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房屋出售最新信息:名将粟裕珍闻录(3)

　　两家比邻而居，和睦相处。两位男主人辞世后，家人依然平静地住在此处，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人家，也不是房管部门随意的安排。罗荣桓搬进来的时候，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粟裕住过来的时候，则是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不久又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长。

　　这两个湖南老乡，一文一武，虽很少一起共事，打天下的时期，“红军队里每相违”，大多分处不同的战略区，并不很相知，却因后半生做了远亲不如的近邻，成为人生难得的有缘人。

　　其实，两人有缘的还远不只半辈子邻居，他们的经历与资历也大体相当，可谓半斤八两，难分伯仲。

　　粟裕1907年8月生于湘西的会同，罗荣桓则于1902年11月生于湖南东南部的衡东，一东一西，远隔千里，两人相差五岁。

　　一般而言，年龄稍大，往往意味着更容易积累资历，但对粟裕来说，罗荣桓似乎是个例外。

　　1923年，二十一岁的罗荣桓开始了“造反”经历，在长沙参加反日、抵制日货活动。

　　这年，粟裕十六岁，刚念高等小学，可谓“乳臭未干”，却也“人小鬼大”，在会同参加罢课，抗议军阀欺压老百姓。

　　此后两年，罗荣桓与粟裕分别在青岛大学、常德二师念书，不过圣贤书倒没读进去多少，大部分时间在搞第二职业：参加学潮，反帝爱国。

　　1926年，罗荣桓收拾好行李，走出了校园，但“毕业即失业”，只得回到老家衡东，当了一个愁闷的待业青年。官逼民反，他很快参加了农民运动，和农民兄弟们打成一片。

　　粟裕还是做他的学潮活跃分子，支援北伐，声援工农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这年11月，他还领先罗荣桓一步（七个月），加入了共青团。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似乎人人要过一道坎，或平步青云，或身首异处，抑或碌碌无为。

　　粟裕与罗荣桓都把握了人生的机遇，迎来了一个铁与血的时代。

　　这年，中共相继发动三次大起义，创建自己的武装。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共，分别参加了最早的两大起义：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

　　罗荣桓比粟裕更幸运的是，他参加的秋收起义，尽管晚于南昌起义一个月，但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来领导”，对罗荣桓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是罗荣桓后来深受毛泽东信任与不断提拔以及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最后授衔元帅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流归大海。”1928年，粟裕与罗荣桓殊途同归，分别跟随朱德、毛泽东相聚在井冈山。

　　这年4月，罗荣桓上了一个台阶，做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三十一团的营党代表。粟裕还在原地踏步，不过转行做了军事主官，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的连长。

　　1929年，红四军先后召开了两次著名的代表大会：七大与九大。毛泽东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起伏，不过有惊无险，部队最高指挥官--前委书记一职先失而复得。

　　这两次大会粟裕都参加了，耳闻目睹了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全过程。罗荣桓则只参加了后面的红四军九大。

　　两人这一年又开始平级，成为团级干部，而且“专业”也一样，粟裕重新捡起了政工的老本行，做了红四军二支队政委，罗荣桓则是九支队政委。

　　不过，因为是秋收起义的老人马，毛泽东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后，吸取红四军七大自己的票数不多，前委书记选举中惨痛落马的教训，推荐罗荣桓做了红四军前委委员，比粟裕多了一个头衔。

　　这虽然似乎是虚职，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历积累。

　　1930年，两人又进了一大步。

　　罗荣桓的跨度要大一些，先是做了二纵队党代表（师级），因为毛泽东、朱德上了一个台阶，成为红一军团的军政最高首长，原来的红四军就交给了罗荣桓、林彪这一文一武打理，因此罗荣桓很快接替毛泽东在红四军的职务--政治委员（即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了军级干部。

　　粟裕的速度也不算慢，紧紧跟了上来。到年底的时候，做了红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不久，又改任六十四师师长。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正是当代青年在大学校园卿卿我我，懵懵懂懂，或者在校外四处投递简历，为一张饭碗奔波劳碌，乃至泪眼婆娑的年纪。

　　一年过后，两人还是老样子，但也有不大的变化。

　　罗荣桓的军委书记一职被林彪接了过去，成为二把手。粟裕则转任红四军参谋长，做了三把手。

　　两人开始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了一段短时间的共事。后来的邻居缘分，大概从这里就开始结下了。

　　1932年，两人依然保持原来的级别，不曾“进步”，具体职务则有些异动。

　　罗荣桓经已跃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提议，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则在年底成为该军团教导师政委。

　　以后的两年，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倒霉，随着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御驾亲征”，来到江西，他被彻底晾了起来，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

　　深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自然也遭到牵连，被调离了主力红军，到地方上的江西军区做政治部主任，很快又改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等闲职，在长征出发前才重返主力部队，当了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因该军减员被撤销，罗荣桓不久又回到巡视员的岗位）。

　　粟裕倒未受到多大影响，相继成为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再次与罗荣桓平级。

　　1935年后，因为一个跟随毛泽东万里长征，一个留在南方丛林“自生自灭”，两人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差距。

　　随着毛泽东东山再起，罗荣桓很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从闲职重新起步。到两年后的1937年7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粟裕的官运则开始卡壳了。因为不曾跟随主力红军长征，长期远离中央，音讯不通，生死有命，职务自然也就停滞不前。

　　红十军团失败，番号自行消亡后，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自然也就自动解职了。他将余部组成了一个挺进师，重新做了师长，一干就是三年。

　　当然，这时候的中国，兵荒马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七八杆枪就敢自称司令的不少。如果粟裕将番号夸大一点，自封个军长、司令，也未尝不可。估计后来毛泽东或许也只得来个“追认”。

　　当年贺龙在湘鄂西，几起几落，常常是八九十个人就扯起一个军的旗号，人数虽少，他这个军长级别可不低。

　　但世殊事异，贺龙可以这样做，粟裕则不能。

　　革命不是为做官，这是当时比较坚定的革命者的基本常识，以粟裕谦逊低调的为人，也注定不会如此“野心勃勃”，没有一点组织原则。何况以官衔职务论才干、贡献，毕竟是后人才有的荒唐做法。

　　尽管如此，红军时期的罗荣桓与粟裕，在履历上还是基本相似，级别也是相当的。

　　抗战伊始，两人依然因与参加长征与否带来的惯性，一段时间里差距较大。

　　罗荣桓1937年8月结结实实跨了一大步，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候的一一五师，其实就是红一方面军（含陕北红军）。也就是说，罗荣桓这一职务等同于早先王稼祥的红一方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因为王稼祥升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原来在方面军的职务就空缺出来，毛泽东指令罗荣桓接替。

　　这个司令员听起来够威猛，但含金量的确不足，没几条枪，级别自然也上不去，还是过去的师级。

　　1938年，罗荣桓又进了一步，做了一一五师政委，按国军的级别，上到了师级。

　　粟裕则成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新四军虽然有军的番号，但其实仅相当于一一五师的级别，因此这时候粟裕是副旅级。

　　不过，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很快去了延安，由粟裕代理司令。粟裕与罗荣桓相差了一级，悬殊依然不是很大。

　　到了1939年，粟裕进了一小步，成为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指挥为陈毅），掌管两个支队，已经跃居副师级行列。

　　1941年后，进入山东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朱瑞为书记的山东分局领导之下，开始实际指挥一一五师（实为一个旅）与山东纵队。

　　粟裕也进步不小，先是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中区书记。不久，又成为一、六师两个师的师长，管辖大江南北的苏中、苏南广大地区。

　　1943年，罗荣桓成为全山东的一把手，开始真正独当一面。毛泽东先一年将老资格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八路军一纵队（下辖一一五师等部）司令员徐向前召回延安后，又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先后调回，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

　　粟裕则在1944年成为苏浙军区司令员，指挥苏南、浙西、浙东各部。

　　苏浙军区与山东军区相比，后者和整个华中新四军是相当的。

　　不过，到了1945年，两人虽然在党内一个是中央委员，一个是中央候补委员，但在军职上又开始平级。

　　罗荣桓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粟裕则因谦让张鼎丞做司令员，只担任了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军区与山东、东北等军区平级，是当时的七大军区之一，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曾给这七大军区布置组建野战军的任务：华中军区粟裕五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七万；晋绥军区贺龙三万；晋冀鲁豫刘伯承七万；山东军区陈毅七万；中原军区李先念三万；东北军区林彪二十万。

　　因此，粟裕这个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在隔了好几年后，终于赶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

