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漫谈第三章章测试:指归在批评——苏轼人生价值取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二) - 文化研究 - 易写网——全国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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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归在批评——苏轼人生价值取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二)2009-10-25 14:22:55 来源: 作者: 【大 中 小】 浏览:1次 评论:0   三
  
  《左传》中说,人生有三不朽:曰立功、立德、立言。苏轼何功、何德,其不朽世人皆 知,但功德之不朽又毁誉难定,就是盖了棺也未必能定。 中国 历史 上对苏轼的时褒时贬,就 是明证。所以不少国家都把为自己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立言”人视为真正的不朽者。当然 “立言”之“言”也毁誉难断,但与功德不同,“言”的毁誉越难断,它也就越可能不朽。 就是功德之不朽,其实也得靠“立言”来存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从苏轼所立之“言 ”,来评判其所立之“功”与“德”,并提出了耐人思考、探讨的“苏轼现象”。  
  所谓“苏轼现象”指的是:王安石掌权的时候,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 ,进用可必”。可是由于政见不同,改革想法有异,觉得很多新法以及具体办法已经成为“ 当世之过”,他就“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杭州召还乞郡状》) 。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废新法,苏轼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他在民间 实践中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确比旧法利多弊少,而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 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便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 于再被旧党排斥了下去。苏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 随一也。老弟与温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
  一个人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究竟是个人的悲哀,还是 社会 的悲哀?谁应该对 此负责?“苏轼现象”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肯定责任不在苏轼。因为苏轼并非难说话,与人不合作,也毫无半点“自恋症”的 影子。他从未夸张自己的出众,并把它 发展 成孤芳自赏、多愁善感、爱洁成癖、孤高冷漠、 蔑视他人等性格定势。他虽然也经常回视自我,但这种回视像目睹社会、人生一样,看到的 不是自己的出众,而是缺陷、过错,并及时地、毫不留情地把它——自己的和社会的过错— —统统揭露出来,提出救治的办法。毫无疑问,罩在苏轼生活上的阴影,对苏轼身心健康的 损害,重权在握的人应该负责,社会应该负责。黄平先生认为,从 现代 意义上看,知识分子 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技术型;二类是以批评现实生活为使命——相当于中国传统“清议 ”的批判型;三类是对学术、社会和自身进行检点的反思型。其实“反思”的目的也在于批 评错误,除弊兴利,所以,“反思型”知识分子也可以并入“批判型”知识分子。因此,福 柯把知识分子只分成两人类型;怀抱天下型和务实专微型。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苏轼,他 似乎应该属于以批判为能事的怀抱天下型知识分子。苏轼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和 当代知识分子“干预”和“介入”的功能。不过,苏轼怀抱的天下,一是宋王朝赵家的天下 ,二是百姓贫富苦乐的天下。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从苏轼的“立功、立德和立言”中,我们看到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其心理指向, 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与批判意识,对现有的一切都表示不满甚至于愤怒。这种心理指向,其 力量来源于他们自身,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民间立场和人格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他们殷切地渴 望在错误或苦难的理想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王国,这种愿望促使他们自信地把除弊兴利 、扶助君王和拯救国家民族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的肩上。苏轼追求人类对 自然 、社会 和人生保持着知识意义上的终极关怀,他把这种目标作为超越世俗对抗的最高境界,并以此 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社会批评(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众所周知,片面追求价 值目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这种积习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强烈。他一生自觉地倾向 于知识的功用性和价值性,并以旺盛的参与激情顽强地表现出来,虽九死而不悔。苏轼平生 受到两次严重的 政治 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 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这就 是苏轼有经世治国之才,而无经世治国之业的缘故。苏轼去世前作《自题金山画像》说:“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有自嘲、反讽的意味, 但对文学家苏轼来说,其盖世功业确实是在这时候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长年生活在社会下层 ,其健全人格和民间立场,也就在这时候完善和培养起来了,这将成了他生活的精神支柱, 成了他永远进取,积极乐观的力量源泉。总之,苏轼的政治激情高于求知的热情。他对知识 的追求是由所谓的社会政治目标所牵引的,知识性受制于价值性,效忠君王,兼济天下,忧 国忧民,是求知和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君王和国家的命运及老百姓的祸福是高于 一切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最高的使命。苏轼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士以天下为己任 ”的格言,并成为他的心理基础,与君王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成了一种人格的自觉。这种自觉 必然造成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崇 高境界,以及关怀意志和批判精神。
  
