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调查：台湾军团崛起 改写华语电影格局

　　12天间票房冲破3000万港币，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自上映后不断刷新香港多个票房记录，力压在戛纳受好评的杜琪峰新作《夺命金》(票房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左右)，成为近年首部真正打入香港市场的台湾电影。相比于在本土取得的4亿新台币票房佳绩，香港票房的含金量或许更高——让人们看到了台湾电影在整个华语影市的更多可能性？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微博)认为《那些年》如果在内地上映，也会有巨大票房收益。而《那些年》也确实很可能年内上映，一切届时可见分晓。在台湾拿下6000万新台币的《翻滚吧！阿信(微博)》则在刚结束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成为“台湾新人新片展”的开幕影片，在监制李烈的积极奔走下，也很有可能于年内在内地上映。

　　而在这之前，首当其冲最早跟内地观众见面的台湾电影，是11月3号上映的《星空》。

　　过去，不仅是在香港市场，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的表现也一直不尽如人意，创造5.3亿台币票房奇迹的《海角七号》，在大陆仅收2,065万。今年春节档在台湾卖出上亿新台币的《鸡排英雄》，引进内地后票房更是只有可怜的120万。《星空》首周票房过千万，算是开了个不大不小的好头，投资约四倍于《星空》的《LOVE》商业属性更加明确。台湾电影正在以商业之名回归华语电影市场？

　　除导演《星空》的林书宇(微博)外，钮承泽(微博)(《LOVE》的导演)、陈正道(微博)(《幸福额度》的导演)、程孝泽、张家鲁(均为《转山》编剧)也成为近期在内地颇为活跃的台湾力量；演员方面，赵又廷(微博)、阮经天(微博)分别参演内地、香港名导的新片，王柏杰、彭于晏(微博)、杨佑宁、张书豪、张均甯等一批台湾新生代演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合拍片中。如果说《海角七号》在岛内的成功或许还可被解读成文化意义大于电影本身，但半只脚已经踏入内地的台湾电影及电影人的表现，或可真正让内地及香港影人意识到台湾力量的“崛起”，并思考，我们未来究竟要拍什么样的华语电影？

　　策划/新浪娱乐策划组   对话、文/陆姝

　　“拼”出一片《星空》——凝聚台湾精英力量

　　　林书宇：“这部电影在做到最后的时候走出了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一个能力——吸引很多被她感动、希望她更好的人来帮助他。”

　　　陈国富：“就我现在所得到的对影片的反馈和已经造成的反响来说，我觉得《星空》已经成了，不用等到11月3号影片上映，就已经可以这么断定。”

　　2008年，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微博)的“亚洲新人奖”揭晓，评委会特别奖授予了张猛的《耳朵大有福》，而含金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奖则授予了台湾导演林书宇的《九降风》。两部电影分别是这两位新人导演的处女作。

　　3年后，《钢的琴》公映，影片品质得到交口称赞，虽然票房败北，但在各大电影节收获肯定。巧的是，林书宇也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星空》，上映前的几轮试映都收获好评，且题材和创作手法较《钢的琴》要大众化很多，上映后同样成为话题作品。

　　监制陈国富曾在一个采访中说到：“《星空》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指标性的电影，如果我们所有的诚意和尝试能被肯定，我会对从事现在这份工作更乐观一点。如果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产生该有的影响力，我会对这个行业比较悲观。”

　　进一步追问他觉得《星空》应该产生的影响力是什么？陈国富说：“就我现在所得到的对影片的反馈和已经造成的反响来说，我觉得《星空》已经成了，不用到11月3号影片上映，就已经可以这么断定。这是一个比较自我保护的说法。票房方面，当然希望有好的成绩，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前所未见的类型，如果反响不如预期，可能我下次再拍这种电影，在提高投资规模方面就会犹豫下。”——因为陈国富的介入，《星空》的投资提升了4倍。把一个政府辅导金占了总投资一半的常规台湾小制作变成了现在的“梦幻大作”。