　　解放战争开战后的第一年，对弱势的中共而言，是最为艰辛的时候。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在军职上与罗荣桓已经完全相等。

　　罗荣桓则在这年远赴苏联就医，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一年后才回到东北。

　　1948年，粟裕先是独立主持华野总部，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作战，并一度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十纵、十一纵、十二纵以及陈谢部队。不久，被毛泽东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谦让之下，只担任了代司令员、代政委兼代前委书记，开始实际独立统率一个方面军。

　　罗荣桓这年成为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但实际负主要指挥之责的人，显然是司令员兼前委书记林彪。

　　从这一点上说，粟裕虽然谦让了方面军正职，但仍然首次超过了罗荣桓。

　　但他仍然被毛泽东安排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未到职）。

　　这年9月，罗荣桓以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粟裕则一直主持三野及华东军区工作，9月也来到北京，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委员。

　　在这次新当选的二十八位军委委员中，粟裕排名位置靠前，居第十五位，而罗荣桓不是军委委员（以前也不曾进入过军委）。

　　也就是说，粟裕这一时期的军内职务，再次超过了罗荣桓。

　　在9月30日这天，各大单位的代表团团长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的时候，这两个老乡又一次“共事”：在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粟裕第四个铲土，第五个是二野的刘伯承，随后罗荣桓代表四野第六个铲土奠基。

　　1950年，罗荣桓留在了北京总部，成为总政治部主任。

　　粟裕则继续到前线，担任攻台作战总指挥。7月初又被毛泽东“钦定”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准备和罗荣桓的先后副手萧劲光（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萧华（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起，出兵朝鲜。

　　他因病不能成行后，很快第一次出国，到苏联治疗。1951年回国，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未到职，粟裕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即便不算粟裕军委委员的军职，与罗荣桓的级别也相差有限。

　　1952年，全军开始干部评级工作，正式确立军队干部等级制，并着手授衔的准备。

　　次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1953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从这时起，元帅、大将人选已在中央书记处的考虑之中，也就是《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说的“军衔鉴定”工作。

　　最后在人选既定的情形下（即贺龙1953年透露的内定），为使职务与军衔相匹配，罗荣桓于1954年6月被增补为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随后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从而在1955年9月顺理成章授衔元帅。

　　这一点，似乎与王树声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1954年1月前，曾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职务并不高，仅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因中央书记处决定授他大将衔，因此他在短期内，相继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

　　正因为此，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被毛泽东称赞“是个老实人”的罗荣桓深感不安。

　　得知中央准备授予元帅军衔后，他再次表现了一个纯粹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较晚，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罗荣桓主动辞帅，粟裕这个老邻居也不例外。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

　　“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①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

　　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①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①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②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李银桥每次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解释说：“这是没有错的，我是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和他是形影不离，他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他不开会时我可以随便进去，他开会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进去。”③

　　虽然鞠开也是高级别的首长粟裕的秘书，知道一些警卫的常识，李银桥还是担心他不能理解，说：“这也是毛主席对我提出的要求，要我做到随叫随到，不能等毛主席叫我时找不到。”④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要见毛泽东，还得要事先请示、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去。而李银桥因毛泽东有这一规定，却不需要这样。

　　因此，他有着得天独厚接近“皇上”的便利，知道一些不便见诸文字的绝密内幕，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他所说：“毛、刘、周、朱在一块开会，讨论一些问题，很自然地会了解到不少问题。”①

　　粟裕与罗荣桓这一对邻居，辞帅的结果虽然因各种考虑与需要而不同，但出发点却是相似的，都表现出了一种谦逊的品格。

　　如果说罗荣桓授衔与辞帅也是一条明线的话，那么粟裕的授衔与辞帅则是一条暗线。明线世人耳熟能详，暗线却鲜为人知，有时候还因为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表示狐疑。

　　但鲜为人知并不表示不曾发生过。

　　1955年l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进行研究。这条讨论的明线中，元帅人选里已经没有了粟裕。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也就是说，粟裕的军衔问题只能由他们五人考虑。中央军委讨论的元帅、大将人选，其实已经是书记处讨论确定后的人选。

　　正因为此，鞠开晚年回忆说，军委座谈会的确没有讨论粟裕授不授元帅的问题，“但不能以此就否定李银桥讲的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要给粟裕授元帅的事”。

　　他顺便谈到了李银桥的为人，说：“李银桥也没有当过粟裕的警卫员、副官、卫士长或者是秘书，他和粟裕又没有直接接触过，又没有特殊的感情，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粟裕说话呢？”

　　其实，李银桥并不是唯一透露粟裕辞帅的人，粟裕几个知情的老战友、老部下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印证了他的回忆。

　　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的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

　　陈士榘是个“牛”人，眼里除了毛泽东这个领着自己上井冈山的领袖以及老首长林彪、粟裕等人，其他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叫他心服口服。当年在淮海的双堆集战场，就不大听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招呼。

　　他的耿直、率性注定后半生并不如意，但闲暇的日子，也能静下心来回首往事，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粟裕辞帅一事便是一例。

　　另一个老部下管美英，也回忆了一段往事。

　　李世民说，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粟裕也如此。

　　他早就视名利为身外之物，对授衔大将平静处之，曾说：“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①但许多身边人员和老部下尚未达到他这种“超凡入圣”的淡泊境界，都表示不理解。

　　当秘书兴高采烈地转告他，民主人士黄炎培称他应该当元帅。不想粟裕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说，谈这个话题是低级趣味。

　　但依然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管美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不仅当时，到了授衔九年后的1966年，他还依旧“耿耿于怀”。

　　这年5月，他到北京中央抗旱工作队，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首长谭震林，并顺便汇报工作。

　　因为谭震林与粟裕也是多年的老战友，管美英便在闲聊间向他打听粟裕为何只授衔大将，一面也流露出自己多年的“不平”之感。

　　谭震林是华野的副政委，当然知道粟裕的实际统帅地位，也理解华野将士们的这种情绪，解释说：“因为没向你们传达，你们不了解情况，所以有意见。”②

　　随后，他详细地说了粟裕主动辞帅，毛泽东因此最后授予他大将衔的缘故。

　　这一真相，令管美英受到极大的震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在粟裕百年诞辰之际，他说，老首长“是我做人的楷模”。

　　粟裕辞帅求仁得仁，自然无怨无悔。

　　但正如他的两次谦让司令，后来的某些遭遇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

　　这一谦恭自抑的直接后果，是带来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降低，当年常常“抢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头版头条，堂堂华东方面大军的“粟总”，渐渐与同一军衔里的战友们“溶化”，统率华野（三野）全军纵横南北的威名不再。

　　粟裕用兵，的确有似韩信，但为人上，两人又有天壤之别。

　　韩信用“四面楚歌”之计，垓下一战彻底解决了项羽，却被疑神疑鬼的刘邦一把拿下，从楚王降为淮阴侯。此后，他常常托病不上朝，待在家里闷闷不乐。

　　这时候，他觉得最没面子的事，不是曾受过胯下之辱，也不是曾做过项羽的逃兵，而是丢了楚王之位，从此只能与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都曾是韩信部下）处于同等地位了。

　　有一回，他静极思动，信步到舞阳侯樊哙家坐了一会。宰狗卖肉出身的樊哙虽是粗人，却也十分谦恭，跪拜送迎，依然自称臣子，说：“大王怎么竟肯光临寒舍。”

　　韩信却一点也不领情，出门后长叹说：“我这辈子竟然和樊哙这等人为伍了（生乃与哙等为伍）。”

　　他身为“汉初三杰”，给刘邦打下半壁江山，却莫名其妙被刘邦给了个行政降级处分，后来还以谋反被割了脑袋，的确有些冤。但从他如此狂傲看，似乎也不算太冤。

　　比照粟裕功高不居的人品，韩信有些望尘莫及。

　　不过，好人未必一生平安，粟裕这个好人遇到的坎坷事就不少。

　　囿于古老的官本位传统文化，他谦让后的大将级别，使他的传扬受到框定，“好汉”的“当年之勇”逐渐鲜为人知。许多时候，还需要细心的人们去考证、探究。

　　1955年9月授衔后，公布的名单里却只有十位元帅与他们的军衔，虽然粟裕是全军第一个授衔的将领（早于元帅授衔），又是十个大将之首，但公布时既没有说明他的军衔，也没有提及大将的人数，只提了周恩来“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短短一句话。

