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杨丽萍2013广场舞:史蒂夫·考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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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考夫曼，63岁，加拿大人，一个“语言家”。他在《牛津字典》里选择了第一种注释：会说一门以上语言的人。他会说10种语言，从17岁学习第一门外语——法语开始，他在40多年的时间里游历了许多国家，陆续学了西班牙语、汉语（包括广东方言）、日语、意大利语、德语、瑞典语、韩语、俄语。他说，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就像遭遇一个新的情人，你对她神魂颠倒，日夜牵挂，爱上有关她的一切——语音、节奏、单词、短语、文学、音乐、文化...现在，俄语是他的新情人。两年前，他开始学习第一个俄文单词，没有老师，也没参加任何课程，现在他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文小说，看俄国报纸，听俄国自由广播的节目，不过他认为自己口语还未过关，至少还需要半年的时间。俄国和格鲁吉亚找战，他整日泡在俄文论坛上，从一个俄国人的立场听一个俄国人的想法，觉得是莫大的享受。
“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语言家。”史蒂夫说。虽然满头白发，但他的热情是青年式的，极具感染力，汉语的流利程度更令人震惊。其实，他每年讲汉语的机会不超过5次，而初学汉语已是40年前的事情。当时他作为加拿大商贸团的代表派驻香港地区1年，中国大陆正在“文革”的漩涡中，他在广东话的语境中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此后，他去日本做外交官，遇上了新情人——日语，此间9年没有碰过汉语。
对于我的不可置信，他并不感到恭维，而认为是一种“迷思”——关于语言的迷思。语言是一个人天生的能力，除非先天残疾，每个人都具备掌握第二、第三，甚至第九门语言的能力，只要你能找到一种方式将这种潜能释放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回归到儿童的状态。”他说，“一个儿童学语言，没有规则和语法，他们只是听，消极地观察，一年，两年，一个一个单词和短语的积累，直到他们觉得准备好了，舒服的时候才开口说话。他们不怕犯错。”
他十分反感传统的语言教育方式，尤其是以语法为基础的教法，在他看来不仅焚琴煮鹤，而且效率极差。它不是激发人们学外语的举，而是消灭他们的热情。不久前，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该地区30％法语居民，70％英语居民）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地英语学校在12年里每天有30分钟的法语课程，但毕业时会讲中等法语口语的学生只有0.68％“12年的时间，全是浪费，为什么？”他说，“因为没兴趣。”
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成为语言家》中，他用中国古人庄子和惠子的一段对话开始叙述他长达40多年的“语言奥德赛”。
惠子对庄子说：我家有株老树，主干臃肿，枝干曲曲弯弯，不合木工需要，毫无用处，长在路旁，过往木匠谁也不愿看一眼。
庄子回答说：何不将它种在广袤的旷野，不加伤害，任其蓬勃，逍遥自在，既可美化环境，又令人身心愉悦？
“会很多种语言，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与天才无关，而只在于兴趣、交流的代名词和不断啬的自信。”自从学会第一门外语——法语后，他就相信自己能学会任何一种语言。为此，他一直感激大学时代的一个法语外教，因为外教将法国文化说得如此妙趣横生，第一次点燃了他对于法语近乎狂热的饥渴感。在此之前，他在学校学了10年法语，却几乎不能表达什么。
“学语言必须多听多读，持续地输入，强度越大结果越好。但是，只有当你怀抱一种坠入爱河的心情，才能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当年他在香港学中文的时候，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整日沉浸在中国的声音和气味里。他像中国人一样在街角吃廉价的面条，也进酒楼享受奢侈的粤菜，喝茅台。只要不出门，他就整天待在巨大的录音机旁边听普通话的磁带，从早到晚听着，早已滚瓜烂熟的内容仍然听之不倦，他发现这是学语言最有效的方法。他听侯宝林的相声，也听京剧，京剧的音乐很刺激他关于古老中国的想象。他读《骆驼祥子》，很多字不认识，但并不妨碍他体会那个时代的气氛——军阀混战、殖民地的屈辱、对日本侵略的压抑和愤怒。在老舍的笔下，在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内外的忧患中，中国老百姓的挣扎很真实，他们的感情是活的。他一直喜欢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我至今记得鲁迅的《孔乙已》，想象着南方小镇的那个小酒馆，假如那时候去中国，坐在那里，与孔乙已一起喝黄酒，吃茴香豆，聊一聊，该是什么感觉？”
这种异国情调的想象，是他学习很多语言的第一动机。就像他22岁那年动身前往香港时，想象里的香港是一个白墙黑瓦，桃红柳绿的水乡。在《成为语言家》中，他生动描述了到达香港前，一路辗转游历半个地球的经历：富丽堂皇的罗马和一塌糊涂和交通；耶路撒冷古城上空永恒的星光和战后紧张的空气；印度泰姬陵的金碧辉煌和新德里贫民的艰难生活；曼谷明亮的颜色和人民的优雅...
无论游历到哪里，只要他懂得那个国家的语言，一切会变得容易很多，文化体验也完全不同。“学外语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但可以用我的方式参与到他们的文化里去，这个过程就像一场冒险。”他说，“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太短了，应该多了解和你同时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每学一种新的语言，你会经历一次蜕变，你的人格会丰富一层，多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多一种唱歌的方式。好的语言往往有音乐的品质，我在学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被那些意蕴丰富而旋律曼妙的短语和句子着迷。”
像他年轻时那样，背一个行囊就游历世界、与当地人喝酒聊天，泡咖啡馆电影院读原文小说，固然是最合乎理想的学语言的方式，但没有多少人有那样的机会。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至少在虚拟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机会做一个“世界公民”。
Facebook在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讲过一个小故事，几个黎巴嫩的好战分子通过Facebook上的友情改变了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可见，通过网络，思想的自由表达能弥合深刻的文化鸿沟。但这个故事的前提是，黎巴嫩是一个讲多种语言的国家，英语是通用语言。有数据显示，Facebook的1.3亿用户中，63％是在北美之外的，网站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还有69种正在增加过程中。但不同语种的人之间如果要交流，只能通过翻译软件进行。这毕竟不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往方式。这么丰富的国家和文化，如果只能靠翻译软件进行交往，会抹煞多少色彩？
Myhappyplanet、LiveMocha是这一两年内新兴的语言交换网站，即帮助人们寻找不同语种的朋友，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Myhappyplanet的创始人是一个年轻的新加坡女孩，叫Karen Ong，她在哈佛商学院读书，喜欢游历世界，独自去过南非、巴基斯坦、俄国、蒙古和南美洲，会说6种语言。这些旅游经历告诉她，最胡趣和有效的学外语的方式是与本地人的自然交往，所以她创办了Myhappyplanet来连接这些人。记者在Myhappyplanet上注册了一个账号，不久就认识了一个菲律宾的年轻人，愿意用巩与我交换中文，他的祖父是中国人，他希望了解更多中国的文化。第二天早晨，我又收到几个邀请，其中一个69岁的希腊老人自称是退休的经济学家，赋闲在家，想学中文；还有一个30多岁土耳其男人愿意教我土耳其语。
毫无疑问，互联网是最好的语言课堂。它一方面提供了极大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从文字到各种音频、视频形式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Livemocha这种网站给你直接与本地人交谈的机会，但除此之处呢?互联网是否还可以更深地介入到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学习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