　　辅导金是台湾政府给予台湾电影人的优惠政策，根据辅助级别分为“一般组”、“新人组”和“电视电影组”，每个级别对导演的过往拍片经验提出的要求不同，资助金额的档次也不同，分别为2000万台币、1000万台币和500万台币。但同时要求入选的项目所获辅助金额不得超过电影制作总成本的50%。之前只执导过一部长片的林书宇根据规则被归在“新人组”，这次拍《星空》拿到1000万台币，也就是说他需要另外再筹集1000万台币才可以开拍，2000万台币这就是《星空》最开始计划的规模。

　　多出来的3倍的投资怎么用？主要还是花在特效上，当然既然加大了投资有了回收成本的压力，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就必须要有明星的加盟，于是配角的阵容就成了华丽丽的刘若英(微博)、庾澄庆(微博)、桂纶镁(微博)、五月天的石头、香港老戏骨曾江、台湾名模蔡淑臻……甚至曾经的大明星、现在的台湾电影大监制李烈(曾监制《艋舺》、《囧男孩》、《翻滚吧！阿信》)也来客串一把。除此之外，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华语第一监制”陈国富自不必说，《星空》的摄影Jack Pollock是《艋舺》、《武侠》的摄影，此前正是陈国富导演的《风声》让他“一战成名”。

　　要汇集这么多的“台湾力量”，光靠钱——并且是不多的钱，几乎不可能搞定。最让林书宇感到欣慰的是，“这部电影在做到最后的时候自己走出了自己的生命了，而不是一个我设计好的东西，像是有种魔力在。这部片子好像就是有一个能力——吸引很多被她感动、希望她更好的人来帮助他。我在听世界末日的女朋友给我们写的配乐和阿信写的歌，我都好感激！我何德何能请到这么多这么厉害的人来帮这部影片，让她完成、让她更美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有些人是看了电影、有些是人看了剧本、有些人是冲着几米、有些人是冲着这本书……这部影片确实改变了我们这些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我们真的有因为这部片变得更单纯、更简单、更纯粹。”

　　“拼图”是《星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几米原著中没有的意象。虽然林书宇坦承当初设计这个概念，纯粹只是因为觉得如果尊重几米在绘本中的表现——让小女孩的家中挂满名画，放在一部真人扮演的电影里会是一件特别俗气的事情，于是想到可以用拼图来取代，为什么家里会挂满拼图？因为过去常常一家人拼，而现在只剩小女孩一个人拼了……“拼图”成为电影中最重要的线索，带领观众去寻找“心底遗失的那块拼图”。而《星空》汇聚这些精英力量加盟的过程，也正像电影中的“拼图”游戏一般。

　　除了幕前的台湾力量外，出品人刘蔚然是幕后的台湾力量代表，也是《星空》最重要的“拼图”之一。十年前她是金马奖的策划，曾邀请陈国富的《双瞳》当金马奖的开幕片未果，从此没有交集。如今她是台湾电影公司原子映像的老板。十年后有人建议陈国富见见她，于是两次谈话促成了陈国富入股原子映像并持有35%的股份。谈到入股原因，陈国富说因为了解了公司的资金运作之后，“发现基本上可以说是没钱嘛，但是她跟很多年轻导演都有合作。我是不喜欢四处活动的人，正好藉由原子的平台可以帮到很多新导演。我希望有了我的资助，她会有勇气和力量去做一些更有企图的项目，可以说我在背后推了她一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可能就是观众吧。虽然连老板王中磊(微博)都说不在乎票房，但若票房不甚理想，总觉得也像是《星空》缺了一块“拼图”一样，哪怕是一块不那么重要的“拼图”。