　　元帅们一时更加威名远扬，家喻户晓，而包括粟裕在内的十个大将，直到多年以后，才被世人“新大陆”一般惊奇地“发现”。

　　《人民日报版面备要》一书，在新闻版面安排上，也特别对元帅、大将和其他军职做出有区别的规定。

　　这种规定或许有其道理，但人们常说“混个脸熟”，就是说要不断“混”才能“脸熟”，新闻版面因军衔而异，粟裕的机会受到“圈禁”，自然也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生面孔”。

　　这些当然仅是管中一斑，其他依葫芦画瓢的事情还多。

　　显然，萨特老先生存在即合理的哲学，在古老的东方也大有市场。这种思维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力气。世人多半懒得劳神去考究当年的军衔或者级别，是否为谦让的结果。

　　原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南京军区司令部研究室主任王希先，曾被借调到第一政委粟裕处，潜心研究粟裕与华东战史，帮助粟裕整理回忆录近五年之久。

　　人到晚年，耿直的他觉得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回忆了几件往事。

　　1991年，某单位撰写军事百科全书将帅条目，派人约请王希先写粟裕的军事思想。

　　这家单位是内行与权威，对军史战史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因此起初除提到条目的规格外，还特别规定了字数，说：“元帅的条目不超过八千字，大将的条目不超过五千宇，但粟裕对革命战争贡献大，威望高，可以破例与元帅同等待遇，也可写到八千字。”

　　这自然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能如此，是对历史与逝者的尊重，也是对后人负责之举。

　　王希先老人听后，很是欣慰。尽管他已离休在家，本可以百事不管，安享“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晚年，却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但这家单位讨论时，一位权威人士突然介入，说粟裕不能例外，也只能享受大将级待遇，不得超过五千字。

　　他最后算是“法外开恩”，要求王希先重新改写，压缩成五千五百字。

　　胳膊自然拗不过大腿，王希先老人只好照办。但一丝不苟按要求改好后，不想还是通不过，说内容对粟裕的评价太高，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元帅。

　　王希先老人很反感这一说法，他认为应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也不赞成去与元帅比。

　　因此，他据理力争，不愿意让步。

　　他说，比要看怎么个比法，比资格还是比贡献？一定要比的话，应该是贡献大小为先，军事人物尤其应该首先比军事方面的贡献。“从军事方面比，我认为不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实践，粟裕的贡献是中国革命战争史早已证明了的。”

　　他的话很委婉，也很中肯。

　　在粟裕蒙冤尚未公开平反的当时，王希先老人能如此肯定粟裕，并坚持自己的论断，可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与古代贤人有得一比。

　　他的凛然正气，振聋发聩，是极需要胆识的，非神闲气定、无欲无求者不能做到如此刚烈。

　　尽管如此，他还是本着与人为善的“和谐”原则，不想彻底弄僵，最后答应对方，再推敲一下文字，尽力写得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与事实的检验。

　　但费尽心力完稿后，仍然不符合人家的口味。在这个“倔老头”不肯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动手修改了文章，并以王希先的署名，收录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卷，1997年5月付梓出版。

　　粟裕当年以古名将之风，谦恭自抑，辞让司令与帅位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会有这等遭遇的。

　　其实，他生前也体会过这种世态炎凉，他垂暮之年谈到华东战史时就说：“60年代编写华东战史，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做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

　　因此，他十分痛心，觉得这不是个人的荣誉问题，而是对整个华东战史以及全体华野将士的不尊重。他说：“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扯麻纱”的事情还远没有完。

　　1992年，王希先老人又应邀写《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一文。

　　文章里，他也不客气，大胆地提出粟裕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杰出战略家的观点。

　　这又是一顶许多军衔更高的人都不曾有的桂冠，有人当然不同意，觉得抬高了粟裕。尽管此前已有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郭化若、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实事求是撰写文章，肯定粟裕就是一代战略家。

　　老人这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从对军事领域的贡献看，粟裕战略家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他还给反对的人上起了军史课，说凡是研究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史的人，无不被粟裕的军事理论和战例所倾倒；粟裕虽然只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但早在1946年10月，毛泽东就指定由他负责战役指挥。

　　老人说，打仗由副职下决心，这是没有先例的。而且，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不仅歼灭战最多、战果最大，他多次提出的改变中央战略方针的建议，也都被最高统帅毛泽东所采纳。

　　因为他的坚持，或许还因为对方最终被粟裕折服，文章保持了原汁原味，被收进《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一书，并在这年5月出版了。

　　还是囿于区区军衔的框定，粟裕最高的军职始终只是军委常委，这一道坎终生也不曾跨越过。

　　1976年前后，粟裕这位曾经的华东统帅协助叶剑英在稳定军方特别是华东军方局面，起到了他人无可代替的作用。过去的元帅在世者也只剩下四人，粟裕又是第一大将，但他就是上不了一个台阶。

　　粟裕的秘书鞠开老人说，这也是张震、刘华清后来所说的“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①的一部分。

　　粟裕的另一个秘书、《粟裕传》的主要作者朱楹老人，这段时期正好在粟裕身边，他回忆说，“四人帮”倒台后，仅居新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之下的叶剑英，十分欣赏粟裕，也准备让他充分发挥才干，提议他为军委副主席人选。

　　以华国锋的忠厚和对叶帅的倚重，又当拨乱反正，急需干才的时候，这似乎就是板上钉钉的定论了。

　　但不久人事格局发生变化，最后胡耀邦（中央组织部部长）赶赴上海，通知粟裕人事任命时，却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职。

　　这时候的军委副主席，也就依然只是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年迈德高的元帅。

　　有人采访朱楹老人，问是否因为粟裕生病，身体状况不好，才有了这种变化？

　　老人摇摇头说，粟裕有病在身是事实，但这不算什么。如果他真做了军委副主席，有了用武之地，多年军事上的思考与探索可以付诸实践，病反而可能会好。

　　他还说一般老年人闲着生病，忙着反倒身体健康，心情好就不一样了。

　　如果粟裕当年不谦让元帅，结果会怎样呢？老人没有说。

　　后人似乎总想探究历史迷宫的真相，但对粟裕而言，或许是迂腐的笑谈，“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若在乎这些名利，当年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谦让司令与元帅了。

　　不过，粟裕也曾差点“享受”了一次元帅的待遇。

　　王希先老人回忆说，1988年春的一天，军事科学院办公室的潘石英处长给他打电话，说找他有重要的事。

　　潘石英透露，经中央军委研究，十四名将帅被确定为军事家，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和左权。

　　他说上级要求给他们每人写篇文章，论述其军事思想，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石》（出版后改名为《当代中国军事思想精要》）。

　　关于粟裕的这一篇，他们也想到了王希先老人。

　　毛泽东等人都是元帅级别以上的人物，粟裕与左权跻身期间，体现了当时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考虑。如果粟裕不能称军事家，大概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但不久，似乎在不考虑粟裕、左权不妥，只考虑他们两人也不妥（一个毕竟没有元帅军衔；一个也不是唯一的牺牲的高级将领）的两难情形下，放宽了标准与要求，确定的军事家达到了三十三位。

　　1989年11月，新华社被授权正式公布时，名单上增加了杨尚昆、李先念、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彭雪枫、罗炳辉、林彪等十九人。

　　如此一来，与粟裕军衔相同的将领上了，与左权级别相当的先烈也有了。再有想法的人，也似乎挑不出毛病。

　　这一变化过程，大概与1955年元帅人选的酝酿，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一般的人，只看到了结果，对过程则往往难于知晓，或者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两个特例，一是林彪排名末位，这是不难理解的；二是粟裕之前出现了两位国家主席，这种崇高的“九五之尊”职务，自然是“一介武夫”的粟裕不能比拟的。

　　不过，还是有人觉得这份“榜单”不大尽善尽美。

　　几个方面军的主要先烈似乎都有代表上了榜，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三位血洒疆场、名气更大的先烈，不上也就不好代表他们生前所在的部队了。

　　因此，踌躇五年后，名单上又增补了这三人，总计达到了三十六位。

　　在共和国开国元勋的群体里，区区三十六人当然也不算多。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牛人”们，以军事家的名义再次聚首一处，堪为另一种形式的凌烟阁了。

　　粟裕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他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

　　这两个湖南老乡，战争年代里，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无湘不成军”，湖南这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南蛮之地”，近代以来，出了一拨又一拨的军事人才。其中，1955年授衔元帅的就有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则有六人：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与陈赓等几位老乡大将不同，他们（黄克诚除外）很早就和毛泽东有着不小的渊源，可谓知根知底，而粟裕虽然也是见面“泪汪汪”的老乡，与毛泽东的交情却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粟裕的异军突起，的确出乎毛泽东的意外。

