。前者不过是不过为帝王们虚妄的祭祀油灯，对于百姓和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后者则要等上帝的眷顾，也许等上几百年都不出。

历史不是善恶道德对决场。在黑暗时代，延续着社会希望微弱光亮的人，不是那些隐世者。如果不同流合污，能够在尽心职守、济世拯民方面有所作为，用权力改善、保全乱世中一些人的希望，维系社会细若游丝的命脉，就如冯道、张全义，虽然不会让黑暗时代光亮起来，但至少整个权力系统犹不至于堕落太低，还有些光亮。

乱世犹如当今西方的选举政治，总统不断换，“公务员政治中立”，冯道秉持的可谓公务员伦理，忠于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姓，而是自己手中的权力。作为职业官僚，他尽到了百姓之官的责任。

在奸恶和至善之间，是普通人所能为能行的善恶交织的灰色地带，冯道、张全义的道德高度并不让人敬仰，却是“历史的大多数”可学可做的，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当宋之后儒家以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圣贤道德理想、标准，来对待乱世中苟活的人群，却是在扼杀黑暗时代的微弱希望。

几千年来，多少人在皇恩浩荡的奴性下迷失了道德方向，要知道对于苦难深重的历史大多数来说，无论谁来当皇帝、谁当大臣都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过上安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