　　同为台湾电影、青春题材的《那些年》在香港的热卖，是否意味着《星空》更有机会和把握也赢得市场？林书宇老实回答：“其实没有哦，呵呵，我问过香港的片商，他们有点紧张，因为《星空》在香港上的时候《那些年》还没有退市，热度还在。”至于《那些年》的热卖是否意味着香港乃至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观众对台湾电影的接受度开始升高，林书宇也表示自己不会那么乐观，“台湾本土的现象比较是，现在的台湾观众已经对台湾电影有了信心。但香港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不是针对台湾电影的，而是针对‘九把刀’的，不见得是因为之前在台湾卖得好，而是它就是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部片子，我很讶异于九把刀的诚恳，虽然弄了很多花俏的技巧。但那个就是他，他就是那么幼稚，也就是因为他这么幼稚他才能拍出这种电影来，完完全全诚恳曝露出‘我就是这样’、‘我不做作’。我看完之后就马上写信给九把刀称赞一番。”

　　“久经沙场”的陈国富也对《那些年》是否能引发连锁反应持保留态度。他自认始终对媒体跟风报道业界热点、预测产业趋势这些的不太感冒：“我倾向用较宏观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电影，不会因为有个特殊现象发生就随之起舞，我做的电影今年上或者明年上都没区别的，哪年上都行。不可能为了追一个潮流去拍一个电影，我也追不上。如果电影是可以这么来‘算计’的话，那应该是戏院经理来决定拍什么样的电影。”在之前的另一个访谈里，他做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我对整体环境的趋势完全不关心，只是有时候假装关心，其实我只关心自己手头上正在操作的作品。就像我是种粮的，我把家前面这块田种好了就行，不用去关心整体农业现象。”

　　华语影坛新格局？——台湾新生代“入场”

　　《蓝色大门》的主演桂纶镁和陈柏霖一个是在地铁站、一个是在西门町被发掘。《星空》的小男主角则也是在大街上被星探发现。陈国富说：“台湾的影视团队喜欢去街上找人，基本上有固定某些区域是特别容易发掘到新人的，日本也是这样。但大陆太大了，你上哪条街去找人啊？”大陆这几年也出了一些电影新人，但观众已经习惯用“没点背景怎么可能出来？”的眼光来看待。台湾没这种情况吗？陈国富苦笑道，“好像还真没有，大概因为这件事在台湾实在没有那么大的油水吧！”

　　这几年，随着台湾电影的复苏，台湾新生力量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整个华语电影——尤其是中等投资以上的华语电影的制作中来。《星空》、林书宇、林晖闵(微博)都不是孤例。

　　正在上映的《幸福额度》的导演陈正道来北京已经两三年了，2005年其首部电影长片《宅变》在台湾卖了超过千万台币，2006年的《盛夏光年》也得到好评。《幸福额度》的投资方没有台湾背景，电影除了女主角林志玲(微博)是台湾人以外也几乎没有台湾影子，因而可说是一部由大陆出资、台湾导演执导的大陆电影。影片本身的完成度较高，且从目前上映两周累积近3000万领跑国产片的情况来看，观众的接受度也较高，此种类型的合作可谓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而事实上，据林书宇说，两三年前他拍完《九降风》之后，大概就是陈正道来北京的前后那段时间，就已经有一些人找台湾导演到大陆拍片，“我没有来。一方面看到的剧本没有让我心动的，一方面觉得我还没有站稳，就已经要到对岸去了吗？就觉得先不要急，慢慢来。”然后林书宇就去给《艋舺》当了副导演。当过导演的人还要去给别人当副导演？这个举动曾让刘若英既惊讶又欣赏，那时就埋下了日后合作的种子。

　　11月3日，跟《星空》同天上映的还有另一部陈国富监制的电影《转山》，虽然导演杜家毅是地道的上海人，但编剧张家鲁、程孝泽都是台湾人，也都可以算是陈国富的弟子——陈国富在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当兼职教授时结识了他们。他们俩私底下也是很熟的朋友，程孝泽拍《近在咫尺的爱恋》时张家鲁还去客串了一把。而这部电影的制片黄志明下一部戏做了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