　　如果说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一种是大器晚成，后来居上，那么粟裕显然是后者。

　　他虽然赶上了男儿向往的铁血时代，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落草”，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山大王”毛泽东，但一来是兵头将尾的小小连党代表，二来没有当时最吃香的过硬文凭（黄埔军校毕业），毛泽东也到底不是神，还没能一眼看出他的能耐。

　　他虽然也自觉以毛泽东为师，默默地跟着他学打仗，不断琢磨他运兵遣将的战法，但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却还不大熟悉这位勤勉的好“学生”。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黯然离开了前委书记的岗位，到福建永定的天子洞养病。陪同毛泽东离开的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①萧克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②

　　这时候，粟裕还是红四军的基层干部：三连连长，奉命带所部保卫毛泽东。

　　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十分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疏忽懈怠。

　　他把全连百来号人马分为两拨，自己亲自带一部分跟在毛泽东身边，另一部分则安排在驻地附近活动，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

　　毛泽东尽管心情不大好，但对粟裕这位“卫士长”开始有所了解，也很欣赏他的细心周到，觉得安全有了保障后（蒋介石的陈维远部就在附近），便放心地埋头写自己的东西。

　　粟裕是老实人，除了每天例行地探望、问候之外，再没有过多的“亲近”之举，也就未能更多地引起毛泽东的好感。

　　识人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识人于落难之时。

　　毛泽东是一个很讲感情的人，对患难时支持自己的人，是十分感念的。林彪就因为这回红四军七大上作为少数派，竭力支持他，捞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1970年前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他最信任的正牌“嫡系”。

　　粟裕则不但在红四军七大上沉默寡言，表现平平，警卫的时候又没有“交心”的宽慰话语，显得有些木讷，与灵泛的同龄人林彪自然不能比。

　　不过，毛泽东的落难，毕竟也使他与粟裕之间有了一段难得的渊源。

　　这种“一同下过乡”的经历，情义上虽然与他跟邓小平、罗荣桓“一同下过岗”有不小的差异，但也非一般人能有的缘分。这是后来毛泽东也信任粟裕，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交给他负责，并屡屡交代“不必请示”，不断委以重任的基础。

　　一年后的1930年底，粟裕走上了高级指挥员行列，出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师虽然是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红军主力林彪的红四军一样，一度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归总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直接指挥。

　　粟裕与毛泽东的接触因此多了起来，开始正儿八经学打仗。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还给毛泽东献了一条锦囊妙计，因此大获全胜，活捉了张辉瓒。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时，粟裕带红六十四师与黄公略的红三军一起，在板坑打败了蒋介石的公秉藩部。

　　战后，他与政委高自立将战况及下一步如何行动的请示写成短信，派通信员送交毛泽东、朱德：

　　总司令

　　政治委员

　　职部……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红）三军全无联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六十四师职粟裕高自立

　　五月十七日午前一时于板坑①

　　这封简短的信函，见证了一场枪林弹雨的厮杀，是至今发现的粟裕与毛泽东直接对话的最早文电。

　　如果再这样对话一两年，粟裕的军事才干被毛泽东多注意几回，他再上升一个台阶，成为军级或军团级主官，彻底摆脱后来资历束缚的阴影，应当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上帝大概安排他大器晚成，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再度“下岗”，三年后的长征路上才重登“九五”，粟裕也就在师级岗位上徘徊了近八年，成为真正的“老”师长。

　　毛泽东到了延安，站稳了脚跟后，开始想起留在南方丛林里的老部下们。

　　粟裕这个当年的警卫连长，就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他多次设法打听粟裕的情况，期望这个生龙活虎的“青年战术家”还活着。更残酷激烈的抗战即将开始，太需要会打仗的人才了。

　　但毛泽东“侥幸”的期望没能成为现实，得到的报告是，粟裕可能牺牲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气吞山河的毛泽东虽然如此豁达，但心头也难免有着惋惜与沉痛。

　　1937年5月，陕北热热闹闹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致开幕词时，首先庄重地宣布悼念在以往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粟裕作为“英灵”，就被他排在了以李大钊为首的烈士名单上，坐了第三十四把“交椅”。

　　这当然也代表了中共中央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愿。

　　没想到粟裕是一只战火中涅槃的“不死鸟”，没有跟李大钊去“长眠”休息，还想跟随毛泽东统兵打仗。

　　七个月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得到他还“活蹦乱跳”的确切消息，连忙向延安毛泽东报喜：“粟裕还在。”①

　　毛泽东闻听后，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因为粟裕浙南山区多年的沉寂，毛泽东又从当年的一个方面军统帅，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此长彼消，这时候的粟裕，还未能获得与毛泽东再次直接对话的权力。

　　但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粟裕，也不断从粟裕那里获悉诸如韦岗处女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等意外的捷报。他当然也不吝啬嘉奖令，不时通过新四军军部给粟裕打气。

　　1945年6月，粟裕接连三次取得天目山大捷，干净利索报了“皖南事变”一箭之仇。

　　这是从游击战转变为大兵团正规战的一次纯熟大演习。毛泽东再次对粟裕刮目相看，极富远见地对在场的周恩来等人说：“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②

　　这个统兵打仗的“钦定”数据，后来全军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了：解放战场的林彪与粟裕、朝鲜战场的彭德怀。

　　世人可以不认同毛泽东是神，但不能不佩服他料事如神。

　　全面内战爆发后，粟裕七战七捷，首创打败蒋介石美械装备的“盈利”模式，使心里毕竟有些七上八下的毛泽东，吃了一颗搞定蒋介石的定心丸。

　　他亲自提笔起草文电，将这一仗作为范例通报全军学习。

　　就像后来他幽默地说自己做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周小舟，从过去的小舟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一样，粟裕也从警卫他一个人的小连长，成了南天一柱的“护国大将军”。毛泽东开始了对他前所未有的信任与倚重。

　　在山东野战军陈毅与华中野战军粟裕争论时，毛泽东屡屡站在后者一边，不但令陈毅“仿粟裕办法”，1946年10月还干脆将华东战区方面军的战役指挥权交给了粟裕。

　　司令员陈毅还在其位，战役指挥权却给了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军队最核心的事务：打仗。这个古今罕有的稀奇事，是毛泽东用人的一个创举。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的命根是他的军队，全军将领如果都和粟裕一样痛快地“挖”蒋介石的命根，革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他不只有慧眼识英雄的自得，更多的是“成功日近乐陶陶”的喜悦。他在1947年8月24日夸奖粟裕和他的野战军：“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①

　　朝中有人好做官，何况这人还是“圣上”。因此，当粟裕偶尔马失前蹄，雨季里的南麻、临胞打成了消耗仗，未能完成战役目标，华野统帅部的其他人颇有责难微词，粟裕主动向毛泽东写检讨，请求处分时，毛泽东不但未予责怪，反而温情脉脉地慰勉有加：“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②

　　不仅如此，考虑到粟裕有作战指挥权，却无人事权的独特指挥环境，他还将华野分为两部，主力部分交给粟裕：“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③

　　剩下四个纵队则由陈毅负责：“陈（毅）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④

　　毛泽东有个“霸气”的规矩：党内同志上门，不论地位高低，资历大小，从不出门迎“客”。

　　但有两个人让他破了例：一个是林彪，1942年伤愈后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亲自前往迎接；还有一个就是粟裕。

　　1948年5月，粟裕奉命前来商量华野战略行动。毛泽东又激动异常，大步迎出门外，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这是自己与粟裕1931年后的首次见面：“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①

　　粟裕自然也激动得一塌糊涂，连连问好。

　　“不辣不革命”，老乡远道而来，最好的招待当然是辣椒。粟裕肠胃不好，辣椒也就只礼节性地尝了尝。毛泽东则大快朵颐，全盘照收。辣得两颊生热，额头冒汗之际，他的谈兴也高涨起来，说起了粟裕的杰作：孟良崮战役。

　　他感慨万千地说，消灭七十四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我毛泽东本人。

　　这种当面交心的褒奖，自然是过去翻山越岭而来的嘉奖令里体会不到的，粟裕只有感奋而已。

　　十七年不曾见面，又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这一关的历练，粟裕过去尽管能打，也或多或少影响了受信用的程度。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这回见了面，交了心，这个小个子看来可堪大用，毛泽东也就采取了更非常的举措。

