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倩郑小强:下一个10年中国企业家怎么走

  先是黄光裕和陈晓的公司控制权大战，几乎让中国公司的问题全部呈现出来：公司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开放的？很多本质性的问题纷至沓来，人们似乎没有作好准备，就迅速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判断之中。丰富的公司命题被我们简单化，以至于到现在关于公司常识的启蒙也没有得以展开。
   然后是华为的人事纠纷。这家被人们认为最卓越的中国公司其实一直隐含着相当严重的制度性课题：为什么如此磅礴的公司一直没有与资本市场对接？为什么幽深的股东结构成为公司信息中绝密中的绝密？这从技术层面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一定是开放的结果，华为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人事纠纷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思考现代化的机会。
   当然，我们无法回避蒙牛和伊利这两家牛奶公司的大战，无法回避腾讯和360这两家新兴公司的格斗。这涉及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里如何建构市场公共关系的重要命题。在商业分工里，公共关系指向英语语境里的relation。经济学的解释应该是指在商业交换的过程中对参与者关系的合理维护。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却异化成一种潜规则，甚至是一种反市场、反透明的阴谋与技巧。可以肯定地说，蒙牛与伊利的所谓信息搏杀、腾讯与360的商业格斗，甚至华为庭院深深的人事纠纷，都有中国式公司组织和中国式公关公司在背后联手操纵。
   如何把如此密集的公司故事放在大历史的框架下思考，成为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公司正在以一种大格局迅速扩张，这是一部动态的公司史。因此，对过去的梳理、对当下的观察、对未来的展望，需要有人去做。
   关于公司未来的新方法

   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忽然看到，中国企业家开始思索了。
   尤其是那些通过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在这个不安的年份里，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信任、反市场的倾向。全球关于商业文明的讨论源远流长，从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弗里德曼，企业家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自由市场竞争的价值。与此同时，有人也在另外一个向度上发现了对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反动，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能力的提高与促进。这样一种承认和反承认的关系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影响到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思索。
   2010年各种与公司有关的故事事实上都在沿着这两个向度展开：一部分企业家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商业的人性基础决定了商业具有绝对的利己动机；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把国家主义意识和时代的宏大责任嫁接到企业建设上。前者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物欲的过度宣泄；后者则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分工处在泛政治、泛历史的层面，企业的发展无论在价值体系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会和现代企业制度拉开一定的距离。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一个10年，中国企业家该怎么走，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家可能需要真正站在企业建设的合理地带，放弃道德高地和宏大叙事，放弃历史负担，用纯粹的商业方法展开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建设，从企业家角度还原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商人目的，真正使企业行为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学会妥协。妥协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是一种建设性的方法。中国企业家应该站在多元价值立场的平台上寻求各种市场力量的共赢。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无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无助于中国企业家的成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缺乏获得利润的勇气。中国企业家需要勇敢、合理、科学地追求利润，并将追求利润的勇气倡导为一种社会风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正是基于一种道德信念的回报。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公司概念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商业社会里，如果强调追求利润确实能够带来更合理的资源分配，更能唤起这个社会的公益勇气和人文诉求，那么，企业建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计算，它甚至可能超出企业家之所以建设企业的原因本身。
   中国企业家在下一个时期可能需要不断建设一种双向的感恩。当一个社会只要求单向感恩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是不和谐的，其背后的商业文明值得人们忧虑。在今天看来，社会可能也应该注意感恩企业家。在市场运营的链条上，企业家是社会的某种组织者，而公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存的主要场域。因此，这种双向的感恩事实上是这个时代真正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企业环境形态。
   必须承认，30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处在高速发展状态，这种高速甚至体现出了某种饥不择食、某种贪婪。而现在，我们需要在各种市场机会面前懂得放弃，懂得节制。我们要在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守住发展的底线。自由是发展的方法，也是发展的手段，在很多重大的价值选择上，我们可以沿用这样的因果链进行思考。比如，企业家应该相信，环保理念和绿色生活既是企业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同样适用于这样的因果链。还比如对客户的忠诚、对有序竞争的捍卫、对国家税收的忠诚、对官僚时代潜规则的理性警惕，都同样应该成为必须坚守的目的与方法。
   一个真正的良性企业发展体系只能沿着产权和人权这两条路径展开。进入2010年，劳动者权益成为每一个企业家紧密关注的重要命题。在市场经济的层面，这样的命题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因此，企业家应该真正尊重每一个劳动者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与能力，在一个可以期待的公司治理层面，充分尊重多元价值观，最终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相关的思索真是让人目不暇接，更让人莫衷一是。如果说公司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它们在舞台上的倾情演出正在烟火四起。那么，无数在舞台下面围观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以及因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一点也不比舞台上逊色。
   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们真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了？难道我们真的只能陷入纷乱的事实中无所适从？

