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益馨广场舞十八年:《我与丁玲五十年》（10）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9:14:30
（十）丁玲与沈从文
1949年6月，丁玲应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会议。去北京之前，我跟丁玲商量好了，文代会结束后就回东北，我们一道下工厂去，体验生活搞创作。
文代会期间，周扬提出，要丁玲会后留在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周扬将要去文化部工作。丁玲后来对我说，周扬和她谈时，认为她有原则性，识大体，顾大局。周扬还说，他对几个老同志是有一些戒心的。我们猜测，他指的老同志是萧三、柯仲平，因为这两个人都能“通天”。萧三是毛主席的同学，为人正直，敢说，也有地方说。柯仲平是老左联“狂飙剧社”的，在边区领导民众剧团很有成绩，在延安的群众晚会上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博得毛主席的好评，他资格老，敢骂人。在城南庄华北局时，他曾在酒后借着酒劲骂周扬：“你是什么东西！”周扬也只能冷眼相看。
本来，丁玲没打算留在北京工作，她到北京开会时连组织关系都没带。那时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出版，欧阳山写了《高干大》，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都有些影响。文代会前，周扬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其中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柯仲平是选编者之一，不满意周扬的这些做法。
关于文代会让不让沈从文参加的问题，丁玲没有和我谈过。后来我听康濯说，周扬找沈从文谈过，说你（指沈）不是参不参加会议的问题，而是应该进理事会。沈从文是否参加了会议，我不清楚。
关于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尤其是解放后的关系，现在当事人都已经先后辞世，死无对证。但我能谈点我所知道的事实。建国初，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从你和何其芳来谈过后……”这样的信，只有朋友才会这么写。他如果认为丁玲看不起自己，冷淡自己，而去自杀，就不会写这么一封信。但刘祖春同志的文章却说，沈从文去见丁玲，丁玲表现很冷淡。我不清楚是沈从文告诉他人的，还是间接听到的传闻。丁玲1949年来京时已是6月，说丁玲与沈从文见面时穿着棉袄，明显不实。丁玲来京后第三天就去看了沈从文。我写了文章《澄清几件事》，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更正事实，刘祖春没有再说话。但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后来写文章还是这样说。沈从文还向丁玲借过钱，如果不是好朋友，他会向丁玲开口借钱吗？
丁玲在南京和延安时没有看到过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1979年回到北京后才看到。在延安时，丁玲多次谈过，她对沈从文有两点意见，一是说当年沈从文看不起左翼青年作家，二是说沈从文的趣味低。他们过去有过深切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志向、趣味、主义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变化。全国解放后不久，丁玲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可以看出，对她和胡也频同沈从文的友谊是很珍惜的，没有忘怀、轻视。丁玲看到《记丁玲》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想依附胡适往上爬。1979年回京后，一次在友谊宾馆，我们遇见了沈从文夫妇，不期而遇，大家寒暄了几句，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回京后不久，在山西大学教书的美国人葛浩文先生与中文系总支书记以及翻译来访，交谈之后，葛浩文征询丁玲的意见，是否可以采访沈从文，丁玲自然同意，我打电话向作协询问了沈从文的地址和电话。他们采访之后告诉我们，沈从文说，关于他和丁玲的关系，各自所说不同，他已记不得了，以丁玲说的为准。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明日请看：丁玲受诬
1949年6月，丁玲应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会议。去北京之前，我跟丁玲商量好了，文代会结束后就回东北，我们一道下工厂去，体验生活搞创作。
文代会期间，周扬提出，要丁玲会后留在北京主持文协的工作。周扬将要去文化部工作。丁玲后来对我说，周扬和她谈时，认为她有原则性，识大体，顾大局。周扬还说，他对几个老同志是有一些戒心的。我们猜测，他指的老同志是萧三、柯仲平，因为这两个人都能“通天”。萧三是毛主席的同学，为人正直，敢说，也有地方说。柯仲平是老左联“狂飙剧社”的，在边区领导民众剧团很有成绩，在延安的群众晚会上朗诵他的长诗《边区自卫军》，博得毛主席的好评，他资格老，敢骂人。在城南庄华北局时，他曾在酒后借着酒劲骂周扬：“你是什么东西！”周扬也只能冷眼相看。
本来，丁玲没打算留在北京工作，她到北京开会时连组织关系都没带。那时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出版，欧阳山写了《高干大》，周立波写了《暴风骤雨》，都有些影响。文代会前，周扬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其中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柯仲平是选编者之一，不满意周扬的这些做法。
关于文代会让不让沈从文参加的问题，丁玲没有和我谈过。后来我听康濯说，周扬找沈从文谈过，说你（指沈）不是参不参加会议的问题，而是应该进理事会。沈从文是否参加了会议，我不清楚。
关于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尤其是解放后的关系，现在当事人都已经先后辞世，死无对证。但我能谈点我所知道的事实。建国初，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从你和何其芳来谈过后……”这样的信，只有朋友才会这么写。他如果认为丁玲看不起自己，冷淡自己，而去自杀，就不会写这么一封信。但刘祖春同志的文章却说，沈从文去见丁玲，丁玲表现很冷淡。我不清楚是沈从文告诉他人的，还是间接听到的传闻。丁玲1949年来京时已是6月，说丁玲与沈从文见面时穿着棉袄，明显不实。丁玲来京后第三天就去看了沈从文。我写了文章《澄清几件事》，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更正事实，刘祖春没有再说话。但沈从文的儿子虎雏后来写文章还是这样说。沈从文还向丁玲借过钱，如果不是好朋友，他会向丁玲开口借钱吗？
丁玲在南京和延安时没有看到过沈从文写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1979年回到北京后才看到。在延安时，丁玲多次谈过，她对沈从文有两点意见，一是说当年沈从文看不起左翼青年作家，二是说沈从文的趣味低。他们过去有过深切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志向、趣味、主义的不同而有太大的变化。全国解放后不久，丁玲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可以看出，对她和胡也频同沈从文的友谊是很珍惜的，没有忘怀、轻视。丁玲看到《记丁玲》之后，说沈从文是在写小说，很生气，在书上作了很多批注，但没有写文章反驳。后来《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几首未刊诗，请丁玲写几句话，丁玲在文章里捎带了沈从文几句，说他市侩，当时不听友人劝告，一心想依附胡适往上爬。1979年回京后，一次在友谊宾馆，我们遇见了沈从文夫妇，不期而遇，大家寒暄了几句，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回京后不久，在山西大学教书的美国人葛浩文先生与中文系总支书记以及翻译来访，交谈之后，葛浩文征询丁玲的意见，是否可以采访沈从文，丁玲自然同意，我打电话向作协询问了沈从文的地址和电话。他们采访之后告诉我们，沈从文说，关于他和丁玲的关系，各自所说不同，他已记不得了，以丁玲说的为准。丁玲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是在沈从文健在时写的，发表的，沈对丁文有意见，是通过给徐迟等人的信来表达的，在丁玲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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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我评价一下“十年”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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