　　他不但改变了自己浪漫的“渡江跃进”主张，采纳了粟裕不过江的战略建议，还将华野的一把手陈毅调往中原，让粟裕接替其位：“华野还是你来搞。”②

　　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能升职当然好，“主上”隆恩浩荡，粟裕又岂是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

　　但他得知老搭档陈毅并非到中央或别的地方“高就”，而是去中原军区搞后勤，即“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③，与过去兵强马壮的华野统帅之位自然不能比。考虑到他的中原局第二书记的新职，最多也就是职场上司空见惯的“明升暗降”。

　　如此一来，自己与老搭档，一上一下，便十分不忍，粟裕再三向毛泽东推辞，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④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他的建议：陈毅去中原后，原来在华野的职务继续保留，粟裕以代司令员、代政委之职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

　　他的秘书蒯斯曛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比他还大一岁，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很有些为人处事方面的经验。

　　他当晚听粟裕谈到辞让司令，还惹得主席不高兴时，跟粟裕说：“首长，你这样做不好，将来可能有点麻烦。”

　　蒯斯曛是秘书，也是个作家，文人心眼就是多。这些麻烦尽管十年后才到来，但许多知情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之毒。

　　“选择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主要是选择军事指挥员，选择战区统帅。”①粟裕也就成了这样一个应时而出的统帅。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后，毛泽东每临大战，屡屡电示粟裕：“独立处置，不要请示”②、“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③。

　　粟裕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信赖之下，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横扫千军，连战皆捷，与其他野战军的战果凑在一起，一个新的共和国雏形也就呼之欲出了。

　　1949年到后来，粟裕受到的倚重有增无减。

　　进入1950年，毛泽东对粟裕的倚重，甚至还超过了他的第一爱将林彪。不仅未答应粟裕提请林彪指挥台湾战役的建议，仍然令他负责此战；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还将粟裕从东南调往东北，列为了挂帅人物的首选，林彪反而破天荒地成为第一“替补”。

　　正因为此，杨尚昆很钦佩粟裕。

　　他与粟裕历史上并无渊源，但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听毛泽东提起粟裕和他的战报，耳濡目染，也就对粟裕熟悉了。

　　他后来回忆说，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④。

　　但“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战争硝烟的沉寂，和平钟声的敲响，粟裕这个为战争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的这种“荣光”因“得罪了两个半元帅”①而戛然而止。

　　彭德怀主持千人大会，给了他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残酷斗争了五十余天，即便不得不低头，诚惶诚恐八次违心作检讨，也还是过不了关。

　　好在毛泽东没有完全忘记粟裕，或许仅仅是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惩戒”一下这个“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完人”，也就是蒯斯曛当年所说的“麻烦”来了。

　　他先找到萧劲光，询问萧劲光对粟裕的看法。

　　萧劲光也是毛泽东多年的老人马，备受信任，是后来可以用来掺林彪“沙子”的人，却没有粟裕这样“树大招风”。他直言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②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他意味深长地传话给批判大会的组织者们，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③

　　最高统帅话里有话，别人下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粟裕才终于得以过关，未曾走进敌我矛盾的行列。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不幸突然落马，被人拿出他前年整粟裕的方式开始不断挨整。挨整的时候，过去一些讳莫如深的事情也自然顺带浮出了水面。

　　这年9月15日夜，毛泽东出席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时，许多高级将领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

　　据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有人揭发：以前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而拒不向中央转呈；还有人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曾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诬陷原总参谋长粟裕，给粟裕扣帽子‘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众人发言后，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还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几个月后的1960年1月，粟裕果然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似乎有些内疚地当面对粟裕说：“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①

　　毛泽东显然想做些解释与安慰。这柄杀手锏虽然暂时不用，但也不能“生锈”，“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博古当年说他只知道《孙子兵法》，但这正是博古们短视的地方，能领会《孙子兵法》的博大精深，“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也就游刃有余了。

　　粟裕当然明白不是毛泽东搞的，他的夫人楚青就说：“粟裕的冤案不是毛泽东搞的，也不是林彪搞的。”

　　后来在粟裕1979年开始给中共中央写的平反申诉报告长期石沉大海时，楚青甚至有些激动地说：“我巴不得是毛泽东整粟裕！你想想毛泽东要整的人，1976年后，大刮平反风暴，哪一个还没有平反？地富反坏右都一风吹全平了反！”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是毛泽东主动搞的“案子”，粟裕也就不是撤换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还能相对平安无事那么简单了。后来他平反的历程也就会顺利得多。

　　所以，粟裕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后，有些兴奋，但也有些迷茫。兴奋的是主席到底还惦记着他，迷茫的是却不公开给自己摘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军内的坏人”的帽子。

　　他不知道，没有了战争，他头上“高帽”的摘除，已是第三代的事情了。

　　除了打仗，别的方面，粟裕大概永远只能是毛泽东的“学生”。

　　在毛泽东的心里，二十二年的征战生涯，经历的大仗不可谓不多，却只有淮海决战可以同二战时期的国外大战役可以一比。

　　因此，当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1年到中国拜访他时，他便提到了淮海战役，也说起了粟裕。

　　1997年5月，电影《佩剑将军》的编剧石征先，曾为创作另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张思德》，专程采访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师哲。

　　张思德是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警卫战士，与他同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当然有所了解。石征先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分满意。

　　宾主对坐，谈兴正浓时，师哲忽然说到了粟裕，说毛泽东常常谈起他身边工作过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是张思德，一个是粟裕。

　　石征先早在1978年7月就拜访过粟裕，并在1983年与人合著过《淮海战役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粟裕的历史很感兴趣。因此师哲一说，他就有意外的惊喜了。

　　师哲缓缓地回顾说：“粟裕在井冈山时期当过毛主席的警卫连长，此人很聪明、机智，很勇敢，很会带兵，很会打仗。”

　　粟裕的确曾带自己的连队保卫过毛泽东，称得上是“警卫连长”，石征先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师哲接着说：“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石征先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忙将师哲的话单独做了记录，并请他签了名，以表慎重。

　　师哲爽快而郑重地答应了。

　　正提笔写字的时候，他的女儿师海霞恰巧走了进来，问父亲在干什么。

　　听说原委后，她笑着说：“那我也可以签名，也可以作证（证明这一次采访行动）。”

　　这当然求之不得，石征先忙又写了一张，请他女儿也签了名。

　　蒙哥马利访华时，他并不在毛泽东身边，当然没能亲耳听到毛泽东这番惊世骇俗的话。但这并不能说明活到九十三岁高龄的他，没有几个当时仍然还在毛泽东身边的至交好友。

　　因为事先是带着张思德的主题采访，粟裕的话题是偶然谈起的，多年以后，石征先老人还十分后悔，说忘了请教师哲，这一信息从何处得来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师哲作为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是名气不小、地位不低的历史人物，没有可靠的来源，他不会为采访笔记慎重地签字负责，更犯不着为素无往来、早已辞世的粟裕杜撰一段并无“实惠”的故事。

　　十一年后，石征先老人也乘风归去。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才终于被资深研究人员发现、证实，原来它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的外交类文件里。

　　其实，尽管毛泽东的话里有个“最”字，容易得罪一大批人，因而如同刘伯承说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①，公开发表时遭到修正一样，不容易传出来，但他有这个说法也不奇怪。他谈淮海战役与粟裕也不止一两回了，可谓有着很深的“淮海粟裕情节”。

　　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建国之初，他随周恩来到中南海服务处理发时，碰巧毛泽东也来了。得知他是周恩来的卫士后，毛泽东笑容可掬，很随和地问他的名字。

　　韩福裕告诉他，叫“韩福裕”。生怕毛泽东听不懂自己浓重的方言，他补充说：“是韩信的韩，幸福的福，粟裕的裕。”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你还比他们都幸福。”①在场的人包括周恩来都笑了。

　　对韩福裕而言，毛泽东的话自然是幽默的戏言，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话语，却也真实地折射了粟裕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

　　1953年2月，毛泽东由陈毅陪同，坐火车从南京、徐州、济南回北京。这一线都是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打过仗的战场，一路上毛泽东就多次提到粟裕能打仗，会带兵。

　　列车经过徐州时，毛泽东凝望窗外这个当年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再次深有感触地说，粟裕立了第一功。

　　到粟裕曾经“中秋夺城”的济南后，毛泽东又说他是“人才、将才、帅才”。

　　陈毅笑着接过话头，说粟裕是樊哙。

　　毛泽东似乎有些不满意，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陈毅连忙说：“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