　　程孝泽的首部剧情长片《渺渺》由王家卫和刘镇伟(微博)的泽东电影公司(微博)投资，更入围柏林影展“新世代单元”，还曾任钮承泽《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的副导及在《阳阳》等片中客串演出。2010年6月29日，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大陆全面开放进口台湾电影，作为后ECFA时代首次在两岸三地同步上映的台湾电影，《近在咫尺》成为观察市场水温的指标性作品，却遭遇票房失败。而张家鲁则被称为是台湾唯一的专业编剧，在陈国富监制或导演的《天下无贼》、《风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张家鲁均担纲编剧。

　　在陈国富看来，《星空》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合拍片，而由华谊兄弟(微博)投资的另一部由台湾导演执导的电影《LOVE》(由钮承泽导演)，因表现两岸三地男女感情纠葛而在“合拍片”的意义上走得更远。

　　台湾电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很容易大家提到台湾创作者人文素养，我以前不这么觉得，前一阵子在北京跟一群人出去吃饭，有大陆的电影工作者有台湾的。台湾的就是我、陈国富、程孝泽、张家鲁。我就看一看，哇塞，真的！书卷气真的好重啊！我们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当我们在一起好像真的都一个样。可能跟我们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的方式有关。”这番话从长得十分学生气的林书宇口中说出来特别有说服力。

　　谈到台湾导演和大陆导演的区别，陈国富认为台湾导演大多是靠自己写剧本拿辅导金出来的，并且如果一部拍得不行就没有下一部了，所以会很珍惜拍片的机会。而大陆这边的导演常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合作的商业项目，拍片的机会多很多。

　　除了幕后的导演编剧外，幕前的台湾演员在华语片中的表现同样亮眼。被钮承泽用《艋舺》一手捧出“天廷”组合——阮经天、赵又廷在《LOVE》中再度合体，且前者出演了刘伟强(微博)的《血滴子》、后者出演了陈凯歌(微博)的《搜索》。凭借《爱的发声练习》、《翻滚吧！阿信》走红的彭于晏也是《LOVE》主演之一，并独挑大梁和Angelababy主演了爱情片《夏日乐悠悠》。凭《九降风》走红的王柏杰则出演了《十月围城》和《百年情书》。杨佑宁出演了《幸福额度》、张均甯主演了即将上映的《赛车传奇》……这些新人大多20岁出头，仅靠一两部戏便在台湾走红，如今已投身更大规模的华语电影中。

　　为什么台湾的新人这么快就能出来？大陆的新人却青黄不接？焦雄屏认为，“大陆演员不管在素质上、深度上和表演机会上是超过港台的，但香港非常会包装演员，所以他会常常出现很多的明星，但是台湾是适合发掘新人跟偶像，因为台湾的演员并没有很扎实的训练，他比较多是因为他的某一种特质，不管外貌上的或性格上的”。曾担任《蓝色大门》制作人的她举了桂纶镁和陈柏霖(微博)的例子——一个是在地铁站、一个是在西门町发掘的。

　　《星空》的小男主角林晖闵也是通过星探发掘的方式找到的。“台湾的影视团队喜欢去街上找人，基本上有固定某些区域是特别容易发掘到新人的，日本也是这样。但大陆太大了，你上哪条街去找人啊？”陈国富也觉得台湾在挖掘新人方面有自己的办法。可除此之外呢？比如，大陆近几年也出了一些新人，但大家的惯性思维已经是觉得没点背景怎么可能出来？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对新人有好感。台湾就没这种情况吗？陈国富苦笑道，“好像还真没有，大概因为这件事在台湾实在没有那么大的油水吧！”

　　为什么台湾电影人好像很清心寡欲？林书宇：“可能是穷惯了吧！(笑)我现在没车也没房，参加《星空》北京首映的西装还是原子映像他们给我买的。”关于北上，“我有种直觉我迟早有一天会过来拍——我没有期待，也没有不期待，就是觉得它应该会发生。”

　　陈国富：“华语电影应该走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投资人、导演、评论人都去促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拍电影应该要有点羞耻感，如果拍了烂片，应该要觉得不好意思，对不起观众、对不起投资人，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到位，宣传都是骗人的？”