  再次,封建社会士人到了今天则演化为知识分子。因为士人受从屈原的“上下求索”到 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熏陶,形成了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和精英参与意 识,这一点,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但也有一部分士人因过分强化这种角色意识和参 政期望值过高,加之缺少必要的社会实践,缺少政治经验和解决社会事务的实际能力,不能 对一些政策和政府行为作出客观的评价,故在顺境时,可能切入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对社 会运行产生正向推动力,并由此激发自身的进取精神;逆境时,则易于回避矛盾,逃避现实 ,淡泊自守,或者由于过分的压抑而以变态的情感宣泄来参与社会,构成社会正常运行的阻 力,其典型代表当推阮籍等。封建士人这种充满张力的两极互相补充,相反相成,为当代知 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胎印,使他们的心态波动缺乏恒定的指数。但是,对今天知识分子 影响 最深,最具有积极意义和最值得 学习 借鉴的恐怕非苏轼这类士人莫属了。
  苏轼一生都在批评。批评当世,也批评自我。这正是现代人介定知识分子时最看重也最 不容忽视的一点。高尔基在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肩负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 牺牲自由与生命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另一个使命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 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也许知道,“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自己的 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 可避免的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7〕?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站 在政治之上”超越政治, 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 艺术 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和批判。封建 时代 的苏轼做到了这一点,而今天 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认识士人向知识分子的演变。事实上,在中国, 士人演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其痛苦遭遇不亚于当年的苏轼。从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由于 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知识分子一度成了自由漂移者,其地位和尊严毫无保障,是肮脏的, 需要改造的。后来制度稳定下来,又被定性为“毛”,灰溜溜的,变成了依附物,彻底失去 了独立和自由。但是,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被歧视,被改造、被践踏,他们始终保留、继承并 发展了士人“向社会提见识”这一本质特长。正因为这一点,当代不少学者都认为,所有的 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在社会中都能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曼海姆在《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 经济 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 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 人类的道义。这个观点后来被霍夫茨塔纳更明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无 疑,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从苏轼这一类历代知识精英身上抽象出 来的经典结论。这种看法突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它超越了把知识分子简单地认作“ 有知识的人”这种形式主义的看法,而提炼出知识分子的更高境界。这个境界至少包含三个 层面:①自觉地从事知识产品的生产活动,以寻求真理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②把知识和真 理作为惟一的权威体系,除此之外,不屈从任何其他的权威,诸如宗教、权力等,同时依据 这个权威体系时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③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不同于任 何以功利条件为转移的其他阶层和阶级。以此去衡量苏轼,似乎已看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兆 头。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顽强的批判精神。我 们需要知识分子,本质上讲是需要社会批评;所谓对知识分子要宽容,实际上是指对社会批 评要宽容。八百多年前,宋王朝对苏轼不宽容,把他一贬再贬,改革开放前,对知识分子错 误的定位,把知识分子整肃得灰溜溜的;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回到普通劳 动者行列,像社会其他劳动者一样,他们开始挺直腰板,大声说话,大胆做事,积极从事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苏轼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与其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不如说社会 批评要有独立品格;与其说某代知识分子走向死亡,不如说带有这一代人格烙印的社会批评 走向了死亡。社会一旦听不到批评,前人创造的文明将会逐渐泯灭,或者变成文明废墟。   〔 参考 文献 〕
  〔1〕苏轼.苏轼文集(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苏轼诗集(4)[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3〕全宋词(1)[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5.
  〔4〕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苏轼文集(2)[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6〕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索[M].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