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氏 祖 籍 辨 正

《水浒》著者施耐庵为何处人？有兴化、苏州、杭州、江阴、淮安、“东都”等多种说法。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施氏足迹所到之处，言之皆有所据。犹如今日一扬州籍人在上海工作久了，就称“上海某某”，再到北京工作，又称“北京某某”，但这种说法不足证明其祖籍何在。一个人的谋生之处可以有多处，而祖籍（或曰“原籍”）只能有一处。施耐庵的祖籍，还牵涉到中国长篇小说发源的条件、背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要搞清这个问题，只能以可信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为据。

“兴化说”溯源：明初文献，可征可信

施耐庵的祖籍，本来是很清楚的。这有施耐庵去世不久的明代初年文献可资证明。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杨新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即施耐庵之子施让墓志铭）云：“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未署：“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蘩书，陈景哲篡盖”。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献。鼻，创始、开端之意。扬雄《方言》第十三：“鼻，始也。”鼻祖，有世系可考的最初的祖先。《汉书》引扬雄《反离骚》：“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世居，累代居住。既然从施让“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必起码有好几代居住在扬州府兴化县，且世系清楚。至少不是从他的父亲施耐庵开始的。换言之，施耐庵的祖籍非兴化莫属。

“兴化说”史料的验证：文物佐证，无可置疑

“兴化说”的史料原始，确凿，本无可疑之处。但是，由于不见于正史，人们总是要怀疑一番。作为严谨的史学工作，怀疑一番也无可厚非。如果万事皆可从现成的正史中一查便知，历史学家也就无事可做了。辨伪和辨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故处士施公墓铭》载于《施氏族谱》。1952年中宣传副部长周扬委托中共苏北区党委派调查组赴兴化、泰州、海安等地调查施氏史料，访得《施氏族谱》等资料。调查结果。由于正华、苏从麟执笔写成《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发表于当年第21号《文艺报》半月刊。同时将《施氏族谱》所载之《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以及《施氏族谱序》、《建祠记述》等资料作为附录发表。这批史料为前此小说史家胡适、鲁迅等皆未见。人们习惯于胡、鲁定说，也些人不敢对这批材料信以为真。然而，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是以一两个权威人士的一时之见为转移的。令人麻烦的是，在后来的政治沧桑中，《文艺报》所据以发表、相沿几百年的《施氏族谱》毁失了，这就更“毁无对证”。所幸历次出土文物验证了《施氏族谱》的可信。

1962年6月，兴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振宣在施家桥农民陈大祥家发现用于垫箩底的方砖上有字。经辨让，乃是施让地照（旧时迷信，人死后由其家属立“地照”向后士之神购得土地，一般刻在砖头或石头上，与死者灵柩一齐下葬）。向陈大祥等查询后得知，此砖乃是1958年该村农民为了大建猪圈，掘取墓砖时所得。同一墓穴还有刻字方砖五块，瓷器若干。赵振宣即以兴化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函告省有关部门。江苏省文化局、省文联即派周正良、尤振尧、丁正华等到兴化施家桥，对施让残墓进行清理。施让墓在施耐庵墓南偏西约二百米，当时已破坏很大。度其面积、位置，约略可辨有三棺，每上有一小型拱顶砖廓相连，隔以单层砖墙。查《施氏族谱》载：“第二世讳让，字以谦，彦端（即耐庵）公子，元配顾氏、陈氏。”此正与之相合。当年九月，赵、周、尤、丁等又向省有关部门递交《清理施让残墓文物及继续调查施耐庵史料报告》。此次所见《施让地照》砖起首文字云：“维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祭主施文昱等。伏缘父母奄逝，未卜茔坟，夙夜忧思，不遑所厝，遂令日者择此岗原，来去朝迎。”此“祭主施文昱”即施让之子、施耐庵之孙。令人惊异的是，用1958年出土、1962年发现的《施让地照》与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谱》中施让墓志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姓、名、字、年、月、日、干、支完全一致。即：墓主姓施，名让，字以谦，下葬时间为明景泰四年二月十五日壬寅。如此对榫合缝，除了证明历代相传之施耐庵――施让墓果然属实、1952年公布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果然可信外，没有别的答案。不然，若1952年公布的史料是伪造的，竟能被数年后出土文物所证实，这是不可思议的。从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所云施耐庵“隐居著《水浒》”的史实和施氏“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记录。