　　作为和内地电影界联系最紧密的台湾人，陈国富在很多场合都会被问到关于“北上”的问题，但最初的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陈国富觉得是为了了解这边观众的想法，“我在哥伦比亚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对一些项目拍板，其中就包括冯小刚(微博)的电影，但我发现我其实并不太了解国内的观众是怎么想的，比如《甲方乙方》，我也觉得这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但是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我觉得我应该实地体会一下，不然我怎么去参与工作？再加上那个时候跟何平(微博)、陆川(微博)也经常一起聊天，觉得没什么隔阂。刚好哥伦比亚要退出内地市场，我就到了华谊。”

　　上面说的是理性的原因，陈国富在另一个场合说过一个感性的原因，听上去更加“陈国富”一些：“记得刚开始是SARS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北京待得比较长，冯小刚三天两头邀我出去，我刚开始以为他每天晚上过的就是这种夜生活，后来他跟我讲他不是，他怕我无聊，每天KTV、请吃饭。那让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不仅每天有关心我的朋友，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聊电影的事情，就像当年我跟孝贤、跟杨德昌刚认识时，也是那样的生活，我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每天就是兴奋。总之‘生活’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生活就是由你这些亲近的人跟你一起过。所以我一直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台商’的概念，因为我不是那种设定目标、打拼、转战……我其实一直是跟着我的情感、直觉，什么地方我可以继续做电影、可以继续聊电影，和身边的人有紧密的关系，我就会被鞭策着走。”

　　很多“北上”的香港导演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痛苦的“水土不服”的阶段，陈国富坦言适应饮食气候、想家是有的，但自己在创作上没有“水土不服”。而陈国富到了华谊之后监制的戏也确实部部票房口碑俱佳。被问及为何在“水土不服”这个问题上和香港导演有显着差异？陈国富觉得可能是心境不同造成的，“我觉得香港导演有种‘出门干活’的心情，干完活总要回家过年似的。”

　　陈国富了解内地的方式是很感性的，“刚来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看周围人的动态，我会看的兴致勃勃的。”而不是通过大量数据和调查。如今陈国富对大陆观众口味的把握已经相当准确，名声在外自是不必说。很多台湾导演参加两岸交流论坛的时候就会被建议：“你们应该去找陈国富”。陈国富不太适应论坛的氛围，“一群人围着个大桌子，每个人面前有自己名牌，然后轮流讲几句话，那个能聊出什么？我只参加过一次，讲几句真心话，然后偷偷溜走。(笑)”

　　但私底下，陈国富很愿意和台湾导演分享自己的内地经验。正在内地拍《LOVE》的钮承泽是陈国富认识了20多年的老友，陈见证了其从一个一线演员变成五线演员、甚至要去给品质很低的连续剧跑龙套，然后转幕后，拍片，现在成大导演……也为其监制了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电影处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据陈国富说，钮承泽已经准备在北京租房子了，“北上”这件事，对祖籍在北京、家里有一半亲戚都在北京的钮承泽来说，似乎是顺水推舟的事。但即使如此，钮承泽也会有一大堆的问题找陈国富问，陈就一一解答。他提的问题你都能解答？“有的时候是假装可以解答吧(笑)，因为我比他们确实多很多经验，如果我答不知道他们应该会崩溃吧。”

　　除了钮承泽已经打定“北上”的主意外，其它台湾导演基本上都是有工作才来，陈国富的建议是，“如果你不在这边生活，在台湾去猜这边观众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半只脚已经踏上内地的林书宇对“北上”却似乎兴趣不大：“看案子吧，看有没有适合的东西，其实《星空》在写的时候我也完全没有想到到内地放映。我想要把这出戏拍好、需要一个撑得住整部电影的13岁的小女孩——就找了徐娇(微博)，完全不是出于合拍片的考虑。是写了剧本、找了徐娇之后被陈国富看到，问说要不要变成合拍，我就说好啊。但是如果要变成合拍片的过程中我要改很多很多东西，我宁可不要(林书宇认为大陆这几年很少有好作品出现跟“自我审查”关系颇大，当然“自我审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审查就是这么严格)，我一开始就跟陈导说得很清楚。陈导说你这个题材应该不会有问题，就冲吧，试试看。”