　　这些话，在场的“大警卫”公安部长罗瑞卿听到了，“小警卫”李银桥也听到了。然而，囿于某种缘故，粟裕这个“当事人”，从来不知道最高统帅曾这样说过自己的“闲话”。

　　2006年7月，原华东野战军作战参谋秦叔瑾老人，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出席的《粟裕年谱》出版座谈会上，以书面语言郑重地说：“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②

　　他认为，毛主席的话，是对粟裕同志戎马一生的高度褒奖。

　　另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原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苏荣，2007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粟裕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也深情地回顾，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过，他的战友中，数粟裕最会打仗。

　　他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给粟裕一生的高度评价。

　　这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嘉奖。

　　粟裕“学打仗”的老师，除了毛泽东，还有朱德。

　　这是军中一个顶尖元老级人物，正如多半大将仅为兵团级将领，可以说是野战军级别的粟裕的部下一样，其他九个元帅也都是他这个解放军总司令的部下。

　　虽然“学生”粟裕后来“出息”了，打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这个有着一位“宽厚仁慈”母亲的长者，继承了敦厚淳朴的家风，从来只有由衷的欣慰。

　　如果说粟裕从军之路第一个领路人是叶挺，那么第二个就是朱德。

　　他们的相识，是缘于“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

　　粟裕这位当年总部的警卫班长，要保卫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一帮“大老”中，朱德的地位还不是最高的，仅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英雄不怕出身低”，朱德很快脱颖而出，在起义失利后砥柱中流，保存了三万部队余下的八百多人的火种，成为后来数百万雄师劲旅的源头。

　　从这一点说，他是当之无愧的“红军之父”。

　　粟裕有幸在混战中的广东饶平，找到了朱德与他的队伍。从而避免了许多人失散后那种孤苦伶仃，历经艰辛，重新寻找组织的坎坷命运。

　　袁也烈曾是这次起义的营长、团参谋长，部队失利后，只好回了老家。虽然他也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但却永远失去了成为井冈山老人的机会，后来诸事就不那么顺畅。到解放战争时，只做了华野渤海纵队司令员，成为粟裕这个当年班长的部下。

　　粟裕没有任何这种历史“空白”，是根正苗红的老红军，因此，历次“整风”、“审干”都可以“半夜不怕鬼敲门”。“文革”中，他在许多将帅纷纷“中箭”落马时几乎毫发无损，大概与这种履历清白也不无关系。

　　这年10月，粟裕在武平的一个山隘口，亲眼见到年过四十的朱德，带几个人矫健地攀缘灌木丛生的陡壁，从侧背攻击拦路的地主武装--民团。

　　给初闯“江湖”的粟裕上了一堂生动的实战课。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山崖断壁上朱德手提驳壳枪的英姿。

　　在大庾山区，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粟裕因为警卫过总部的渊源，连升两级，被直接任命为连指导员，成为仅有的七个步兵连主官之一。

　　可以说，最早发现粟裕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是朱德。

　　不久，粟裕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因为南昌起义余部被编成了红四军的二十八团，每有行军打仗，军长朱德总是随二十八团行动。粟裕多数时间也就作为朱德的“嫡系”，在其身边活动。

　　一次，朱德、陈毅随粟裕的连队一起，帮驻地附近的老乡收割稻子。骄阳似火，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有人劝年纪最大的朱德休息休息。

　　朱德没有应允，却若有所思地说：“没关系，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①

　　这似乎不大着边际的话，令周围忙活的人大吃一惊。粟裕也觉得有些突兀，不好答话，便装着没有听见，继续干活。

　　当身边的陈毅提醒他时，粟裕想了想，说：“那是军长对我们连有感情，并不是针对我个人的。”②

　　朱德对粟裕有所“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或许没有“缺岗”的机遇，他不曾像提拔林彪一般，让粟裕再迈一个台阶，当上营长。正因为此，朱德对粟裕的要求也就更高一些。

　　一次战斗结束后，军部的参谋汇报战果时，不慎将番号弄错了。结果，原本打了胜仗的粟裕挨了朱德的通报批评，另一个吃了败仗的连长反而得到了嘉奖。

　　朱德说：“不必了。只有经得起委屈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③

　　粟裕后来能挺过长达二十六年错误批判结论的委屈，大概与朱德早年的这种有意识的砥砺不无关系。

　　1928年6月，粟裕因为老七仙岭战斗“孤胆英雄”的出色表现，被朱德赞为“青年战术家”，成为他红军时期最闪光的“桂冠”。

　　不久，朱德带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湘南，兵临郴州城下。这一仗先胜后败，打进去后，因为奉命警戒的营长袁崇全疏忽，遭到原本已败退的国军猛烈反扑，朱德只得下令撤出城外。

　　城外的耒水大桥上，朱德亲自带机枪连掩护部队过桥。粟裕率部经过时，见此情形，他连忙跑到朱德跟前说：“你先过河，我们留下掩护！”

　　军情紧急，朱德没有说话，只紧紧握了握粟裕的手，全部信任都包含在里面了。之后，朱德才转身先撤。

　　这种师生之谊，直至粟裕1934年7月就任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部队离开中央苏区才告一段落。

　　此后，与十七年不曾跟毛泽东见面一样，粟裕也有十四年和这位军中长辈天各一方，相隔千里。

　　但朱德在关注着粟裕的成长，不断从远方的捷报探寻他的讯息。

　　1946年8月，粟裕七战七捷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应刘少奇的邀请，兴冲冲地赶到他的住所聚会，庆祝这一全面大打后的开门红。

　　后来，朱德还在一次大会上由衷赞叹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①。

　　1947年夏，当华东方面频频传来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捷报时，他兴奋地写下了《寄南征诸将》一诗：

　　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做主人翁。

　　朱德是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与全军总司令，当然知道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归属于粟裕，“华东军事主要靠他”①，这个多年不见的“青年战术家”，已成长为“参天大树”。

　　因此，他的诗里更多的是饱含着对“南征诸将”里粟裕的嘉许，与几个月后写了《寄东北诸将》一诗，首肯东北主将林彪是一脉相承的。其诗曰：

　　南人北去自逶迤，远戍辽阳入岭陂。

　　勋业辉煌欣共举，名花灿烂喜连枝。

　　邻居友善长相问，仁里安康永莫移。

　　扫尽法西归马日，寰球同仰大名垂。

　　1948年4月30日，朱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一起，当面听取远道而来的粟裕陈述华东野战军主力暂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

　　粟裕口若悬河，如数家珍，对国共双方的各种数字、特点和态势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

　　朱德听得频频点头。

　　他极为欣赏粟裕这种斗胆直陈的见识与勇气，后来曾说：“粟裕同志决心果断，不轻易改变决心，特别能领会统帅部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意图，善于捕捉战机。”②

　　他不时把茶杯推到粟裕面前，说：“粟裕呀，喝点茶再说！”

　　毛泽东这一年5月将陈毅调往中原，让粟裕统领华野在中原打歼灭战后，朱德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毛泽东本人，专程来到华野总部驻地河南濮阳。

　　粟裕的任务是立了军令状的。因此，朱德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上，动员华野将士们用“钓大鱼”的战法，按照粟裕的部署，寻歼蒋介石的王牌第五军，完成中央交给粟裕的新任务。

　　粟裕成长为方面军统帅，战略眼光又如此犀利独到，别树一帜，朱德自然是欣慰的，他以自己总司令的崇高威望，又一次支持了粟裕的工作。

　　他们再次经典性的相聚，是在开国大典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他们一起给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

　　中共军队行列里，能征善战的战将如云。粟裕从一班之长起步，经过二十二年的大浪淘沙，终于大器晚成，后来居上，与当年带自己上井冈山，一生敬仰如山斗的老师同列。

　　朱德没有丝毫的介意，或者说不曾有一般师徒不免的“难堪”。后来粟裕落难，他就不曾有半点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之举。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有过三次定“批粟”调子的小型会议，他与刘伯承、徐向前三人都没有参加。其他七个元帅都与会（但并非全部发言），“会议责成粟裕做了检讨。然后陈毅、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发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①。

　　这与后来庐山会议上，朱德为情势所迫，轻描淡写批判彭德怀，被毛泽东手脚并用比画一番，称之为“隔靴搔痒”，大概有某种相似之处。

　　军事博物馆馆长郭得河，曾奉命就1958年粟裕挨批调查研究，了解到事情来龙去脉后说：“粟老总的功劳实在太大，功高遭忌嘛，这是几千年来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

　　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①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①。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②，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③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粟裕与其他师长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位军部最高负责人的嘉许，他当然由衷高兴，也深感任重道远。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①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期间，在东北，刘少奇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在华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华中局的建议，“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②。