施让地照出土二十年，又发现了一件轰动海内外的文物，这就是《处士施廷佐墓志铭》砖。这块砖头在施让墓东偏南150米处出土，长29.5厘米，上宽28.5厘米，下宽30厘米。正面为墓志，背面为墓铭。正文十九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共约四百余字。制作粗糙，字大部磨损。据可辨义的160余字可知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孙，叫廷佐，葬于明嘉靖三年（1524）。尤其可贵者，墓铭提到墓主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彦端（即耐庵）“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与前两次公布、发现的史料、文物符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在京知名学者余冠英、邓绍基、启功、吴世昌、王利器、吴组缃、张政×、蔡美彪等数十人与会，对这块墓砖进行考察辨认。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学者，没有一个对该砖的真实性及对文字的辨认提出异议。（详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和《理论研究》1982年第6期）。这块墓志铭砖连同前引墓铭、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并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兴化。这个世系以及所云“怀故居兴化”正是“鼻祖世居扬之兴化”的最有力的佐证、最明确的注释。

此外，大丰县（今大丰市）曾在1981年出土施耐庵第九代孙奉桥的地照砖，明载他的居住地为“大明国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白驹场”。此乃根据当时行政建制的实录。今　兴化县改为兴化市，属泰州市管。原兴化所属之白驹乡的白驹镇改属1952年新建的大丰胰（今大丰市）。白驹下属之施家桥等村仍属兴化市。施耐庵墓作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则在施家桥。耐庵施纪念馆则建于白驹镇。

各种不同来源的材料（文字记载的，地下出土的，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抄的，兴化的、大丰的），都证明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扬州兴化人。他原籍兴化，生于兴化，元末离开兴化，明初返回兴化，隐居在兴化撰写了不不朽巨著《水浒传》。

“苏迁说”溯源：晚近推测，尚需正解

施氏祖籍兴化，本为历史定说，但近世出现“苏州迁兴说”（简称“苏迁说”），并又讹变为“原籍苏州”说，为澄清视听，还得追溯“苏迁说”的最早出处，搞清它的最初含义。

今见最早提“苏州说”者乃咸丰四年（1854年）陈广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谱序》。该序云：“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徒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扬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及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及施氏为先贤施子常之裔种种遗说，皆未载。并闻康熙朝有名建侯者，颇精于棋，从海陵缪侍郎湘芷游。此皆旧所传，今其裔孙振远所述者也。然则，施氏，望族也。铭所云‘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者，信可征也。振远、武庠，有英声。其尊人峻峰，勤勤于谱事，宝藏支谱于家，复又鸠合族人，于施氏旧祠遗墓成新祠焉。将见家族兴起，必有光绍祖泽之贤裔，无愧乎耐庵之精于文，建侯之精于棋者。斯亦海邑之光也夫。是为序。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署后二日赐进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

咸丰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代孙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纪述》中也提到“去岁夏，奉直大夫陈懋亭先生过白驹，纳凉于祠”从而题匾作序的经过。可见此《序》乃陈广德路过白驹应景而作。他未作仔细考证，更未见到后来出土的文物。从行文语气看，讲施氏“苏迁”带有某种推测的成份。“为多”不是全局。所谓“吾兴氏族，苏迁为多”乃是一个非全然判断的大前提，下面必不可能引出全然判断的结论。据今移民学专家统计，江淮一带数十县市的多数居民皆自称明洪武年间迁自苏州阊门，这与朱元璋惩罚苏州人支持张士诚有关。但这决不是说所有居民都迁自苏州，也决不是说迁自苏州的都是苏州人。再者，一个阊门，哪有这么多居民可迁？很可能阊门只是朝廷设置的一个难民遣送站，将各地难民、战俘及张士诚旧部集中于此，再分别遣送到江淮各州胰。陈《序》也仅提到“苏迁”，而未说“原籍苏州”。“苏迁”者可能有原籍苏州者，也可能有原籍其他地方而经过苏州阊门迁来者。后者应包括原籍兴化的张士诚旧部及眷属。元朝末年，张士诚在兴化起义，后打到江南，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政权。元亡后士诚被朱元璋打败，其旧部必有许多散居在苏州及江南其他地方，明初陆续回故里自在情理中。总之，陈广德并未就施氏原籍作任何断语，只是客观地记载了一些传说，且交代了这些传说的来源：“今德其裔孙振远所述者也。”《序》文“然则”以下的文字才是确实可信的。讲施耐庵“精于文”，是因谱有记载，更有《水浒传》行于世。亦可见陈广撰《序》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孰为传闻，孰为信史，分得清清楚楚。我们并不主张将传闻统统斥为传谣，但不能用传闻为立论的主要依据，更不能用传闻取代可信的文献。传闻可启发我们思考，最后结论当凭事实说话。何况这个传闻本身并不能同“原籍苏州”说划等号。

我们还应看到，就时间而言，《序》比《故处士施氏公墓志铭》晚了401年。若用耐庵死后四百余年裔孙讲的未能肯定的传说取代耐庵去世不久的铭文，显然是不适宜的。

追溯了“苏迁说”的最初来源便可知道，所谓“苏迁”仅是晚出的传说中的推测之言，且这推测之言并不排斥原籍兴化说。

“苏迁说”之讹变：强造口碑，衍为“原籍”