　　林书宇的“不妥协”看似有点孩子气不理智，实际则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忠于自我。“很多导演的电影梦可能是很大的，当你需要做大的案子或者大的资金，台湾的市场不够支撑的话就会需要另外一个一个更大的市场，这很现实的嘛！我们都是拍华语电影的，大家都会想到大陆市场。而且前几年的大陆市场让人家觉得在大陆赚钱太容易了，很多台湾的投资者或者海外的投资者在面对台湾的创作者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这能不能成为合拍片？’(我觉得潜台词是)因为我想去赚那边的钱，因为那边的钱好赚——有这样一个错觉，创作者就要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对自己的电影最好的。像陈正道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他就是完全想清楚我想在北京发展，所以他已经在这边好几年了，我都很少在台湾碰到他，还是在这边的后期制作公司碰到过他。”

　　已经在北京打拼了几年的陈正道以及开始思考更多关于跨文化的创作的议题，“台湾创作主题非常小，只关注自己，‘隔壁男生喜不喜欢我’就可以拍100分钟，一根鸡腿拍2个小时，一封情书拍3个小时，温温热热好几年没什么大事。而大陆观众关怀事情的范围很大：‘我们该怎么生存，在这个大环境中我是谁。’”不仅如此，陈正道希望能比香港-内地和排片走得更远：“台湾电影是创作性质、带着诚意到大陆的，比起香港有一些已经拍滥的电影模式，就是集聚商业价值、再拍一次，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很小心在思考——(拍出的电影)是不是有文化差异？是不是够感动人？”

　　同样已经“北上”的陈孝泽则希望能把固守本土的台湾片扩大到整个华语地区。当然他也有出于个人的考虑——从小看好莱坞商业电影长大的陈孝泽自认不擅长拍文艺片，但如果不拍成本较低的文艺片、青春片，就很难在台湾出头。

　　林书宇身边有很多导演朋友，在他看来，计划“北上”的和观望中的大概一半一半吧，“我自己是保持着随缘的态度。我发现我没有急的时候反而事情比较容易成，我30岁之前很急着要拍一部长片，结果没拍成，我反而放下包袱继续做该做的事，然后就有了《九降风》，《星空》也是，竟然就成了合拍片，竟然可以在大陆上映。”

　　《星空》之后，林书宇被大制作的投资/制片人盯上的可能性更高，但林书宇却对拍“大片”不太感冒，“我一直不太懂把大片当成类型啦，当然我能理解“大片”对有的导演来说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但大片也有打动我的故事和不大动我的故事，打动我的时候即使它不大我也想做，不打动我再大我也不想做。比如我不迷三国、不迷赤壁，如果有人给我机会做这个我也兴趣缺缺。因为我对那个世界没有感觉。对于我会着迷的东西，再大或者再小我也会试试看。”

　　为什么台湾电影人好像很清心寡欲？林书宇自嘲地笑笑，“可能是穷惯了吧！”生于1976年的林书宇没车没房，在台湾乘坐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公车、地铁。《星空》的北京首映发布会上那件西服还是原子映像给他买的。

　　“我觉得台湾需要大量的合拍片进入内地，我觉得台湾底层的民族情感，跟大陆是比较接近的，反而我觉得香港跟大陆，在文化习惯跟思维方式是比较有距离的。我觉得现在是台湾很容易‘进场’的时间”，焦雄屏似乎看到了台湾-大陆合拍片的未来。确实，在两岸沟通更紧密、华语电影人才紧缺的当下，这似乎是个不难预测的“大势”，连林书宇都不得不承认，“我有种直觉我迟早有一天会过来拍——我没有期待，也没有不期待，就是觉得它应该会发生。”