　　同时，刘少奇还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但“有古名将风”的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恳切地说：“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的诚意终于被刘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出于华中军区领导上层团结考虑，愿意在张鼎丞领导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赋予的重任。

　　刘少奇深为粟裕不计个人名利的公心与谦让品格而感动，接电后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但同时决定在华中军区组建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前方打仗事宜。决定之后，刘少奇亲自起草了回电。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①。

　　华东局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方案。粟裕的建议与刘少奇的纳谏，均为后来华东野战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全国战区战绩第一的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果兴奋不已，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几样难得一见的好菜，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②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①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①。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军事上的粟裕与林彪，可谓一时瑜亮，常常令人有“千载谁堪伯仲间”之感。两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是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却也几乎就是对方的影子。

　　他们都生于1907年，只有月份的细微差别。

　　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南，是“无湘不成军”的“南蛮”；一个生于洞庭湖以北，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楚才”。他们的老家，隔八百里洞庭遥遥相望，两千年前就是一家，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国。

　　他们都不够“帅”，个头也不高，“状若妇人女子”，与汉代貌不惊人的张良有得一比。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老部下见到他们，几乎都会彻底摧毁早先高大威猛的想象，放下几许敬畏之心。

　　他们不只面相文弱，而且多半时间里也都病歪歪的。

　　林彪曾偶然雅兴，战后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遛马，被阎锡山的小兵蛋子当做日寇误伤，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怕风、怕光、怕声音。头疼的时候，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

　　粟裕更是负伤六次，两次伤在头部（三块弹片终身留在头颅内）。头疼的时候，头发都不能碰，也不能摸。他的脸总是异常通红，经常说脑袋发胀。后来还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他俩的怪病还都曾差点耽误毛泽东的军国大事。1950年9月3日，国难思良将之际，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电告急盼东北边防军统帅尽快到位的高岗：“林粟均有病……暂时均不能来。”①

　　国内战争创造了最好战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各自“包干”了两个的林彪、粟裕，“卧龙凤雏左右得一”，随便哪一个不病，毛泽东的心就不用那么提到嗓子眼上。可他们偏偏都上不了朝鲜战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先后前往苏联治病，另请老将彭德怀出马。

　　他俩早年都加入叶挺的“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个是连长，一个是班长。因为级别低，都没做成人民军队的创建者。朱德带他们走上井冈山，一同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他们也一起跟着朱德，在井冈山弯弯绕绕的小路上，用扁担一次又一次挑粮食。

　　后来，他俩奔赴抗日战场，奇兵设伏，痛击日寇。虽然斩获均有限，却各自为中共仅有的两支军队来了个漂亮的开门红，振奋了中国人抗敌的决心。

　　一个“平型关大捷”，为主力红军改编的八路军露了脸，威名天下扬。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不得不发来贺电：“有日（9月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

　　一个打了韦岗处女战，大长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志气，威震大江南北。蒋委员长又只好字斟句酌，驰电嘉奖：“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再后来，他俩一南一北砥柱中流，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毛泽东最倚重的爱将，掌管两支最大的野战军。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想到他们。

　　他俩也都让毛泽东打破了不迎送党内访客的“潜规则”，乐颠颠地亲自迎出门外，给足了面子。

　　蒋介石也将曾亲自嘉奖过的他俩看成劲敌，却又徒唤奈何，无计可施。他说关内的粟裕“诡计最多，肃清最困难”；关外的林彪则是“战争魔鬼”。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他们俩，毛泽东的觉自然睡得安稳踏实多了；而没有他们，蒋介石的头上大概也会少不少白发。

　　他们两人职务虽有差异，却其实都主要只管打仗。

　　他们还都吃过“豹子胆”，敢于直犯“龙颜”，向毛泽东“斗胆”进谏，甚至和他老人家来来回回“掰手腕”。

　　林彪情急之时，会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①

　　粟裕虽不这么直白“无礼”，但也一身“牛”脾气，“犟”得很。毛泽东屡次三番叫他过江南下，他情知不妥，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斗胆直陈”，不到黄河心不死。

　　毛泽东虽然起初颇为恼火，说：“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我们这个大戏难唱喽！”但他最后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成就了他们的美名，也成就了自己的美名。

　　他们的爱好也是一个模子。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下棋，不跳舞，没半点世人最津津乐道、喋喋不休的“儒将风度”；又都沉静好思，不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看地图，一坐一站就是老半天，动作神情都像一母所生的双胞胎。

　　粟裕的特型演员谢伟才，为拍摄影片《淮海战役》，登门造访他的夫人楚青，“打探”粟裕生前的“特殊动作”，以便让观众过目不忘。

　　楚青说没有。一位秘书说，粟司令员有时候把椅子倒过来骑坐，双手趴在椅背上。

　　这当然是开国将帅群里一个极为难得的“特殊动作”，但影片《辽沈战役》拍摄在先，早把它用在林彪身上了。虽然粟裕实有其事，但艺术上雷同却不可取，谢伟才只好忍痛放弃，嗟叹不已。

　　林彪与粟裕，尽管像复制或者克隆出来的人，军事上的他们，却从不忌恨争宠，有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惺惺相惜。

　　终林彪一生，只与粟裕及老部下陶铸两个人谈得来，尤其和粟裕谈军事时，话匣子就如同拧开的自来水龙头，滔滔不绝，欲罢不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②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

　　他们的相识，应该是大庾整编的1927年10月，朱德将南昌起义余部编为七个步兵连，林彪、粟裕都是连级干部，一个是连长，一个是连指导员。

　　不过，粟裕是才连跳两级上来的新手，到底有些稚嫩。林彪则是“老”资格的连长了，而且他还有两个过硬的条件，一是怀里揣了张黄埔军校文凭；二是有两位中共党内资历不浅，比他大十岁的“老革命”堂兄：林育英与林育南（林彪原名林育蓉）。他能顺利进入黄埔军校，就是这两位老兄引导、支持的结果。

　　林育英更是了不起的人中龙凤，后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国，解决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争，“腰斩”了张国焘的最高领袖梦，迫使他取消了“第二中央”，不得不带部队北上，与毛泽东再度会师握手。

　　毛泽东对林育英的感念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任命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即后来邓小平接替的职务），而且在林育英病故后，他与朱德等人一起亲自为他抬柩送葬，还极为罕见地亲笔题写了墓碑之名。

　　林彪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外因，再加上自己“九头鸟”的因素，能比粟裕早一步脱颖而出，少年得志，“官”运亨通，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既然都是连级干部，才二十来岁的青年人，难免有与战友比拼战功的心思。林彪总随身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常常独自写写画画。聂荣臻回忆说，他曾看到本子上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

　　多年后，林彪对自己与粟裕的这一段经历还记忆犹新，也很服气。他回忆说：“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①

　　但林彪很快就从小小连长“高升”而去，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军团长，一路高歌猛进，成了毛泽东的第一干将，也成为粟裕的上级。

　　这除了上述外因，还有两个内因，也都与他“九头鸟”的精明强干有关。

　　但井冈山上会打仗的人不能说少，正如天下从来不缺千里马，只是缺少相马的伯乐一样，别的将领就没有林彪这么幸运，有一个接一个的上好平台展示自己。

　　这就牵涉到他的第二个内因：会来事。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1928年5月。当时，红四军在井冈山的茨坪开会，军政首脑济济一堂。

　　林彪主动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地说：“敌人来进攻，红军集中打敌人；敌人打走了，消灭了，红军就分散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建立苏维埃。”

　　这几乎都是毛泽东常说的话，也是他秋收起义后不断思索的建军经验。见这个年轻干部领会得这么透彻，毛泽东很兴奋，忙问身边的陈毅，这是哪个？

　　陈毅告诉说，这是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树林子里三只虎。

　　毛泽东对这只“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就了解到了林彪的黄埔军校以及他竟然是自己旧相识林育英、林育南堂弟的背景。

　　三个月后，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马失前蹄，不幸殉职。毛泽东就提议林彪继任团长，使其成为仅有的四个团之一又是绝对主力团的一把手。

　　林彪由此跳过“资历”的束缚，步入红军高级将领的行列，按实际作用来说，军中也就只有毛泽东、朱德在他之上了。

　　此前，毛泽东就有过林彪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因为朱德的反对，认为二十八团是主力团，团长必须是得力的人，最后只好折衷，由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如今终于得以“天遂人愿”，心想事成。