“苏迁说”本可客观分析，但一些学者硬要牵扯为“原籍苏州”，从而误导百姓。他们史料不足，便借助“民间传说”来助威。

我们说，民间传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当它同文字记载相映证时，可使文字史料的内涵大大丰富，甚至可以补充正史不足。但是，我们不能把口碑随意“加工”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主要依据，更不能用它来排斥可信的文字记载。下以施氏原籍案的一件典型口碑为例：

1961年第6期《江海学刊》曾发表丁正华的调查报告《关于施耐庵的传说》，文内说：“白驹镇七十二岁地主陈永年转述施藩的说法（施藩是施铎的侄儿，施铎就是族谱序中的振远，大地主，大乡绅）：‘施耐庵住施家桥，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入翰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冬先生在1980年引述丁正华报告时却说：“据丁正华采访白驹镇陈永年转述施藩（施谱后序作者施振远的侄儿）的说法：‘施耐庵原住苏州施家桥，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入翰林。’”（见《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这里刘先生在“施家桥”前无中生有地加上了“苏州”二字。笔者还查阅了1963年丁正华呈报给江苏省文化局的《民间文学研究资料》打印稿有关段落，和他1959年8月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施耐庵的传说》，也无任何“苏州”痕迹。后来刘先生在多次学术报告、学术论著中都以“原籍苏州”作为论证的起点，并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施耐庵探考》中保留如此“引用”丁正华报告的方式。刘先生为探考施耐庵生平作过开创性贡献，但使用口碑失慎，给自己的总体论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再顺便说一点，《施氏族谱序》的作者乃陈广德，他曾在《序》中提到施振远，丁正华在括孤注释中也说得很清楚。可刘先生引用材料时偏偏把施振远说成“施谱后序的作者”，这虽是个枝节问题，但擅自改动，对将来的考试工作会带来麻烦。

丁正华作调查时学术界对施耐庵问题的论争主要停留在“有”与“无”上，而对籍贯问题并不十分注意。丁正华作为一个作家，对此问题并无定见，因而他的报告是较原始的，客观的。如果仔细玩味丁氏报告，可以发现，那些“口碑”里包含着非常广阔的内涵。例如丁氏报告还引述十七世孙施学云说：“耐庵为白驹人氏，张士诚是草埝人氏。施耐庵和张士诚一同造反打到苏州，洪武十一年，张士诚失基，被提到南京，手下文武逃来江北，名义上说是从苏州迁来。”此处“名义上”三字很重要。据万历《兴化新志》及现存兴化民间多种族谱可知，明初出于政治原因，在兴化一带曾搞了大规模移民。朱元璋为了惩罚兴化人、苏州人对张士诚的支持，将兴化近千户土著迁到天津良乡，又将苏州许多居民迁到兴化。施耐庵离开故乡多年，明初回故乡安度晚年，为了逃避再迁，“名义上说是从苏州迁来”，确是上策。研究者可不能把“名义上”当成“实际上”。再看“洪武十一年张士诚失基”这句话，好象很费解。稍懂元明史常识的都知道，张士诚兵败被擒乃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次年才是洪武元年。是否村夫俗子无稽之谈？但冷静一想，这些识字不多的农民将六百年前的一个年份说这么具体，必有原因。《明史·太祖纪》：“至正十六年七月，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置僚佐。”十一年后张士诚兵败被擒，正是“失基之年”。《明史》作者把1356年（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初建吴政权到1368年正式称帝、建元洪武这段时间，除称“至正xx年”外，还用一个特殊的纪念方法――“太祖纪年”，如“太祖丁酉”（1357）、“太祖辛丑”（1361）等。识字不多的农民不一定记清干支之数，也不理会“太祖”之说，把“太祖丁未年”（即“太祖十一年”）误说成“洪武十一年”，这是很自然的。在民间，“朱洪武”这称呼要比“朱元璋”、“明太祖”普遍得多。我们透过这矛盾现象，更能见这一传说的真实可靠。可见，丁正华所引施学云的白驹说（亦即兴化说）比后来许多人所创作的“口碑”可信得多。朴实的传说揭示了施耐庵走出兴化、作官钱塘、隐居苏州、回归故里的客观历程。一些学者曲解“苏迁说”，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强加给“民间传说”，一讹再讹，造成很大的混乱。

余　　　论

我们考实施耐庵的原籍兴化，澄清“苏迁说”的种种曲解，乃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绝不意味着否认施耐庵曾长期居住过苏州。兴化、苏州和杭州、江阴、淮安、梁山、大丰都是施耐庵足迹所到之地，都为施耐庵创作不朽巨著《水浒》提供了人文条件、自然条件，都有资格建相关纪念设施，纪念这位小说大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然祖籍地、出生地理应多承担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