　　当然，对于台湾影人的北上，大陆这边大概会有不同的声音。一个多月前，“天涯”的一篇“台影人谈对大陆新演员的全面压制”帖子浏览量达到18万，类似的小道消息也在坊间流传，几个近年在自己导演或监制的电影中使用了台湾明星的导演都“牵连”其中。陈国富觉得这没什么，“就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吧，没那么严重！”他是否会对台湾演员更照顾一些？陈国富自认没有，“《风声》当时就是我坚持要全用大陆的演员，苏有朋(微博)是后来加入的，不过我也没特别觉得他是台湾演员。”——陈国富永远站在观众的角度，以是否对电影好来做所有的判断。《集结号》的时候冯小刚为了投资人的保障，想邀请刘德华来主演，监制陈国富说：“谷子地和刘德华，好像不是一个人”，他这一票始终没投下去。如果用了刘德华，哪里还有后来的金马影帝张涵予(微博)？大陆的明星岂不是又少一个？

　　其实反过来看，如果所谓的压制论成立的话，以陈国富的身份履历，恐怕更容易受到台湾媒体的指责吧？但是却没有，无论是他将出席的金马奖，还是探班《艋舺》，台湾媒体绝不吝啬版面。换个角度看，陈国富又何尝不是那个带着“台湾电影最后希望”的能量柱逃离即将被毁灭的“赛伯坦星球”的人呢？不过拿着这个问题问陈国富，在台湾电影最低潮的时期你可有想去拯救或者复兴台湾电影？陈国富很坦荡地回答：“没有。并且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拯救谁。”陈国富说台湾媒体更多的是觉得他很奇怪，“一个连门都不太出的人，居然可以跑到离台湾这么远的地方呆这么久。”

　　把视线拉回即将上映的《星空》，陈国富很感谢林书宇帮他实现了一个心愿，他在拍摄现场看林书宇在教室里跟学生们说戏，突然想到自己20年前拍的第一部电影《国中女生》，“那个时候没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拍，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演员沟通，看到林书宇拍《星空》，我突然觉得《国中女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如果《星空》可以取得高票房？是否会对投资人、导演有所触动，拍更多不那么浮躁、品质出色的电影？陈国富不太乐观：“我十年前拍《双瞳》也是这么想的啊，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大家还是没什么改变嘛。你跟他们讲道理没人会听，只有当他们真的赔钱了，赔到没钱了，他们才会开始想要改变。华语电影应该走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投资人、导演、评论人都去促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拍电影应该要有点羞耻感，如果拍了烂片，应该要觉得不好意思，对不起观众、对不起投资人，应该问问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到位，宣传都是骗人的？”

　　很多香港电影人常抱着脚踏实地“一部一部拍下去”的信念，“这一部”做点妥协是为了有“下一部”可拍。陈国富则更在乎“为什么拍每部电影”，“如果妥协是为了有‘下一部’，那‘下一部’你能拍什么呢？你要那下一部干什么呢？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电影，每一部都只能是唯一一部”

　　林书宇也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拍”这个问题，相信他的答案值得很多人参考——

　　“我是个电影迷，所以我家里的DVD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有两、三大柜。当我自己完成一部片的时候，就会放到那个柜子里，所以现在有一个地方是放我自己的电影，那是一个容易让你谦虚的方式。当我看着架子的时候，想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电影在拍，我不拍也没差，把《九降风》拿掉也没差，也没人会怎样。这个世界上的电影那么多，一部电影没那么重要。拿到一两部《教父》其实也没事，大不了就是其它两部经典的电影顶上去。

　　我就问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想要做什么？结果答案就是‘拍电影’。既然世界上已经存在这么多的电影了，那我不要做垃圾！不要做随时可以被取代、随时可以被丢掉的东西。我希望可以做在柜子上面放很久的电影。”

　　【延伸阅读】

　　那些有关台湾电影的拼图：

　　1.  旧回忆，旧时光

　　张靓蓓：“文化你怎么断？断不了的。”