　　毛泽东没有看走眼。

　　八个月后的红四军七大前后，他与朱德、刘安恭等人围绕建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赌气提出请辞前委书记。

　　林彪表现了异乎寻常的主动。

　　他不但在多次会上言辞激烈，明确支持毛泽东，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①。

　　他甚至找到毛泽东，当面恳切地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②。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个上井冈山不到两年，尚未确立绝对权威，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红太阳”也还未曾冉冉升起的人，耳闻目睹林彪这一番真情对白，是怎样的深深感动。

　　更令他难忘的是，随之而来的红四军七大上，他的请辞之举竟然一谶成真。不过，是大家选举之后的落选。黯然离别之际，林彪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二百块大洋送给“山穷水尽”的他（但他没有接受这金灿灿的光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①

　　他十分感慨地提起林彪：“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②

　　一年后，林彪就接替升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朱德，成为红四军军长。从此，他跟着朱德的脚印，开始亦步亦趋的升迁之路：

　　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红一军团长；朱德成为不再兼职红一方面军的全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他就接替为一一五师师长（也就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当然，林彪也越发争气，没令毛泽东失望。他打了不少荡气回肠的漂亮仗，成为红军里除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之外的赫赫名将。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毛泽东的窘境，却显得木讷多了，也就只好继续等待被毛泽东发现的眼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又碰到王明这个“克星”，再度“下岗”。

　　这次比前一次更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③

　　这个门可罗雀的情形不假，但也有些夸张。林彪尽管前线战事吃紧，还是在1934年9月长征前夕，与搭档聂荣臻一起“担着天大的干系”，到梅坑云石山的住所看望了他。

　　林彪的分量自然又增加了一份。

　　这只“九头鸟”，的确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这些或许是他人生经验的意外收获，并非早年的他刻意的追求。

　　但尝到甜头的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崇尚起“勿讲真理而重迎合”④来，成为了军事以外的“政治林彪”。

　　他的仕途也开始超过朱德，成为再也无法超越，仅次于毛泽东之下的副统帅与接班人。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粟裕曾做过他的参谋长，同在一个司令部共事，虽然时间很短，但一个锅里吃饭的情谊，无疑为后来的惺惺相惜打下了基础。

　　抗战期间，林彪一一五师师长的“交椅”还没坐热，打了平型关、广阳两仗之后，就因一次误伤离开了前线。

　　大概伏击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自己损失又大，他似乎并不以平型关之战为荣，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①。将主要的责任推给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反过来，如果这一战役的确有“惊天动地”之功，似乎也只能是任弼时领衔。

　　粟裕则一直待在前线，不断积淀，准备厚积薄发。除与搞摩擦的国民党军作战的黄桥、天目山之战成为战役经典外，打日本鬼子的车桥、南坎等其他战役，也都可圈可点，令后世兵家叹为观止。

　　不过，因为八路军与新四军都在执行毛泽东“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由于新四军一师实力不足，本钱实在不够，粟裕与别的中共将领一样，也不曾打后来那种令人炫目的大规模运动战。

　　因此，林彪对粟裕还未到引以为知音同好之时，少年得志、无与伦比的“仕途”与过去的辉煌，使他依然有良好的“天马行空”之感，从不夸赞友邻。

　　但国共全面内战一开端，他就打破了先例。

　　粟裕苏中首战之后，毛泽东将他的战例通报给各战区，东北的林彪当然也收到了一份。

　　他其实一直在关注其他战区的战况。晋察冀战区一些战役失利的资料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敌我优势在我却反遭严重失利，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还能一口气快刀切豆腐，酣畅淋漓，七战七捷，他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

　　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②

　　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①

　　虽然夸赞里还有些许自矜，但他内心的折服也是显而易见的。粟裕已非吴下阿蒙，自当刮目相看，他从此格外关注起来，郑重交代刘亚楼说，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

　　粟裕还在继续创造经典。

　　到粟裕淮海战役收官时，林彪的钦佩越发溢于言表。

　　蒋介石用以“救火”的统帅级别爱将杜聿明，曾重返东北巧施妙计，接走了国军万余劲旅，转运其他战场，使辽沈战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的遗憾，林彪还叫毛泽东给狠批了一顿。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又企图故技重施，准备在粟裕面前“耍耍”大刀，但麾下三十万蒋校长最后的嫡系精锐，却被粟裕围成了瓮中之鳖，丝毫动弹不得，最后他本人也乖乖成了阶下之囚。

　　林彪向刘亚楼索要淮海战役的资料，刘亚楼却还没来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脸不快地责备起来。

　　刘亚楼很有些不解，笑着问道：“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

　　林彪回答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②

　　林彪的这些分析，可谓知己知彼，无疑是切中肯綮的。

　　如果粟裕当时听到了林彪的这番宏论，大概也有一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慨了。

　　事实上，他对林彪也是钦佩的。

　　毛泽东将台湾战役交给他之后，粟裕考虑到参战部队不仅是三野全军，还有其他野战军四个军的部队，又将影响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局势，因此向毛泽东建议，派刘伯承或者林彪来主持战役，自己则作为华东战区的军事主官全力协助。

　　尽管毛泽东未曾答应，继续要他全权负责，但也能看出在他心里，林彪与刘伯承一道，是全党之内他最为敬重的两位军事大家。

　　辛弃疾有写孙权的一句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说普天之下，孙权的对手只有曹操与刘备。粟裕似乎也可以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林刘”了。

　　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没有落井下石，或者“明批暗保”，更不曾无中生有说粟裕一句不是，甚至还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

　　不久，林彪专门找到粟裕这位尽打神仙仗的人，两人相见甚欢，谈了很久。

　　他先宽慰粟裕，然后说他“缺少党内斗争经验”。

　　粟裕老老实实地说，自己不仅缺少，而且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这一点，比粟裕进入中央要早，洞悉许多内情的林彪也是相当清楚的。

　　粟裕还向林彪解释说，自从1932年离开红一军团后，在赣东北、福建、浙江工作，对中央苏区情况不了解。抗日战争中在苏中、浙江工作，对延安情况不了解。

　　在总参工作中确实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任总参谋长时，主席找我谈话，要我经常去汇报，十天半月一次，也可随时去谈，以后由于彭德怀说我骄傲自满，自己患得患失，便只向彭德怀汇报，不敢向主席汇报了。

　　当总参谋长是毛主席坚持才确定的，主席当时还讲，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是要大家扶持我的工作，主席对我是非常爱护的。

　　患难见知己。林彪能冒着莫大的风险找粟裕，而且说些忌讳的话，的确有上古侠义之风，与当年登门拜访门前寥落的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粟裕也视之为可以交心的人，说了许多平日里从不提及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

　　今非昔比，因为林彪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主持人，粟裕将这些他过去虽然担任总参谋长要职，却不能尽兴尽言的思想和看法，一鼓作气做了完整的表述。

　　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粟裕，寒暄之后，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①。

　　粟裕被批判的“罪名”，有一条是“争夺军队权限”。

　　起因是粟裕任总参谋长后，为应付突然事变，提出抽出六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

　　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不但说没有必要，还认为粟裕别有用心，“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②。

　　1962年6月，粟裕又将自己这个思路重新提出来，请叶剑英转给林彪与中央军委。

　　林彪从战备需要出发，很赞许粟裕的观点，因此很快就建立了这种部队。

　　粟裕到军事科学院以后，担任的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没多少事可做，身心很有些压抑。极少舞文弄墨的他，闲极无聊，也开始“附庸风雅”起来。他在1964年写了一首诗：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

　　疆场纵横任驰骋，歼敌何计百万千。

　　遍体伤疤堪自勉，此生聊可慰诸先。

　　诗风沉闷抑郁，有当年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影子，透着一个统帅多年置于无用武之地的悲凉。

　　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两人又清茶一杯，畅谈了许久。

　　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

　　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1958年以来，粟裕被限制接触部队已有八年，这时又得到了可以代表军委的林彪给予能下部队的明确指令，自然异常振奋。

　　他也知无不言，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向林彪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特别认为部队高级干部英勇善战重要，但更要有战略眼光。

　　林彪听得很入神，不住点头，说他的话很有见地。

　　谈话结束后，粟裕郁闷的心情为之一扫，将自己后两句诗改为：“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表达了随时准备再上疆场的豪迈之情。

　　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不久“文革”爆发，林彪走上了新的高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政治林彪”，却又很快流星一般扫过天际，堕入谷底，横尸异域。

　　这位难得的军事天才，又一次以他“天马行空”的方式，与粟裕这位“谈得来”的同好告别了。