   放宽历史的视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们对于公司的描述显然过于草率了，对于没有接受过良好公司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草率甚至接近莽撞和狭隘。二元思维再一次左右了我们，要么仇富，要么羡富，似乎不懂什么叫中间道路。短暂的过渡之后，有人被管理层面的工具理性吸引，比如企业战略、人力资源架构、财务分析，凡此种种细节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人的价值。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具体的公司和企业家，当企业家身上飘忽着的人性，以及积淀在企业家身上的历史被我们视而不见之后，我想我们差不多就成为一台枯燥的金钱机器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了这样的句子：“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追求的却是人类最大的福祉。”
   这样的陈述像一道亮光，掠过我的内心，照亮了我的内心，并使我意识到了某种方法论：对于企业家的观察与陈述不应该是一种管理学和成功学的路径，而必须走上经济学之路。经济学和其他的学科，诸如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一样，都是从个人出发，最终抵达个人。
   而在另外一个阅读状态下，我读到了黄仁宇关于戚继光的表述：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有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面对这样的分析，我再次想起来黄仁宇先生的另外一句忠告——“放宽历史的视野。”关于公司观察，我们的视野一直太过狭窄。就像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鼻子，却看不到他的脸，或者说我们终于看见了他的脸，却又看不见他的身体，尤其是看不见他身体四围环绕的空气和水。
   要成为一个好的公司观察者，首先需要建构自己的历史视野，其次需要形成某种学术方法。经济学及其工具当然是应该热爱的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事关人的权利与秩序的伟大学科。
   带着这样的理念上路，我第一次看见了中国企业家的命运。

   企业家的3个维度

   曾几何时，这个世界对于企业家的定义一直都是模糊的。人们把这个群体仅仅想象成财富的拥有者，想象成一种中国范式的“先富起来的人”。这种庸俗的欲望层面的定位，让我们看不见企业家的历史定位和社会定位，更看不清企业家在市场逻辑链条中的动机和行为。事实上，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把企业家排斥在经济学框架之外。直到奥地利学派中的庞巴维克和米塞斯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只有以企业家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才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企业家这个名词才由此登堂入室，成为社会结构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彼得·德鲁克，他从管理学的层面提出了“企业是一个人文组织、社会组织”的观点，由此，企业和企业家不再仅仅与财富相关，公司成为人类社会结构演变史的一个新向度。是公司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缘变得模糊，人由此拥有了一种新的属性，这就是公司人，而不再仅仅是家人、国人。这一切演变都是企业家在背后用力。
   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企业家。我希望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的价值，而不是金钱的价值，希望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仅仅让一部分人丰衣足食，而且能彰显出一种新人性，一种新范式，一种可以复制、共享的价值体系，或者是一种普适性的探索精神。
   我相信解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几个事关企业家属性的技术维度就可以看得清晰了。
   比如产权维度。一个企业家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产权要素是我们必须弄清的门槛。一个没有产权属性的企业家，要么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执行者，要么就是政府组织的一个官员，这样的人不是企业家，他不具有配置资源、组织行为的权柄和能力。
   比如自由竞争的维度。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发力，他不应该依靠垄断的手段来管理企业。如果企业家将垄断作为他工作的砝码，那么他不过是政府利益的食客。
   比如核心技术的维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然渴求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否则他可能就是上游技术方的一个环节，或者是一个依靠密集型的人力赚取血汗钱的加工厂的经营者。他不是一名好的企业家，而可能只是一个生意人，并可能是短命的。

   中国公司不可能回避制度追问

   按照常态，企业家就应该仅仅是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思想者，他们不应该与制度有关，更不应该与意识形态有关。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定位显然行不通。
   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兹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多数企业家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在新闻条目里怎么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政府关系似乎从来就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
   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道醒目的风景：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正在进行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思考。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个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宪政梦想；比如陈东升，他会用一种非常学理性的语言对中国百年改革开放史进行理性思辨；而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中，企业家们更热衷于把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当成经营管理的工具，企业家的思想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与西方企业家之间的区别。
   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这种有一些经济学意味的分析让我们豁然开朗。所谓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或者叫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商业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见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与商业的创新。可以肯定地认为，在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花了大量的精力用于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一个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市场的趋势、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怎样回避政策风险。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上，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宪政制度，自有政治家去思考、去实践。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他所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