　　焦雄屏：“当年台湾跟大陆电影界真是水乳交融，没想到今天反而是香港跟内地电影界比较靠近。”

　　曾经写了李安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的张靓蓓20多年前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当记者(如今已是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目睹了很多两岸影人的交流场景：“当年两岸局面对峙，台港中三地影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一开始是在境外地区的各个国际影展上碰头的，看彼此的电影，谈个人的理念，每每聚在一起侃大山。那时候就觉得，台湾、大陆影人的想法、观念，一拍即合；沟通起来，要比跟香港容易些。 1983年香港办了个台湾电影节，台湾新锐导演有十三部片子参展，一伙人在香港碰到大陆导演谢添，还一起吃饭聊天。那一年他们看到了《人到中年》、《如意》、《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毛女》。剪接师廖庆松说：‘记得我们第一次看的大陆电影是黄健中(微博)的《如意》，大家边看边哭，香港人还在外边说︰ ‘哭什么，你们台湾来的导演！’杨德昌当场站起来呛回去︰‘台湾来的怎么样？’哈哈，他要跟人家干架。事后回想，为什么大家那么感动，看了直哭？文化你怎么断？断不了的。”

　　焦雄屏也曾在一次访问中回忆在1988年的香港电影节遇到田壮壮、张艺谋、顾长卫和顾长宁的情景，“大家都在笑谈两岸一直以来的剑拔弩张。我们交换了人民币和台币，在钞票上面还互相签名，‘张匪艺谋’、‘田匪壮壮’，因为我们以前都要叫‘匪’么，我们这边也写‘焦匪雄屏’、‘侯匪孝贤’。当时，每天晚上在我房间，20多个人，席地而坐，彻夜抽烟聊天，好像过去几十年的经验都要赶快讲完。当年台湾跟大陆电影界真是水乳交融，没想到今天反而是香港跟内地电影界比较靠近。”

　　2.  老影人，新动向

　　侯孝贤

　　日本演员妻夫木聪在刚刚结束的釜山电影节接受访问透露侯孝贤筹备多年的武侠片《聂隐娘》进度：“这月回日本后就会投入侯孝贤导演新片的第二轮拍摄，去年已经拍了九个回合，剧情有了個大概到还没有台本，真不知何时可以拍完”，不过侯孝贤自己则承诺新片会在明年和观众见面；

　　即将于金马影展推出的开幕片《10＋10》，邀来侯孝贤、魏德圣、张作骥等20位导演，各自拍摄5分钟短片，组成110分钟的电影。侯孝贤透露自己执导的《黄金之弦》是以上一辈留下的老东西为主轴，传达世代间的情感。侯孝贤任总监制的《金城小子》也入围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上月，侯孝贤获颁第6届总统文化奖“文艺奖”，马英九致词并肯定他是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享誉国际，堪称台湾电影之光。侯孝贤却不改心直口快的风格炮轰台湾电影需要工业化与法制化，不能只是依靠财团或企业，并指出目前新闻局辅导金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蔡明亮

　　导演蔡明亮阔别舞台剧27年重新复出，集合了金马影后杨贵媚、陆奕静及李康生，演出舞台剧独角戏系列《只有你》，10月28号到11月6号在台湾国家戏剧院登场。该剧从一台播放点歌节目的收音机介入三个普通人的孤寂生活开始，有不少内容取材自蔡明亮的生活经历，全剧几乎没有对白。

　　蔡明亮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是2007年由法国卢浮宫首次参与投资并首次开放馆内从不公开的地窖和屋顶供拍摄之用的作品《脸》。该片于2009年入围戛纳电影节，后被卢浮宫收藏。《脸》仅制作了10张DVD，以每张100万元新台币的价格销售。

　　杨德昌

　　第四届新人电影节单元之“杨德昌电影回顾展”11月5日起在百老汇电影中心(微博)放映，展映4部杨德昌导演的经典代表作品《光阴的故事》、《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

　　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