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孵化是培训吗:顾炎武是否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成语，几乎是妇孺皆知。许多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都聆听或接受过类似教育。但若问其源自何人，知者不多；再问其本意何为，知之者更少。可以说，笔者对明朝思想家顾炎武的初始了解，就是源于教科书对顾炎武的一些介绍。近段时间，随着自己对明朝历史的学习、探讨和体会，顾炎武再次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的原话吗？他是怎么样实践其“匹夫有责”的呢？这是我今天探讨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成语，几乎是妇孺皆知。许多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都聆听或接受过类似教育。但若问其源自何人，知者不多；再问其本意何为，知之者更少。

    可以说，笔者对明朝思想家顾炎武的初始了解，就是源于教科书对顾炎武的一些介绍。近段时间，随着自己对明朝历史的学习、探讨和体会，顾炎武再次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的原话吗？他是怎么样实践其“匹夫有责”的呢？这是我今天探讨的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流行说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源自顾炎武之口。其实不然。据史料显示，顾炎武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说仅是两字之差，意义却大不相同。

    顾炎武先生在他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简单概括其意就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不难看出，在顾先生眼里，“亡国”与“亡天下”是不同的概念与范畴。所谓“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所谓“亡天下”，是说社会道德之沦亡。故他认为江山易帜，是统治阶级的事情，而道德沦亡，则关系到每一个人，人人有责，只有知道“保天下”，即人人均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方能懂得保卫国家。据此区分原则，后人将顾先生这番话槪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然其语境语义已不完全是原意，是属于一种错解误解。

    一般讲，“国家”与“天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义。但在有些时候，意义则不相同，甚至很相左。笔者私以为，当建立与维护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广大民意的国家时，“国家”与“天下”就是一致的，相同的。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国家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激励着每个人为之奋斗。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说在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领土安全是一致的。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国家”是由帝王说了算，“匹夫”对国事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相等于的，没有“权”，何来“责”？如顾炎武所处的时代就是如此。所以顾炎武才会说，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那就是他所说的“天下”范畴了，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

    我想，只有这样理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能较好地感受他“至死不食清禄”的行为。说到这，我们不能不先了解顾炎武的基本概况。

    顾炎武（1613--1682）汉族，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不久，明亡，顾炎武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并决意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鸿儒，许多江南名士都屈膝应征，顾炎武也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但遭到他严辞拒绝。第二年叶方霭又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更是誓死不从，并在回信中郑重声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就这样，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丶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示不食清禄。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没有答应。

    顾炎武何以会终身为反清复明事业奋斗奔波，誓死不吃清禄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当他看到，“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时，他暗下决心，绝不与清廷为伍。当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顾炎武更是决意与清朝势不两立。

    就此我们能看出，顾炎武理解的“国家”与“天下”概念完全不同。此时，清朝早已建立，若说“国家”，非清朝莫属；而“天下”则是他眼中的大义与民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七十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苏州数千里之外的山西高原上。作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景仰。

    文章最后，我们再看看管仲提出的著名“四维”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 套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礼、义、廉、耻四种道德是治国安邦的四个纲，只有抓住了这些纲，才能“纲举目张”；否则就可能跌入国亡业毁的境地。想到当今我们社会里，真实存在着经济攀升、道德滑落日渐显现的情况，虽还远不至于到危及国家兴旺的时刻，但如何建立和修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道德、大力加强托举向善向上的力量，已成为今天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因此，切实领悟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概念的真谛，努力从我做起，做个有道德的人，肩负起挽救“亡天下”之重责，才能建设一个既国强民富，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俱佳的灿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